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区粉碎敌人“扫荡”的主要经验*

敌寇这次对我太行区晋东、晋中地区的“扫荡”，亦即其五次治安强化运动〔1〕的具体实施。其主要目的，在于抢夺与毁坏我根据地之粮食物资，奔袭与合击我军主力，搜击民兵。并企图借此吸引我主力部队于“扫荡”区之腹地，使我纠缠于反“扫荡”，减轻我对敌占区（即敌所谓治安区）与接敌区（即敌所谓准备治安区）的进击。以便求得它对“治安区”之进一步巩固，对“准备治安区”之继续扩大与逐渐转变为“治安区”。以达到其抢粮、灌仓、扩大伪军，并实现其“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目的。然而，由于我抗战军民的团结一致，敌占区广大人民的抗敌斗争，大家一致针对着敌寇这种阴谋，由“扫荡”开始，即给敌以不断的严重打击，终于粉碎敌寇这一企图，使它预定 1 个月以上的“扫荡”，不得不于 16 天内即行破产而仓慌窜回

（在晋东区），或准备窜回（在晋中区）。这一胜利的反“扫荡”斗争，是有许多宝贵的经验的，兹择其主要者申述如下：（一）在思想上，一般我们有了较充分的准备，足够的认识敌寇“扫荡”之必然到来，预先做了周到的动员，及反“扫荡”的具体组织*1942 年 10 月 20 日，日军出动 16000 余人

对太行区、太岳区同时发动了“扫荡”。太行军区于 11 月上旬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胜利。李达同志时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这是他为此次反“扫荡” 所做的总结，曾发表于 1942 年 11 月 12 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晋中区做得更好）。特别是识破了敌寇“扫荡”之主要目的。因此，在反“扫荡” 的领导上，进行了正确适当的部署。各级领导同志，在执行这种部署上，都能抓住中心，依靠本身具体情况适当实施。尤其对敌抢粮及捣毁敌“治安区” 统治机构上，给了敌寇以极大的打击与威胁。这就成为反“扫荡”胜利的中心关键。然而，尚有某些地区，对于这些问题缺乏足够认识，存在着麻痹苟安侥幸的心理（在某些击被“扫荡”区表现尤甚）。如有些指挥部，尚未确实组成，情报通信工作毫未着手。有些在粮食斗争上，对于快收、快打、快藏工作，进行得不认真，特别没有说服与纠正农民之浅见与保守观念，不把粮食分散密藏野外，仅仅只埋在自己的屋内及其周围。有的在地雷的使用上预先缺乏确实的训练。有些以为敌人将不来，或不马上来“扫荡”，因而苟且偷安等等。以致受到某些不应有的损失与可能避免的危害。这是今后不应再重复的。（二）由于识破了敌寇的行动目的，故我们的基干部队灵活运用了分遣集结的原则。在被“扫荡”区之腹地，留置了必要的兵力，结合各地民兵抗击敌寇的抢粮与“清剿”。在敌“治安区”，派遣了多数有力支队，结合敌占区人民的抗日斗争，以捣毁敌寇的“治安”机构。我各基干兵团的主力，则分别集结，不时拊击“扫荡”之敌的侧背，与摧击其补给线。由于下述这三方面的动作协调，乃能争取反“扫荡”的决定胜利。第一，使深入我腹地抢粮“清剿”之敌，无时无地不碰到我反“清剿”的有力打击。整个被“清剿”区，差不多每日到处都有地雷爆炸声与特等射手的冷枪声，敌寇在这样的打击下面，死伤的人马，每日平均总在数十以上，以致敌之“清剿” 抢粮收效极微。第二，我伸入“治安区”之各个支队，打滥敌寇各种“治安” 机构，使得敌寇极为震惊。如我某部在 5 日以内，即将长治、潞城、长子等

地之敌寇腹心的伪组织，摧毁近百，捉到伪维持人员 200 余名。晋中敌人在正向我区大举“扫荡”时，其“治安区”中之某些乡村的伪组织，即自动取消维持。因此使得敌人在其“治安区”的秩序，大为混乱，抢粮灌仓计划，

