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刘伯承指挥艺术的特色——机动*

《刘伯承指挥艺术的特色——机动》一稿发出以后，感到有些问题谈得还不够充分、深刻。现在，我就再来作一些补充。

一再谈敌进我进 “敌进我进”，在刘伯承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它是打破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的重要一着；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是打破日本侵华军“囚笼政策”的重要一着：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原逐鹿中，它是打破蒋介石在战略上的中原重点防御和在战役上对大别山要地重点进攻的重要一着。其基本特点是大踏步地分遣，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作战，以撕破敌人的阵势，随即寻机向心集结，对准敌人的弱点，围歼可以歼灭的敌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王明“左”倾路线反对游击战的情况下，刘伯承同志仍然奋力总结游击战的经验。他在病中写出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1934 年 5 月）和《游击队穿过敌人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1934 年 9 月）。在这些论著中，都贯穿着“敌进我进”的原则和精神。刘伯承同志指出：“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可以相当限制我们大兵团进行机动，*本文是对《刘伯承指挥艺术的特色——机动》的补充阐述，写干 1982 年。1984 年收入《刘伯承指挥艺术》一书。然而，我们游击队确实可以自由出其封锁线碉堡的间隙，而入于其后方交通线上，实行穿袭。有些边区游击队就应该留在封锁线外，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开展游击战争，耗散其兵力，破坏其粮弹的运输，乃至造成地方暴动，就更有战略上的意义。”刘伯承同志强调，游击队在穿过敌人封锁线后的活动，在遭受敌人强烈压迫时，只有勇敢地再延阵向敌人深远的后方挺进活动，这是容易达到吸引敌人后退的目的，而不应企图缩回苏区，折转到封锁线上的碉堡地带，这样恰入敌人陷井，回旋无地，必遭其严重的打击。

这些来自实践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在王明“左”倾路线统

治时期，未能得到实施。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同志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下，才得到实施、丰富和发展。比如刘伯承同志在总结抗日战争时期的武装工作队经验时曾指出：“武装工作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远殖游击队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的“敌进我进”，有两层意思。当时是和国民党合

作抗战，有了所谓“大后方”，其实是国民党统治区。尽管如此，一般说来，我们八路军在敌人大举入侵的情况下，还是由这种“大后方”进入敌人后方去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敌人后面去消耗和消灭敌人的。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由我抗日根据地穿过日本侵华军封锁线，深入到它占领区去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从大的方面来说，开头是我们当面的日本侵华军，以“堂堂之阵”沿同蒲、正大铁路突贯进攻，钳击太原。孙子不是说过“勿击堂堂之阵”吗？对日本侵华军的“堂堂之阵”击不击呢？不击就会丧失民心，挫伤民众的抗日热情。我们是一定要击，就看怎样击法。当时国民党军队是上面挡敌，扼守忻口、娘子关两个咽喉要点。而我们则把日本侵华军这种按其战斗教令进攻的“堂堂之阵”，视为给以侧击的好机会。因此，刘伯承同志先指挥一个团，机动到同蒲路北段敌人的左侧背，予以拊击，取得了阳明堡毁敌 24 架飞机、歼敌 100 余人的胜利。以后

又指挥一个旅，机动到正太路敌人的左侧背拊击敌人，取得了长生口、黄崖底、七亘村等战斗的胜利，配合友军打了一场扼咽拊背的歼敌战，并顺势转入敌后，创建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接着是派遣部队到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与山地游击战争互相策应，进而发展了鲁西北、冀鲁豫根据地。从小的方面来说，是各块被敌人分割、包围、封锁的抗日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穿过封锁线到敌占区去开展游击战争。这些敌占区，敌人用碉堡、据点和交通线摆成“棋盘阵”，构成“格子网”。刘伯承同志指出，“棋盘阵”中间有很多空隙，“格子网”并不象纸上画的那么密。他说：“敌人由点的占领，到线到面到地带的占领，需要很多的兵力，但敌乓力是不足的，因此就形成外强中干。”“总的说敌占区是前头硬，后头软”，便于我派武装工作队进去活动。武工队要接受我们的传统。一二九师在抗战开始就敌进我进，进到敌人后方，在敌人后方去拉他的后腿。

