流动人口激增的社会经济影响

近 10 余年来，作为改革开放路线的一个产物，中国流动人口空前激增，已产生多方面的社会经济影响，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这里所说的激增，指的主要是农民，他们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的流动人口中，均已成为主力军，其比重不断上升，而其他人员（工人、干部等）则呈相对下降趋势。

农村人口大量流动完全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事物，而过去对此是严加限制的。事实上早在 1953 年 4 月 17 日中央政务院就发出《关于劝止农民盲

① 据江苏省盐城市的抽样调查，在本乡本镇内流动的占总数 8.2％，出乡镇不出县的占 19.9％，出县不出市的占 9.2％，出市不出省的占 26.0％，出省的仅 36.6％，也以近距离为主。

① 彭珮云等答中外记者问，《中国人口报》，1990 年 12 月 21 日。

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7 年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制止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禁止农民进城。所有这些都强有力地抑制了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自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逐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上述政策开始松动，1984 年中共中央 1 号文件进一步明确：“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从而打破了多年来严格限制农民进城的规定，这些再加上全国城乡经济的空前活跃，尤其是其中商品性因素的显著增大，都促成了流动人口的大发展，使全国展现出一派“千帆竞发”的新气象。

毫无疑义，上述变化顺应了中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客观形势的要求，它打破了多年形成的封闭格局，使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挣脱了土地枷锁，为广大城乡带来了勃勃生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具休说来，这种积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既为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又补充了某些地区或部门劳动力的不足，使全国劳动市场初步形成。②促进了城乡经济发展以及商品流通，社会增加了财富，国家增加了收入。③流动人口作为知识和信息的载体，在城乡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有力地促进了农村落后闭塞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有利于将来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

过去，中国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只有计划性迁移流动这个唯一的渠道，这样做很难灵活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多方面的需要，结果普遍出现了许多人无事干，许多事无人干的局面。而计划性迁移流动又牵涉到多方面的复杂问题，做起来往往事倍功半，常常陷入符合条件的不愿意迁、愿意迁的又不一定符合条件的矛盾之中。现在通过发展人口流动，劳动力供求关系就得到了较好的调控，而做起来反而事半功倍。例如近 10 余年深圳市得到飞速发展，

人口由 1979 年底的 31.4 万人增长到 1990 年底的 201.9 万人，11 年增幅高达 5.4 倍。增长部分中自然增长仅占 2％多一点，而其余将近 98％都是流入人口，从而出现了全市非户籍人口大大超过户籍人口的状况，这在改革开放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流动人口在发展经济中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仅上海的流入人口中就有建筑工人 30 余万人，纺织、环卫等部门工人 24 万人，保姆 1.1 万人，修

鞋、弹棉花等手工业劳动者 6.9 万人，“卖蛋女”也多达几千人。这些工作一般都是上海本地人视为脏、苦、累、“贱”而不愿意干的事，而流动人口正好补上了这个空缺。相反，过去受到束缚的农村广大剩余劳动力通过人口流动不少人也找到了用武之地，这于国家、于地方、于个人，都有好处。如浙江省人多地少，人口向外流动非常普遍，东阳市总人口仅 70 万人，流出人口却达十几万人，其中六成从事建筑业，牙科技师有数千人之多，他们春去冬归，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每一个角落。

当然，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村外出的流动人口，也必然带有某种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已造成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主要是：①冲击了计划经济，如每年入春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潮水般涌入广州、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当地市场根本难以消化。②加重了城市的负担，这在食品、住房、交通、医疗卫生等方面都有所反映，如广东省现在每年缺粮近 400 万吨，外省农民工就占了 1/5。③影响了计划生育。不少地方流动人口的计划外生育率比户籍人口高 5～7 倍，在珠江三角洲外来人口在出生婴儿总数中就占了一

半，而出没城乡各地的“超生游击队”更是国家一大隐忧。为此，1991 年底政府有关部门已专门颁布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④妨碍了社会治安。流动人口成员复杂，来自五湖四海，难免龙蛇混杂，加上流动性大，难以管理，因而各种犯罪案件的发生率显著超过户籍人口，在广州、深圳等地甚至占了发案总数的大部分。据上海 1989 年 4 月 10 日调查，当天外来人

口中无合法证明、无正当职业、无固定住处的“三无”盲流人员就有将近 3 万人，其中不法之徒大有人在。他们往往利用同乡或宗族关系结成犯罪团伙，著名的如以扒窃为主的“新疆帮”和“武汉青山帮”，以盗窃为主的“宝应帮”，以抢劫为主的“温州帮”，以诈骗为主的“贵阳帮”，等等，对社会治安已构成严重威胁。

总之，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激增是近年新出现的社会现象或人口地理现象，它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其中的消极因素也需引起应有的重视，关键乃在于积极引导、合理调控和加强管理，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能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