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大西南之战*

一

1949 年春末，国民党政府拒绝和谈，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

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势如破竹，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攻占了南京、上海、武汉、杭州、南昌、太原、西安等重要城市。分崩离析的国民党反动派，并不就此甘心。它们在美帝国主义继续支持下，绝望地进行挣扎，准备把退集在华南、西南、西北、台湾及沿海岛屿的部队，全部组织起来，以白崇禧、胡宗南两个仅有的集团为骨干，建立陆上和海上基地。在华南地区，以白崇禧集团和粤系余汉谋部队，组织“湘粤联防”，阻我进军两广。在西南地区，以胡宗南集团和川陕边的部队扼守秦岭、巴山，防我由陕入川；以宋希濂集团和孙元良兵团布防川湘鄂边，防守川东门户；并把若干个军摆在川康云贵境内机动。打算以川康云贵为后方，割据西南，再次定都重庆，等待国际事变，卷土重来。一旦上述计划破产，即退往云贵；再无法存身时，则逃亡国外。

毛主席指示全军，在继续进军时，对白崇禧集团及西南各敌，

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其后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毛主席并提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兼用政治方式。在作

*本篇是李达同志 1957 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周年”征文撰写的文

章，曾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年出版的《星火燎原》第 10 集。

战部署上，确定：以第二野战军之四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于 1949

年 10 月间配合四野部队攻占广州，继而迂回白崇禧部，聚歼该敌于广西境内，尔后西出昆明；令二野主力在广州解放后，与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大包围的动作，从东南面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和川康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以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的 1 个军，在贺龙司令员、李井泉副政委率领下，积极吸引和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断敌退路时，迅速南下，由北面越过秦岭，追击胡宗南集团，会同二野主力聚歼其于四川盆地。

毛主席这一英明的决策，是使蒋介石 100 万人马腾翅难飞的

一着。为圆满实现毛主席所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意图，必须首先给蒋介石造成错觉。因之，在军委统一部署下，我们进军西南的部队在刘、邓、贺诸首长指挥下，并和兄弟部队密切协同，给敌人设置了许多“迷魂阵”。

先是 1949 年 6、7 月间，活动在鄂西北地区的我湖北军区部

队，对川鄂边之敌，积极展开佯动，叩击东面入川的门户——巴东。活动在汉水中游的陕南军区部队，对敌大巴山防线发动了两次进攻，重创守敌九十八军，并攻占平利、安康等城。8 月底至 9 月初，集结在秦岭北麓的十八兵团等部，开始向敌秦岭防线实施佯攻，造成由北面入川的声势。10 月，当全国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一个晴朗的日子，南京人民热烈地欢送第二野战军北上。一列列的火车，从浦口开出，从津浦路转到陇海路。我军到了郑州，人民又在车站上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新华社发出了刘伯承司令员在会上讲话的消息。

蒋介石原来就有这样的判断：认为我军入川的话，一定会从北

面或东面两个方向，特别是北面开始行动。他认为：在川贵边方面，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而且白崇禧集团又集结在湘桂地区。他判定：“共军不会舍近求远”去碰白崇禧，而川北方向是我军入川的

捷径，又有陇海路，和背后的老解放区，补给问题较易解决。我各兄弟部队从 6 月开始以来在鄂东、陕南的一系列行动，更使蒋介石有了事实的依据，证明他原来判断的“正确”。于是，他急忙调兵遣将，命令它的主力集团胡宗南 3 个兵团，依秦岭主脉构成主要防线，并沿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线

构筑第二道防线；又以宋希濂的 2 个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在川鄂边建始、恩施、巫山、奉节一线布防，扼守川东门户。同时还将罗广文兵团控置于南充、大竹地区，准备向北或向东机动。蒋介石并令白崇禧、胡宗南及川境诸将领，密切合作，背靠云贵，组成所谓“大西南防线”。

