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三本书与世界观转变的关系

毛泽东 1936 年和斯诺谈话时曾说，他在 1919 年冬至 1920 年春第二次去北京时，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之后，“到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②80 年代初，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有人考证，发现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 1920 年 8 月，柯卡普著、李季译

的《社会主义史》出版于 1920 年 10 月，考茨基著、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

出版于 1921 年 1 月③。这样，毛泽东本人的回忆便出现了前提（读三本书）与结论（世界观转变）之间的矛盾。在解决这个矛盾时，有人相信他的前提，即确实是读了三本书之后才有世界观的转变，而不相信他的结论，即既然当时三本书还未出版，也就不可能读到，因此他不可能有 1920 年夏天的世界观转变。按照这种逻辑推论下去，主张“冬天说”者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当时这三本书还没有出齐。如果要等这三本书出齐，至少要到 1921 年春末夏初，毛泽东才能全部得到这些书，阅读之后，还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按照这个逻辑，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的时间要推迟一年，即 1921 年夏天。显然这又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我认为，比较合理的办法是，不要把读这三本书与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的时间过于直接地、机械地联系在一起。必须承认，这三本书对青年毛泽东的确产生过很大影响，因为他不但在 1936 年与斯诺谈话时讲过这件事，而且在 1941 年 9 月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讲话时，又一次谈到了它：“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④与 1936 年谈话相比，这次谈话就比较客观一些，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一些，它没有和毛泽东自己世界观转变的时间直接挂钩。我所以不主张将毛泽东读三本书与他世界观转变的具体时间直接联系起来，还有三条理由：

其一，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并不是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是站在费边主义的立场所写的书，书中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并没有超出当时中国报刊已有水平，相反，却对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本上予以否定，如说历史唯物论“常含有一种宿命论在里面”，说马克思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在历史上是不真实的”。作者还特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认为让无产阶级去做解放全人类“这样伟大的历史上的职务，能够做得好吗？能够有所成就吗？”⑤显然，毛泽东要从这样一本书中得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不可能的。但由于该书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

本系统介绍从圣西门开始至 1913 年以前西欧各国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发展情况的书，从而为毛泽东了解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发展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一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便多次提到它。

其二，毛泽东读的《共产党宣言》完整译本，虽然是在 1920 年 8 月陈望道的译本出版之后，但是他接触和了解《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的时间，则可能比第二次去北京的时间还早。我这样说的根据，就是 1919 年 7 月他在

《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办法”表明，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有相当的了解，是不可能概括得如此准确的。而从当时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情况来看，是为这种概括提供了一定条件的。远的暂且不说，仅以五四前后为例，如 1919

年 4 月 6 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 16 号曾发表《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最后一部分译文，即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起，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⑥止，当时发表的这段译文虽然比较生硬，但却是《共产党宣言》中极重要的一段，因为它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同年 5 月 5 日至 8 日，北京《晨报》发表了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写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译文，该文前一部分翻译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前言的第一段话和全书结束的一段话，还翻译介绍了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后一部分翻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那段著名的话，并详加注释。李达 1919

年 6 月 18 日和 19 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先后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短文，文章鲜明地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对立起来，并指出，近时很有人“把无政府主义置在社会主义头上，实在可笑得很⋯⋯这也别怪他，我们中国人近今才有听见‘社会主义’ 四个字，但是头脑里社会主义的思想还太薄弱。就有晓得的，也不大清楚。所以才有把这张三的帽子硬送给李四戴的怪事。”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于 1919 年 7 月 14 日，第 2 号出版于 7 月 21 日，时间都在上述这些文章发表之后，从《（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一）的内容来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的区别是很清楚的，没有李达所说的“把无政府主义置在社会主义头上”的混乱。而他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概括马克思派的办法则表明，他清楚地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还必须要有国家，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从我们现在接触的有限资料来看，毛泽东用朱熹的这句话来概括马克思派的主要思想，虽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比较早的人。陈独秀也曾用这句话，但已是 1919 年 12 月 1 日了，陈在该日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奉劝那些“失势的帝王贵族”，把自己不能够阔吃阔用的财产送给劳动界同人，自己也归到无产阶级的旗帜底下，来和那班新帝王贵族即资产阶级，一决雌雄。“像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虽然有点滑稽，我想那班帝王贵族——财产工商阶级——断乎不便说：‘只许官家放火，不准百姓点灯。’”⑦陈独秀的这段话，表明他是拥护马克思主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的。可是为什么毛泽东当时不赞成这个办法呢？就是因为他还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否定一切强权，首先是国家的强权。所以尽管他当时读过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却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暴力革命思想，而继续赞成无政府主义反对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

