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才论思潮泛滥之际，果断地进行拨乱反正，明确表明了马克思主义 者对“天才”问题的根本立场

林彪原本是一个天才论者，他认为杰出人物的才能是天赋的，先验的。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他大搞个人崇拜，为此他捡起的主要思想武器就是天才论。

“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学术界一向有不同的认识，争论在所难免。千百年来，在哲学、文艺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中，关于有没有或承认不承认“天才”的争论时起时伏，连绵不断。林彪的问题，主要不在于他认为有“天才”，他本人赞成天才论，而在于他把天才论强加于马克思主义， 强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硬要全党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加以接受，使其在党内占居主导地位。

林彪在 1966 年 5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一段话，集中暴露了他的这一用心。他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开始用“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这三个副词；尔后又正式出现在《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中。从此，报刊上的社论、文章一提到毛泽东，几乎都要用这三个副词。

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以后又多次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更为严重的是，他把“称天才”作为篡党夺权的理论纲领，强加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即 1970 年庐山会议），企图推翻党中央原定的会议日程。这就不单是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了。

毛泽东说过：他对重大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 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信仰，他的党性，都使他不同任何唯心主义思潮妥协，不允许任何错误观点玷污和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尽管在日益严重的“左”的思想指导下他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尽管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他对个人崇拜曾在认识上产生过偏差，警惕性有所减弱

①，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被林彪这种甜言密语和曲意逢迎所陶醉，相反地，

他越来越感到“讨嫌”，特别是在“天才”问题上，他依然保持了非常清醒的头脑。

毛泽东同林彪掀起的天才论思潮的第一次交锋，是在党的九大之前，他

在审阅“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时，圈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 三个副词。“天才地”是什么意思？这是无法作科学解释的。照林彪的说法， 就是毛泽东“天赋很高”、“天资很高”，是“天才”。可是，把毛泽东继承、捍卫、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天赋”、“天资”、“天才”联在一起， 这本身就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中，反复强调的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且往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适用于一切人，当然也适用于毛泽东本人。毛泽东断然圈去三个副词，完全是出于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坚定信念，出于对林彪鼓吹天才论、搞个人崇拜的厌恶，而不是像林彪集团所歪曲的那样，是出于所谓的“伟大和谦虚”。

圈去三个副词，这是毛泽东对林彪掀起的个人崇拜热潮进行“降温”的第一步，也是对他的天才论正式表明态度，公开进行抵制和批判的开端。这深深触动了林彪那敏感的神经。通过对毛泽东“称天才”，使自己也登上“天才”的宝座，通过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树自己的“绝对权威”，进一步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本是他的如意算盘。毛泽东的做法，惊扰了他的美梦，危及了他的根本利益。林彪终于在 1970 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疯狂的反扑。他在开幕式上发表突然袭击式的讲话，中心就是坚持“称天才”。他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为了在理论上用马列主义的“老祖宗”压毛泽东，欺骗与会的中央委员，林彪集团要陈伯达连夜编选《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火速印发。他们没有料到，正是这个材料，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对天才论思潮进行一次总清算。

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写下了名义上批评陈伯达，实际是批评林彪的《我的一点意见》。这篇“专批天才论”的简短檄文，以高屋建瓴之势，义正词严地揭穿了林彪、陈伯达断章取义地摘取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词句为天才论张目的诡计，明确指出：在才能问题上，我们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决不能陷入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决不能同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当时正处在“语录”盛行的时期，“语录”几乎成为判断是非的最高标准。为什么毛泽东断然斥责他们编的称天才《语录》是“谣言和诡辩”？对此，当时许多人不理解，总感到有些夸大其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又恰如其分的判断。

首先，这个《语录》的用心，是要把马、恩、列、毛这些革命领袖人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歪曲成为天才论者，是要证明“称天才”并非自林彪始， 而是从“老祖宗”那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根本不是事实。事实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都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哲学家，他们无例外地都是唯心主义天才论的批判者。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对施蒂纳的“唯一者”论进行了批评，指出施蒂纳所说的“天生的诗人、音乐家、哲学家”等等，都是“废话”。其后，在《哲学的贫困》、《资本论》、

