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的根本在于端正思想路线

历史上每一次深刻的革命变革都不能不伴随着头脑中的革命，都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冲破陈旧、僵化观念的束缚和禁锢，改变思想上的僵化半僵化状态，以便开动脑筋，独立思考，为实行社会变革扫清思想障碍。

但是，在解放思想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不同思想路线的分野。

解放思想无非是解决思想领域中的矛盾；而思想领域的矛盾不过是现实矛盾的反映。因此，唯物主义所理解的思想解放，是从科学地分析思想、观念上的矛盾与现实的矛盾入手，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出发，以亿万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为标准，正确鉴别禁锢、束缚人们思想的旧观念，坚持反映论的观点揭示旧观念的实质及其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寻求克服这些旧观念的现实途径，并代之以适应变革要求的新观念。只有坚持这条

唯物主义的路线，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应有的深刻性和彻底性，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然而，在唯心主义或主观主义的理解中，所谓思想解放，不过是从思想到思想、从观念到观念的纯粹思想领域中的“造反”、单纯观念上的奋起。由于它是以脱离客观实际、脱离社会实践为其根本特征，这种所谓的“思想解放”，往往就表现为单凭主观愿望、热情和胆量，不顾客观条件的唯意志论，追求不要任何限制的思想上的“绝对自由”，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这种所谓的“思想解放”，往往表面上看似很激烈、很激进，但在观念

变革上却很容易流于治标不治本的形式主义，即仅限于从具体表现形式上清算旧观念，而没有兴趣从实质内容上解决问题。其结果看起来是对旧观念的最极端的否定，其实是“换汤不换药”，要么是在对旧观念的虚假“摆脱” 的外观下维护旧观念，在新形式下复活旧观念；要么是在简单化、公式化的否定之下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以一种思想禁锢取代另一种思想禁锢，为真正的变革设置新的思想障碍。

我们知道，青年黑格尔分子在纯意识形态上的“造反”，就是这种形式主义的“思想解放”的一个标本。马克思曾辛辣地指出：这种“在观念上的超出世界而奋起的情形”不过是他们“面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在思想上的表现”，“不过是对现存关系的粉饰，对陷于贫困中的可怜的无能的灵魂的一点安慰。”③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最先将思想解放运动奠立在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基础上的先驱。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内容，以端正思想路线为根本宗旨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也正是在这次整风中，他深刻地批判了五四运动以来思想解放中的形式主义倾向。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提倡科学和民主，揭穿和反对统治阶级强迫人民信奉的老八股、老教条。这是五四运动的一个极大的功绩。如果没有这个工作，“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独立自由的希望。”但是，五四运动本身也有缺点。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对于现状、历史和外国事物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方法，要么是绝对肯定，要么是绝对否定。这种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使一些人走上资产阶级的道路，以洋八股、洋教条取代旧八股、旧教条。在我们党内也有一部分人，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导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如果我们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不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④。这样，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对老八股、老教条和洋八股、洋教条在人们中的影响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

延安整风的经验乃至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端正思想路线，乃是解放思想的根本之所在。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解放思想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针对性，所要破除的旧观念在内容和形式上会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在不同时期对于解放思想应有不同的要求。但是，不管在哪一个时期，也不论要破除的观念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观念只要是僵化的，成为思想的禁锢，那么，从思想路线上说，它们一定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所以，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为使思想解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避免流于形式主义，从

内容和形式上彻底清算僵化的观念模式，都必须把端正思想路线作为根本环节来解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⑤可以说，这是对解放思想的彻底唯物主义的科学概括。

可是，对于这样一个经过实践反复证明的科学结论，至今还有人不甚理解，甚至不以为然。有人认为，强调实事求是，会成为思想解放的障碍。从这种观点看来，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让思想过程不受任何约束，以至把正确的指导路线也看作是实现思想自由的障碍。这是对解放思想的极大误解。

