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指挥艺术的特色——机动*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刘伯承同志在精心指挥作战的同时，还挤时间写了大量的军事论文、作战总结等，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刘伯承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的珍贵材料，对于深入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如刘伯承同志所说：“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我们是身当其时，身当其事的。”我在刘邓首长直接领导下工作了 13 个年头，对于他们的指挥艺术我是十分敬佩的，现在重温刘伯承同志许多关于作战指挥的论述，对他机动灵活的指挥艺术有了更进一步的感受。记得曾经同我们多年作战的蒋军高级将领说过这样的话：刘伯承的指挥特别机动，令人莫测高深。这种说法，我看相当有道理，也可以说其中包含了许多他们吃过苦头的实际体会。在这篇短文里，我想粗浅地谈一谈这个问题，与大家共同学习探讨刘伯承同志的指挥艺术。

一机动是弱军战胜强敌之道

刘伯承同志曾经说过，毛泽东军事学说“是以人民的弱小武装战胜现代装备之强大敌人的军事学说。”“毛主席的人民军事学，是*1982 年 2 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由战士出版社出版了《刘伯承军事文选》征求意见本。李达同志参予了《刘伯承军事文选》的编纂工作，本文即为李达同志 1982 年撰写的学习、研究《刘伯承军事文选》的文章，首次发表于《军事学术》1982 年第 12 期。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更需要机动。”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装备与兵数劣势的军队对美帝国主义所装备的蒋介石现代化军队作战，由于我军富有特殊的机动力，善于在耗散敌人之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敌人弱点而不断围歼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俘获敌人的武器兵员以补充自己和强化自己。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原则所独有的特质，而应为我们所把握以战胜蒋介石的。”

刘伯承同志还指出：“我们的作战的机动，必须（一）寻找敌人

的弱点，如其没有弱点，那就要创造敌人的弱点。（二）集绝对优势的兵力，来突击敌人这一弱点。（三）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条件下完成机动，使敌人不能救援其被突击的弱点。”刘伯承同志的这些论述明确地告诉我们，机动是弱军战胜强敌之道。

二机动和牛抵角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战术

刘伯承同志指出，机动和牛抵角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战术。

要歼灭敌人就要机动，牛抵角歼灭不了敌人。他在总结解放战争中我们内线作战的总情况时强调，我们作战基本上是机动的，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但有时也免不了牛抵角。例如巨野战役（龙凤之战）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他检讨了这一战役陷于牛抵角的笨拙状态，因而没有取得更大的胜利。

刘伯承同志说：“作战有三种战术：一、牛抵角。二、马的战术

——用后蹄踢。三、狼的战术。”他反对和批评牛抵角战术，也不赞成马的战术，不管蹄子甩得怎样厉害，黔驴之技，终免不了被老虎吃掉。他比较赞赏狼的机动战术，曾举过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成都有一条坡路，狼就在坡路上静坐等着，一个推手车的人走到半坡时，狼就照准他的屁股吃一块肉，推车的人放也放不下，走也走不掉，乖乖地让狼吃去一块肉。”他指出：“狼的战术是高明的。我们是人，总比狼聪明些。”刘伯承同志就是以

这样一些生动形象而又发人深思的比喻，来教育我们掌握机动的战术，避免陷于牛抵角的笨拙状态。

三歼灭，是机动的本质

刘伯承同志深刻地论证了机动的本质，并在实践中体现了这一本质。他说：“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但机动只是消灭敌人的一个条件，本身不是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才是机动的本质。所以我们机动作战就是要消灭敌人。只有消灭敌人才能解决问题，才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我们的爱国自卫战争，就是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都是担任一个战略方面军的指挥员，他们所指挥的几十个主要战役，几乎全部都是在机动中完成的歼灭战。

四大踏步进退是机动的主要形式

大踏步进退可以保持最大的主动性。“或者大踏步地前进，以突击敌人之弱点而消灭之，这是主要的机动方针；或者大踏步地后退，以避免敌人对我弱点的突击，特别要避免敌人的合击。”1946 年，在冀鲁豫战场作战时，同敌人打了 7 仗，除了上述的巨野战役陷于牛抵角的笨拙状态以外，其余 6 仗都是在大踏步进退的机动中取胜的。我在《三破邯郸梦，三出陇海线》一文中已经比较详细地谈过了，这里就不赘述。后来千里跃进到大别山作战略展开，打了张家店战斗和高山铺战役；接着，敌人派了 33 个旅由白崇禧统一

