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路线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历史反复证明，要真正地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把真理观和价值观有机地统一起来。长期以来，人们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仅限于从认识的角度去理解、

解释和宣传，把它仅仅看作是认识问题和方法问题。这就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和思路，妨碍了对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论断的深刻理解，不能从应有的高度去看待这条路线的根本意义。

在毛泽东看来，思想路线问题绝不仅仅是认识和方法问题，而首先是个立场和态度问题，即对待人民群众、对国家民族和党的根本态度问题。他把主观主义看作是共产党的大敌，工人阶级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认为“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⑧，其道理也就在这里。或者说，思想路线问题首先是个历史观问题。即使是认识论问题，也不是同历史观问题相脱离的。

毛泽东在强调“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同时，又总是教育全党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总是强调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为一切真理是有益于人民的，一切错误都是有害于人民的；什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只有根据客观真理来确定⑨。这就是说，从客观实际出发和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两个出发点是有机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依存的。其实，毛泽东强调的这两个出发点的关系，用今天的哲学语言来讲，不正是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关系吗？正确地处理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神实质。

根据唯物史观，价值关系是实践关系的重要方面。买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人与现存世界的价值关系的实际确定者。人作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总是处在一定的价值关系之中，不受任何价值关系制约的认识主体是不存在的；人的认识也不可能没有任何价值追求；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价值追求的认识活动。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价值追求才有利于达到客观真理，有利于客观地、不带任何成见地把握客观规律。总结我们的历史教训，一切因主观认识失误而导致的挫折，例如上面谈到的经验主义、唯意志论造成的恶果，往往都是囿于不合理的价值观念；急功近利，“恐资症”和“恋资”症，盲目地担心否定自己，“怀旧”癖，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等等不正当的价值取向都会扭曲人们对客观实际情况及其规律的认识，甚至对规律性的探索毫无兴趣。当然，有些情况下的失误并非主观愿望不良不善，主观愿望是好的，也是真诚的盼望国家昌盛，然而单是因为用良好的愿望代替对客观事物的科学分析，就足以使认识走向歧途。而且，某些不可取的价值追求，又会架通从经验主义到实用主义的桥梁。因此，为了彻底地，不打折扣地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必须把价值追求和真理追求真正地统一起来，把价值取向真正建立在对客观真理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

真正地解放思想，需要有彻底唯物主义的无所畏惧的精神，敢想、敢说、

敢做、敢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揭露矛盾，敢于抵制来自任何方面的不良倾向，需要有面向实际、眼睛向下的满腔热情，甘当小学生的谦恭态度；需要有研究问题不可缺少的刻苦精神和耐心，为追求真理而无所顾忌的公正无私，等等。这一切品质只能来源于对人民、对民族、对祖国的高度责任心。忠于人民和忠于客观实际是一件事的两面，不可分割。只有把心摆得非常正，毫无私心杂念，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往往是和不合理乃至不正当的价值观念相联系的。比如急功近利，即使是急人民之功利，但由于不能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就很难在远见卓识上下功夫了。更何况，不顾及人民群众的长远的、根本之大利，很难说是为人民高度负责了。至于那种从个人或小集团狭隘私利出发的急功近利之价值观念，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更加格格不入了。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哪里还会有用于仔细地研究客观实际的聪明智慧呢？于是便有把主观愿望、感情当作客观实际，把幻想当成现实，贪便宜、图省事、图侥幸的思想懒汉作风与之相适应。

思想路线问题，说到底，是个坚持唯物史观还唯心史观的问题。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是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的价值观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则是同对广大群众的疾苦麻木不仁、甚至置群众利益于不顾的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价值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小生产长期占优势的社会里尤其是如此。这种价值体系最喜欢、最容易接受违背群众自愿原则、靠行政力量搞命令主义、形式主义那一套工作方法。这也是过去那种僵化的所谓“计划体制” 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套不彻底革掉，任何改革措施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由有利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例如，以机构改革、发展第三产业的名义搞“翻牌公司”；以行政手段强制地从农民那里集资，搞名目繁多的摊派、收费；在社会化服务的旗号下搞高收费、低服务，甚至只收费、不服务；一些行业脱离实际地推行农民出钱、部门获利的所谓“达标活动”，等等，严重损害广大农民的正当利益和合法权宜。结果是不正之风披上了改革的时装。这种名为“改革”实则倒退的不良风气如果漫延下去，势必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前途，害国殃民。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从价值观念上讲，这里有个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的问题。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实现这一基础作用的主体。但在一些人的头脑里却存在着轻农思想，“对两亿城市居民不能动用的方法，可以对 9 亿农民用；对

2 亿城市居民不敢做的事，对 9 亿农民敢做。”而在当今中国，搞现代化建

设而无视 9 亿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前途，“从客观实际出发”岂不大半成了空话？

不言而喻，在理论研究中继续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样要坚持价值追求和真理追求的一致性。价值观念不端正，就会有意无意地在使科学理论去屈从于不是从科学本身，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其结果不是歪曲客观真理，掩饰现实矛盾，就是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当作“思想解放”，在新的装束下复活陈腐观念。用这种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指导改革实践，不带来巨大的困难，那才是一件怪事。

例如，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道路问题，就是一个有重要理论价值

和紧迫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有的论者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发展态势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农业的现代化。有的论者则认为中国只能重复西欧以剥夺农民为基础的异化道路。这种观点上的分歧虽然主要是认识上的差异，但恐怕也不能说与人们的价值观上的分野毫无关系。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 9 亿农民的大国，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农民的破产力代价来实现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否行得通？对于这种十分严肃的问题，如果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那就应该从实际出发，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通过扎实的探讨和充分地论证，作出认真负责的回答。否则，在缺乏研究的情况下，轻率地下结论，能说是价值观很端正吗？

种种不利于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念，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旧观念以“思想解放”的名义冒充新观念的现象，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能否对此有个清醒的认识，以便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及时发现和解决思想解放中的问题，为改革开放扫清思想障碍。

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归根到底是现实矛盾的反映。也正是这些现实矛盾，造成了改革的必要性。因此，要坚持改革，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并把端正思想路线和价值观念作为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抓好。

马克思说过：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但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

我们知道，解放思想，像人类历史必然要经历的任何意义的解放一样，绝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前进的征程中还会有曲折和新的考验。然而，使我们感到无比庆幸从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实事求是这个具有永恒价值的法宝，已在他后继者手中发扬光大。让我们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自强不息，奋力拼搏，开拓前进！

毛泽东的英名及其业绩与人类共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