在人的思维过程中，受任何约束的所谓“绝对自由”只能在幻想中存在，实际上从来不曾有过，正如不可能有不受任何约束的行动一样。你不受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约束，就会或迟或早滑入唯心主义的陷阱，这样一来，自由就成为泡影。那么，实事求是的路线会不会构成思想自由的限制呢？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基本要点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并从客观实际中引出其固有的而非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其中最根本的一环，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思想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达到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归根到底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标准来判定。而真正这样做了，就必然要破除各种错误观念和僵化的思维模式，这本身不正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过程吗？15 年前开展的以实践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大解放。其直接成果是破除了“两个凡是”的长期禁锢，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个辉煌的胜利面前，什么人会感到思想不自由呢？难道在“两个凡是”的束缚之下反倒会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吗？

实际说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使思想活动达到真正自由的最可靠保证。不折不扣实行这条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大家不分职位高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迷信任何权威，都以实践来判断是非对错。这又怎么会构成思想解放的障碍呢？正如游泳术约束游泳者不致淹死在水中一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思维规律的科学反映，是约束追求真理的人自由地达到真理的“游泳术”。真正的游泳健将在水中是自由的，真正的思想者在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也是自由的。

当前，我们要抓住国内和国际的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及时解决前进中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需要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⑥全国上下，思想已经有了很大解放；但僵化和半僵化状态还不能说完全改变了。那些直接以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僵化，较为容易识别和克服。而那种由于形式主义的束缚而导致的貌似“解放”、实则僵化的观念和模式，仍然是值得警惕的。

例如，过去对马列主义持教条主义态度的人，在否定了“两个凡是”以后，把马列主义的僵化理解和马列主义混为一谈，认为马列“过时了”、“不灵了”，转而以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对待西方的社会理论和发展模式，甚至主张“全盘西化”。这算不算思想解放呢？有人说，这是“解放思想过了头”。其实，这不过是以一种僵化形式取代另一种偶化形式，以一种迷信取代另一种迷信，从思维方式上说，并没有实质性改变。马列主义本来是科学真理，而一旦成为迷信的对象，就会走向反面。西方的理论和模式，不问中国的具体国情及其时代特点，教条主义地照般，即使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也会丧失其合理性。这两种迷信形式不同，但实质上都违背了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原则。

思想僵化也常常以经验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基本特征是迷信一时一地的成功经验，不顾时间、条件和地点将其无限制地夸大为普遍真理。这种对有限经验的迷信，有时会以“思想解放”的名义出现。例如，1958 年“大跃进”时流行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等口号，就是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冒出来的，实际上是“放”到唯意志论的泥坑中去了，后果当然就很糟糕。在去年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以后，报纸上又出现了“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之类的“名言”。很明显，这不过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个口号的换一种说法。为什么说这与经验主义有关系呢？因为，这种口号的出现，往往都有其经验上的“根据”。说这种话的人，很可能在某件事上发扬了敢想、敢做的精神，别人不敢想的事自己却办成了。这其中当然会有值得汲取和推广的经验。但因此就认为不管办什么事情，也不论处在什么条件下，只要胆子大就什么都能办成，那就会失掉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这种方式对待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一哄而起”，“大轰大嗡”，同样是要吃苦头的。解放思想，没有足够的勇气是不行的。但勇气和胆量如果不是建立在客观情况和具体条件的科学分析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有限经验的迷信上，那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解放。搞社会化的大生产，更需要把我们的思想从狭隘经验论中解放出来。

主观主义的这两种形式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所以是僵化的，是因为它们将理论和经验凝固化、绝对化，不能正确反映事物发展过程的全面性及其对立统一的灵活性。然而，在强调解放思想、反对僵化时，如果不注意使概念的灵活性尽可能忠实地反映客观过程的辩证性质，而对这种灵活性加以主观随意地应用，那就会导致“僵化而空洞的折衷主义”或相对主义，其特点是抹杀不同事物客观性质上的本质差异，否定已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东西，等等。这也是一种貌似“解放思想”的主观主义。

这种种情况提醒我们，毛泽东在半个世纪前关于解放思想一定要反对形式主义的指示，在今天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我们切不可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