在解放战争中，我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时，在豫南、鄂东、皖西

三个地区间巧妙的机动中取得了张家店战斗和高山铺战役等歼灭战的胜利。而在敌人集中 33 个旅进行重点围攻时，刘邓的作战部署是：以刚到大别山的后续部队第十和第十二纵队分别迅速进入桐柏山和江汉区，作战略再展开，以扩大战地面积，蔓延游击战争，拖散敌人。其余主力，适时分遣集结，依托大别山，作宽大机动，必要时可暂时渡淮河机动，待敌疲困时，寻机歼敌一路。以一部主力，在外线分散活动，坚决打敌弱点。军区和军分区以一部兵力适时转移至外线活动，特别是断敌补给线，留适当兵力在内线，以积极进攻的游击战术，疲困敌人，保护群众，实行空舍清野，反清剿，侦报敌情。

当第十纵队向桐柏、第十二纵队向江汉机动的时候，同志们对

这次行动都是完全理解的。但当刘伯承同志率第一纵队北渡淮河向淮西机动的时候，有的同志就不理解了，说这是“前进 1000 里，后退 500 里。” 实际上，这恰恰是对“敌进我进”的发展运用。

二围歼敌军的机动

在“敌进我进”的机动中，要寻机进攻，围歼较弱的一路敌军。在这种进攻战术中，合围钳形攻势占有重要的位置。刘伯承同志对围攻战斗指挥的要旨，表述如下：合围钳形攻势必须各部队协同动作，其关键在合围与割裂。按一般战术原则说，要大量消灭敌人，必须是合击（合围）聚歼。但为了容易消灭敌人，又必须将整个敌人防御体系割裂成几块，才便于以我优势兵力对敌人的劣势兵力实行各个合击，以求达到各个消灭的目的。对于各个敌人的消灭来说，也必须是合击中有割裂，割裂中又有小的合击，才容易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合围就是防止敌人突围逃走，割裂才能各个歼灭敌人。割裂必须判断敌人防御体系，寻求其弱点（如敌人接合部、突出部、指挥部、展开态势的间隙、纵长队形与便于我军接近和割裂的地形之类），运用绝对优势的兵力与火力，施行主要的向心的钳形突击，而使两个突破方向会合于一点。如此不断地割裂敌人成块而各个歼灭之，就是围攻战斗指挥的要旨。刘伯承同志要求部队，“割裂自突破敌人防御正面开始，必须从突破口透入纵深，贯穿到底；又必须从突破口分向两翼卷击，扩大突破正面，以肢解其防御体系。因此，主要突击方向心须有强大的兵力，作纵深的梯次配备，以便适时机动，扩大战果。”这里是说围攻在主要突击方向以两个突击队施行向心会合的钳形突击。至于在两个突击地段的中间地带上活动的诸军队，则作