其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他 1892 年写的《爱尔福特纲领解

说》的中译本，恽代英和新青年杂志社大概是为了通俗和当时斗争的需要，将该书第五章的标题改为全书的标题，爱尔福特纲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 1891

年 10 月在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由于这个纲领草案公布之前，在恩格斯坚持下，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个纲领的草案（由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起草）公布之后，恩格斯又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因此正式公布后的纲领从总的来说，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但纲领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如没有提马克思反复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原理，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等。考茨基是这个纲领理论部分的起草人，所以在纲领通过后于 1892 年写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对纲领的理论部分进行解说。但是考茨基这本书也有严重的缺点，如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并极力鼓吹议会道路，否定暴力革命。如说社会革命“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形式、并不一定非采用暴力手段和流血手段不可，在世界史上，屡有这样的先例：统治阶级由于眼光特别远大，或者由于懦弱无能而在必然的趋势面前自愿地退出舞台了。”⑧又说：“当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参加议会斗争（主要是竟选和议会本身中的斗争）的时候，议会制度便开始改变它的最初特性，议会不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了。”⑨ 这些都反映了考茨基的机会主义思想。如前所述，考茨基这本书的中译本是出版于 1921 年 1 月，公认的是在毛泽东世界观根本转变之后，加之该书有如上所述的严重缺陷，所以，它对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影响。但是考茨基是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本书也同样证明，他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通俗化的解释。该书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着重论证了经济发展本身像自然规律的必然性一样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该书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它对当时西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了透澈的分析，第二，它对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也作了初步分析，指出产业工人与乞丐、奴仆不同，他们是“近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根基”，现代大工业的机器生产，给他们“教了协力的道理”⑩。第三，该书驳斥了社会上种种关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诸如共妻、消灭家庭、消灭个人财产、消灭个人自由，等等。总之，这本书虽然不论就其在中国出版的时间还是其内容来看，都没有也不可能在毛泽东世界观转变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它却有效地帮助毛泽东将当时已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化，引导他初步了解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形势，学会了如何进行阶级分析的一些初步方法，所以毛泽东后来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和《阶级斗争》之后，“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中，真正有可能直接影响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只有《共产党宣言》一书。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期间，虽然不可能读到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但他读了 1919 年 11 月 1 日出版的《国民》杂志第 2 卷第

1 号上发表的李泽彰翻译的《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全文，则是完全可能的。据黎锦熙回忆，他在北京看到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是1920 年 1 月 4 日。此《共产党宣言》可能即《国民》杂志上发表的该书第一章(11)。应该指出，毛泽东这时读《共产党宣言》与他在五四运动时接触《晨报》及《新青年》杂志上有关《宣言》的摘译或介绍文字时的环境和思想基础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到北京时，他主要还停留在理论上的探讨，文字上的

鼓吹，而第二次到北京是为了进行驱张运动。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不仅有一个同武装到牙齿的军阀张敬尧的斗争问题，还有一个驱张之后湖南如何建设的问题。面对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任何无政府主义的空谈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他只好到马克思主义那里去找方法。这时他的思想状况，如他在 1920

年 3 月 14 日致周世刽信中所说：“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如果将他在《湘江评论》时期对无政府主义持明确肯定态度相比，这一说法则表明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已经动摇了。这也是1920 年 3 月 12 日他寄给黎锦熙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12)产生的思想背景。在“商榷”中，他不仅承认“省长”、“县知事”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承认“军队”和“警察”存在的必要性。这些都属于无政府主义“绝对不承认”的“法定之权力”的范畴。无政府主义是十分推崇托尔斯泰抗赋税、抗兵役的，毛泽东等人既然承认军队、警察的存在，就势必承认兵役。商榷还明确规定了“举办遗产税、所得税及营业税”。可见，“商榷”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从反对强权，否定国家到赞成强权、肯定国家的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