正当蒋介石进行上述部署之际，我第四野战军的各路部队，正

浩浩荡荡地向湘、粤、桂地区急进，打算夺取广州，并准备在衡（阳）宝（庆）地区，痛歼白崇禧集团主力。这时，我第二野战军的部队，就按照毛主席的安排，乘机以秘密和公开的两种面貌出现，从敌意料不到的方向，向西南进军了。我四兵团在四野统一指挥下，由赣南向广东进击。五兵团以参加衡宝战役的姿态，由上饶荫蔽地开向湘西。随野战军指挥机关行动的三兵团，亦由郑州秘密南下集结湘西。四兵团和五兵团，在开进途中，完全以四野部队的名义出现。这时二、四两个野战军的情形是：向华南进军的四野是浩浩荡荡，锣鼓喧天；向西南进军的二野是偃旗息鼓，不显踪迹。在武汉，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都说：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这很好。在武汉，我们还可以和四野的同志们在解放电影院那样小的场所联欢，等过了长沙，就连这点都要避免，越秘密越好。我们正是要在四野行动的掩护下，实现出奇制胜的企图。

蒋介石正心神不定，四野在衡、宝地区歼灭了白崇禧主力一

部。在此同时，我秘密集结在湘西地区的三、五兵团，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仍按兵不动。待攻占广州，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后，才开始向预定方向开动。而在秦岭和大巴山北麓的各兄弟部队，则仍佯动，作试探性的进攻。在兵临汉中城下时，又进展迟缓，攻而不破，以稳定蒋介石守四川的心理。被装进“迷魂阵”中的蒋介石，这时仍望眼欲穿地注视着川北的秦岭、巴山防线。

二

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部署，是一个“关起门打狗”的决策。这个门既不能早关也不能迟关。正如我们所料，10 月 14 日晚，当南线我军刚刚占领广州不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便急忙逃到重庆。其他各地乱七八糟的敌人，也象一群失散的鸭子，纷纷向西南流窜，甚至连过去远在东北地区的“冀热辽边区第二路绥靖总指挥部”总指挥赵洪文国等部，也先期逃到四川了。我们秘密荫蔽在湘西地区的野战军主力，大张挞伐的时机到了。刘邓首长立即命令五兵团和三兵团的第十军为左翼部队向贵州进击，要他们“一刀子插到贵阳”，接着直驱毕节、遵义，切断川境诸敌退往贵州的大道，然后向川南兜击。同时令三兵团主力和四野第四十七军为右翼部队，向川东南进击，割歼和吸引宋希濂集团。我四兵团部队则从广州乘胜西进，迂回向广西逃窜的敌人，断敌逃往海上的通路，协同四野主力全歼白崇禧于广西境内。11 月 1 日，我二野的三、五兵团和四野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从敌人意料不到的，也是敌人大西南防线最薄弱的黔、川部分，突然挺进。于10 日之内，连续解放了镇远、三穗、秀山、酉阳、恩施等城。这时蒋介石才慌了手脚，急令罗广文兵团向川东增援，以配合宋希濂集团，依托乌江，阻

我西进；令何绍周兵团坚决死守，确保贵州。但是，为时实己太晚。我各部队不仅行动突然，而且轻装疾驰，每日以百里以上的速度，昼夜不停。排除各种困难，克服一切障碍，越过许多云雾弥漫的山峰，涉过急湍的河流，从敌人认为不可通过的地区，杀奔贵阳和遵义，逼近川、鄂边境；并在咸丰、黔江地区，歼敌十四兵团大部，俘敌乓团司令钟彬。蒋介石这时一面勒令宋希濂和罗广文凭借乌江天险阻我前进；一面又将孙元良兵团由川东急调重庆外围布防，同时又将防守川北地区的胡宗南一个军，车运重庆。并准备在防守不了的时候，向云贵撤退。当蒋介石布防重庆之际，白崇禧则在他的家乡

——广西境内，正在遭受着我四野大军的围歼。这时，我从左翼对敌实施战略迂回之五兵团等部队，在击退敌何绍周兵团的抵抗后，以突然神速的动作，于 11 月 15 日，攻占了贵阳市。接着我军越过层层大山，沿着当年红军长征

走过的道路，于 21 日，攻占了遵义城。然后一步不停，向川南实施兜击。在

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册上，曾经有过两占遵义、佯攻贵阳的记载，那是 14 年以前的事，那是中国革命危机的关头，是毛泽东思想重新照亮中国革命前程的开始，是中国工农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14 年后的今天攻克贵阳，占领遵义，是人民解放军——以前的中国工农红军无敌于天下的时代，是全国人民欢庆新中国诞生的时候。 14 年前，蒋介石坐镇贵阳，耀武扬威，兴兵动师追歼北上的红军。今天他坐镇重庆，象一个几乎将输净全部家当的赌徒，两只眼正瞪着赌场上的最后一注。这一注还没有全部亮开，他就目瞪口呆了。我军攻占贵阳、遵义，切断了四川境内之敌向贵州逃跑的道路。 11 月下旬，我三兵团主力和四野一部从彭水等地分别突破乌江后，在南川地区歼灭了宋希濂、罗广文主力 3 万余人，形成直捣重庆的威胁。但为了迷惑和抑留敌人，便利我左翼部队之迂回，我军又暂不去攻占重庆。我另以四野一部从涪陵北渡长江，向垫江推进，迂回重庆外围。蒋介石此时发觉大为不妙，乃于 11 月 30 日天不亮，爬上飞机逃之夭夭。我军当日解放重庆。接着我军