指挥来围攻。我随邓小平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员在大别山内线打游击。这 7 个月的斗争，也是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灵活运用分遣与集结来粉碎敌人的“围剿”的。刘伯承同志说：“主要运用分遣与集结的机动寻歼敌人。即是大踏步的分遣，撕破敌人合击阵势，此间随即寻机向心集结，以围歼可以歼灭的敌人。”主力转出大别山之后，与陈粟大军、陈赓兵团三军配合机动歼敌，就更加运用大踏步进退的机动歼击敌人了。胜利渡江之后的千里追击，也是一种机动作战。进军西南又前进了一步，陈赓第四兵团由广东、广西进军云南，陈锡联第三兵团和杨勇第五兵团经湖南、湖北进军川黔，可以说是“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大机动作战了。

在机动作战中存在一个走路和粮食、弹药供应的问题。关于走

路问题，刘伯承同志对部队进行了许多生动有效的思想工作，着力纠正某些同志怕走路的思想。在大别山，他幽默他说，走这样的田间小路，跌跤也跌的是“骑马跤”，一跌跤就骑在田埂上。他从战略任务需要的高度，来动员大家学会走这种路。他说，现在一切都为了建设中原这块战略前进基地。走小路、跌“骑马跤”，打山地战，都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某些人想摆脱这个任务是不行的。他又从战术上来动员大家学会走路。他说：“部队行动有三个内容：一行军，二宿营，三战斗。走路也是战术，你如果不会行军，不会宿营，还有什么战术。”他还常常引用俄国名将苏沃洛夫的名言来说明走路的重要性：“脚才是胜利的基本条件，手是辅助的。”

关于兵员补充，弹药、物资供应方面，在冀鲁豫作战中，刘邓关

于巨金鱼战役的经过和经验给军委的报告中，就有这样一项：“由于兵员及弹药供应量之不足（我火力太弱未能攻下金乡），曾影响到连续作战与解决战斗，战斗进展不够迅速与彻底。这是大军大踏步机动作战的极大苦事，当设法补救之。”一般刘邓是不向上面叫苦的，这次叫了苦，但还是不向上伸手，而是自己设法解决。

渡江之后，刘邓命令全部主力三个兵团千里追击，切断浙赣

线，事先也是关注到交通和粮食问题的。如对黄山、波阳间道路和粮食情况进行过调查，对三个兵团出浙赣线的路程远近作过计算等。进军川黔，要后发先至，断敌退路，要猛打猛追，叫敌人来不及变更部署重新组织力量进行抵抗。因此，干部战士的行军是十分辛苦的。由湘西向贵州进军，遇到连续半月以上的淫雨，前进路上横亘着连绵起伏的武陵山脉，路小，山陡，流多，水急。干部战士差不多每天都要跌几跤，有的甚至每天都是浑身泥水。自军长以下大多数干部，在将近半个月时间内，都因山地崎岖而丢掉乘马和铺盖，只能步行，和衣而眠。为了奔歼敌人，为了跳出无粮区，大多以每日120 里至 180 里的行程连续前进，甚至有几个昼夜连续急行军。这些非同一般的困难，在有力的思想教育和必要的物资保证下，都被一一战胜了。刘伯承同志不止一次地引用外国军事家关于要不顾部属疲劳追击歼灭敌人的话。如百团大战时，他引用过德国将领的话：“每至部队追击时，常有报告自己伤亡过大，困难过多，我的答复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没有别的话说。” 又如，他早在红军时代，就引用过这样一段话：“胜利之际，部属常以人马的耗损和疲惫为词推卸追击，结果放走了耗损较大疲劳较凶的已败退的敌人，养成和招致敌人重新对我战斗。其实说来，⋯⋯养兵之意义就是为此时歼灭敌人，此时不惜部属的耗损和疲惫，正是减免将来的耗损和疲惫。”这就是刘伯承同志认为带兵、用兵要严的道理，他的哲学是“慈不掌兵”。但另一方面，在官兵的福利上，官兵的具体困难上，如疾病、负伤、吃饭、走路、睡觉、背负等等，他又无微不至地细心照顾。在这方面，他的哲学是“慈”。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他的养兵、带兵、用兵原则就是“以严济慈，以慈济严，严慈相济。”如 1949 年 11 月 11 日，刘邓关于隔断敌宋希濂、罗广文 7 个军之退却道路给第五兵团和第十军的指示中，最后特别写上了这样一条：“近半月来，我各部队天雨行军、作战，必感疲劳，望注意鼓励士气。使用现洋，保证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要以小失大。每人每天的 5 钱油盐和 1 斤蔬菜绝不可少。至要！至要！”又如准备实施成都围歼战以歼灭胡宗南主力的时候，1949 年 12 月 6 日，刘邓给各兵团的电报中，具体规定了第十、第十六和第十八军的休息时间（3 天至 5 天）最后又写上一条：“各部队当前最大困难是鞋子问题，望自行设法就地购买，勿靠后方运送。落伍人员好好设站收容。”在这次作战行动中，刘邓事先就关注鞋子问题，要供给部门给每人发了 4 双胶鞋，保障了机动作战的顺利进行。

