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同志在西南*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曾经三次在贺龙同志领导下工作，前后有十几年的时间。他那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指挥才能；他那胸怀全局，舍己为人，关心和爱护同志的高贵品质；他那严肃认真，深入实际，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他那热情、豪爽的性格和宽阔的胸怀；总之，他那颗对党对人民炽烈的赤胆忠心，永远铭记在我心中。1949 年 12 月底，解放祖国大西南之战胜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从此，我又有机会在贺龙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贺龙司令员在党中央和西南局的领导下，为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呕心沥血，建树了卓越功绩。

挥军入川

毛主席、中央军委在部署解放大西南战役时，给予贺龙同志的任务是：率部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的作战行动，积极吸引和抑留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断其退路时，迅即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贺龙同志接受任务后，和*本篇是李达同志 1979 年 5 月为纪念

贺龙同志逝世 10 周年而作，发表

于 1979 年 6 月 6 日《人民日报》，这次编辑时略有删节。

李井泉、周士第等同志率领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一野战军主力之一部，分兵三路，从陕西南下。在进军中，掌握部队前进速度，是取得这一战役胜利的关键。当时，部队指战员情绪高昂，盼望加快进军速度，早日解放大西南。贺龙同志耐心地对大家说：“这次，毛主席给我们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先慢后快。开头，我们从北面进攻的速度要稍慢点，过快了，惊动了胡宗南，他就可能逃跑。等刘邓大军从南面切断了他的后路，那时候关起门来打狗，我们可就要快了。”

这时，胡宗南正狂妄地自吹自擂，说什么他“3 个兵团防守的

秦岭防线，万无一失”，“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也正是这时，贺龙同志已在秦岭北麓布阵就绪，“突而不破”，紧紧地牵住了胡宗南的鼻子。等我军对成都盆地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上来，他才如梦初醒，急令他的 3 个兵团弃守秦岭、巴山防线，向成都地区逃窜。但是，他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贺龙等同志抓住战机，立即挥师，如蛟龙出海，猛虎下山，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从秦岭猛扑过来，揪住胡宗南的尾巴穷追猛打。由剑门关到朝天驿一线，大都是悬崖隘路，栈道崎岖，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又时值大雪纷飞，天寒地冻，部队行动非常艰难。进军路上，贺龙同志时而跑到前面观察情况，时而在泥泞的道路上和战士们边走边谈心；他和大家同吃同住，搭个铺板就睡觉，大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贺龙同志的言传身教和沿途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斗志。追击部队高唱着“快快追，快快赶，不怕脚肿不怕寒，赶到成都捉战犯”的战歌，奋勇前进。越过巴山后，贺龙同志命令主力之一部尽快抢占灌县，保护都江堰，以防胡宗南利用岷江之水制造泛滥。胡宗南梦想依托秦岭、巴山和剑门关等天险阻我入川，万万没想到，现在这些却变成了他自己的穷途末路。由于贺龙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适时地把握战机，巧妙地指挥部队猛追猛

打，终将南逃敌人之后尾尽歼于川西北地区。贺龙同志在给中央及西南局的报告中说：我们“遵照先慢后快的战略指导方针，以极小的代价歼灭敌近 8

万，促成残敌 26 万余人超乎预料地迅速土崩瓦解，川西北完全解放，军事任务圆满完成。”

改造起义部队

解放大西南之战胜利结束后，西南军区面临着对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 90 余万部队进行改造的繁重任务。根据毛主席关于对这些部队“包下来”的指示精神，中共西南局制定了对起义、投诚部队进行改造和处理的方针：“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编，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致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所利用扰乱社会”。在西南局的领导下，贺龙同志具体主持这项工作。他反复分析研究了起义部队的状况，认为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等人，起义较早，在西南影响较大，首先做好他们的工作，对稳定局势有重要作用。于是，他在百忙中，亲自到刘文辉、邓锡侯家里，向他们开诚布公他讲解我党对起义将领的政策，征求对西南工作的意见，还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使他们很受感动。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心悦诚服，表示一定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贺龙同志还多次接见起义将领，做了大量工作。他向那些对国民党反动派仍有幻想的人，进行耐心说服；对企图利用自己的势力，向我党讨价还价的人，则严正忠告他们，不能三心二意，只有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认真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建设新中国服务，才是唯一的出路。派到起义部队的我军工作人员，按照贺龙等同志的指示，在起义部队的下层军官和广大士兵中，开展了诉苦运动等项政治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所有这些，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一次，贺龙同志到重庆检查工作，他回成都时，我派了一个警卫连担任护送任务。过了内江以后，天色已晚，司机看不清道路，把汽车开到了一个起义部队的营地。当时，局势很不稳定，匪特四出活动，曾发生过起义部队哗变事件。随行的同志们担心会出意外。但是，贺龙同志十分镇静，爽朗地笑了笑说：“你们紧张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做工作嘛。”贺龙同志进入营房，召见了该部的军官，勉励他们好好学习，接受改造，为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临别时，他们列队为贺龙同志送行。贺龙同志勇敢坚定，沉着机智，令敌人慑服，使同志敬佩。他的声誉和威望，对争取和团结民主人士与起义部队，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在党中央和西南局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在各项群众运动的配合下，我军在短期内完成了改造起义、投诚部队的艰巨任务，使西南的整个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清剿残匪

