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合”思想是时代和国情的需要

毛泽东所以能在 20 世纪 30 年代逐步形成他那一套“结合”的思想，是与当时的世情和国情密不可分的。只有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把握当时特定的时代特征，把握中国在这时代中的历史走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结合” 思想的重要地位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几千年来，它屹立于亚洲的东方， 总的来说独自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到近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方资本主义的野蛮侵略打断了中国自身发展的历史轨迹，冲击着它独成系列的文化传统。中国第一次遇到了一种与其完全不同的、强大的、威胁着它生存的文化，并发生了剧烈的冲撞。这种冲撞又同中国社会内部守旧和革新的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近代中国“古今中西”文化大冲突。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或者固守已有传统、拒绝西方文化；或者抛弃传统文化全盘西化， 即资本主义化；或者大胆地面对这种新文化，在冲撞之中接纳它、吸收它， 完成对自身的改造，如凤凰在烈火中得到新生。第一条路历史已经证明走不通，10O 多年前西方的利炮坚船就已经打破了对这条路的幻想。第二条路虽也美妙，然而传统已经根深蒂固，绝不是一下子抛弃得掉的。何况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目的并不是让中国跟着走西方的路繁荣富强起来，他们的利益决定着要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和解放已成为中国富强起来的先决条件。第三条路也决非帝国主义列强所愿意，但却是通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因为文化的冲撞本身就意味着文化的影响、交流和接纳，这是帝国主义列强无法阻挡的。既吸收西方文化之精华、又抵制西方国家的侵略和压迫，革故鼎新，以政治之变革首先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后进一步吸收和借鉴西方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的文明成果，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中国，这才是一条比较现实的路。而吸纳西方文化精华、又不丢弃民族的优秀传统、以完成自身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就有个中西文化结合的问题。所以，中西文化的冲撞交流是中国后来产生“结合”问题的第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马克思主义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传进来的，也是在剧烈的冲撞中逐步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的，当然它也有一个同中国实际同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不仅立足于当时欧洲社会化大生产相当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大生产的矛盾充分暴露、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且也与整个西方思想

文化发展的脉络、其发展至近代所包含的矛盾及这些矛盾所预示的解决方向相关。这个理论虽然极有利于中国人民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极有利已经诞生并在一次大战中有所发展的中国无产阶级起来向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但是中国和西方不仅地理位置相距甚远，而且社会环境也遇然不同，因此，它之被中国人民所接受还需要中介和过渡环节。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通向中国的中介，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渡环节。

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第一，它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按列宁主义理论，在这个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可以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去了。马克思的时代与中国革命时代之间的时空差距已被列宁主义联结了起来。第二，十月革命胜利之日正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又遭失败之时。人们面对一次次失败在徘徊彷徨，不知中国出路在何方。在此关键时刻，一个比邻大国革命的胜利，对处于失败和困境中的中国人民无疑有着极大的震撼力和巨大的导向作用。中国人通过十月革命才认识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三，中国革命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乃至最初走上“结合”的道路，也与列宁组织的第三国际的帮助有关。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的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出现等等都可以看到共产国际在其中起的重要作用。1922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派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了解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列宁还抱病接见了中国的一部分代表。这些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时期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 而“应当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②，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样才在 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上形成了大体符合中国国情的二步走的革命纲领，改变了“一大”文件中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决定，接受了“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和民主主义的革命势力合同动作”③的策略，在“结合”道路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以上所述表明：中国革命走上“结合”的道路是时代使然，是世界大势使然，有着它历史的必然性。

“结合”思想所以在中国产生还有着中国特殊国情的根据。中国是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俄罗斯，甚至也不同于其他一些殖民地的国家。它有着极其特殊的国情。毛泽东对此曾多次作出深刻的分析。其中最根本的有二条。其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遭破坏，但封建剥削的根基依然保持着，并同买办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着显然的优势；民族资本主义虽有所发展但很软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而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造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因而，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有极重要的地位，中国革命实际上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其二，中国是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诸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又加剧了这种不平衡。中国国情的这些特点及其与别国国情反差之大，决定着中国不仅迫切要革命、能够革命，而且有其特殊的革命性质， 要走独特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没有什么现成的理论和经验可供直接借

用，唯有走“结合”道路，即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自己的革命斗争中去探索去创造出一条合乎中国国情的路。

“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是这一特殊国情的客观要求。而毛泽东正是因时代的召唤、国情的需求，在自己的、也是不断总结全党的斗争经验教训中逐步形成他的“结合”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