辅助进攻的钳形突击，或扼守要点，或实施佯动，无论怎样，这些军队都应从各方面同时动作，尤其是从各方面同时实施向心的突击，足以使敌人四面受击，无法使用预备队或从某处抽兵实行抵抗或突围。在敌人可能突围的方向，须适应情况作诱伏或待伏，或作封锁的布置。刘伯承同志的围攻战斗指挥要旨，是其进攻战术的核心思想。他总结了我军进攻战术的经验，吸收了外军采用合围钳形攻势的精华，也批判地吸收了日本侵华军“战术选集”中的东西，特别是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的战术，并使之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但是，我们不能只从战役战斗的角度来估量刘伯承同志的围攻战斗指挥要旨，它超出了战役、战斗的范围，在战略进攻的指挥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因此，我们研究刘伯承同志的战略思想，必须善于从刘伯承同志关于战略、战局、会战、战役法、战术理论等各个方面及其总体上，来吸取他战略思想的精华。1948 年 7 月襄樊战役中攻克襄阳城的战斗，是刘伯承同志合围战斗指挥要旨见之于战斗的一个小型范例。在襄樊战役总结中，刘伯承同志指出：“攻城指导上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钳形突击。13 日后，我鉴于虎头山、羊祜山永久筑城不易攻下，襄阳城东西两面守备薄弱，乃变计以郧白独立团佯攻该两山之敌，以六纵全力攻襄阳城西门，孔庆德全力攻城东南，刘金轩 5 个营攻城东北，而将三军突击队会合于城内杨家祠堂康泽司令部，此乃襄阳全胜的关键。”进军西南战役是刘伯承同志合围战斗指挥要旨见之于大战役的一例。刘伯承同志在总结时指出：“在部署上为出敌不意，突然拊其侧背，断其逃路。在行动上，则猛打猛追，使敌人无喘息余地，更来不及变动原有部署，被动应战。在政策上，尤本军委布告的八项切实执行，收效很大。”

三粉碎敌人围攻的机动

刘伯承同志曾指出：“外线作战以分进合击为原则，内线作战以各个击破为原则。”“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是被围攻部队的作战的基本原则，需要我们深刻认识而把握住的。”

就以抗日战争为例，日本侵华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频繁的

残酷的“扫荡”，不论叫做“铁壁合围”也好，叫做“铁桶包围阵”、“捕捉奇袭”、“铁环合围”也好，都是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原则。这种分进合击战术，刘伯承同志称之为“圆规划法”。恩格斯在《1852 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一文中，讲到神圣同盟企图以分进合击来夺取巴黎的时候，就曾经讲过这个“圆规划法”。就是在地图上把圆规的一脚按在巴黎，而以巴黎到斯特拉斯堡的距离为半径划一个圆弧，其距离大概为 70 德里，14 日行程。向巴黎分进合击的神圣同盟军队，在这条弧线上同时出动，从各方面威胁巴黎。

刘伯承同志指出，“圆规划法”是敌规定战略的传统。就是以某

点为中心，用圆规划一个圆圈来采取作战行动的办法。这个点在太行山来说，一般是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师部这样的我军首脑部位。按照敌酋的如意算盘，是“广大广大包围，压缩压缩消灭”。企图把我军各部都向我腹地压缩，使我们越发缩到中心，越发钻进他集团合击所预定的共同合击圈之内。例如 1942 年夏季日本侵华军对太行山北部“扫荡”的共同合击圈是以

姚门口为中心直径约 50 至 60 华里。敌人通常是查明我们的活动规律，利用周围的据点、公路作合击的部署。敌人出动，在未构成合击圈（刘伯承同志称之为“利害变换线”）时，只有兵力不等的二三大股，每股都使我们不能

各个击破，及缩到狭小地域，则逐渐分成多数小股，构成合击圈，使能互相策应。其主要方向的大股，常作纵深配备，或在要点设伏，或准备追击，且善于隐蔽和伪装，以期诱我入其圈套。

