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雄师过大江＊——回顾第二野战军的渡江作战

一、渡江前的形势

辽沈、淮海、平津诸战役，歼灭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和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剩下 100 多万人，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战线上，实际上已丧失了有效的防御能力。国民党内部也陷于四分五裂、濒临崩溃的边缘。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 1949 年 1 月 1 日发出求和声明，企图边和谈边调整部署，编练新军，在江南布防，阻我军于长江以北，造成以长江为界的“南北朝”局面。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 1 月 14 日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以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同时指示人民解放军，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以前，丝毫也不应当松懈战斗力。中共中央在 1

月上旬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 1949 年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湘、鄂、赣、苏、

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召＊本篇是李达同志 1986 年 6 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撰写的回忆史料。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总前委于 2 月 9 日召开专门会

议，根据毛主席关于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长江下游渡江作战，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解放华东南等指示，研究了渡江作战的时机、部署、战术、准备及支前等问题。

2 月 11 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

以邓小平为书记，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 5 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为适应今后的艰巨任务，我中原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 1948 年

11 月 1 日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指示，于 1949 年 2 月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同志任司令员，邓小平同志任政治委员，张际春同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担任参谋长，2 月 19 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伯承、小平、际春、陈赓、李达等 5 人组成第二野战军前委，小平为书记。

经过此次整编，第二野战军达到 28 万余人，有各种火炮 1500 门。整编后，二野即脱离中原军区建制，投入渡江作战的准备。

二、渡江的准备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是分割南北的天然屏障。国民党一面

和谈，一面将主力部队布防在长江沿岸，在依赖黄河天险失败之后，又企图以长江天险阻止我军南进。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汤恩伯集团所辖 75

个师 45 万人，其中有 50 多个师直接担任由湖口至上海段的沿江守备，及控

制江北岸要点，主力则在京沪地带。其余 20 多个师分置于浙赣线、苏南、浙

江、皖南纵深地区，仅有 10 个师可以机动。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的白崇禧所辖有 40 个师 25 万人，其中 27

个师直接担任宜昌至湖口段江防和武汉地区的守备任务，另以 13 个师配置于长沙、南昌等纵深地区。

此外，海军第二舰队、江防舰队和空军主力分别配属汤、白两

集团，构成了陆海空联合防线。再加上天险长江，恰似“铜墙铁壁”一

般。

刘伯承同志编译的《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一书，赶在渡

江战役之前出版了。刘司令员在该书的编译前言中，分析了当时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他说：“长江布防，有所谓‘直接配备’，即将其主力直接配备于长江南岸；有所谓‘前进配备”，即将其主力前出于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作战；有所谓‘后退配备’，即以一部配备于长江两岸要点，强化侦察，而以主力分别配备于南岸纵深的机动地点，在判明我军主攻方向时，即抓住我渡江的困难，适机出击。蒋介石长江防御的前进配备，大而言之，即其在黄河、长江之间的防御；小而言之，即其经常叫嚣的‘守江必固淮’。这些都因淮海战役基于兵力的丧失而无法实施。其后退配备，也因兵力少，江防宽，与南岸交通困难而不能作。如此，他就不能不着重于‘直接配备’，但还是因兵力少而不容易作了。汉口以下长达 2000 余里的长江防线及其必要的纵深配备，太费兵力了。在长江向北岸鼓出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要点，也各只有两个基干军的机动兵力，遂使这样漫长的江防，成为一条不能动弹的‘死蛇阵’，任人横斩。如其一处被斩断，则全线震撼。〔1〕”

如何斩断这个“死蛇阵”呢？刘司令员认为，“必须善于搜集船

只；善于组织部队作战斗渡江的演习；善于侦察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进行精细的研究，力求在宽大正面同时渡江的情况之下，针对敌人的弱点作出重点突击的部署；善于组织集中的炮火以支援渡江的步兵，使其不遭到敌人舰队、炮兵和坦克的阻碍。〔2〕”这些精辟分析，为我二野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指明了具体方向。

（一）关于技术准备和物质准备问题。这是确保渡江作战胜利

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南岸敌人的防御配备，中共中央和刘邓首长早就交代我们司令部进行侦察和收集资料了。还是在挺进大别山的初期，中央曾指示我军派一支部队秘密渡过长江，在南岸箝入一颗钉子，并侦察敌情。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商定成立 1 个独立旅，配属 3 个团，以张体学任旅长，鲍先志任政委，谭善和任副政委，到皖南一带活动，公开打出的番号是十六军。他们在老根据地的黄梅、广济（武穴）活动，相机渡江。但由于敌军江防很严密，他们无法偷渡。经请示中央后，又调该旅返回鄂豫军区，但他们也不虚此行，初步摸清了这一带的江防情况，完成了早期的侦察任务。刘司令员自己在大别山的时候，常常抽暇在地图上以汉水模拟长江，研究强渡作战的战术和技术问题；在淮海战役中，他也没有间断对渡江战役的考虑。所以，当他撰写《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的编译前言时，就着重写了突破江防的问题。在 1949 年 2 月 9 日的总前委会议上，与会同志首先研究了渡江作战

的时机问题，均认为“在 3 月半出动，3 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 4 月初长江一带水位低、雨水少，便于作战。如早于此时，我军各项工作的准备都来不及；晚于此时，国民党方面在政治、军事上则会有更多的准备。而且水位上涨，到 5 月的桃汛期，风浪可达半米多高，对不习水性的北方籍战

