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握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方法论，探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战争，作为社会各种矛盾剧烈冲突的最高斗争形式，尽管具有很大的“盖然性”，但与其它社会矛盾一样，有它自身的运动和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战争规律，必须经历一个由个性到共性、由共性到个性的飞跃过程。毛泽东认为，不同的战争有不同的指导规律，主张从各种战争的特点出发，在认识普遍矛盾的基础上去研究特殊矛盾，在掌握一般革命战争规律的基础上去探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创立了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学说和以弱胜强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正确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矛盾。战争同任何事物一样，其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和质的规定性。中国革命战争同世界其他革命战争相比较，由于所处时间、地域、性质不同，具有自身的特点。不具体地分析这些特点，认清矛盾的特殊性，就找不到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正确途径和办法。在中国革命战争初期，由于党内某些领导人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 推行“城市中心论”，使接连不断的起义遭到挫折或失败，血的教训证明， 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当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探索苦斗的危难时刻，毛泽东立足国情，从分析特殊矛盾入手，揭示了中国革命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基本矛盾、革命主体力量、政治经济情况都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革命必须依托农村逐步展开，走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基于这种科学分析，毛泽东率先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动群众，点燃革命火种， 并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武装奔赴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随着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他深刻阐明了红色政权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消除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各种疑虑，使我党我军在认识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在困难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斗争实践证明，毛泽东指明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道路和发展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深入研究敌我双方矛盾的各个方面。把握战争规律，实施正确指导，不仅要研究战争中的特殊矛盾，而且要研究战争在发展过程中矛盾各个方面的有机联系、相互作用及其发展变化。在中国革命战争进程中，时常受到“左”

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为廓清迷雾，指明方向， 毛泽东在战争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十分重视从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入手，深刻分析矛盾各个方面所处的地位和相互联系，揭示战争的发展规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剖析了中国革命“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①这四个主要特点，并从这些特点的联系中得出了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敌人，战争是持久的， 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的正确论断。抗日战争时期，他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等基本特点及其在战争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用力地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得出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结论，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情况虽依然存在，但革命力量已得到较大发展。他通过对敌我双方多种因素的综合分析，指出敌人的优势只是暂时的，“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②毛泽东运用矛盾分析方法，预测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总趋势， 不但使党和军队对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对胜利充满信心，而且为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提供了理论依据。

具体考察中国革命战争形式的特殊性。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之中，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才能达到以弱胜强，是我们面临的严峻而突出的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那种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的冒险主义，以及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畏敌如虎的消极防御思想，都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指出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新生的革命力量在战略上必须采取后发制人的积极防御战略。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不仅从思想上、理论上同“左”的和有的两种错误倾向彻底划清了界限，而且使我党我军在战略指导上发生了根本转折。他还把进攻和防御放在战争的统一体中去考察，认为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战略上虽然是防御的，但应通过有利条件下战役战斗的积极进攻，实现战略防御的目的；在战略防御中实现力量转换， 逐步走向战略进攻。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各个时期的战争指导中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央苏区反“围剿”期间，他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和各个击破的战法，一次又一次打破了敌人的“围剿”。长征途中，指挥红军通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抢渡金沙江等一系列机动灵活的作战，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革命力量的战略转移。抗日战争中，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基本实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灵活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中，他把战略的内线持久战与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战相结合，大量歼灭了敌人，并适时抓住战局变化，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不仅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和内容的独创性，而且成为对中国革命战争全局和全过程起根本指导作用的战略思想。二、抓住主要矛盾，着力解决战争中的关键问题

善于抓主要矛盾，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认为，整个战争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复杂矛盾体系，在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都必有一种矛盾、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其它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他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和军事家的非凡气魄，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观点，妥善处理了战争

中全局与局部、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一般过程与重要环节的关系，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

