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的巨大财富

17 年前，毛泽东离开了这个世界，他遗留下许多的东西，有不朽功绩，也有令人遗憾的失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毛泽东留下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财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总结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体系。就毛泽东本人看，以下诸点似更有久远的价值。

（一）他留下了把主体能动精神和客观求实态度结合起来的科学精神。毛泽东深得马克思哲学的真谛：对事物、现实、感性，既要从客体方面

去考察，尊重它对于实践者的客观既成性和实在性；又要从主体方面去考察，把它看作主体实践地加以把握的对象。从前的唯物主义不了解后者，因而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不了解前者，因而成为精神决定论；二者殊途同归，都“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standliche）活动。”(19)毛泽东则紧紧地把握住“实践的唯物主义”(20)精神，这是真正科学的哲学精神。

毛泽东十分重视人的“自觉能动性”。他不是把能动性只当作意识的功能，而是当作人的功能，人的本质。他不是离开客观的实践条件去规定能动性，而是把掌握和切合客观的实践条件当作自觉能动性的固有规定。不是非实践地谈论抽象可能性和同样抽象的现实性，而是把二者统摄在实践的结构之中，并确切地指出，发扬自觉的能动性是把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决定性条件。由此，他提出：辩证法“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辩证法在中国的任务是“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21)。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近代以来落伍的民族，这种自信、自力、自强的能动精神是最可宝贵的。

正如“自觉能动性”内渗着客观现实性一样，毛泽东所说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同样地内渗着自觉能动性。许多人把这些原则当作是无主语即无主体的，当作是直观唯物主义所了解的单纯客观性。其实不是这样。它们是有主语即有主体的，这就是从事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只是在表述上省略而已。我们是为了正确发挥主体创造性才去讨论求实问题的；如果不为实践，不为改造，不为创造，不为开拓，要实事求是干什么呢？

把既高扬主体能动性又客观考察实践条件二者结合起来，从而自觉地创造中国的历史，这是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所不遗余力地反复论证、宣传并付诸实践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抽象对立和共有弱点的克服及由此作出的最基本总结。

（二）他留下了把理论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统一起来的辩证理性。

毛泽东的辩证法不是“三大规律”的并列套用，也不是“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两分法所能容纳的，它的精髓在于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和结合。个性是具体实践性，共性是普遍理论性，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和结合就是实践辩证法和理论辩证法的统一和结合。一方面，毛泽东把他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接受的理论辩证法用之于决策，外化为实践，展开为自觉实践的辩证法；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从实践所展现的辩证过程中概括出理论辩证法的新原理和新结论。这里，理论形态的辩证法和实践形态的辩证法不但是相互转化的，首先是相互渗透的，其基础和总体则是实践辩证法。

毛泽东辩证法中最生动的一部分展现在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方面。他的“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他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他的同反共顽固派斗争“以拉对拉、以打对打”的两手和斗争时“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及它们在实践中的展开，都是极富创造性的实践辩证法。不但如此，毛泽东又从实践辩证法中发现新的辩证法要素，概括出新的辩证法原理。既然在全部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必须始终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为前提，既然向反共顽固派作斗争必须适可而止，实行休战，那就是说，矛盾的同一性就不仅具有相对性，而且具有某种绝对性；矛盾的斗争性也就不仅具有绝对性，而且具有某种相对性。于是

毛泽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辩证法新结论：“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

(22)

毛泽东辩证法在战争实践中又有其生动的展开。他的从战争“盖然性” 中把握战争趋势的认识论；他的“内线中的外线、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的能动决策；他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发展选择；他的把歼灭战和击溃战结合起来的中介战法，都是最生动的实践辩证法。在较早的军事著作中，毛泽东强调“歼灭战”，反对“击溃战”。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实际的情形常常超出在“歼灭战”、“击溃战”中的“非此即彼”的极性选择；显示出“歼灭战”、“击溃战”中“亦此亦彼”的选择的必要性。毛泽东由是作出结论：可以而且应当在一定条件下采取“半歼灭半击溃”(23)的作战方针，这无疑给辩证法的“中介”范畴一个确证，同时提供了一个实践辩证法决定理论辩证法的证明范例。

对毛泽东的辩证理性，我另有专文(24)详加论列，在这里，我只是指出：毛泽东把前人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辩证法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竭尽其运用之妙；毛泽东又从新的实践中“生产”出新的辩证思想，展示其创作之才。

（三）他留下了把描述和规范、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联系起来的严密逻辑。

正如马克思“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25)一样，毛泽东也留下了《论持久战》的逻辑，《新民主主义论》的逻辑，《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逻辑。凡是读过钻研过毛泽东的这些著作的人，无不感受到它们的“钳子”般的掌握读者的强大逻辑力量。