士极为不利。然而，即使 3 月底渡江，我野的困难仍然不少。如弹药，三野仅有携行基数；而二野则连携行基数也没有，通讯器材和药品也很缺乏。再如渡江作战用的地图，三野已有的不足自用；二野则一份也没有。汽车，三野、二野都已经有了上千辆，但二野却没有汽油。而二野更困难的，则是粮食严重不足。当时还不知到江北岸后竟找不到一只船。这些，都必须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准备好，其艰巨程度可以想见。在各项准备工作中，对

长江两岸的侦察是首要的。刘司令员非常注重皖南山地的交通、物资、粮食供应状况，布置我们设法和胡明等同志领导的皖南游击队联系，请他们提供这一地区的有关情况，如有多少条道路，能容纳多少部队吃饭等问题。

还是在 1949 年 1 月，我秘密工作人员就设法搞到了一份美蒋

联合绘制的长江水文、地形、地貌和江防工事图。我派情报处的同志取回后，呈送了刘邓首长。经研究，认为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作用很大。但当时我们对图上的水文符号还识别不了，就让情报处的同志拿到开封市水利部门，请专家帮助识别，由情报处一一注明后，又由作战处翻印了若干份，发往各部队，进一步作实地考查和订正。

大约在 3 月底或 1 月初。皖南游击队派专人来到野司，接应我

们渡江，一直跟我们到舒城。刘司令员（这时邓政委在总前委）听了他的汇报后，又让我们和他详细谈谈，把东南数省的交通、居民点的人口密度、社会情况、粮食供应等情况弄得清清楚楚。这样，经过向皖南游击队的同志了解情况，再加上从其他途径收集的资料，我们绘制了东南数省的兵要地志图，由情报处在桐城找了一家印刷所石印一批，记得大约是在 4 月 15 日前发到部队团营级的。从此，我们开始有了渡江作战的行动路线图。

通过上述调查，说明二野 3 个兵团突破江防后，都经皖南插下

去，也是可以容纳得下的，这对于总前委定下战役决心，和各部队负责人关于怎样过江及过江以后的行动，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3 月 8 日，已经到中央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陈毅、邓小平同志

给刘司令员、张副政委和我发来电报，转告了中央军委的决定：“为适应政治的需要，即使我军事行动与南京集团的谈判密切配合，军委已确定渡江作战必须于 4 月 10 日左右发起。我们商定，华野、中野各部，务于 4 月 8 日进至江边，10 日夜开始渡江作战。”并嘱“各部的军事准备和部署，力求精细周密”，“集中力量进行有关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的训练。”根据这一指示，刘司令员交代我加紧组织司令部各业务处进行侦察、测绘、通讯联络、工兵作业、、以及后勤和江上救护等一系列的具体准备工作。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内，参谋人员夜以继日，及时地完成了各项准备。司令部还草拟了《渡江作战战术指示》，呈送刘司令员、邓政委和张副政委审定后，于 1949

年 3 月 30 日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通报的形式下发部队。《渡江作战

战术指示》共有 10 项，其中关于准备工作的主要之点是：“各部队应派出干部观察，携带望远镜，察明江幅、流速、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敌人如何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时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渡江的步、炮、工兵等协同动作的组织，也应由相关干部在实地侦察中实施之”；准备渡江的船笺“应排列于隐蔽的船坞，以便防空而容易出航”；“在夺取与控制江北渡口桥头堡后，即应开始组织我渡江的突击部队与掩护部队，并在实地侦察、训练。同时组织防空，并以炮兵射击敌舰，封锁江面”。具体准备工作是十分细致和复杂的。先以船只的准备为例。当我十一、十五两个先遣军于 3 月 27 日到达江北岸时，沿江各种船只己被敌人劫持一空，船民也被迫四散逃避。很多北方籍战士对南方不了解，看到既无船只又无其他渡江器材，一时产生了恐惧心理；有的战士不知从哪里听说长江一带的蚊子有一寸多长，“3 个蚊子可以炒一盘肉”；还有的怕“被打死在江里喂鱼”，等等。为解除他们的顾虑，各部队及时聘请驻地居民介绍长江水性，组织南北方战士座谈会，并轮流到江边观察对岸情况，练习游泳、划船和试制救生圈。

