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

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现实化；另一方面又非常注重总结升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并结合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科学的指导思想，就是因为它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应用性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应用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的主要理论特色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理论内容上的伦理性。在理论内容上，毛泽东思想既正确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正确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而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然而，毛泽东思想又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有注重政治伦理的优秀传统，这样， 毛泽东思想在内容上就具有了明显的伦理性。这不仅表现在关于道德方面的思想学说在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表现在他善于把真理的力量内化为人格力量，把历史尺度内化为人的价值尺度，从而实现了真理与伦理、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内在有机统一。事实上，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都既是真理性的命题，又寓高尚的道德伦理于真理内容之中：“实事求是”是忠诚老实的人格化身，毛泽东经常把实事求是的真理性要求同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伦理要求同时并提；“群众路线” 体现了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的崇高精神，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不仅是我党寻求真理的思想路线，也是我党关心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工作路线；独立自主则展现了傲然挺立、凛然风骨、自强不息的道德追求。毛泽东思想中的这种真理与道德相统一的二重风格，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其作用的充分发挥起到了巨大的内推的作用。

——理论功能上的实践性。由于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由于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内在要求，也由于受中国经世致用思想传统的影响，毛泽东思想虽有严密的逻辑构成，但其着眼点不是追求纯理论的逻辑思辨，而是着重于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和操作，虽注重真理的科学价值，但不是从纯理论的真理性本身来肯定理论的意义，而是结合运用的实际效果来评判理论的价值。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是实践化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心目中的真正的理论，应当是直接从实践中产生出来，并能直接服务于实践的、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理论。在这方面， 毛泽东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转化为科学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方法论系统。由于这个系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易于掌握，因而，传播面广，速度快，应用范围大而效果好。这已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一再证明。

——理论主体的群众性。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特色是理论主体的群众性。这一特色是与上一个特色紧密相联系的，由于实践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以，理论的实践性也就决定了理论主体的群众性。毛泽东关于理论主体群众化思想的基本根据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体，因而也必然要充当理论的主体。他曾反复强调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

本里解放出来，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变为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他明确说过：“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4)。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都非常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化、普及化工作。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是对工农兵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步骤。建国后支持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运动，目的也是为了使广大群众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和通俗化要求的主旨，也是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群众化。

——理论形式上的民族性。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可通约的方面，那么，民族化则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带有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它无疑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毛泽东思想的民族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符号系统，二是表达方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首先通过语言层面的转换才能实现。尽管这是表层的，然而却是不可缺少的。作为人工符号，人类语言积淀和浓缩着民族的文化信息，因而在符号系统的变换中， 就同时打上了民族本位文化符号特征的烙印。1964 年，毛泽东在对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曾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口号，它实则反映了毛泽东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基本态度。这一方针标志着古典的和西方的文化，通过本位文化的“此在”状态下的主体性存在而实现某种相互融合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意味着这是基于民族性的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了许多成功的尝试，最富有代表性。他娴熟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范畴和语言来阐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内涵，使马克思主义从西方的形式转化为中国的形式，从西方的语言转化为中国的语言，从而使中国人民能够和乐于接受。像“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知行统一”等民族的语言和思维方式，都以简明的形式分别浓缩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等基本原理和丰富内容。这些语言形式，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又体现着中国民族文化的逆向渗透。再从表达方式上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风格。中国文化的表达方式常带有某种审美的意味，其叙述方式和论证方式，无不偏重于比喻和象征，即通过隐喻来达到描写和证明的双重目的。这是中华文化的显明特点，对此毛泽东作了批判地继承。他运用大量的比喻和形象描述，通过类比和象征，使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达到一种对中国人看来是如此可理解性和清楚明白性的程度，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亲近感和亲切感。

——理论语言上的通俗性。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历来是革命导师所重视的问题。列宁为了强调通俗化的重要性。曾经指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它在本质上是易于为广大工农兵阶层所接受的，然而，不可否认，异域文化的特点以及语言翻译上的障碍，特别是广大群众较低的文化素质，决定了中国人很难通过读经典作家的原著，去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因此，毛泽东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问题。毛泽东指出，实现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根本原则是必须做到“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即既具有通俗性，又具有科学性，应当是通俗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为我们系统地解决了实现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问题，而且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亲自做出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光辉榜样。如他用“两个对子”来说明哲学基本

问题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明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的功夫：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说明实践对认识的重要性；用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来说明实践出真知

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道理；用“弹钢琴”来说明党委书记应采取全方位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用“纲举目张”比喻抓主要矛盾以带动次要矛盾解决的道理；用“解剖麻雀”比喻由分析个别上升到一般的逻辑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