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做出许多科学论断，如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同盟军的思想，工农联盟的思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能用暴力剥夺小农的思想，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援助引导农民“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11)的思想。毛泽东继承了这些光辉思想，并结合中国革命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

关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思想。马克思在总结 1848 年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说：无产阶级如果把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同盟军，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会变成孤鸿哀鸣的。”(12)恩格斯从法国农民支持波拿巴的投票中认识到，违反农民意志，任何变革都是不可能的。他提出，为夺取政权，德法诸国的社会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跑到农村，成为农村中的力量。”(13)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无产阶级只有争取农民这个同盟者的支持，才能孤立无产阶级的敌人，夺取政权。他们并没有把农民做为革命的基本动力，而是把农民视为介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等阶级”，是无产阶级应该争取的同盟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中等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这种中等阶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14)法国农民投票支持路易·波拿巴上台后，马克思说：“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5)

列宁根据俄国国情，对农民的革命性做了比较充分的估计。他说：“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资格同无产阶级奋斗的时候，俄国革命才会真正开始发展起来。”(16)列宁还提出，东方国家的无产阶

级要注重农民革命斗争。但是，列宁在俄国 1905 年革命中，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实行革命转化时，“要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十月革命后，列宁认为“农民和任何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处于中间地位”，即一方面是要求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另一方面又“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17)。可见，列宁是把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同等看待的。

毛泽东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入关于农民问题的个别结论，而是从中国社会性质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充分肯定了中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特殊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首先，在阶级划分上，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农民中只有“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范围，占农村人口 70％以上的贫农、半自耕农则是农村半无产阶级，雇农是农村无产阶级。这就在阶级划分上确立了农民的主力军地位，避免了宠统地把农民视为小资产阶级的模糊观念。其次，在社会性质的分析上，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敌人，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这就决定农民不仅是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军，而且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新民主主义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18)这样，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9)

这里，毛泽东完全是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农民的实际出发，突破了马克思主义根据西欧情况对农民做出的结论，第一次充分肯定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农村找到了自己强大的依靠力量，农村根据地在敌人的包围中得以巩固和扩大，工农武装割据成为现实。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20)

关于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联合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多次阐述过工农联盟的思想，特别是列宁把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的思想，特别强调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并把工农经济方面的联合看做巩固工农政治联盟的基础。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出：“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21)他认为，“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是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前提(22)。因此，毛泽东始终注意给农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通过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巩固工农政治上的联盟。在民主革命中，他把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做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把土地制度的改革做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抗日战争中，为减轻农民负担，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前夕，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其基本精神是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土地制度改革中，毛泽东没有照搬苏俄土地国有的土地政策，而是从中国农民的切身需要出发，不仅给予农民以土地使用权，而且给予贫苦农民以土地所有权，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而调动了农民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为人民解

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全党工作重点即将由农村转入城市，毛泽东及时提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业和农业，紧密联系起来。”城乡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实质是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城乡兼顾的思想，是毛泽东战争年代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1956 年，毛泽东在总结苏联教训时说，“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好地处理国家同农民的关系”(24)，并提出对工农业品交换采取缩小剪刀差，实行等价交换或近平等价交换的政策，而反对苏联那种把农民挖得很苦的做法。1958 年后，他率先纠正“一平二调”“左”的错误，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巩固工农经济方面的联合。

当然，在社会主义改造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未能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但他巩固工农经济方面的联合，通过解决农民物质利益问题，调动农民革命和建设积极性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关于团结农民大多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不仅建立了关于农民问题的系统理论，而且确立了科学的政策和策略思想。毛泽东把农民做为革命主力军，是就农民整体而言。实质上，革命主力军主要指占农民总数 70％以上的贫农。他称赞贫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力量”(25)，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革命大业的元勋”

(26)。同时，他又十分注意团结农民中的其他阶层。团结农民大多数，化消极

因素为积极因素，是毛泽东基本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对于中农，毛泽东一向采取非常审慎的政策。早在 1933 年，他就指出“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27)。同年，他首次提出“富裕中农”的概念，而把中农中的其他阶层做为土改中的依靠对象。无论在土改中，还是社会主义改造中，他都一再重申不得侵犯中农利益，“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28)，并要求“各地在平分土地时，仍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28)。为了调动中农的积极性，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他强调，在老区应“吸收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农村的领导工作”(30)。土改后，毛泽东根据农村阶级关系变动情况，把中农分为上中农、下中农，对下中农又分为新中农中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的下中农，把新老中农中的下中农做为依靠对象，从而解决了合作化时期依靠和团结农民大多数的问题。

对于富农，毛泽东则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俄国的政策和策略。在俄国，富农经济比较强大。十月革命后，富农站在反革命势力一边，疯狂反对十月革命。所以列宁称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31)，把反对富农的斗争称为“最后的决战”(32)。毛泽东则根据中国富农经济比较弱小的情况，同时为了孤立封建地主阶级，稳定中农，使贫农免于孤立，对富农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1930 年 5 月，他作了寻邬调查，专门了解富农与地主的问题， 1930 年 6 月，并在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上通过了《富农问题》的决议。在查田运动中，他对共产国际“消灭富农”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富农进行“无情坚决斗争”的指示进行了抵制，提出了“削弱富农” 的政策。在土改中，他把富农区分为旧富农、新富农；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封建富农、半封建富农、资本主义富农。对富农的财产又区分为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和多余的土地，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1950 年，为了发

展生产、减少土改的阻力，防止四面出击，他又把原来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中立富农的政策。直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才制定了最后逐步消灭富农的政策，从而孤立了地主阶级，稳定地团结了中农，壮大了贫农的力量。

毛泽东为党在农村制定的阶级政策和策略原则，其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农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孤立敌人，夺取胜利。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后，他仍然大抓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造成了晚年的失误。

关于既要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又要对农民进行教育引导的思想。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历史主动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在中国，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就不能不尊重占群众大多数的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毛泽东一向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国民党右派攻击农民运动力“痞子运动”时，毛泽东旗帜鲜明地称赞贫苦农民是“革命先锋”。毛泽东满怀激情地称赞农民运动：“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33)请看，他对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何等尊重！

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在尊重农民革命首创精神的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做为小生产者，并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信念。由于小生产的限制，农民自身有很多弱点，只有加以正确的思想引导，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对农民加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他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34)他指出，由于农民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领导者”(35)，因此，“应该长期地耐心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36)为了抵制农民小生产者的消极的思想影响，他一贯强调在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把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党建成无产阶级政党，把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军队建成无产阶级军队。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严肃批评，实际上就是对农民小生产者落后思想的批评。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37)解放区的土改开始后，他严厉批评了反映农民小生产者思想的绝对平均主义，指出绝对平均主义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38)。同时，他对“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等反映农民小生产者狭隘思想的非无产阶级口号都及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建国前夕，当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即将提到日程的时候，他又严肃地把教育农民的问题提到全党面前。他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39)。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特别是毛泽东在晚年，对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倾向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并采取了一些不正确的做法。但他关于既要尊重农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又要教育引导农民的思想还是正确的。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是系统的、丰富的。除上面论及的以外，还有许多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如，不断提高农业社会生产力是党在农村工作中心的思想；相信农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通过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逐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更加巩固的联盟的思想；农村的社会改革与技术改革同时并进的思想；根据农民的觉悟程度确定党的农村政策，当农民未觉悟时，要积极引导，不要逼着他们去干的思想。这些宝贵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仍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