五敌我争夺机动自由的斗争

关于这个问题，刘伯承同志说：“宽大机动地创造或寻找敌人

的弱点，并抓住它的弱点，给以有计划地突然地袭击，是把握主动权最好的办法。”所以，敌我争夺主动权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敌我争夺机动自由的斗争上面。这在抗日战争时期，敌人实施“囚笼政策”，我们打破“囚笼政策”的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敌人的“囚笼政策”是包括军事上的毁灭，政治上的欺骗，经济上的掠夺，文化上的腐蚀的“总力战”。目的是毁灭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建立其殖民统治。在军事上来说，首先就是用铁路作大输血管，公路作小输血管，据点作血库，以保证他的机动自由；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制成“囚笼”，以剥夺我军的机动自由。我们则以党政军民一元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对敌进行全力的全面战争，以打破其“囚笼政策”。目的就是争夺我军的机动

自由，剥夺敌人的机动自由：就是彻底地对敌展开全面的交通斗争，使我们得以自由自在地发扬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以建设和壮大我们的军队，以袭击身体支离、血管破裂、接济中断的敌军。

与敌人争夺机动自由的斗争，有一个重要环节，表现在采取 “敌进我进”的战术上。就是我军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敌人的后

方，同当地的广大人民紧密结合，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毁敌交通，袭敌据点，从敌人侧背打击敌人。刘伯承同志曾说：“‘敌进我进’是结合敌后广大民众作解放斗争的战术。”这种战术和我们发动的全面的对敌斗争紧密结合，粉碎了日本侵华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与敌人争夺机动自由的斗争，还密切联系于根据地的武装建设。抗日开始时，我军是以正规军开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设根据地的。到了太行山后，刘邓首先着眼于自卫队（后来的民兵）、游击队的建设和军区的建设。一到晋东南，刘伯承同志就在辽县办起了游击训练班，编了两本通俗简要的教材：《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和《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后来在 1939 年 10 月，专门作了一次关于军区建设工作的报告。1941 年 2 月又讲了一次《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1942 年又给人民武装干部讲了一次关于人民武装建设和战术、技术训练的课。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武装建设中，形成了正规军、军区武装、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的体制，并组成了游击集团。刘伯承同志形容这种三结合的武装体制是一只骨、筋、肉组成的打人的拳头，并且总结了人民武装建设的经验。经验表明，正规军要机动，就得有广布的游击队、民兵的掩护和配合，才能做到耳聪目明，机动自如，寻找和创造敌人的弱点，对准敌人的弱点实施突击；同时也才能使敌人耳国失灵，摸不清我们的情况，要打我们不是扑空，就是打不着要害。正规军要准备机动，就得休整。这也需要广大游击队以接敌活动进行掩护，迷惑敌人，使敌人“四面楚歌”，“草木皆兵”，在判断上发生错误。这样，我们就把敌人的主力牵制住了，使我正规军能安心休整。总之，游击集团网的掩护与配合，有利于正规军保持最大的机动性，主动地进行机动作战，歼灭敌人；也有利于正规军适时地进行休整，以利再战。而敌军的机动则受到限制，处处被动。正如解放战争中一直同刘邓大军作战的蒋军嫡系部队第十一师师长王元直在日记中写的：“行军数十日，不能与共军相遇，既遇又失其追击方向。”“阅共军文件，知共军第一流部队老控制在第二流部队或民兵掩护之下的适中地点，便于依情况向各方面机动。而我们第一流部队老是摆在前面，不但暴露企图，抑且失动作之自由，万一第一流部队战况危急，第二流部队还有胆应援吗？”