遭到严重的失败，形成顾此失彼的窘状。第三，我各基干兵团之主力，在拊击“扫荡”之敌侧背，和摧击其补给线上，收效更大。无论敌在转移，以及归途运输上，均受到严重的创伤。尤以敌安达联队于 10 月 22 日向韩壁进犯，即遭我迎头痛击；28 日由西井南犯时，沿途又遭我在 30 余里长的路线上的不断有力截击、伏击和尾击；27 日经上下北漳犯蟠龙之敌，也遭我惨痛的夹击；在武蟠路上以及晋中各补给线上，敌之运输部队，不断遭我之有力摧击等战斗；都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这种三方面斗争的密切联击与运用，是必须在今后更加发扬的。（三）空舍清野工作，一般作的尚好，特别以晋中区为更彻底。这一方面使敌抢不到粮物，找不到人民。甚至使被敌驱使的伪军、民夫找不到一口锅煮饭。以致许多伪军和民夫，许久得不到熟食，仅以火烤土豆、洋芋、南瓜来充饥，饿跑了不少伪军和大批民夫。其没有逃跑者，则饿的不像人样，毫无精力。因此，就很少有人愿供敌寇驱使来进行抢粮，即使抢到一点，也无人为之运输。故被敌抢走的粮食，为数极微。但也有一些地方不注意空舍清野工作，使粮食受到严重的损失。如晋中区之下白岩、润郊等村，即被敌抢走了不少未打之粮。晋东区之韩壁、大陌村等，多将粮食埋在屋内和院内，以致被敌人抢光和烧光。（四）地雷发挥了很大的威力。由于反“扫荡”准备中适当的分布了地雷，训练了使用地雷的干部和民兵，故在反“扫荡”中，使得敌寇饱尝了地雷的滋味。差不多所到之处，几乎没有不遭到地雷杀伤的。在晋中，我临时驻扎的小部队，都常以地雷埋于敌人可能经过之道上，以作警戒之用。因此，敌人包围每一个小部队时，都要进行很迟缓的搜索，以至碰响地雷。又如我在另一未被“扫荡”之接敌地区，因为各村都进行使用地雷的训练，同时在各地确实埋藏了不少的地雷，故敌人闻而生畏，不敢横行。当然，在我们的某些地区，也有对地雷使用尚不熟悉的，以致多不爆炸，或被敌人抢走，甚至有时误炸我方人员，这是应立即纠正的。（五）各级指挥部，特别是情报通信工作的初步建立，这在晋中区也比较作的好。他们接受了 2 月份反“扫荡”的经验教训，预先派遣多数干部，加强各个指挥部的这些组织机构。故指挥部在指导游击斗争、群众转移、情报联络各方面均有新的进展与发挥，在极严重的情况下，尚不致与各方面中断联络。这是值得发扬的。但还有不少地方，尤其是某些未被“扫荡”的地区，则对指挥部的工作不加注意，甚至还有不知指挥部应做何事者，这是应该急起直追的。（六）各地民兵在单独游击活动抗击敌人“清剿”抢粮，以至配合军队作战上，均显示了极大的神威。毙杀敌军人马，俘敌人马武器，以及截夺被抢赃物，解救被捕男女等事，各地每日均有不少的成绩。使敌不能不到处发生恐慌。以致敌人多方设法来围击我某些地区的民兵（但均未得逞）。可惜某些地区，尚不善于使用民兵，有时以数十人至数百人的民兵集团，作正规的阵地战斗，以致造成伤亡，这是不应该的。（七）对伪军及敌占区人民的政策，在晋中区有着很好的成效。他们运用 2 月份反“扫荡”的经验，对于逃亡之伪军及民夫，不但毫无伤害，且一般的给以掩护招待，并指示他们逃跑的道路与方法。因而影响许多伪军，尤其是大批民夫的继续逃跑。这在减少敌寇的补助力量上，是值得各地学习的。注释〔1〕治安强化运动：是日本华北方面军为确保其在华北的统治，对我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与“蚕食”的同时，从 1941 年春到 1942 年底先后进行

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从 1941 年 3 月 30 日到 4 月 3 日。主要

企图是“巩固治安”，整顿、加强伪政权、伪组织，建立保甲制，清除抗日人士；扩充伪军，建立伪乡村自卫团；加强对敌占区人民的经济掠夺。第二次，从 1941 年 7 月 7 日到 9 月 8 日。仍以“实行剿井、巩固治安”为方针，除继续扩充伪军、伪组织，搜捕我地下工作人员外，并加强对我根据地的分割封锁，组织汉好武装对我进行小规模的军事进攻。第三次，从 1941 年 11

月 1 日到 12 月 25 日。主要强调“经济战”，在敌占区实行配给制，增加苛捐杂税；加强对钢、铁、粮、棉等战略物资的掠夺；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彻底的经济封锁。第四次，从 1942 年 3 月 30 日到 6 月中旬。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其目的是结合大规模的“讨伐作战”，巩固其对华北的统治，建成“大东亚兵站基地”。日寇在大规模“扫荡”的同时，加紧推行保甲制和配给制，抢修碉堡和封锁沟，以压缩抗日根据地，扩大其占领区。第五次，从 1942 年 10 月 8 日到年底。日寇在政治上实行怀柔欺骗政策，瓦解华北人民的抗日意志；经济上进一步封锁，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军事上继续进行全面“扫荡”，以消灭我军主力和领导机关。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顽强斗争下，日寇的历次“治安强化运动”均被彻底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