早在解放前夕，蒋介石就在西南布置了“应变计划”。他们企图乘我立足未稳之机，勾结封建势力，纠集惯匪和散兵游勇，利用封建迷信组织，以残酷屠杀的方法，裹胁群众，到处制造反革命暴乱，给我各项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到 1950 年 3 月底，全区股匪已达 1000 多股、27 万余人，并在继续扩大。因此，清剿残余匪特的斗争，就成为我们在西南解放后的中心任务。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了这个情况，并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作了剿匪斗争的部署。要求各部队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大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结合征粮和生产，迅速展开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运动。在进剿以前，贺龙同志指示部队深入调查情况。他还不顾个人

安危，亲自下去检查工作，了解敌情。有些封建地主、土匪头子放风说什么： “只要共产党不在西南搞减租退押，就可以让你们站住脚。你们把锅打破了，没有我们补不起来！”贺龙同志听到后，坚定地说：“我们不搞减租退押，还叫共产党吗？我们不但要搞减租退押，还要搞土改。我们自己打破的锅，自己补！”他在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剿匪问题的报告，逐个分析了几个大股匪首的来龙去脉，指出：“土匪的产生绝不是因为征收公粮问题，而是国民党残余匪帮勾结封建势力，妄图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作垂死挣扎。不管这些匪徒如何顽抗与猖獗，我们党政军民共同协力，一定能很快清除他们！” 贺龙同志十分重视整顿部队纪律，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他强调指出，大股顽匪多在深山老林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我们团结好当地兄弟民族，是分化瓦解敌人，彻底歼灭匪特的决定条件。川西北的黑水地区，是国民党残匪盘踞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我们剿匪牛争中的一个顽固堡垒。开赴这个地区的剿匪部队，按照贺龙同志的指示，揭露了匪首傅秉勋的阴谋，公布了他的罪状，做了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工作，并运去大量布匹、粮食、盐巴等物资，广泛救济当地人民群众。这样就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很快歼灭了这股残匪，创造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剿匪的范例。在剿匪斗争中，贺龙等同志指示部队按照匪变我变、灵活机动的战术原则，对大股上匪，“以集中对集中”，实行分进合围、远途奔袭和猛打穷追；当残匪化整为零，流窜边沿山区时，则“以分散对分散”，以连、排、班为单位，跟踪追歼，反复搜剿。同时，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运用各种形式，彻底揭露匪特的谎言和罪行，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消除了群众的顾虑。贺龙同志还要求部队积极参加生产、救灾、筑路和兴修水利，大力支持群众减租退押的斗争。他带领机关干部，亲自参加抢修成渝公路的劳动。广大农民群众通过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斗争，得到了粮食 75 亿斤，平均收入较前增加 2 至 3 倍。在此基础上，又在部分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在新区的政治影响，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西南 6000 多万农民群众初

步发动和组织起来了。毛主席在 1951 年 1 月 28 日对贺龙、邓小平等同志的

报告批示说：“你们送来的 1950 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

方法适当，剿灭匪众 85 万人，缴枪 40 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余匪众而奋斗！”2 月 25 日，毛主席又批转了西南军区剿匪的经验。

至 1951 年 5 月，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我们取得了歼匪

100 余万人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肃清了全区上匪，稳定了大西南，并为进军西藏、支援抗美援朝，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军西藏

1950 年 1 月，西南军区接受了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贺龙同

志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西南局的领导下，亲自组织筹划进军的准备工作。他反复强调：“我们这次进军西藏，在军事上打败敌人是没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胜仗，做好团结西藏各族人民的工作。我们能够进去并站住脚，主要依靠我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模范遵守群众纪律。总之，要把贯彻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放在第一位”。他还勉励准备进藏的部队学习藏语，了解藏民的风俗习惯等。贺龙同志召集了解西藏情况的同志，开了几次座谈会，倾听他们对进藏路线、后勤供应等问题的意见。他还搜集了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反复研究。邓小平、贺龙同志着重指出；西

