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历史转折*——学习毛主席《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30 年前的今天——1947 年 9 月 1 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写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文。这篇重要文献在总结解放战争第一年作战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这就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毛主席还亲自规定了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作为全国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这一方针，晋冀鲁豫野战军首先出动，接着，全国其他各战场也相继展开了外线进攻，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使我们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全国人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反革命历史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全国胜利的道路。今天，正当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时候，重温毛主席的这篇重要文献以及这个时期的其他著作，回顾毛主席指挥我们艰苦斗争取得胜利的战斗岁月，对于我们深刻领会和贯彻毛主席的*本篇为李达同志 1977 年夏应《解放军报》约请而作，署名为“吴浩”，发表于 1977

年 9 月 1 日《解放军报》。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和解放台湾的胜利，具有很大的意义。

一

1946 年 6 月，将介石匪帮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和怂恿下，以其优势兵力

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疯狂叫嚣要在 3 个月至 6 个月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毛主席高瞻远瞩，不仅作出了中国人民必定能够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英明预见，而且早就考虑到人民解放军必将迅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早在 1946 年 10 月，还在蒋军向我大举进攻的时候，毛主席就深谋远虑，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要做好转入战略进攻，向中原出动的准备。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经过第一年艰苦卓绝的内线作战，歼敌正规军 248 个旅

中的 97 个半旅，连同地方团队，共计 112 万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深刻的失败情绪，大大振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当时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是：在北线，即东北、华北战场，敌人已处于被动状态，我则继续发动攻势。在南线，即西北、华东和晋冀鲁豫战场，敌人被迫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其主力深深陷在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这种形势，很像一个哑铃，重点在两头，其中央的“把柄”就成了易被敲断的薄弱部位。在敌战略纵深，兵力更是空虚。总之，整个军事形势正在发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重大变化。在所有解放区，我党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实行了土地改革。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生产，踊跃参军，支援前线，后方空前巩固，使我们获得了足以战胜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我们党所领导的第二条战线，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为基本口号的群众运动，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高潮，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战争仍在解放区严重进行，敌人在数量上、装备上仍占优势，还有相当兵力可以用于战略机动。我解放区经过一年的作战，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和摧残，如果我军还不打出去，虽然在内线仍然可以继续歼灭一些敌人，但人力、物力、财力都会渐渐消耗殆

尽，很难持久下去。这就正中蒋介石反革命战略的奸计。基于上述条件和形势，毛主席断定中国正处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人民大革命的前夜。毛主席以无产阶级伟大政治家、军事统帅的革命气魄和雄伟胆略，毅然决定人民解放军迅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为了保证这一战略任务的胜利实现，毛主席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是：由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直插大别山；陈毅、粟裕等同志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陈赓等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右后一军，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陕鄂边的伏牛山地区。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纵横驰骋，逐鹿中原。两翼牵制是：西北野战军出击陕北榆林，进一步调动敌人北上；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把敌人引向海边，密切配合上述三军的行动。1947 年 6 月 30 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按照毛主席、党中央预定计划转入了进攻。经过周密准备，一举突破了敌人所谓可以代替“40 万大军”的黄河天险，发起了鲁西南战役，消灭敌人 9 个半旅，敲断了哑铃的“把柄”，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鲁西南战役刚刚结束，为了不失时机，毛主席、党中央立即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也不打平汉路，下决心远离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广大干部战士听到毛主席这个指示，群情激昂，信心倍增。虽然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大批解放战士没有来得及训练，向南进军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还未充分做好，仍提前于 8 月 7 日开始行动。我十几万大军不顾敌人前堵后追和飞机轰炸，不顾炎热酷暑和滂沦大雨，不顾种种艰难险阻，浩浩荡荡地分数路横跨陇海铁路，涉越黄河泛区，渡过沙河、涡河、颖河、洪河、汝河、淮河等河流，向大别山挺进。宽达 40 里的黄河泛区，遍地积水淤泥，浅则没膝，深则及脐，人员车马稍不留意，就有陷进去拔不出来的危险。为了和敌人抢时间，我军所带火炮、辎重改用牛拉人推，有的干脆拆开用人扛。就这样，以惊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胜利地通过了黄河泛区。当时，由于我军行动神速，严守机密，敌人始终摸不清我战略意图，直到我军突过沙河，矛头直指大别山，才有所察觉。当我野战军指挥机关和一个纵队刚到汝河北岸时，敌人急忙调了一个师和一个旅，利用现代化交通工具抢先占领南岸一些渡口，并在其空军配合下截断我去路，而尾追的敌人 3 个师仅距我五六十里的路程。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亲临汝河前线指挥，提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响亮号召，要求大家坚决打过河去。部队经过激烈的战斗，从敌人层层封锁的阵地中杀开了一条血路，这是我军跃进大别山途中成败攸关的一场战斗。