统揽全局，抓影响战争全过程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战争、战役、战斗各自作为一个发展过程，都是一个由众多矛盾构成的体系，都有相对的全局。只有全局在胸，对各个矛盾在全局中所处的地位了如指掌，才谈得上抓主要矛盾，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总是力戒主观片面性，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住主要矛盾和对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去制定战略策略、计划方案。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他深刻地分析了中日双方诸方面的情况和特点，指出充分动员组织民众，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并适时作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决策。同时，他还把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者“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陷入灭顶之灾。解放战争中，面临的是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的决战，还在蒋介石对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之时，他就预见到敌已成强弩之末，其主力陷入我解放区腹地，后方日益空虚，决定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打到外线去，“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在更广阔的战场上歼敌有生力量，从而进一步改变了战略形势，为尔后的战略决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他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适时采取“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方针，由运动战为主转到以阵地战为主，从而稳定了整个战局，迫使美国侵略者坐下来同我谈判。毛泽东抓主要矛盾，解决好关系全局的关键问题的思想，贯穿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为夺取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抓住重点，从事关战争全局的关节点上突破。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往往有一些制约全局的关节点，不抓住这些关节，就可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毛泽东把抓主要矛盾的观点灵活地运用于战争实践，善于在解决关节点上做文章，投下一着着好棋。他要求指挥员既要全局在胸，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又要突出重点，抓住关节，带动全局的发展，做到“一着成功，全盘皆活”。例如，在辽沈战役中，他通观全局，抓住攻打锦州这个关节点，切断东北之敌撤向关内的唯一陆上通道，造成“关门打狗”之势，使龟缩在长春、沈阳的几十万敌人成了“瓮中之鳖”，打破了蒋介石“撤退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梦想。淮海战役，他把攻占宿县看作整个战役的关节，切断了徐州敌人的退路，为全歼敌五个兵团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战役态势。平津战役，为防止敌人退守绥远或从海上逃跑，他指挥我军首先拿下新保安、张家口，尔后又攻克天津，使北平之敌完全陷入绝境，从而把战役上的胜利发展成为战略上的胜利。

学会“弹钢琴”，照顾好战争的方方面面。一切事物包括战争在内，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毛泽东在解决战争复杂矛盾的过程中，非常善于“弹钢琴”，分清主次，把握好方方面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武装夺取政权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其它斗争形式同时存在。他坚持把军事斗争同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军事斗争为主，其它斗争形式相配合，使敌人在各个方面都陷入困境。这种全局一盘棋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战略上，还表现在对战役、战斗的指导上。例如，太原战役，经过我军外围作战，本可迅速攻占太原，但他从解决平津之敌这一大局出发，考虑到过早攻克太原，会使平津之敌向西或向南撤退，危害全局，

要求太原前线部队停止攻击，开展政治攻势。这样，既保证了平津战役的顺利进行，又为全歼太原守敌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在渡江战役中，我军把主攻方向放在南京两侧，实施钳形攻击，彻底歼灭宁沪杭之敌，同时，又以主力一部直插浙赣线，以应付武汉白崇禧集团的东援和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使我军在战役全局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依据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调整和阶段转换。唯物辩证法认为，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由于战争现象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少确定性， 更难捉摸，作为战争指导者，更需要从矛盾的分析中预见和把握这种变化， 使自己的注意力自觉地由一个中心环节转到另一个中心环节，将战争由一个阶段推向另一个阶段。在中国革命战争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 时而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而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毛泽东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预见到主次矛盾的转化，领导我党我军适时地进行战略调整， 顺利地实现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的转变。在每一次阶段转换上，他又总是抓住机遇，适时调整战略部署，以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1947 年，解放战争经过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战场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变化，毛泽东毅然决定以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以陈谢、陈粟两支大军挺进豫西和豫皖苏边区，同时，还以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竭尽全力钳制陕北、山东敌军主力，形成了中央突破、两翼钳制、内外线密切协同配合的战略部署。从而把主要战场推进到敌占区，实现了我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