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中国人口的迁移和流动

（一）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迁移1.概述

人口迁移，指人的居住位置在地理空间中的移动。从古代起，人口迁移和人口的自然变动一直是影响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以及人口分布的两个基本因素，前者因此也可称为人口的机械变动。从本质上说，人口迁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不包含人口的自然变动中所固有的那种自然属性，而完全是人们在一定生产方式制约下的有意识的行为。其基本动因就在于不同地区的人口、生活资料以及生产力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之间在数量上的不平衡，人口迁移正是调节这几者关系的重要杠杆之一。在各个历史时期，受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性质制约，人口迁移也具有相应的不同规律，但上述杠杆作用却是贯串始终的。除经济和人口因素外，其它社会因素以及自然因素对人口迁移也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人口迁移可说是贯串始终，究其产生原因，均不外乎以下 3 方面。

经济和人口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规律取决于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人口迁移的情况也完全如此。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赖采集渔猎为生，终生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到原始社会晚期和奴隶社会，农业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但当时技术水平低下，耕作十分粗放，地力一旦耗竭，即需另辟新地，这种迁移农业方式决定了人们居住地的经常迁移，如中国夏朝延续 400 年，迁都 10 余次；商朝持续 600 年，迁都 16 次。直到奴隶社会末期，定耕农业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人们随之在一个地方永久性地居住下来，人口迁移才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次要现象。

在封建社会中，最基本的经济形态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下的个体小生产农业，这种生产方式使人口分布凝固化，严重束缚了人口迁移的发展。而统治者为确保对被统治者的人身控制，对民间自发的人口迁移也持反对态度，并以行政力量竭力加以束缚，为此建立起从中央直至郡、县、乡，甚至基层保、甲的庞大行政机构，还实行“什伍连坐”一类法律，目的都是为了尽可能牢固地控制户口。

然而客观经济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在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和不可遏止的土地兼并下，农民不断丧失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向外地流亡，以逃避赋税徭役，去追求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对此统治者的严刑峻法是根本无法阻挡的。社会越是腐败，这种流亡式的人口迁移规模就越大。典型的如明代中后期蔓延全国的流民运动中，许多地方“千里一空，良民逃避，田地抛荒，租税无征。”① 仅湖北、四川接壤的荆襄山区就屯聚了各地流民150 万人，足见其规模之大。在整个封建制时期，这类人口迁移可说是个经常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

人口问题与经济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口压力大、人均耕地少的地区，人口的流动性往往较大。如明代南昌“地窄而生齿繁”，许多贫民“多设智

① 《明正统实录》卷 175。

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①在徽州“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乡者常十九。”②到清代后期，全国人口突破 4 亿大关，如此沉重的人口压力迫使满清统治者不得不把长期封禁的东北和内蒙古的山林草原向垦民开放，而引发大移民的洪流，也是人口压力促成人口迁移的一个典型实例。有人称此为“人口压力流动律。”③

社会原因人口迁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各种社会变动都可能对之产生影响，其中最显著的就是战争和动乱。它们每次作用的时间虽不长，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不仅涉及农民，也涉及社会上包括地主士大夫阶层在内的其他各类人等。这种人口迁移每一次都将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震动，使中国人口地理在短期内发生剧变。中国历史上几次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差不多都是由战乱造成的，典型的如“永嘉丧乱”、“靖康之变”、“八年抗战”等，它们的震波几乎延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除大规模战乱外，经常性的边境民族战争或冲突也往往导致拉锯式的人口移动。为了应付保卫边境的需要，历代都采取了“屯垦戍边”的对策，除边防军直接参加屯田外，更多的则是由内地向边境移民屯垦，以提供军粮，加强边防。据不完全统计，从西汉至清末中国较大规模的移民垦荒至少有千次以上，其中军屯 667 次，民屯 337 次，商屯 150 次，带动的人口迁移规模巨大。

政治中心的转移也会带动大规模人口迁移。如秦统一全国，一次就“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西汉继续奉行这一“实关中”的政策，移民数量也不少。

另外，政治流放也是影响人口迁移的特殊社会原因。中国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均奉行株连“九族”的残酷政策，对犯人及其家属进行大规模政治流放是他们常用的统治手段，其数量动辄成千上万，流放地点一般均为“极边苦寒之地”或“烟瘴地区”，如秦代的房陵，明代的云南、青海，清代的黑龙江、新疆等，客观上促进了这些边远地区的开发。

自然原因人类经济生活与自然环境关系至密，自然环境的变化或异常对人口迁移也很有影响。尤其是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直接破坏了灾区的生产力，衣食无着的灾民不得不四出逃亡，这样的事例可说是充满史乘，不胜枚举。如“孝宗乾道二年，两浙江东大饥，淮民流徙江南者数十万。”① “光绪二年，十一月，江北旱灾较重，饥民四出，兼以山东、安徽灾黎纷纷渡江，前赴苏、常就食者千万”。②⋯⋯有时政府也采取“移民就食”的政策。

河道的变迁对沿岸居民生计影响极大，夏、商二代都邑频繁迁徙，有人认为即与河道变迁有关。在干燥区这类情况尤为常见，典型的如楼兰、尼雅、居延等一度非常繁华的古城均因气候变化、河流改道而废弃，居民只得另迁它乡。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以百年和千年为尺度的全球变化所导致的气候变迁，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人口迁移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尤其是中国北方广阔的草

① 张翰：《松窗梦语·商贾纪》。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 9 册。

③ 赵文林等：《中国人口史》，第 632 页，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宋史·孝宗本纪》。

② 《东华续录》。

原地带，正处在干旱半干旱气候的过渡区，生态平衡脆弱，对全球变化格外敏感。一旦气候转为干冷，河湖干涸，草原向沙漠退化，农牧交界线南移，常驱使生息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向南方较为暖湿的汉族聚居区扩展。公元前 16

世纪商族西迁灭夏，前 11 世纪周族东迁灭商，前 8 世纪犬戎东迁灭西周，公元 3～5 世纪匈奴、鲜卑、羯、氐、羌 5 个草原民族大规模南下中原，公元11～13 世纪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草原民族再度大规模南下，以及 17 世纪满族入关，都发生在气候干冷期，甚至灾害群发期，显然不是偶然的。相反，气候暖湿期汉族往往由中原向周边扩展，如秦、汉、唐、明几朝。以全球变化等作为自然背景，无疑能更好地认识民族迁移一类历史现象。

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人口迁出区一直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开发历史久，人口压力大，灾害相对频繁，又地处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在历次大战乱中均首当其冲，迫使居民不断迁移他乡。因此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基本方向就是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离心状运动，即从中原向周边扩散。在各个方向的离心状运动中，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对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地理影响最深远的一支主流是向南。这个主流大体上由 3 个分支组成：西支从陕西指向四川，再至贵州、云南；中支由河南指向湖北、湖南，再推向两广海南；东支由淮北指向江南，以及江西、福建，最后又渡海到达台湾。在北方，早在秦代移民已推进到长城一线；但在以后 2000 年的长时间内，由于民族因素和自然因素的限制，移民未能进一步向北推进，并曾几度明显退缩。直至清代后期，向东北和内蒙古草原的移民才日渐增多，并演变成为中国人口迁移的主流。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各种类型、不同规模的人口迁移贯串始终。除部分高寒、偏远地区外，移民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每一个角落，他们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高度发达的文明传向四面八方，促进了广大地区尤其是边疆的经济开发。各民族的迁移，虽然一时可能促使民族矛盾激化，但从长远来看，却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融合，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