又组织部队向成都方向急进。我从贵州向川南兜击的左翼部队 3 个军，日夜

不停，于 12 月初，占领了纳溪、沪州、自贡等地后，迅速向乐山、大邑、邛

崃一线迂回。骄横一时的胡宗南，不久以前还向蒋介石表功，说他 3 个兵团防守的秦岭防线，万无一失，说什么“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被突破”。他原来不知，秦岭防线不是我军不能突破，乃是实行既定方针的“突而不破”，目的是牵着他的鼻子，不让他过早地南撤，以便南线各部队，先敌关起川西南的大小门户。胡宗南看见我军对成都盆地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上来，方知上了大当，这才放弃他坚守近半年的秦岭、大巴山防线，急令他的 3 个兵团，向成都地区撤退，准备负隅顽抗。这时，我屯兵秦岭北麓的华北十八兵团等部队，分兵三路，在贺龙司令员统率下，如猛虎下山，从秦岭猛扑下来，紧跟着胡宗南的尾巴穷追猛打。越秦岭，跨巴山，攀摩天岭和米仓山等山脉，进入四川境内。时逢大雪纷飞，战士们棉衣上都结了一层冰，但也奋不顾身地猛力前进，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在沿途人民特别是川北通（江）、南（江）、巴（中）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热情支援下，部队情绪十分高涨。各追击部队在行进中到处唱着：“快快追，快快赶，不怕脚肿不怕寒，赶到成都捉战犯。”由剑门关到朝天驿一线，是悬崖隘路，栈道崎岖。李白著名的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就是指的这条路。原想依托秦岭、大巴山和剑门关等天险阻我入川的胡宗南，万万没想到，现在这些天险、隘路，却都成了他自己南逃的障碍。由于我从北面扑下来的部队猛打猛追，终将南逃之敌后尾 8 万

余人，尽歼于川北地区；接着我追击部队又占领了绵阳及其东西一线。至此，我军便从四面八方，把胡宗南集团和川境残敌数十万人，全部围困在成都盆地。

三

毛主席在部署大西南围歼战之初，就曾向我军指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必须兼用政治方式——即以“北平方式”去解决敌人。这种方式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后必然要出现的，也是避免伤亡和破坏，有利于人民的方式。军政兼施解决残余的敌人，是毛主席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当南线我军关闭了敌人逃走的大小门户之后，刘邓首长于 11 月 21 日，适时地向川、康、云、贵四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悔过自新，立功赎罪。逃到成都的蒋介石，简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特别是南线白崇禧集团大部覆灭后，他更加没有指望了，只好命令胡宗南猥集在成都附近的部队，准备来一次最后的决战。当时他还抱着另一线希望：想由西昌退向云南，但几天之后，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12 月 9 日，国民党的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诸将领，在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下，特别是在我党中央的长期争取和刘邓四项忠告的感召下，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分别在昆明、彭县宣布起义。蒋介石得此消息之后，唯恐自身难保，便把大权统统交给胡宗南，于 13 日偷偷爬上飞机，带着他的“政府”和美国顾问，向台湾逃窜了。被紧紧压缩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数十万军队，四面楚歌，完全成了瓮中之鳖。它们是欲逃无路，求援无望，垂死地进行挣扎。这时我军各部队，虽也有些疲劳，自从向西南进军以来，战士们几乎一步没停留过。每支部队，都步行了几千里以上，特别是向南线大迂回的部队，完全靠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完了漫长的道路。有的部队，一天曾经步行过 200 多里。许多战士的脚底板上，都是泡加泡。许多指挥员，由于长期劳累，眼睛红肿。然而，每个指战员都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战争越是到了最后，越不能松懈。刘、邓、贺诸首长除令各部队充分进行攻击准备外，更加强调对敌进行政治攻势，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于是，军事的、政治的各种斗争同时展开。12 月 21 日，被围困的“川陕绥署”副主任董宋珩率国民党军十六兵团在金堂地区宣布起义，这是川境敌人全部瓦解的开始。胡宗南为稳定军心，在十六兵团起义的第二天——22 日，在新津召开了紧急的军以上指挥官会议，会上他故作镇静，声言“要团结一致，抵抗到底”，并表示说：“本人亦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而且还作了向雅安、西昌突围的部署。哪知会议的第二天，这位在两年前因占领我延安而不可一世的“胡长官”，也象蒋介石一样，甩下他的部队，爬上早已准备好的飞机，夹着尾巴溜走了。胡宗南一溜，处在四面包围中的敌人，更加混乱动摇了。我军乘机紧缩包围圈，继续开展政治攻势。我前方各部队分别向敌军各指挥官发出忠告、警告，号召他们迅速回头，不要失误时机。我前沿直接作战的各个分队，都利用各种方式，向敌人喊话、散发传单。敌五兵团司令李文，执迷不悟，垂死挣扎，于 24 日集中了 7 个军，在炮火掩护下，开始突围。其二十七、