从而掀起了一个筹集船只、引船入江和水上练兵的热潮。如十二军在渡江演习中，曾以 20 斤稻草捆成一只救生圈，在水中浸泡 12 个小时后仍可使用，战士可露出胸部射击。在物资、船只准备有了眉目之时，刘司令员指示三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攻打一个有敌军江防据点的江心洲——铁板洲，作一次实战演习，以取得经验。铁板洲上有敌第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三营和第五连共 300 余人，筑有地堡工事。我三十五师由一○四团组成突击队，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乘带有云梯的船只，仅以 7 分钟即登上洲岸，无一伤亡，35 分钟结束战斗，全歼守敌。4 月 9 日，刘司令员、张副政委和我将这一经验上报军委、总前委，并告三野。三十五师在夺取铁板洲时，“每人携带做好的一个稻草护生圈（18 至 20 斤），减少战士顾虑。每人准备数个竹尖和棉花，便于堵塞子弹孔。”还有的部队利用竹筒作救生圈，装置了救护舟筏。这些就地取材、简便易行的救生器材，在渡江作战时虽然使用不多，但对增强北方籍战士的安全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船只的筹集工作，是部队与地方党政机关组成管理委员会，派出大批干部和战士在附近湖泊进行的。对于船民，一方面从政治上启发他们，一方面适当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有些部队还动员了一些船帮头和保甲长，利用了一些关系，把已被敌人押至南岸的船只又拖回北岸。部队对船工和水手照顾得很好，开饭时为他们找碗，给他们送香烟，尊称他们为师傅，很快就建立了感情，成为真正“同舟共济”的战友。这样，仅在半个月内，就在沿江居民的协助下，搜集、打捞、修补船只达 1428 只（大船能载百人左右，小船可载 10 人左右），动员船工 2000 余名。由于船只多在内湖，而内湖出口又为敌军炮火所封锁，大家便创造了开渠引水和翻坝、掘堤等办法，把所有的船只从几十里外的内湖，翻过数道堤坝引入长江，然后又挖掘了隐蔽的船坞。船只解决后，部队又在内湖和夹江上昼夜进行水上训练。从上下船、船只操纵、救生器材的试验、水上射击，到航渡队形、指挥联络、步炮协同及登陆突破等战术动作，直至分队综合演习，都比较熟练了。据我们 4 月 15 日的统计，二野第一线部队水手和民兵水手己有 4410 人，

每次可渡 30500 人。当上述准备工作就绪后，各兵团、军师党委向渡江突击队授了旗，向船工和部队水手颁发了荣誉证件，号召大家“在渡江作战中为人民立新功”。参战部队的各级司令部根据野司的安排，均于江岸设立了观察所，组织了敌前侦察，加强对长江水文、气象的观察和调查，选定了起渡点和登陆地段，并设立了渡口指挥所，组织指挥员进行沙盘作业。再谈谈物资的筹备。这项工作是艰巨而又繁重的，由于华东局和中原局负责同志卓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及时有效地保障了部队的供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勤部门在华东支前委员会和安徽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合肥、蚌埠设立了办事处，沿途设立了兵站及集结地，建立了 4 条补给线。安徽、湖北、河南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部队架桥、修路，在部队进军途中设立了招待站，还组织了随军渡江的民工团。在合肥、六安至安庆的路上，有数十万浩浩荡荡的民工“海潮似地”（刘伯承语）日夜赶送军粮。皖北人民群众提出了“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有船”的口号，竭尽全力支援渡江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军是人民群众“送”过长江的。至于支前和运输的工作量有多大，我手头尚无确切的数字。仅以安徽省为例，省委曾动员服务半年的担架 3000

副，服务 3 个月的挑工 12000 人；仅六安、桐城两地就征收了 1 亿斤大米。刘司令员曾说：“沿江居民省出了自己的食粮给军队吃，他们的贡献极大，感人极深。”另外，汽油、弹药、服装等物资，也都是依靠地方向前线运送

的。这里，我引用一份 1949 年 3 月 9 日，刘司令员和我给“军委（转陈邓〔3〕）、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也可见一斑：“一、统筹解决汽油及零件之补充，并在蚌埠、合肥设库分发。立请调拨 500 到 1000 桶汽油应急。另请天津筹拨

400 辆［汽车］的备分零件。二、3 月份经费之未领足数，请军委直接速送蚌埠。4、5 两月份经费酌量拨 2/3 现洋、1/3 人民币券，于寅哿［3 月 20 日］前送蚌，以便能在过江前送到部队。中原军区现洋请就近拨交我们。三、追送十分困难（特别在南方脱离铁道条件下）。我们虽全力以赴，但只能担任渡江前之第一线运送。故请中原局、华东局分送正阳关及合肥转交我们。四、⋯⋯我们尚差 5 万套血衣、5 万套俘虏单衣、5 万套衬衣。今后这类供应品由我们随军购买抑由华东转发，请速确定。”到开始渡江前，向前线运送的弹药是 4 个基数；补给的携带粮是每人 5 日份，而且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这些事迹，无论是在支前工作上，还是在军事交通史上，都是应该重重地写上一笔的。（二）关于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当时部队存在的思想上的问题，主要是对和谈的认识，如：国民党在和谈协议上签字了，还要不要过江？会不会搞南北朝？如果美国出兵干涉怎么办？为了统一认识，牢固树立“敢于胜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思想，1949 年 1 月 10 日，曾以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的名义颁发了《野战军两个月整训的军事政治大纲》，提出要“根据新华社新年献词进行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 “必须彻底清算在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的关头，可能产生的各种各式的动摇思想”。政治整训的目的，主要是教育指战员认清政治谈判和军事斗争是密切联系的两种手段，国民党政府并非真心和平，只是因为打不过我们不得已而为之。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国民党政府在协议上签字与否，我们都是要过江的。决不能在中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给某些反动政客和军阀以喘息之机。在这一点上，大家应该头脑清醒，不可松懈斗志。陈赓同志曾经把和谈看作是对国民党的又一攻势，并且“不啻增加我百万大军力量”。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都对我们有利。和谈，势必促使国民党内部发生巨大变化与动摇。因此，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一次震撼。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也知道是因为打不过共产党才和谈的，如果谈判破裂，就更加瓦解了他们的士气。我们过江后敌军的迅速溃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对于美国可能出兵干涉的问题，通过对形势的分析，指战员们也有了思想准备，立足于他们出兵，有备无患。而且，只有我们作了准备，美国才不会轻易出兵。解决了这些思想认识问题，士气就日益高涨了。于是，“不让反革命有喘息余地，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实现全国革命胜利，为人民立大功”等口号，就成为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心声。关于组织准备，总前委在渡江前下发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其中特别强调了连队的党组织建设问题。这在以往几大战役中是没有过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部队整编后，解放战士在部队中的成分很大，和新参军的翻身农民对比，达 70％到 80％。入伍较晚的战士，有的出征前几天才到部队，没有赶上渡江政治教育。这当中有些北方籍战士不愿远离家乡到南方去，曾发生逃离队伍的现象。再一个原因，就是渡江作战是以船、战斗小组为基本单位的，和以往的战役有所不同，但是在行动上又必须做到统一，这对于拥有一两千只船的大部队来说，是不容易做到的。基于这些原因，只有健全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才能保证部队的巩固、纪律和行动的统一。这些，在渡江前是基本做到了。