对于遭到敌人合围时如何机动，以粉碎敌人的合击，刘伯承同

志总结了许多好的经验，形成他的反合击战法和反合击指挥艺术。例如：正规军本队在敌人的大“扫荡”开始时应在内线活动，敌

人到达利害变换线时，最好寻求敌人梳子队形的接合部，以转出外线作战。如经过敌人梳子队形不易转出外线时，则须将部队分遣成营或团转移到指定地点。此种转移，应采取正确的路线，并以游击队宽面的佯动迷惑敌人，特别是以他本身的便衣队直接掩护之先遣部队在去路上机警侦察非常重要。本队转移外线时，应派营或连的兵力留在内线加强游击，而本队在外线活动，应指导在敌占区活动的游击集团，以寻求有利的机动的袭击，打击敌交通补给线。正规军应随时寻求敌人的弱点，如对分散之敌及侧背之敌，集结适当兵力给予有力的打击，这样可以错乱其阵势，求得我有力的机动。又如：敌人在分进还不能合击之前，各路不能彼此策应，尤其是在山地策应困难，我们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之。就是先要采取积极的手段，选定敌人外翼侧的弱的而又不易策应的一路，很快用大兵力而有重点的合击办法来击破它，并且击破它的地点和时间，又必须在敌预定合击的地点和时间以外，以免陷于被动的地位。倘若各路合击的敌人，把我围在窄小地面将行捕捉之时，那就毫不犹豫地转到被围圈以外作战。如决定击破某一路时，则令游击集团积极活动，虚张声势，以麻痹吸引其他几路是必要的。这种麻痹几路毒打一路的办法，要靠各部队协同动作，而协同动作又要靠各部队依据总的企图，各向当前之敌积极行动，切不可彼此等候误事。再如：在敌人大“扫荡”的条件下，正规军应在强化全面的游击战争的局面中，进行机动作战，适时分遣或集中在内线与外线上进行夹敌活动；适时把主力由内线转出外线扰敌补给咽喉，断其交通。但首先就须分遣以牵动敌人，错乱其合击阵势，使其在精神上疲倦。敌阵势紊乱之时，特别在他分兵摧毁我民众与资财和收兵归巢之际，我集合适当兵力，进行有力的突击。对付敌人“铁桶封锁阵”的反“扫荡”作战，诸基干军队应保持在边地与敌合击的间隙地进行机动。这种机动，必须出敌不意，而其目的不只要消极地脱离压缩的合击，而且还要积极地奇袭敌占区要点，摧击敌人的补给线，尤其是背击敌人残置封锁部队以策应腹地游击集团活动及其反抉剔“扫荡”的动作，造成敌人腹背受击的环境。1942 年夏季反“扫荡”中的苏亭战斗，就是我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主力转到外线后，以约 1 个连的兵力，在敌人补给线上伏击敌人的最好战例。刘伯承同志当时表扬说，这个部队最好的伏击战例，就是在辽县、黄漳敌补给线上之苏亭、秦庄领导民兵消灭了归巢之敌约 140 余人。1947 年末、1948 年初，我军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初期，在敌人集结重兵合围我军的情况下，如何获得机动自由，刘伯承同志也总结了许多好经验，好战法。他在《我反合击战法的研究》中，曾指出，敌集结合击我主力，其后方第二线兵力分散、薄弱，采取 1 个营 1 个连驻守一地的方针。我第一步以 1 个旅、2 个旅分别歼敌 1

