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注重规律性的探索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需要摆正理论工作的位置，使我们的思想从对理论及其功能的不正确理解中解放出来，真正做思想解放的促进派。

众所周知，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专门为澄清“理论”、“理论家”和“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上的思想混乱， 做了大量启蒙工作。我们联系当前的实际来重温这些原则指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科学地理解理论同实践的关系以及理论的功能，加强理论工作， 对于深化改革的极端重要性。改革开放的实践促进了理论的繁荣。十多年来， 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探索，坚持为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 各学科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成果，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并填补了不少空白，从而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有些研究领域正酝酿着新的突破。理论探索对改革发挥了不可否认的促进作用。这些成绩充分显示了严肃负责的理论探索对于改革实践的重大意义，是解放思想的巨大成果。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自满。前进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相当突出的矛盾，

表明尚有许多没有能从理论上解决的课题需要继续探索。当然，这是些难度较大的课题。而正是在这种难题上，最能显示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最能暴露忽视、无视理论作用的狭隘经验主义、唯意志论的严重危害性。为求得问题的实际解决，不但不能没有理论分析，理论分析不“到位”，也还是不行。所谓理论分析“到位”，就是要像毛泽东强调的那样，“把丰富的实际提到应有的理论程度”，对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而是否达到这样的阶段，是以是否达到规律性的认识为基准的。真正的“消化”历史教训，也应坚持从规律性的高度来总结历史经验。唯此，才能从深层次上解决问题。

例如，在经济建设中，由经济过热到治理整顿，这样的反复，在建国以来的不同阶段出现了多次，每次过后也都作过反省，决心不再重复错误了。但是，一旦形势好了，往往旧病复发。在我们多次体验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宏观失控的苦头以后，我们没有理由不进一步思索：为什么在做了不断的反省后，仍然未能避免“旧病复发”呢？这固然有体制上的原因，但从主观方面来说，其重要原因之一，恐怕正在于对历史教训的反省还未能达到理论反思的高度，没有达到规律性的理论认识从而懂得“病理”，没有搞清和根除“旧病”的“病因”、“病根”。

改革的深化，对理论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勿须讳言，在这个方面，还存在着某些不适应的状况，值得注意。

其中一个令人十分担忧的倾向，就是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庸俗化，将其贬低为忽视乃至无视理论作用的所谓“务实”，而“务虚”，即对规律性的探讨和“事事找理论根据”被斥之为“思想不解放的表现”。按照这个庸俗化的观念，如果说理论还有一点什么用处的话，那也只是行动的注脚，论证任何一种一时得势的主观意志或行动的工具。这样做的结果，不是使理论成为行动的指南，而是造成理论工作中接踵而来的、前后互相否定的“短期行为”，使理论成为不可置信的东西。忽视理论作用的行动不可避免地遭致“短期行为”；行动上的短期行为又会导致理论上的短期行为，理论上的短期行为又反过来助长行动上的短期行为。到头来，势必加剧改革的难度。

对理论及其功能的庸俗化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把理论降低到日常经验的肤浅意识的水平，甚至为一些腐朽观念推波助澜。例如，把讲求经济效益混同于“一切向钱看”，说什么“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并给诸如此类的错误观念涂上理论的油彩，使之更具迷惑作用，为抵制对拜金主义的批判， 寻找种种借口。

再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从理论上探索一般规律性问题，比如在生产要素组合、社会分工组织形式、专业化和社会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专业化社会化同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同精神生产关系等方面的规律性。把这些不同层次的规律性研究透了，就能减少体制转换过程中的盲目性，增加自觉性，避免大的震荡和损失。由于这些方面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就出现了诸多糊涂观念和思想混乱，以为用“大哄大翁”、追求所谓“轰动效应”的方法就可以哄出一个市场经济。于是，在不了解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乃至上层建筑各部门的特殊性的情况下，出现了不加分析，不顾不同领域的特殊规律的“一刀切” 的主张和做法，结果在诸多方面给改革增添了人为的矛盾和困难。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不正确的观念和作法，都是在“思想解放”、

“换脑筋”的名义下出现的。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其客观后果都只能是为改革帮倒忙，发展下去甚至有把实践拖到绝境的危险。因此，要使理论工作真正发挥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排扰解难的作用，同样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从上述庸俗化观念和短期行为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