三、稳健的决策

关于渡江作战的谋略和战术问题，是中央军委、总前委审时度势，反复研讨，逐步确定的。把两个野战军放在长江下游渡江，是摧毁蒋、美结合的防御体系，可以应付任何意外情况的“稳健办法”（刘伯承语）。“钳白打汤”的策略。

在 1949 年 2 月 9 日的总前委会议上，大家认为应该充分利用

蒋介石集团与桂系的矛盾，以二野、三野的近百万（渡江作战时，加上军区部队共百万人）的优势乓力突击汤集团，箝制白集团，以强大的震撼力量，使敌军闻风丧胆；并足以应付意外情况的出现，如美国可能的挑衅或武装干涉，这是最稳健的作战方针。当天曾确定：以三野的 4 个兵团和二野的

1 个兵团为第一梯队。三野 4 个兵团的任务区分是：一个任江阴、扬州段，一个任南京东西段，一个任芜湖东西段，一个任铜陵、贵池段；二野的一个兵团任安庆东西段。

二野的另外两个兵团，除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 5 个军作为总预备队。

预定的突破重点，则拟在芜湖、安庆地段。

会后，总前委发出了《关于渡江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向中央的报告》。

汤、白两集团在长江鼓向北岸的突出部的汉口、浦口，各有 2

个军的机动兵力，在安庆摆了 1 个军。浦口为三野的当面，二野当面之敌主要是白集团；刘汝明的部队不多，其前哨部队放在江心洲。白集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伸出警戒部队（小部队），在江北也不少，而在麻城及其南面的城镇到处皆是。当三野已经收集到一些船只时，二野还两手空空。我们要准备船只，就必须消灭这些伸到江北的警戒部队。

为此，刘、邓首长考虑了三着棋：

第一着，是从 2 月初开始，以王宏坤部带领桐柏、江汉军区的

部队，到武汉、沙市、宜昌之间，吸引白集团西顾，以减轻二野主力正面的压力。

第二着，陈赓的四兵团向南开进，有意让绕道麻城，打跑了白

集团第七军的部队，攻占了麻城。之后，总前委和刘司令员便让四兵团停留在此地达一周之久，并派出小部队佯动，传风准备打九江。刘邓首长考虑光这两着给敌军的压力还不够，还必须请军委批准以四野先遣兵团迅速南下，钳制白集团，这是第三着。当四野十二兵团率第四十、四十三军 10 万余人组成先遣兵团顺平汉线火速南下，攻取信阳，直逼广水、宣化店，使二野右翼的安全确有保障时，四兵团主力才继续向指定地点开进。当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团到北平谈判时，白崇禧也派了私人代表到中原局洽谈。按这时的局势，我们分析白集团是不会受蒋介石调遣的，他们守不住武汉，必退衡阳再退广西（他们后来也是按这条路线退的）。还有一个地理上的因素，就是汤、白集团之间隔着一个鄱阳湖，两侧山脉多为南北走向，不便于大部队东西运动，互相支援。有鉴于此，中央军委、总前委的策略是钳制白崇禧集团，打击汤恩伯集团。这样，对白、汤既有所区别，又符合集中优势兵力，先歼重点之敌的原则。在渡江作战的准备中，还有一个打不打安庆的问题。当四野先遣兵团和四兵团完成了预定的一系列佯动之后，白崇禧误认为我军将抄袭武汉，将其第四十六军主力向武汉、九江收缩，留第一七四师驻守安庆。于是，我先遣军就势解放了太湖、潜山、望江等地。

