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早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并深受其影响

“大本大源”是毛泽东早期思想中常常提到的命题，即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他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又说“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①。青年毛泽东所悉心探讨的“大本大源”类似宋明理学中“理” 的概念，理学家的“天理”观，对毛泽东的早期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对“天道”、“人道”等问题的认识上。

在“天道”问题上，1917 年 8 月毛泽东《致黎锦熙信》中说：“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②。这是一种“心即理”的本体论，基本上与陆、王心学“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主观唯心主义“天理”观是一致的。对于“天道”与“人道”，即天与人的

关系，毛泽东受传统儒学的影响，接受了“理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在《进堂录》中写道：“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大我也”，“我之界当扩而充之， 是使宇宙一大我也”。其意思就是要求物质之我，服从作为世界本源的精神之大我，达到“我即宇宙”境界。又写道：“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大，斯得天矣”③。“天人合一”是“理学”思辩领域中的重要命题，在理学家二程哲学中，“天理” 即指自然的普通法则，又指人类的当然法则，“天人合一”即“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讲堂录》是毛泽东修身课的学习记录，虽然没有经过认真思考，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他对传统理学的赞许和认可。

文化传统的影响，还表现在毛泽东对儒家人生理想模式的追求方面。 “内圣外王”是中国儒家精神所昭示的人生理想模式，也是中国哲学传

统的中心命题。所谓“内圣”指人内在的修养和操守，即对“天命之性”的体察和省悟；所谓“外王”，即是把主体修养所得施之于外，将学问引向事功之途，从而达到“学问”与“事功”的统一。“五四”前后，毛泽东探讨“大本大源”宇宙真理的认识过程，也是追求“内圣外王”这一人生理想模式的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领悟到宇宙的“大本大源”便标志着“内圣” 的完成，而做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即“学问”与“事功”的结合， 便是“内圣外王”人生理想的实现。所以毛泽东认为商朝大臣伊尹是“德功俱全”之人，“可法”；孔子所以被奉为至圣先师，主要是“通达天理”， 深得天地之“大本”，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人，而拿破仑仅是“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至力”的人，所以“豪杰也，而非圣贤。”④青年毛泽东悉心研究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对曾国藩的评价更说明了这一点。曾国藩被人推崇为“立德、立言、立功”之人，亦为深得“大

本大源”之道。1917 年 8 月，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说：“愚于近人， 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 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⑤。相反，康有为变法失败，毛泽东归因于他不谙本源之道， 他说：“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⑥。显然，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判是暂时撇开了他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而重在“内圣外王” 模式入手，寻找其成败得失的关键，从而得出学无本源，就像“秋潦无源， 浮萍无根”，事功难立的结论。

中国儒学传统把“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人生理想模式，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八目便是“内圣外王”的展开和具体化，由此形成一套严密的伦理思想体系，成为历代知识分子追求学问和事功的极致，如上所述，青年毛泽东也深受影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探讨“大本大源”宇宙真理之时，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传统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面临挑战的时代，从而使毛泽东与传统的伦理观念对立，毛泽东开始用新的哲学、伦理学对“内圣外王” 的主体内涵进行改造和扬弃，使这一人生理想模式的内涵与封建伦理道德的主体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