藏的经济、地理和气候的特殊条件，给进军部队的衣、食、住、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补给问题必须解决好。我们的方针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军区要成立专门的支援机构。贺龙同志多次听取后勤准备工作的汇报，并反复交代，要给进藏部队最好的装备，最好的骡马，他们需要什么，只要办得到，就尽量满足他门的要求。他还亲自察看为进藏部队设计的服装、用具、餐具等样品，连衣服缝子缝多少针，口袋怎么开法，帽子挡寒不挡寒，都一一过问。他指示后勤部门：“试制部队装具，既要适应高原的生活条件，又要适应作战需要，多在保证部队吃饱、穿暖、减轻负担等方面出主意、想办法。服装的样式一定要设计好，质量要高一点。军人就要有个军人的样子，不要穿的窝窝囊囊。服装做得好，战士们爱穿，也爱惜，这实际上是节省了。”战士的服装做好后，他亲自试穿过才放心。在开始进军时，西藏地方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将藏军主力麇集在昌都地区，企图顽抗。我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西北军区骑兵支队的配合下，于 10 月问进行

了昌都战役。我军经过大小 20 余次战斗，歼灭了藏军总部及其主力部队，部分藏军宣布起义。昌都战役的胜利，给了西藏地方反动政府以沉重打击，促进了其内部分化，他们终于在 1951 年 2 月派代表团到北京进行谈判，井于 5

用 23 日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5 月 25 日，根据协议规定，西南、西北军区进军部队分路开赴西藏。这里，着重谈谈修筑康藏公路的问题。进军期间，在毛主席“为了帮助备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保障进藏部队物资供应的指示下，军区组成了由工兵部队和进藏部队参加的筑路大军，决心在飞鸟难到的世界屋脊上修筑康藏公路。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为世界公路建筑史上所罕见。当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嘲笑我们：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面对这个挑战，贺龙同志斩钉截铁他说：“这条康藏公路不但一定要修，而且一定要把汽车开到拉萨！”他在重庆召集筑路部队负责同志和工程技术人员开会，同他们一起研究公路的线路和各项具体问题。工程开始后，他委派我到工地督促检查工作，指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及时向他报告。筑路开始后，物资供应就发生了困难。由于对高原气候不适应，部队的工作条件较差，许多战士营养不足，体质严重下降，影响了施工的进度。贺龙同志对此极为关切。他指示后勤部门说：“那里地势高，空气稀薄，气候恶劣，战士们常常吃不饱，半个月见不到太阳，体力消耗很大，你们要千方百计，定质定量地搞好实物供应，保证战士们的健康。”他委派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同志带工作组深入工地调查研究，切实解决筑路部队的生活问题。这以后，根据贺龙同志的指示和西藏的具体情况，及时从内地加工、调集了大量物资和药品，改善了筑路部队的工作、生活和医疗条件，保障了施工的正常进行。筑路部队发扬“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在藏族人民的帮助下，战胜了重重的自然障碍，历尽艰辛，终于在康藏高原架起了一条 2400 多公里的幸福“金桥”。这条公路的建成，不仅有力地配合了进藏部队的行动，而且对于巩固西南边疆，建设新西藏，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进藏部队认真贯彻和平解放西藏

的“十七条协议”，1951 年 12 月 20 日，在拉萨举行了会师大会。西藏的和平解放，使百万农奴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的枷锁，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贺龙同志在指挥进军西藏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三反”和整编

1952 年，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西南军区相继进行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整编部队的工作。 “三反”一开始，贺龙同志就亲自抓运动。他不仅自己经常深入

第一线检查工作，调查研究，并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层层下水”，深入发动群众。他率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仓库查看积压和浪费的情况，还亲临一些建筑工程现场，细心检查施工质量。他在很短时间内，跑遍了军区的几个主要单位和仓库。在胜利形势下，有少数干部铺张浪费，追求排场，滥用国家资金，大肆修建办公楼，群众意见很大。贺龙同志看到这些情况，气愤他说：“这都是人民和士兵的血汗，有的部队战士到现在还住帐篷，可是我们有些人却在大兴土木。这不是为士兵服务，而是为少数人服务！我们要把这个歪风打下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某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为自己设计建造了漂亮的办公楼，而对面山包上执勤的一个连队，长期住帐篷，他们却漠不关心。贺龙同志知道后，立即前去查看，当场命令：“这房子不准他们住，不但不准住，而且还要作检讨。叫他们搬出来，让给执勤的连队住！”为了更好地教育干部，推动运动的开展，他指示有关部门举办了“三反”展览会，并亲自指导军区文工团排演文艺节目。

在运动后期，贺龙同志特别强调定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他

说：“定案是一项非常严肃的工作，一定要按政策办事，材料要反复核实，定案要恰如其分，不能草率。”他嘱咐政治机关，对定案材料还要进行复查，定错了的或定得不适当的，要坚决纠正过来；对犯错误的干部，要着重思想教育，提高觉悟，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贺龙同志亲自抓“三反”运动，曾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赞