至此，我主力兵团 3 月初分别由阜阳、沈邱、漯河地区南进，4 月初已相继到达长江北岸。安庆守敌是白崇禧集团在江北的一个钉子，对二野渡江是一个威胁。开始，确定由三兵团第十一军把安庆打下来，拔掉这个钉子。对于打不打安庆，刘司令员一直有所考虑。4 月 3 日，我二野前指到达舒城后，刘司令员打算去前线看一下再决定打还是不打。我陪他去了，到安庆周围和东西段都看了一下，发现这一带丘陵和沼泽交错，不利于攻坚。而且日军占领安庆时，曾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和工事。经过观察，在安庆的东西两段都可以渡江，只要看住安庆守敌不出来“干扰”即可。而打安庆，势必要攻坚，既耗时，又会过多地牵扯兵力，于是，刘司令员下决心改由第 10 军围困和监视安庆守敌；换下十一军参加渡江作战。4 月 4 日，刘司令员商得邓政委同意后，下达了《关于三兵团暂不攻安庆，各兵团积蓄精力进行渡江作战的指示》，确定：“（一）暂不攻安庆，积蓄精力于渡江作战。（二）以十五军、十六军由望江至安庆西关段渡江。（三）以三兵团两个军由安庆以东至棕阳镇石机头段渡江。（四）五兵团主力集于桐城、高河埠伺机续渡江。”我主力过江后再收拾他们也来得及。总前委制定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1949 年 4 月 1 日下达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决于 4 月 15 日 18 时以全线渡江开始遂行本战役”；以全歼或大部歼灭白、汤集团在上海至安庆段的守军（计有 24 个军 72 个师，共约 40 万人左右）和控制浙赣线的敌军（计

有 6 个军 23 个师），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战役目标。《纲要》规定以第三野战军组成东西两个作战集团，在贵池至芜湖和扬中至江阴之间渡江；第二野战军在马当至贵池间渡江。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施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歼被围之敌。整个战役的关键在于三野东西两集团迅速东西对进，完成钳形合围。二野密切协同三野，适时攻占芜湖，夺取南京和杭州地区；以主力一部速出衙县地区，控制浙赣线一段和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同时，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的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归二野统一指挥，担任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我二野的渡江地段，为汤、白两集团的结合部，处于汤集团的左侧背。守敌是老对手刘汝明的第八兵团 3 个军 8 个师，约 4 万余人。其六十八军军部位于

至德，所属 3 个师分布在东流至湖口线；五十五军军部位于贵池，所属 1 个师位于马沙闸至贵池段，2 个师位于三野部队渡江下面的铜陵、青阳地段；九十六军军部位于殷家汇，所属 2 个师分布在吉阳大渡口至乌沙闸线。敌纵

深地区仅有第十七兵团侯镜如率领的 2 个军在歙县至宁国地区。我渡江地段敌军兵力较弱，敌机动部队较少，而且有皖南游击队策应，对我突击渡江是有利的。但是，白集团的主力位于我预定渡江地段的右侧背，是一严重威胁。总前委根据敌军的这一态势，确定战役首先抓紧突破江防，渡江后我二野密切协同三野行动，以保障其钳形突击的成功。具体部署是：以 3 个兵团并列

在贵池至马当问宽约 200 华里的正面，以安庆东西段为突破重点；第三兵团由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然后速沿浮梁、婺源直出衢县，控制浙赣线，断敌退路；第四兵团于望江至马当间渡江，然后沿江东下，接替第九兵团监视芜湖敌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攻占南京之战。四野先遣兵团主力在武汉以东地区，并指挥桐柏、江汉、鄂豫军区部队，牵制白集团，策应二野渡江作战。4 月 8 日，第二野战军依照《纲要》的规定，下达了《渡江作战基本命令》。

四、为了配合和谈

渡江作战与和谈，是我党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两个手段，无论和谈能否达成协议，解放军都必须过江，只是时间和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国民党则以和谈作为继续备战的手段，自恃有不可突破的长江防线可以作为和谈的筹码。4 月 9 日，中原军区情报部门曾截获一份敌军电报，发给刘司令员和我。其内容是白崇禧 3 月间曾对空军说：“和平是中央的政策。我们还是继续备战，始能和平。⋯⋯长江天险共军不易渡过。我们对各渡口有重兵防守，且有海空军协助，假若和谈，则可以保全江南地区（是否完整尚成问题）。” 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想依赖长江天险，暂保半壁河山。而对解放军具有攻取京、沪、杭的能力，则无足够的思想准备。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谈判，是 1949 年 4 月 1 日在北平开始的。中共中央为了给国民党政府考

虑和签字的时间，曾几次将原定渡江时间推迟，从 4 月初推到 4 月中旬。4

月 12 日，总前委在推迟渡江作战时间的指示中说：“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但“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15 日，双方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中共代表团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在 20 日以前答复。第二天（16 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对敌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又利于夺取后第二夜即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凡不能于一夜夺取，又于夺取后需要较多时间做准备工作才利于南渡者，则应提前夺取之。望按实情处理。”“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 22 日一举渡江成功。”该电还让总前

委考虑：“假如南京愿意于 4 月 20 日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

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 3 天，即由 4 月 22 日改至 4

月 25 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们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障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要求。”4 月 17 日，总前委向军委报告说：“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 22 日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在政治上我们估计敌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以便团结内部作最后抵抗，此种征候似已日益明显。⋯⋯故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我们渡江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须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 25 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当天，中央军委复电说：“20 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南京方面认为我军渡江有很大困难，他们不相信我军能够大举渡江。我们估计他们 20 日以前可能不理我们，要看一下我军能否于

20 日以后真能渡江。假如我军真能于 22 日渡江成功，则协定仍可能干 23、

24、25 等日签订。故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 22 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4 月 18 日，中央军委电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 4 月 20 日开始攻击，22 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此时，我部署在江北的部队犹如弦上之箭，都在焦急地等待中央军委的渡江命令。