《反杜林论》等著作及一些书信中，又对天才论反复进行过揭露和批评；在批评的同时，也阐述了他们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才能观，特别是阐述了才能的知识性和后天性。

列宁曾多次论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才能，但从未强调过“天赋”、“天资”等等，而是强调后天的学习和实践对才能的极端重要性。如他在悼念斯维尔德洛夫的文章中指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卓越组织才能和一切优良品质，“都是他在各个时期最艰苦的革命工作环境中锻炼出来的”②。在谈到倍倍尔时特别指出：“倍倍尔不是天生的，而是锻炼出来的。倍倍尔不是一出世就是现成的倍倍尔，好像密纳发从丘必特的脑袋里钻出来一样，而是党和工人阶级培养出来的。”③

同列宁一样，毛泽东对于人的认识、人的才能，是个坚定的实践论者。这集中表现在他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所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反映了毛泽东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实践论在理论上的彻底性，也表明了他同一切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天才论是势不两立、阵线分明的。

林彪、陈伯达搞的《语录》，完全不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生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和一生坚持的对唯心主义认识论、天才论的批评，硬把他们渲染为“称天才”的始作俑者，硬把他们归到天才论者的行列，这是不是“谣言”？

其次，《语录》所采用的手法，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即利用马列著作中有“天才”字样的只言片语，歪曲、阉割它的科学内容和精神实质。

《语录》共摘编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七句有“天才”字样的话， 其中恩格斯一句，列宁五句，毛泽东一句。可能因为时间仓促，没有找到马克思的话。其实，若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的话也可以找到，恩格斯有“天才”字样的话还可以找到更多。但是，若根据这些就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天才”，赞成天才论，那就像仅仅根据唯物主义者有时也用“灵魂”一词，就断定他们也相信“灵魂不死”，也是唯灵论者一样的可笑。

“天才（Genius）这个概念同“灵魂”一样，是从神学的胎胞里出生的， 本身并不科学，但因为流行已久，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用语，要剔除它很不容易。何况，在辗转流传中也出现了“旧瓶装新酒”的情况，一些唯物主义者虽然也沿用这个词，但其含义已不再是指“天生的才能”，而是指“卓越的才能”或“非凡的才能”。“天才”含义的这种演变，有时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如歌德在早期曾认为“天才”是天生的，是一种非人力所控制的神力；但后来他的观点有所改变，虽仍用“天才”这个词，其含义己侧重于“卓越的才能”的意思。所以决不能因为歌德后来仍用“天才”这个同，就不加分析地认定他始终是个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者。

只要认真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天才”这个词并不是在它的原始含义（即天生的才能）上使用，而是已注入了新的内容， 给予它新的含义。

一是作为赞誉词来用。如马克思说贝尔纳多特“不能正确衡量像波拿巴那样的天才和像他自己这样的只有一般才能的人之间的距离”④。恩格斯说卡尔·倍克“是一个有极大才能的人，甚至是一个天才”⑤。这里的“天才” 显然是指比一般才能更高的杰出才能，同样，恩格斯称赞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称赞康德关于地球和整个太阳

系是逐渐生成的这个观点为“天才的发现”，这里的“天才”也不过是“非凡的”、“卓越的”或“出类拔萃”的意思。

二是作为讽刺、调侃语来用。如马克思说科苏特“除了具有口若悬河的天才以外”，“还有一种非凡的保持沉默的天才”⑥；说耶利米·边沁是“资产阶级蠢人中的一个天才”⑦；他有时还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即学者、律师等称作所谓的“天才人物”。

林彪、陈伯达搞的《语录》，既不顾“天才”含义的历史演变，更不看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天才”一词，只是把一些有“天才的著作”、“马克思的天才”、“富有天才”、“天才条件”等字眼的句子摘出来，就牵强附会地冠上“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这样的标题，这是不是“诡辩”？

由此可知，“谣言和诡辩”乃是《我的一点意见》这篇短文的“点睛” 之笔，确实抓住了《语录》的要害，揭穿了林彪、陈伯达利用马、列著作的个别词句阉割其精神实质的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