扬。中央通过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号召领导干部要象贺龙同志那样“司令官上前线”，把运动抓紧抓好。

经过“三反”运动，全军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得到了进一步纯洁和巩固，气象为之一新。

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开始了部队整编工作。贺龙同志坚决

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指出这是关系军队建设和几十万人的大问题，各级党委一定要圆满完成这个政治任务。他针对当时部队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反复讲解整编和节约的意义。他常说：“我们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落后了，就要挨打”。但是，“强大的国防要依靠强大的工业做基础。军队不进行整编和节约，就会影响增加生产，国家就不可能加速实现工业化。国防力量也不可能很快加强。整编不是削弱而是为了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贺龙同志一再嘱咐，一定要搞好复员转业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了解，整编不单纯是减少吃饭人数，主要是为着发展生产，建设国家；对复员转业人员，一定要妥善安置，鼓励他们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使他们各得其所，发挥所长。

在整编过程中，贺龙同志指出，要在全军区人员中树立统一集

中和正规化的思想，建立严格的军事生活秩序，加强纪律和内务条令的教育，克服游击习气和分散主义倾向。同时，贺龙同志还要求部队参加各种可能的生产建设工作。他说：“人民群众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生活非常穷困，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必须参加生产，厉行节约。只有军事上打了胜仗，经济建设上也打了胜仗，国家才能巩固。”

经过整编，初步克服了头重脚轻的现象，部队冗员大为减少，

机关较前精干了，工作效率提高了，部队更加纯洁和充实，战斗力大为加强。军区后勤工作经过一系列的整顿，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军区上缴了历年节余的大量经费，清出大批积压物资，既改善了部队的物资供应，又支援了国家建设。

顾全大局爱护战士

贺龙同志历来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顾全大局，艰苦奋斗，忘我地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表率。

贺龙同志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他常说：“部队是党的工具，党委

托谁指挥都是一样。如果我指挥过的部队，只能我贺龙带，不听别人指挥，那就是说我贺龙没有党性，没有把部队教育好。”在向川西北进军之前，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正集结在奏岭以北。他欣然表示，从进攻态势来说，十八兵团入川最合适，我就带十八兵团吧。西南刚解放时，急需从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去做地方工作。贺龙同志向干部部门交代：地方需要干部，要多少，就调多少，一定要调好的，不能把不好的调给地方。他和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指出，不要害怕干部级别低，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只要他们听党的话，按政策办事，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可以破格选用，放手让他们去工作，在实践中锻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从军区先后抽调了几个军。贺龙同志嘱咐我们说：“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干部一定要配备好，配得强一些。前方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贺龙同志作风深入扎实，凡事总喜欢亲自动手。解决问题、布置工作，他尽量亲临现场，和有关同志具体研究，迅速作出决定。他知识渊博，作报告、讲话，非常生动和富有风趣，常常用通俗易懂的比喻，形象地解释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大家非常爱听。贺龙同志身患高血压等疾病，可是，他忘我地为党工作，很少休息。他生活上艰苦朴素，严格律己，从不搞特殊化。他下去检查工作时，部队同志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多做几个菜，他就批评说：“搞这么多菜干什么？给我炒点素菜就行了。”教育大家要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有时，他喜欢穿带补丁的衣服。有的同志说：“解放了，条件好了，首长还穿补丁衣服干什么？”他笑笑说： “这是在延安时穿过的，现在穿它，光荣啊！”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搞五湖四海，不拉山头，不搞宗派，这在贺龙同志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对干部，无论是原来的部属，还是由兄弟部队调来的，从无亲疏之分。他对兄弟部队调来的干部，倍加关心照顾：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老部下，要求更严；对犯错误的同志，往往批评得很严厉，同时又热情地教育他们改正错误，轻装前进；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同志，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又提醒他们不要翘尾巴。贺龙同志十分重视军队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同时也很关心院校和医务部门中的技术干部。他每次下去检查工作，都再三叮嘱这些单位的负责同志要按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办事，让知识分子和技术干部大胆放手工作；对于留用的技术人员，要注意团结教育，发挥他们的特长。他还交代，每逢年节都要请技术干部会餐，使他们感到党的温暖。贺龙同志关心群众疾苦，爱护战士，是无微不至的。 1953 年 7 月，贺龙同志在军区连队政工会议上说：“干部对战士应该象父母对儿女、哥哥对弟弟一样，随时关心战士的冷暖，战士有病更要体贴照顾，这样才是好干部。”贺龙同志以他光辉的革命实践，赢得了西南军民的衷心爱戴，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敬。但是，他从不把功劳归于自己，而是归功于党中央、毛主席及西南局和军区党委的

领导，归功于广大指战员的努力。他谦虚谨慎，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他常说：“自己享受人民的东西大多了，但工作做得很少，这是很抱愧的。” 贺龙同志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迄今还在激励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