五、强渡长江

4 月 20 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于是，中共中央

主席毛泽东、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于 21 日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遵照这一命令，我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发起了渡江作战。三野西集团于 4 月 21 日晨，首先在贵池至芜湖间突破成功，将敌军的长江防线拦腰切

断；我二野各兵团与三野东集团于 21 日黄昏，同时在西起马当、东至江阴的

1200 华里宽的正面上，有重点地对敌军发起攻击。

二野的炮火，除射击敌人的舰队、飞机外，都集中在第一线支

援渡江。四兵团的野战炮营也调来了，集中于安庆东西段。在三、五兵团组成的主要突击地段，其正面不到 30 华里的宽度上就排列了各种火炮 300

余门。21 日 17 时，即我军开始渡江前 1 小时，这 300 余门火炮朝敌守军阵地整整轰击了一个钟头，江南岸的堡垒十之八九都被摧毁。由于炮火发挥了最大的威力，二野第一批渡江的三、五兵团的 6 个团，伤亡还不到 10 人。

然而，在彭泽上下游渡江的四兵团先头 2 个军，由于对岸敌六十八军阵地未

被摧毁，顽强抵抗，伤亡达 350 余人。

发起渡江作战的时刻，二野前指设在桐城的一所中学里。作战

室设在该校的图书馆，门前有两棵高高的冬青树。刘司令员下达了作战命令之后，和张副政委一起，端起一碗茶水，边饮边静候前线的消息。我在一旁陪着他们。作战处处长姚继鸣在作战室点燃了煤气灯，准备标图和作《阵中日记》。第一位从前线打电话给前指的是十一军参谋长杨国宇。我在电话里十分清晰地听到他那有些激动的四川话：“我们的大炮打过去了！激起的水柱子有几丈高哇！现在我们开始渡江啦！”我渡江部队在强大的火力准备之后，相继起锚强渡，万船齐发，以排山倒海之势，疾驶南岸。敌军集中火力，在海空军配合下，竭力阻击我渡江船队。但因我军是全线出击，敌军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我突击部队全速前进，乘船的战士们以洋锹和钢盔划水，给水手们加速。有的船工负伤后，战士接过来，继续掌舵、摇橹，没有一只船后退，都奋力争当登陆第一船。先头船仅以 15 至 30 分钟即强行登陆，抢占了敌军的一些滩头阵地。开始曾顽强抵抗的敌军，见阻击我渡船无效，士气低落，一触即溃。这样，我先头渡江部队很快就登上南岸，迅速抢占了要点，然后以一部横扫沿岸之敌。我主力部队则向敌军纵深插进。后续部队也及时登船起渡，对顽敌连续突击。4 月 21 日 18 时，刘司令员、张副政委和我向军委和总前委拍发了渡江作战的第一份报告：“二野于马［21 日］17 时全线开始渡江作战，刻渡南岸者三兵团 2 个团占领乌沙闸以西阵地；五兵

团 1 个团占领黄石矾以南高地。余在续渡中。”当夜 20 时，第二次报告总前

委说：“我二野刻已知渡达南岸者计三兵团 7 个团，五兵团 2 个团，三野七

兵团。”当夜 24 时，第三次报告说：“（一）我三兵团刻已渡过 4 个师，预计明养［22］日拂晓十一、十二两军可全部渡完。（二）五兵团之十六军己渡过 2 个师。预计明养日拂晓前该军可渡完。（三）四兵团情报待报。”第

四次报告是 22 日 5 时：“截至今养日 5 时整，我三兵团十一、十二两军全部

己渡达南岸；五兵团之十六军抵达南岸者共 2 个师，四兵团之十五军马［21

日］亥开始至华阳镇强渡，今养日 2 时已抵南岸 1 个师；十三军已进占马当以西之八宝洲。”这几次报告，记载了二野各兵团渡江的确切时间。对于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的壮观场景，国民党所谓《戡乱简史》中这样记载着：“满

江尽为匪船，首尾相接，络绎不绝”；海军舰只“太原”“安东”“楚同” “美亨”等号赶往阻击，但“匪船过多，顾此失彼，而两岸匪炮更集中射击我舰队，致均负伤，弹痕累累⋯⋯乃被迫驶向芜湖下游”。该书作者哀叹道：解放军渡江部队“几有所向无敌之概”。二野部队于 4 月 21 日晚 9 时，已渡

过 16 个团，控制了宽 200 余华里、纵深 10 至 20 华里的登陆场。又经 22、

23 两日作战，占领了青阳、高坦、至德一线和马当要塞。安庆守敌弃城而逃，被我追歼于吴田铺地区。至此，二野顺利地完成了突破长江防线的任务。总前委在制订《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时，估计在国民党首都所在地南京周围会有一场恶战。不料，敌主力在我军渡江之时即已望风披靡，逃离了南京。于是，第三野战军在 23 日前连续解放了江阴、无锡、常州、芜湖等城市和国民党首都南京；其东西两集团正按总前委的预定计划，加速向长兴、吴兴地区东西对进，钳击由南京、镇江南逃之敌。四野先遣兵团及中原军区部队，在解放了稀水、黄梅、荆门、汉川之后，继续向江边挺进。至此，国民党政府的长江防线，在 3 天之内即完全崩溃。