个营，第二步再迫使敌人 1 个团不敢驻守或出扰。达到了这一步，我们才能机动自如，或集中休息，或打大仗。

四作战形式的转换

刘伯承同志在分析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这几种作战形式的互相关系

和互相转换时，作了这样的叙述：“为便于研究战术的运用起见，划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范畴，正如地图上假定划分的经纬线以便于研究地理一样。这在学理的研究上都是必要的。然而游击战与运动战之间并无一条鸿沟，而是互相连贯着的。就游击战向正规的运动战发展的过程及其连贯性来看，各县区游击集团中的干队，就是游击队向正规军发展的雏形，军分区的基干支队，也就是游击队壮大的正规军。在战术上说，这些基干支队和县区于队辗转会合其周围较小的游击队进行突击，就等于正规战的突击队，而其周围较小的游击队则等于它的箝制队，游击队袭击驻止之敌，是向正规战的进攻战斗发展的；伏击运动中之敌，是向预期遭遇战斗发展的；敌我都在运动之中，而我急袭敌人，这又是向非预期遭遇战斗发展的。”刘伯承同志在《论游击战与运动战》一文中还谈到：“运动战与阵地战，时常是互为变换的。如遭遇战，就是标本的运动战，但它一转到固着一地时，就变成了阵地战。如阵地战的阵地一被突破时，又变为运动战了。”正因为刘伯承同志深通各种作战形式的特性和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互相转化，所以不但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对各种作战形式运用自如，并使之相互配合，而且在我军历史上几次战略转变的关键时刻，他所统率的部队都能在编组上、战术上、指挥上，顺利地、迅速地实现这种转变，以适应新的形势。抗日战争时期的阳明堡、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是向游击战转变的很好例证，但其中好些战斗都带有运动战的成分，所以当时刘伯承同志也曾称之为“运动游击战”。解放战争中的上党、平汉两战役，则是从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转变为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典型。随着我军炮兵、工兵的建设和发展，突破筑城地带的阵地攻坚、攻城战斗和村落攻坚战斗有很大的发展，到了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的时候，按照刘伯承同志的总结，则是“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是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战的一元化了。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担任正面阵地防御的部队的指挥员，也必须在平时训练中，学点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并懂得各种作战形式互相转化的道理，以备在必要情况下，灵活采取相应的作战形式打击敌人。如果平时只有阵地防御的训练，没有兼学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临事又不善于及时定下决心，实行必要的作战形式的转变，就必然要吃亏。马岛战争〔1〕在岛上的陆战，阿根廷的守军没有能从阵地防御转变为运动战或游击战，阵地被突破后的结果是可悲的。

五利用敌人机动兵力与守备兵力分配上的矛盾击破敌人刘伯承同志最善于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认识当面敌人机动兵

力与守备兵力分配上的矛盾，他研究了外国军事学说中关于机动兵力与守备兵力的关系的各种论点，并由此产生出一个重要的作战谋略，就是想尽办法扩大敌人的这一矛盾，在作战上迫使敌人不断把机动兵力转变为守备兵力。他在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时候，关于远殖游击队的战略措施，就体现了这一点。当时他敏锐地分析了敌人包围中央苏区的碉堡封锁线，除主要地方由一些白军守备外，大部分都是由拥有若干团队和敌侦察员的乡村办公处或乡事委员会先勒令农民十家联保，然后指定农民守备。因此，他提出远殖游击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打击乡事委员会及其团队和敌侦察员，迫使敌人转用机动兵力来守备。刘伯承同志说：“我们要了解，敌人的碉堡主义，原是耗散兵力的，我们要使其一个碉堡不空，而且更向后方延伸，敌兵虽多，如此耗散，将无重兵深入苏区，而便于我红军消灭它”。同时，敌人

调集重兵“围剿”苏区和红军时，其后方必然守备薄弱，便于我使用远殖游击队断敌后方交通，使敌军困饿于苏区，他特别强调领导地方群众发动武装斗争，以打击敌薄弱的后方守备，迫使敌“围剿”部队退出苏区；在敌人败退的时候，又以内线部队追击敌人，敌后游击队迎击敌人，来打击敌人的“围剿”部队。当时刘伯承同志不轻视敌人的碉堡主义，但也并不认为它是很可怕的。他看出了蒋介石在德国顾问谋划下的碉堡主义的弱点，认为是可以打破的。他的要有强大的预备队的思想，在敌人后方繁殖游击战争的思想，关于敌机动兵力与守备兵力关系的论点，都是打破敌人碉堡主义，保持和扩大我军机动，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法宝。和王明、李德的两个拳头打敌人，否定强大的预备队，对敌人碉堡主义先“左”后右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研究、利用和扩大敌人机动兵力和守备兵力分配上的矛盾，争取和扩大我之主动权，迫使敌人缩小和丧失主动权，是刘伯承同志实施机动作战的重要谋略之一。为了较准确地估量敌人的守备兵力和机动兵力，刘伯承同志是这样计算敌军在战场上的兵员密度的：战地面积除以敌军兵数，所得的商，就是一个敌兵占多大面积；反之，敌军兵数除以战地面积数，所得的商，就是多大面积上有一个敌兵。通过这样精确的计算，分析敌军在战场上布兵稠密还是稀薄或是十分稀薄，这是刘伯承同志在战略上宏观敌情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同日本侵华军作战中，刘伯承同志曾作过这样的计算：据敌大本营的报告，截至 190 年我百团大战为止，日本侵

