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正确处理中间阶级的问题，制定和完善了一整套关于中间阶级的政策和策略。

关于中间阶级政策和策略的本质、核心和基本内容。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政策和策略的本质，即中间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据此，毛泽东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都

作为可争取的中间阶级，抗日战争时期，则增加了本质上属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乃至于国民党内的绝大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蒋介石嫡系黄埔生等都划入了中间势力的范畴。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政策和策略的核心是区别对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毛泽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区别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富农和地主；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战国策派；开明绅士和地主阶级；地方实力派和中央军；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和少数的反共磨擦专家等，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团结了中间势力，使人民的力量不断壮大。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内容是又联合又斗争。中间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既有和人民利益一致的一面，又有剥削工人、农民的另一面，他们在政治上有明显的摇摆性。因此，党不仅要团结他们一道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又要和他们的妥协性展开必要的斗争。毛泽东在总结了大革命后期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又联合又斗争的关于中间阶级的总政策。

关于中间阶级的政策和策略。

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概括地说，政治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一道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吸收他们参加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但必须保持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方向，不允许在中国走欧美式资本主义的老路，建立所谓基马尔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经济上，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根据地，只要资本主义经济不超出革命政府的法律范围，不但不加阻止，还要加以提倡和鼓励。在同封建经济作斗争时，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加以区别，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在税收政策方面，按收入的多少规定纳税的限额，不允许将税收完全放在资本家身上。在劳动政策方面，在改良工人生活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不过多地加薪减时，提倡工人必须遵守劳资契约和劳动纪律，必须保证资本家有利可图，但必须实行节制资本，不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操纵国计民生。

关于对富农的政策。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对富农的政策是土地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坚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和左倾路线的不断斗争中逐渐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关于富农的政策。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富农政策，以瓦窑堡会议为界，之前主要采取中立，限制政策，之后是保护富农经济。

1929 年 7 月，毛泽东亲自指导召开的闽西一大重申：富农与豪绅地主阶级不同，可以中立。并规定对富农“不没收其土地，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22)。1930 年 6 月，他主持召开的南阳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案》，正式规定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作为限制富农的原则，其后在《兴国调查》，《分田后的富农问题》等文中，毛泽东再次提出，红色区域在经济上不要过早地消灭富农经济，而主要限制富农半封建性的剥削，允许他们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这样才能有利于团结中农和发展生产，进一步完善了限制富农的政策。

华北事变后，毛泽东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提出把限制富农政

策改为保护富农经济，即对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保护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不断完善了关于对富农的政策，1942 年 1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 “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23)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工作中，起草和发表了一系列党内文件和文章，使他关于富农的政策系统化。其主要点有：第一，纠正了对富农定量分析上的偏差，提出把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分界，由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的 15％提高到 25％。第二，他提出处理富农问题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凡富农降为中、贫农满三年以上者”，“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分。”第三，他认为必须把老解放区的新富农与旧富农加以区别，以利发展农业生产。“对于老解放区的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不得其本人同意，不能平分其土地。”保证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

关于对中间党派的政策。中间党派的社会阶级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但由于其自身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他们在革命斗争中不能提出彻底的革命纲领，缺乏革命的彻底性，因此极需无产阶级政党的引导和扶持。

抗日战争以来，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注意对中间党派的研究。在他亲自撰写的文章和起草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制定了对中间党派的政策，主要有政治上积极引导，组织上支持帮助，方法上区别对待。

政治上积极引导。党对中间党派政治上积极引导。帮助和推动他们不断顺应历史潮流，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抗战初期，帮助他们认清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危害，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针对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党和民主党派共同斗争，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和与闻国是权利，成立各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和民主党派共同奋斗，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坚持和平民主；当中间党派中的少数人鼓吹中间路线时，党则引导他们展开深入讨论，批判旧民主主义的思想观点。1947 年 11 月，在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时，党及时指出：民盟应该“坚决地站到真正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24)不久，民盟在中共华南局的具体帮助下，召开了三中全会，确定了新的路线，周恩来高度评价民盟三中全会“用一句话说，就是‘一面倒’，倒在新民主主义方面。”

