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关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的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

紧紧围绕着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历史任务去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行这一“结合”的历史经验进行哲学总结，对实行这一“结合”的必然性进行哲学的论证，对实现这一“结合”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予以科学的阐明，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题，也是它的首要的理论特征。

毛泽东 1938 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当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理论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从哲学上说明实行这一“结合”的道理，制定实现这一“结合”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从而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上指导全党“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创立“中国革命的逻辑”，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宗旨和根本任务。

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的各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首先，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性、必要性，进行了深刻的哲学论证。这种论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实践论》等著作中，毛泽东从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上，从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上， 说明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由人类认识的过程和科学真理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所要求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著作中，又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即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上，从人类对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的认识的基本秩序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

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道理。这样，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两个基本方面及其内在的统一上，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的哲学理论依据。毛泽东阐述的这些基本道理，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的基本哲学依据，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基本哲学依据，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哲学依据。

其次，对违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分析和批判，扫除了实现这一“结合”的道路上的主要思想障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阻碍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主要的错误思想，是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研究工作就不能不“以扫清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去解决党内“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②。毛泽东不仅分析了主观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阶级基础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理论渊源，而且指出了主观主义的主要哲学特征及其认识论的根源，这就是：从破坏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从割裂共性和个性的联系，从领导与群众相脱离，而走上主观与客观相分裂，导致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彻底地清算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建国以后，毛泽东又提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的任务，突出了反对那种从破坏民主到脱离群众到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的斗争。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仍然是我们今天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再次，毛泽东还在如何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一系列科学认识论的原则以及正确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毛泽东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四个基本的认识论原则，这就是：第一，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原则，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达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客观这二者之间的具体的一致、符合；第二，创造性原则，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敢于解放思想，“标新立异”， 作出合乎中国实际合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创立“中国革命的逻辑”； 第三，自觉能动性原则，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高度发挥革命的能动性，发挥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正确的能动性（正确的思想和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正确的行动）；第四，独立自主原则，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人了解中国情况，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去办，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办，通过自己的艰苦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去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还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以及一整套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

可见，系统阐述和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就是教导人们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哲学理论表现。

总结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对这

一“结合”作逐步深入的哲学论证，又是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的主线。

研究和把握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具体阶段，必须重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的几次系统的自觉的哲学总结。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对“结合”的经验进行过三次大的哲学总结：第一次是 1930 年前后，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主

要的理论标志；第二次是 1937 年前后，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主要理

论标志；第三次则是 1942 年前后，以延安整风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为主要的理论标志。通过这三次大的哲学总结，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道路问题，逐步清算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从而在民主革命的问题上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结合”的经验进行了两次大的哲学总结：第一次是 1962 年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主要理论标志，着重从认识论和民主集中制相统一的角度对我国社会主义初创时期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的哲学总结；第二次则是 1978 年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对建国以来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深刻的哲学总结，逐步清算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逐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通过对“结合”经验的这几次大的哲学总结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一基本特征，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由现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所直接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反复申明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的学说的发展道路，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和各国工人斗争的实践相结合；对他们学说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应以当时的和本国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心的各国革命者自己决定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③。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无产阶级革命从准备阶段进入直接实践阶段，各国革命者面临创造性地解决夺取国家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的任务。帝国主义打破了各国政治、经济的闭关自守状态，又加剧了各国政治，经济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实践的指导，遇到了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社会条件，出现了马克思时代所未曾有过的复杂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特别强调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去“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迅速施展其全部力量”把马克思的学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运用于本国具体环境，“自己来找出路”④。中国无产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它所面临的是既不同于西欧又不同于俄国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它所要解决的是既不同于西欧又不同于俄国的特殊而困难的革命任务。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中国革命就寸步难行。但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和公式，同样也无济于事。从思想理论上和实际行动上解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特殊环境相结合的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更加迫切的和命运攸关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成功与失败的曲折经历中，逐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自觉地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自己哲学理论研究的主题，并紧紧围绕这个主题，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以完整的理论形态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这一“结合” 的基本思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的历史道路，解决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所没有解决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的这一普遍性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