三十六、九十、五十七等 4 个军由崇庆地区向西南猛突，其一、三、六十九

等 3 个军，亦同时由新津地区向西突围。但我军在王泗营、三盆街、高桥等一线，早已布成了铜墙铁壁的阵势，立即予以迎头痛击。他们虽多次组织攻击，均被我军击溃。在此情况下，12 月 25 日至 27 日，敌十五兵团司令罗广

文、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率其残部在彭县起义之后，敌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在德阳起义。敌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地区起义。他们的起义虽然是在被迫的情况下，但是我们仍然是欢迎的，因为他们这样做，可以避免流血和破坏，对人民是有贡献的。我各路大军继续向成都外围压缩，先后逼近了崇庆、新津、华阳、广汉、什邡、简阳等地，包围圈渐渐地缩小。25 日，顽敌五兵团司令李文，怀着最后的梦想，又组织突围，向我邛崃、大邑一线展开猛攻。李文亲自出马督战，他绝望地叫喊着：“拚光亦光，不拚光亦光。” 我军战士扼守阵地，高呼着“不让一个敌人逃走”的口号，英勇奋战。敌人冲上来，我们杀退下去，敌人再冲上来，我们再杀退下去。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许多指战员负伤不下火线，他们说：“这是大陆上的最后一战，一定要参加到底！”在革命已经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后一战中，革命战士不惜流血牺牲的伟大精神是更加令人敬佩的。我军就是以这种精神，坚决杀退了企图夺路而逃的敌人，粉碎了李文突围逃走的幻想。

26 日拂晓，我军向被围在新津地区的敌五兵团等部，发起全

线攻击。全体指战员在“打好大陆上最后一仗”的口号下，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向敌人纵深猛插、直冲。有的部队，就连上火线送饭的炊事员，也掂起枪来投入战斗。到处是枪声，到处是杀声，激战至黄昏，枪声平息了，李文的五兵团，终于成了“无兵团”。连李文自己也成了 5 万多俘虏中的一名。

成都战役胜利结束了。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

集团的 30 万人，和退集成都地区的其他数十万残敌，除起义者外，全部被我消灭在成都地区。

正当成都人民欢庆解放的时候，我四兵团和四野一部，在滇、

桂、黔边区纵队协同下，于滇南的蒙自、个旧等地，歼灭了企图向国外逃窜的李弥第八军和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并活捉刚由台湾飞到滇南指挥作战的敌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同时，我军又以有力部队，在成都围歼战结束之初，迅速挺进西昌地区，全歼敌贺国光部万余人。我另一部在江安地区活捉化装潜逃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战犯王陵基。至此，退集西南的国民党军队，已全部被我歼灭。整个进军西南的作战胜利结束。共计消灭敌 90 余万人（包括起义、投诚的各色武装）。解放了川、康、云、贵四省。西南大陆除西藏外全部解放。彻底粉碎了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割据西南，建都重庆的迷梦。

进军西南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军政兼施政策的光

辉结晶；也是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领导全军坚决而又有精巧措施的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结果。在战役进行中，由于各兄弟野战军密切协同、主动配合，全国人民特别是西南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全力支援，更加速和保障了这一伟大战役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