(25)以三中全会为标志，民盟彻底摆脱了旧民主主义的影响，完全走上了新民

主主义道路。民盟三中全会前后，各民主党派也都实现了这一转变，并以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为标志，“与新民主主义汇流”(26)。中国各民主党派，为了救国救民都曾走过曲折的道路，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引导下，他们终于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走上了革命救国的正确道路，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

组织上支持帮助。中国革命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它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阶级、阶层共同参加革命，这是各中间党派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各中间党派的历史是“在全国人民拥护和我们党支持之下发展的历史”

(27)。民盟在总结其历史经验时也指出：“我们现在的几个民主党派，不但是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而且很多党派在组织上也是得到共产党的帮助才搞起来的。”(28)

党十分重视对中间党派的工作，并派遣得力干部专门从事这项工作。1939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从救国会朋友直到各地公正士绅名流学者及地方实力派等）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并决定“派遣忠实有力埋头苦干的共产党员干部到这些团体的内部去工作，诚心诚意地去帮助其中的真正进步分子，形成有力的核心骨干。”(29)

中国共产党对各中间党派组织上的支持和帮助，包括组织协助、舆论支持和经济援助。组织协助，即派组织能力较强的同志参加他们的组织工作，这是中间党派本身具有的阶级联盟性质所允许的。舆论支持即在各党派成立时，通过我们党主办的报纸，为他们大力宣传、帮助他们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和破坏而昭示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为中间党派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有利的氛围。经济援助即在各党派成立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在物力上予以帮助。

方法上区别对待。中国各中间党派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也不尽一致，《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指出：这些中间派，可以大别为三类：一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救国会及第三党，与我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黄炎培、张澜等，对大资产阶级不满，但在紧急关头，便成和事老；一是失意政客，如张君励、左舜生等，希望从国共纠纷中谋自己升官发财的利益。”(30)有鉴于此，共产党对中间党派的左翼进步力量“诚恳忠实地帮助”他们发展，“以他们的事业为共同事业，以他们的成败为共同成败”(31)，“亲密地同他们合作”；对中间党派的中派，争取同他们合作，同时照顾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对中间党派的右翼，“赞助其某些进步办法，批评其错误主张，并影响和争取其进步分子”或“批评其上层，影响下层。”(32)由于我们党的政策得当，中间党派绝大部分在中国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中，毅然站在人民一边，走上了历史的必由之路，而极少数右翼则成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关于对地方实力派的政策。毛泽东一向重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力主和反蒋的蔡廷锴及陈济棠等订立停战抗日反蒋协定，华北事变以后，毛泽东成功地领导实现了和张学良、杨虎城的团结抗日。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方实力派历史的和现实的政治表现，毛泽东、党中央制定了对其基本政策是争取、团结。毛泽东指出：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的”。我们的政策是“争取他们”(33)。

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他们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最惧怕蒋介石对其吞并或假手消灭。对此，我们党采取帮助和巩固地方实力派地位的政策。党中央指出：“国民党方面对同情我们的人，时常采取孤立与消灭其力量的政策”，“因此，我们对策应保护同情者，”(34) “帮助同情者巩固同情者地位”(35)，以击败顽固派。

我党对地方实力派的另一重要政策是不挖墙脚，多交朋友，地方实力派在和我党的交往中往往心存疑虑，害怕共产党挖他的墙脚，赤化他的部队。

为争取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党中央指出：必须“坚决执行党在友军中停止发展组织，停止组织生活的决定，同时扩大党与友军交朋友的工作。”(36)1940年 8 月 19 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中央关于不在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明确提出：“由在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改为扩大交朋友的工作，”(37)消除他们的疑虑，“以真实的工作来实现中央争取二百万友军”(38)与我合作抗日。对个别地方实力派和地方实力派中的少数反共顽固分子，实行坚决打击的政策。

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发展，我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我国的个体劳动者同工人、农民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但是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工人、农民不同，他们与个体所有制相联系，既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政治上有一定程度的摇摆性。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问题上，有时为了个人利益损害国家集体和消费者的利益。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营经济，是带有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关系。现阶段我国的私营经济是民族资本，具有两重性：社会主义有益补充的一面和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一面。这种两重性决定了私营企业主的两面性：有拥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面，也有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一面。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问题，既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理论问题。随着一国两制、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香港、澳门主权回归，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国的阶级关系也将会出现新的情况。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