毛泽东的逻辑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描述和规范的密切结合。他在自己的规律论中，区分了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26)。前者是客观地存在的，主体的任务是加以描述；后者是实践的规律，虽然也有客观必然性，但其功能是直接规范主体的活动。他的大多数著作是解决战略和策略的规范性问题的，但是，他对于规范的论证总是以正确地描述实践的客观条件并揭示其客观规律为前提，因而，他的文章就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所提出的战略和策略也就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毛泽东的逻辑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归纳和演绎的密切结合。他经常说，他的方法是从大量的为人们所感知的现象出发，从中揭示事物的本质，展示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现实，并透视现实的变化而预见未来的发展。读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尤为信然。但是，毛泽东的逻辑力量不仅在于归纳，而且在于演绎，在于二者的结合。这里，最可贵的是毛泽东的思想彻底性或坚持性。对于经过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适性原理，毛泽东竭诚坚持，认为在其所适范围之内决无例外的可能。毛泽东把这些真理看作“普照的光”，用以推论特殊事物的本质，同时研究现象，加以验证，从而形成不同凡响的逻辑力量。

毛泽东的逻辑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分析和综合的密切结合。毛泽东是矛盾方法论的大师，而所谓矛盾方法就是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对于单一矛盾而言，分析是研究矛盾各方，综合是把握矛盾总体；对于矛盾群体而言，分析是研究各个矛盾，综合是把握矛盾现实。矛盾方法是描述的——再现既成的

矛盾结构；矛盾方法又是规范的——促成矛盾的转化，达到变革的目的。矛盾方法是演绎的——从矛盾共性推知矛盾个性；矛盾方法又是归纳的——从矛盾个性找出矛盾共性。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逻辑就是辩证矛盾的逻辑。

（四）他留下了把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贯通起来的伦理方针。

伦理问题一贯是中国思想家关注的中心问题。儒家尤为如此。孔子提出“仁”的学说。郭沫若曾经认为：仁“是牺牲自己为大众服务的精神”，“这应该是所谓至善”(27)。但孔子自己说：“克己复礼为仁”(28)，约束自己，纳入当时的典章制度规范才是“仁”。可见“仁”的真实含义仍是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维护既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这样的伦理思想是中国历史转变到私有制阶段的必然产物。毛泽东作为由私有制社会向公有制社会转折时代并面向已见曙光了的久远未来的思想家，才真正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之上，才提得出“为人民服务”的著名口号。

但毛泽东并不否认个性，并不否认个人利益，并不否认当前的直接利益。相反，他主张把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统一起来。他在一方面，主张这些矛盾方面相互间的统一性。他在党的工作上无数次地强调，要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29)，要深刻注意群众生活问题，“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把革命推到全国去”(30)。只有革命成功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真正得到满足。他在另一方面也承认上述矛盾方面相互间的排斥性。对于克服这种排斥性，他提出了道德层次性要求。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他们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决定他们应当遵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伦理原则。而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则只能推广“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31)。

（五）他留下了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融合起来的文化气质。

毛泽东对于文学创作提出过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其实，这不但是他所主张的创作原则，也是他的全部思想特具的文化气质。

毛泽东的浪漫主义气质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蕴含。其一，是黑格尔式的“巨大的历史感”(32)。他站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一整个时代的山巅之上。回首以往，通观着人类自生成到实现资本主义的数百万年；前瞻未来，共产主义已不是幻觉，不是空想，而是由资本主义矛盾发展所包藏并作为一种运动正在展开的前景。他又站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点上。民族痛苦呻吟的时代就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完结，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未来已经成为直接的奋斗目标。这就使毛泽东在理性上充满着雄浑的历史精神而在感性上洋溢着气吞山河的豪迈诗情。其二，是宏伟的宇宙观。他立于现代科学的基地。现代科学是对于人的主体性的确证，或者说是对于世界属性的确证。人的视界和实践领域已超越地球，达于太空。环宇尽收眼底，不能不使人产生豁达的气概。于是，有了毛泽东的“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的诗句，产生了他的渺视困难的伟大进取精神。其三，是巨时空的战略视野。毛泽东的浪漫气质同他的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是联系在一起。在战略家视野里，历史是暂短的，全局是微缩的，他小视诸多细节，渺看各样困扰。这种整体感诗化之后就衍生为浪漫主义。

但在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浪漫主义气质和现实主义气质

在他身上有一个相当好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内涵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战略和战术的统一。

毛泽东是伟人，但不是完人。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划时代的光辉篇章，但他在某些历史关节上，也发生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发生向全面性的一面的偏斜。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上，毛泽东有时似乎浪漫主义更浓重一此。这使他在晚年产生过于理想化的社会设计，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使他在 60 年代中期不惜战术代价而谋求战略利益，弄了一次大险，结果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战略失误。

毛泽东不是完人，但仍是一位伟人。毕竟是胜利地领导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33)；在这场革命中，作为实践经验、人民智慧、时代精神的集中者，他成为一位卓绝的思想家。在这两方面，毛泽东都是永垂青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