华军侵入我国土地的面积约为 166 万平方公里，按其当时侵入我国的总兵力

计算，平均 1 平方公里还摊不上 1 个敌兵。仅万余里长的铁路线，就需要 17 个师团的兵力来守备。这种兵少防宽，此集彼虚的情况，迫使敌人不断转用机动兵力去担负守备。初则靠伪军和混成旅守备，后来不得不把野战师团也用于守备。刘伯承同志通过这种分析计算，得出了日本侵华军“外强中于，前强后于，上强下干”的结论，主张不断向敌交通线及守备薄弱处主动进攻，并派遣武装工作队到敌占区活动，进一步迫使敌人转移兵力于守备，从而对敌人不断予以各个消灭。军事家研究敌军兵力结构的两个部类——机动兵力和守备兵力及其比重，正如经济学家研究工业生产的两个部类——重工业和轻工业及其比重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刘伯承同志认为这是对敌人作战略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央苏区对蒋介石作战的时候，他就十分关注敌机动兵力和守备兵力的比重，并设法削弱其机动兵力，增加其守备兵力。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指出，在战术原则上，野战兵力要大于守备兵力，守备兵力越少越好。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按不住，到处守备，到处是弱点。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同志一论、再论蒋军的致命弱点，都谈到这个问题。他指出：“蒋军以现有兵力既要进攻新地区，又要集中防守占领之城镇及保护漫长的补给线，这是熊掌与鱼不可得兼！其结果必然顾此失彼，这正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1947 年，刘伯承同志精确地分析了当时冀鲁豫战场的情况：国民党军有王敬久集团 9 个旅，刘汝明集团 6 个旅，孙

震集团 7 个旅，共 22 个旅，侵占了我 15 座空城，被我歼灭 7 个旅，剩下的

15 个旅，有 10 个旅被迫守城，仅 5 个旅可作机动部队。如果蒋军减少守备兵力，增强机动兵力，那么，守备部队被我各个消灭的可能性便更大，如果他以机动兵力补充守备兵力，那就会更为被动，更有利于我军机动，随时可以以优势兵力攻击与歼灭其任何一点。这种形势说明了蒋军的兵力已极度分散，其危机已达顶点，在战略上的主动已开始转入被动。刘伯承同志又进而

从战争的性质上来分析敌人的致命弱点。他指出：蒋介石既要卖国独裁，就要压迫人民，就一定要加强守备。他现在用于守备的兵力太大，第五军第十一师这样的完全美械部队，都不得不拿来守备，并且他现在规定一营人不打仗，每个地方守备兵力都在一营以上。而且他把部队集中到前线来之后，后方空虚，民变蜂起，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蒋军致命弱点是在于他所进行的是出卖祖国压迫人民的战争。刘伯承同志在军事指挥上之所以能达到机动自如，是由于他充分掌握了唯物辩证法，能精确地分析敌军，正确地估量我情，真正做到了“知彼知己”。他常教育各级指挥员说：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心’，即唯物辩证法。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则不是。”他常用历史掌故及现实的各种典型事例教育指挥员，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提高指挥艺术水平，所以他所统率的部队常能克敌制胜，立于不败之地。注释：〔1〕马岛战争：1982 年 4 月至 6 月，英国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爆发的一场战争。起因是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战争中双方使用了多种先进武器装备，进行了海战、空战、登陆和抗登陆作战，英军最终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