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陈独秀的影响

1920 年 5 月 5 日，毛泽东从北京到达上海，后来他在和斯诺谈话时说：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3) 毛泽东和陈独秀讨论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当然不可能包括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但是《国民》杂志上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及李大钊在《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的“马

克思主义专号”及 6 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却是完全可能的。据

有人考证，《新青年》第 6 卷第 5 号虽然印的出版时间是 1919 年 5 月，但实

际出版时间却是在当年 9 月份(14)，已在《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李大钊的

这篇长达 2 万多字的论文，是中国人自己写的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剩余价值学说）的最早著作。李大钊指出：马克思“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钱，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 ‘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资本论》也是首尾一贯的根据那‘在今日社会组织下的资本阶级和工人阶级，被放在不得不仇视、不得不冲突的关系上’的思想立论。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15)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除了多引《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译文外，引用《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话与前述河上肇论文的引述基本上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还以一节的篇幅专门论述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对阶级斗争学说如此强调，显然影响了毛泽东，所以他后来专门读了考茨基《阶级斗争》一书。

当 1920 年 5 月毛泽东从北京到达上海，并与陈独秀讨论他所读过的马克

思主义的书籍时，陈独秀已经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他不仅在 1919

年 12 月 1 日发表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肯定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而且在此后半年的文章中反复告诫工人， 要起而争自己的统治权。1920 年 1 月 2 日，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

会作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指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计分二步， 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而所谓要求“管理权”，即“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资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5 月 1 日，在《我的意见》一文中，他又说：“大家要晓得二十世纪的劳动运动，已经是要求管理权时代，不是要求待遇时代了。无论待遇如何改良，终不是自由的主人地位，劳动者要求资本家待遇改良，和人民要求君主施行仁政是同样的劳而无功，徒然失了身分。”(16)毛泽东说，在陈独秀和他讨论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时，亦曾向他谈自己的信仰。陈独秀这些谈话的内容现在虽无处可考，但其中心内容大概是不会离开他当时在报刊上反复宣传的由工人自己掌握政权这个主题的。还必须注意，陈独秀在 1920 年 9 月 1 日出版的《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上发表的《谈政治》一文，是当时从理论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系统批判的较好文章。尽管此文发表在他与毛泽东谈话之后，但文中一些基本观点在谈话时肯定已经形成，甚至他们还可能互相讨论过。因为当时的毛泽东恰好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观点的不对，他自己后来在回忆中把这个时期视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是十分准确和恰当的。所以陈独秀对他谈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才能够对他“产生深刻的印象”，在他的世界观转变中，起了良好的酵母作用和巨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所以我认为，尽管毛泽东讲的陈望道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在 1920 年上半年还没有出版，我们也不应该轻易否定毛泽东自己关于世界观转变时间的回忆。我认为，对于 1920 年夏天的毛泽东来说，关系到他世界观转变的， 不是知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问题，这个问题如前所述，他在《湘江评论》时期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而是如何摆脱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强权的思想束缚，真正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问题。通过前面的分析和往下的分析，我们看到，到了 1920 年夏天他的确也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