以上充分说明，机动不是某一天才的指挥员一日之功所能达

到的。而是要按着人民战争的规律，去完备各种必要的因素，才能办得到。刘伯承同志指挥上的机动，正是在多方面的艰苦努力中得来的。

六在上级总的意图下机断行事

刘伯承同志异常强调指挥员在上级总的意图下机断行事。这

是机动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准备实施襄樊战役时，他曾说：“计划、命令是建立于最现实的情况上，因此，一切行动都应适应现实情况。但现实是辩证的，指挥也应是辩证的，因此，指挥员应充分发扬机断行事。”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总结 1942 年 2 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

训时，对于当时在战略上占主导地位的游击战争，他就说过这样的话： “游击战争是千变万化，急转直下的战斗环境。凡独立行动部队的干部，特

别是分遣连的干部，应是在上级总的意旨之下，从政治上积极负责，独立自主，刚胆沉着，机断行事，没有消极不做的事情，也没有犹豫下做的事情，也没有等待上级指示才做的事情。”不仅是游击战中独立行动的部队如此，在运动战中协同作战的部队也应如此。 1946 年评讲巨金鱼战役时，他曾说：“各级首长在一个机动战役意图之下，必须预见情况的演变，因势利导，机断行事，努力达成歼敌任务。上述的战役情况如此演变，各级指挥员一般都能在总的意图下，独立自主地抓住战机，向胜利方面扩张战果，尤其在战役最后一段向胜利进展之际，各纵队能从各方面向心集中作战，发挥有余不尽之力，故能获得如是之胜利。战斗时敌人屡战屡败，但其狡如兔，不易捕捉。这就要求各级指挥员，在作战中不能单从自己方面打如意算盘，守株待兔，而应在注视战机进展中，以自己积极行动的因素去开展战局，走向歼敌，即如何创造敌人弱点，如何诱敌前进，如何追求敌人，如何兜击敌人之类。这里就包括有适应战机的强行军不怕疲劳的一项，这是在战斗间隙中就要预先锻炼的。由于是机动作战，必须发挥指挥员捕捉战机的灵敏性与责任感，而上级指挥员的指挥，预宜以训令（示以任务而不示以手段）方式示之，以便于下级机断行事。”这段话包含着关于机动的许多精粹的东西。刘伯承同志常常以这样精粹的理论指导，教育他所部的指挥员。因而，他所领导的指挥员，常常能从他的战斗、战役、战局的讲评中，得到营养，并能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做到打一仗提高一步，以不断的进步来争取不断的胜利。刘伯承同志 1948 年 6 月在总结三军会师，逐鹿中原，机动歼敌，对敌人主要采取合围钳形突击的战法时，就反复地总结合围钳形攻势中的机动。其中对宛东战役的经验总结中，他又告诫各级指挥员，在机动中，各级指挥部应在上级总的意图之下，适应整个具体情况，负责机断行事，而不要机械地去执行直接上级的某些已不能适应新情况的指示。他举例说：“宋（时轮）陈（再道）两纵于 30 日在高庙集、兴隆镇地区，根据我们的基本命令与当时张咎的实际情况，不是向东而是向西，未完全执行西兵团命令，只以二纵进到庙庄寺、苗店之线，就势转移兵力向桥头西方向围击，故能歼敌 6000 余人。”他肯定“这种机断行事是对的。”并进而指出：“但根据当时情况，还未能大胆完全照我们基本命令再向西延伸，更多地截住敌人，殊为美中不足。”

七撤退是机动的战术形式之一 “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以主动的进攻与追击消灭敌军为

趋利，以避免敌人突击其弱点，防御退却为避害。这是刘伯承同志的机动原则。这是争取胜利的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只知进攻而不知退却，只知趋利而不知避害，就不能完全趋利