六、全力截断浙赣线

当我军渡江之后，国民党政府仓皇迁往广州。南京及其以东守敌纷纷沿京杭、京沪路向杭州、上海方向撤退，准备“以海、空军全力确保漱沪。” 二野当面之敌刘汝明部向浮梁、祁门、石埭方向溃逃，准备在皖浙边山区阻我进军，以掩护其主力在浙赣线上构成新防线。当南京、芜湖两城已为三野解放，我二野四兵团渡江后的位置距浙赣线最近时，刘司令员考虑：汤集团如果要退，只有两条路，一是走海路，一是浙赣线。按原定作战方向，我野将与三野兵力交叉；如改变原定方向，三野以主力直出浙赣路之贵溪、上饶、衢州，直至义乌一线，就可以割断蒋、桂两敌的联系，暂时放松桂敌，以全力迂回蒋敌侧背，堵住汤集团的退路，扩大预定的京沪杭会战的范围。切断浙赣线这着棋在战役上的意义，大体相当于淮海战役中打宿县的一着。刘司令员把这一设想报告了总前委，立即获得批准。4 月 23 日，总前委就此向中央军委呈递了调整渡江后部署的报告，提出：二野三、五两兵团正向石嫁、浮梁方向挺进，“而原定接收芜湖、南京之四兵团则尚在望江、湖口地段之江南岸，该兵团如向芜、京转进至少需时半月，且与三、五兵团交叉运动较不便利。故我们已与刘张李〔4〕商定作如下处置：一、陈赓四兵团取消接管南京任务，改沿杨苏〔5〕五兵团之右侧出浙赣线上饶东西地区协同三、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之敌，并视情向东发展。”同一天，二野下达了《关于全力截断浙赣线、杭徽线给各兵团的指示》：要求三兵团进击徽州地区之敌，四兵团进击上饶地区之敌，五兵团进击衢州之敌。并要求“各部队应加强行军速度，增大里程，以免迟延丧失战机”。《指示》下达后，各兵团不顾疲劳，不怕山地行军的困难奋勇穷追，有些部队日行 120 华里，速度极快。我二野

前指 4 月 29 日从桐城出发，30 日到达南京市。我二野渡江后的进程是：5

月 1 日，控制了屯溪、婺源、乐平一线，歼敌一○六军二八二师和四十六军一七四师全部，九十六军、六十八军、七十三军、一一九师及暂编第二、三师各一部，使刘汝明部和侯镜如部控制皖浙边山区，掩护其主力在浙赣线展开的计划未能得逞。所剩残敌又纷纷向金华、衢县、上饶等方向溃逃。同时，三野在郎溪、广德地区全歼了由南京、镇江等地南逃之敌，疾进杭州，逼近淞沪。5 月 1 日这天，中央军委电示：杭州、上海之敌所剩无几，三野不日即将其歼灭；二野的任务在于歼灭皖南、赣东、浙西三区之敌，以便在敌军

歼灭之后，即分别开辟三区工作。二野遵此指示，根据敌军溃逃方向，确定三兵团向浙赣线义乌至龙游段，五兵团向衢县至上饶段，四兵团向横峰至东乡段进击；并确定各兵团均留一部在屯溪、浮梁、乐平等地清剿残敌，协助地方党开辟新区工作。皖南人民游击队在胡明等同志领导下，已拥有 7000

多人的武装，活动范围扩大到了皖南、浙西、赣东北 40 个县，深得当地群众

爱戴。他们同三兵团密切配合，于 4 月 24 日至 29 日，解放了石埭、太平、

黟县、祁门、歙县等县城，并于 5 月 5 日在歙县、黟县等地与三兵团部队举行了会师大会。

5 月 3 日，四兵团解放了贵溪、万年、德兴、戈阳等县城，在贵

溪与闽浙赣游击队会师。8 日，陈赓在鹰潭镇会见了游击队负责人曾镜冰。陈赓在当天的日记中，称赞他“在闽浙赣坚持十数年游击战争，艰苦卓绝，不愧为共产党人也。”

四兵团主力先于 5 月 4 日到达贵溪、横峰地区；三、五兵团于

5 月 6 日进抵金华、衢县地区。至此，已歼敌六十八军一四三师、一一九师、八十八军四十九师、一○六军一九二师、一一○师和暂三师全部，七十三军、安徽省保三旅、保五旅、交警第七、八纵队等大部。敌残部已溃不成军，拚命向浙赣路以南山区逃窜，有些则纷纷向我军投降。5 月 7 日，沿浙赣线东进的我三兵团和由杭州南下的三野部队，在诸暨会师。这样，我军就控制了从义乌至东乡段长达 800 华里的浙赣线，完全切断了汤、白两集团的联系。

5 月 3 日，三野占领了杭州，之后集中其主力围攻上海。在此

之际，二野为扩大战果，密切配合三野部队作战，各兵团就势以一部兵力轻装继续分别向丽水、松阳（三兵团），崇安、浦城（五兵团），建阳、临川（四兵团）等 3 个方向猛追。至 5 月 14 日，解放了丽水、青田、古田、南平、南城等闽北、赣中的广大地区，逼近闽江、赣江。