而达到战争的根本目的——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刘伯承同志在机动作战问题上，特别提出这个问题，以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他首先分析了退却战斗的观念和实践中所存在的矛盾。他深刻地指出：“退却战斗虽是一般军人所不愿听的事，可又是最难指挥的事，且在运动战中又确有必要的事。” 现实的情况既然如此，退却战斗依然不会因为你不愿意听而在作战中消失，那就应该面对这个问题不要躲避，不要只陶醉于进攻，而忽视作撤退准备，致使必须撤退时由于缺乏思想上和实际上的准备而造成慌乱，受到损失。因此，刘伯承同志认为，在作战中适应情况，迅速定下撤退的决心，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问题。

什么样的火候要迅速定下撤退的决心呢？

（一）没有胜利希望的时候。他对领导游击战的干部说：“估计

能够胜利就打，不能胜利就撤走。或正在打，一见得不到胜利时，也要撤走。”

（二）胜利后适时的撤退。抗日战争时期的响堂铺待伏战斗和

长乐村急袭战斗就是如此。刘伯承同志在响堂铺战斗讲评中，就讲了这么一条：“撤退敏捷严整。”打扫战场的工作人员，随战斗部队之后行进，故能在两小时内，完成打扫工作。部队在结束战斗之后，更能迅速撤入山地。故敌人飞机 18 架，在 16 时飞来战场狂炸，于我毫无损伤。在对长乐村战斗的讲评中，也讲了一条：“我们善于采用退出战斗的战术，乘敌不觉，运用少数兵力，积极游击在宽大正面上，把主力突然荫蔽迅速撤退脱离敌人。但是我们的撤退是击退了敌人，为了保障胜利而撤退，并不是被敌打败而撤退。”但这次撤退，与前例有些不同，是在敌增援部队继续到来，一见不能彻底解决战斗时的撤退，当时的情况是“急袭战斗已转变到正规的大开大合的战斗，打退敌人增援部队的先头虽有余，消灭敌人全部则不足，于是决心巩固已得胜利，将主力撤退于山地待机。这种急转直下的决心也是正确的。”

（三）局部受挫折影响全局时的撤退。 1947 年 1 月豫皖边战役中的郑庄砦战斗就是如此。

正因为退却战斗在运动战中确实存在，而又是最难指挥的，加

上一般军人还不愿听，所以刘伯承同志就着意研究退却战斗的指挥艺术。

他认为撤退这种机动形式运用的方法与时机是：敌人突击

我第一梯队时，第二梯队即变为掩护队，以夜间撤退为最好，并且要下达命令，作有秩序的撤退，确实掌握部队，防止溃乱。

掩护部队的布置与战斗方法是：①随行掩护；②防御掩护；

③移动防御掩护（逐次掩护）；④伏击掩护；⑤反击掩护。这五种掩护方法，以移动防御掩护和伏击掩护为最好。掩护部队本身退却的办法，以逐次撤退为最好。将敌欺骗到另一方面，不得已时，小部队如连排，可用分散退却的办法，但要指定集合场。

拦阻队。指挥部应组织拦阻队，其任务是在阵地的后方选择要地拦阻撤退部队，并集合之，使成行军纵队，再行撤退。
4.各部队应规定紧急集合场——大紧急集合场，小紧急集合场，并规定后备集合场与联络所（联络人员最好着便衣）。刘伯承同志关于撤退的这些规定，是周密的。没有周密的规

定，并严格而又根据实际情况执行这些规定，就容易造成混乱，使部队受到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这些规定看来很简单，但都是必要的，在作战时要事先有所准备。所以，刘伯承同志在许多战斗总结和战术指示中，都重复强调这些规定。

一般我军的撤退，都是按照上面说的，明确下达撤退或转移至

某地的命令。日本侵华军对退却是有所忌讳的。他们喜欢摆着“皇军” 的臭架子前进。什么突贯进攻呀，分进合击吁，攻击前进呀等等，他们的指挥官就是属于不喜欢、不愿意听“退却”的一类人。所以他们退却的口令就拐了一个弯，叫“向后转前进！”

刘伯承同志的这些经验和理论，虽然是过去在游击战和运动

战中积累和总结出来的，但对我们今后作战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

灵活机动就特别值得研究和学习。我们要认真学习刘伯承同志的有关原著，吃透这个问题的精神实质，努力运用于今后的作战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