我军在追击敌军的初期，各兵团的追击战术，都是采取正面平

推和尾追的打法，而追击面又在 400 华里宽的广大正面上；敌军跑得很快，又有汽车等交通工具，故此我军的战果不大。我在前指每日处理各兵团来电，发现在统计歼敌数字时，增长缓慢。我向刘司令员和张副政委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商量如何改变追击战术。经过研究，决定必须实行猛追、猛冲、猛打，变尾追为平行追击和跟踪追击相结合的战术，而如果要赶上甚至超越逃敌，就必须再加快速度，这也只有组织轻装部队才能奏效。于是，先是通知各兵团马上改变战术，跟踪、平行和跟踪追击相结合，敢于以少胜多，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又在 5 月 7 日下达了《组织轻装部队继续追歼逃敌的指示》：“各兵团在抵达浙赣线之休止地区后，应：一、分别以轻装师或轻装团附电台继续向南猛追，寻歼逃窜之敌，并指定三兵团追击方向为永康、武义、宣平、遂昌、松阳地带，五兵团为龙泉、浦城、崇安地带，四兵团为铅山、资溪、金溪、临川地带”；“二、以其余部队集结于休止地区，立即进行必要的休整”。各部队改变战术后，充分利用已有的和新缴获的汽车等交通工具，以轻装部队猛追、猛冲、猛打。他们在病号增加，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而又缺乏雨具的条件下，仍以每日 100 华里，甚至 150 至 160 华里的强行军，翻山越岭，使南逃之敌有的尚未撤至预定地区即遭歼灭；有的刚刚退到预定地区，喘息未定，也在我追击下，一败涂地。在轻装部队追歼残敌的同时，各兵团主力相继集结于浙赣线上待机，准备协同三野对付美国可能的

军事干涉。在我渡江作战过程中，英国的 4 艘军舰炮击北岸我军，被三野击伤其中的紫石英号，其余 3 艘逃上海。但是，美军始终未敢轻举妄动。5 月14 日，二野前委下达了《关于休整与备战的指示》，规定“三兵团主力应以金华至江山之浙赣路为中心，分驻于义乌、丽水、遂昌线以北，开化、建德线以南地区，其第十军即分布于安庆、芜湖及徽屯地区〔6〕；五兵团主力以浙赣路玉山至犬阳为中心，分驻于浦城、崇安线以北及乐平、德兴线以南地区⋯⋯；四兵团主力以鹰潭、东乡为中心，以机动备战态势集结于贵溪、金溪、临川、进贤、余干、万年地区”。各兵团除大力展开城乡工作外，分遣部队至闽北鄱阳湖地区，和在驻地附近立即进行战后组织整顿，调配武器装备，总结作战经验；开展山地、河川、水田的军事训练，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准备下一步的作战；四兵团密切监视南昌、九江方向之敌，视情况适时驻南昌或配合四野先遣兵团作战。四野先遣兵团一部于 5 月 14 日由蕲春、黄冈间

胜利渡江，盘据在长江中游的白崇禧集团一部无力阻击，于 5 月 16 日弃阵南撤。四野当即解放武汉。为配合四野先遣兵团作战，二野四兵团一部进至丰城、樟树一线，截击南撤之敌，并以一部于 5 月 22 日解放南昌；五兵团留置

湖口地区的部队随即占领九江。三野部队于 5 月 27 日攻占了上海。至此，渡江作战及整个京沪杭战役即告结束。我二野在四野、华东、中原军区部队及江南游击队的积极配合下，协同三野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赋予的任务，在战役中歼敌 10 万，解放了安庆、衢州、金华、上饶、南昌等 86 座城市和皖南、浙西、闽北、赣中的广大地区。

七、几点体会

渡江作战，始终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和总前委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战役的成功，取决于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稳健决策。“稳健”二字，是刘司令员在 5 月份关于渡江作战情况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综合报告中所使用的词汇。这个稳健决策的主要之点，就是以二野和三野在南京两侧形成两个拳头，直捣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京、沪、杭；再以四野重兵进逼武汉城下。这样，既可集中力量一举摧毁京沪杭，打击汤恩伯集团，牵制白崇禧集团；又可在渡江后抽出足够的兵力，准备对付美国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刘司令员紧紧抓住这个主要之点，在部署二野的兵力时，撇开了敌军的某些对我渡江作战妨碍不大的江北据点，专注于突破敌军的江防和南岸阵地。在渡江作战时，二野、三野密切协同，在 1200 华里的宽正面上，万帆齐发，重点突破，使敌军无法防御。当我军缺粮少弹、又无船只的困难时刻，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依靠群众的帮助和集体智慧，竟能以木舟、渔船突破了敌军陆、海、空联合设防的长江天险，不能不说是创造了近代战争史上的奇迹。渡江成功后，在敌军全面崩溃之际，刘司令员又及时地提出切断浙赣线的问题，经总前委批准后，集中二野全力，一直打到赣中、闽北地区，从而割裂了汤、白两集团的联系，箝制了白集团；以主力迂回汤敌侧背，同时又使从江岸南逃之敌无法收容部队组织抵抗，而且扩大了预定的战役范围，为我军下一步进军华南，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渡江作战之后，还有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即 4 月 2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刘伯承、宋任穷同志分任正副主任；5 月 9 日，刘伯承就任南京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这象征着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即将终结，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取得全国胜利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注释〔1〕见《刘怕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86 页。

〔2〕同上书，第 586—587 页。〔3〕陈邓，指陈毅和邓小平同志。〔4〕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同志。〔5〕杨苏，指杨勇和苏振华同志。〔6〕徽屯地区，指安徽省南部的歙县（徽城）、屯溪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