经过 21 天的连续行军和艰苦奋战，在战胜敌人屡次追击堵

截、克服重重自然障碍之后，我军终于先敌进入了大别山，胜利地完成了千里跃进的任务。此时敌人如梦初醒，妄图重新调整部署阻我前进，但是为时已晚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进攻样式，既不是历史上农民起义不要后方的流动作战，又不是北伐战争时期那种逐城逐地的推进，也不同于我军在内线作战时依托根据地打运动战，而是远离自己的后方，对敌作釜底抽薪的长驱直入，在敌战略纵深内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的，是毛主席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的伟大创举。只有毛主席亲自缔造和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经得起这样的严重考验，创造出这样的

历史奇迹。晋冀鲁豫野战军跃进大别山、挺进豫陕鄂，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地区，调动了大量敌军回援。接着，西北、华东、晋察冀、东北各野战军都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势。所有这些战场上的攻势，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二

毛主席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南进时，既指出了有利的条件，又指出了可能遇到的困难，曾经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一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一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要求从最困难方面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地势极为险要。我军主力进入大别山后，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犹似一把利剑插在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引起敌人一片惊慌，乱了阵脚。蒋介石为了竭力守住中原这块地方，急忙从各战场先后调集 33 个旅的兵力，连同原有守备部队和地主武装，对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和残酷“清剿”，妄图把我赶出这一地区。这样，大别山区便成了敌我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围攻与反围攻、“清剿”与反“清剿”，便成了当时斗争的主要形式。大别山斗争的特点是：（一）无后方依托的大兵团山地作战。从全局上、战略上讲，敌处于内线的防御地位，我处于外线的进攻地位。就大别山这个局部来说，敌仍能集中一定优势兵力进行战役性的进攻，我是外线中的内线，进攻中的防御。（二）敌情相当严重，环境很不安定。敌人政权尚未摧垮，保甲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武装极为猖狂，还在明里暗里威胁和控制群众。（三）群众对我能否站住脚跟，还有疑虑。大别山区是红军老根据地，我军退出后，当地人民受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这次我军初到，干部数量较少，情况又不熟悉，与群众还没有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四）广大干部战士从北方到南方，各方面很不适应。不习惯走稻田埂、爬高山、走小路，不习惯炎热的气候和连绵阴雨。为了行动的方便，部队不得不把重武器埋藏了起来。（五）我军供应和伤病员的安置非常困难，有时连最低的生活标准都很难保证。特别是十几万军队和地方干部的御寒棉衣还没有着落，需要就地自行解决。总之，这一切与根据地内线作战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更增加了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给部队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都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毛主席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为了捕捉战机，多打胜仗，必须灵活地运用兵力，随时掌握部队的主动。根据毛主席“十大军事原则”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指示，我军一方面分遣部分主力，抽调大批军队干部和随军南下地方干部一起，建立区以上的党政机关，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人民武装。一方面集中大部兵力，形成拳头，寻机歼敌，把兵力的分遣和集结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实施转辗机动的作战过程中，根据敌情变化，还采取了以小对大或以大对小的作战方法。敌集中兵力向我合击时，我分派小部队籍制敌人，掩护大部队远离敌主力，随时保持机动；在敌被迫分散、暴露弱点时，我则抓住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同时，提倡多打小

的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但也不放弃在有利条件下，大量地消灭敌人。例如，1947 年 10 月初，我向皖西挺进的部队，抓住敌合击尚未形成的空隙，以一部箝制敌 3 个师于安徽六安以北，集中兵力将运动中的六十二旅全歼于

六安东南的张家店，毙伤俘敌 4000 余人。这是我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第一次取得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的胜利。又如，我出击鄂东的主力部队，适时抓住敌四十师和八十二旅孤军来追的有利时机，于湖北广济的高山铺附近，集中了 10 个旅的兵力，回马一枪，不到两昼夜，就把该敌 12000 多人全部歼灭干净。张家店和高山铺战役的胜利以及内线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大大打击了敌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气焰，鼓舞了群众斗争的情绪，提高了部队进行无后方作战的信心，胜利完成了第一次战略展开。当敌集结重兵对大别山区展开大规模围攻时，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大别山的确立与巩固，是中原能否最后确立与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战争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内外配合，由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大别山坚持现地斗争，华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部向平汉、陇海路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调动和分散大别山的敌人，直到粉碎围攻为止。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区，同样采取了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方针。即在敌人集中兵力向我合围时，我主力适时跳出敌合击圈，把敌拉到外线，以分散调动敌人。当敌人被我拉到外线后，我就千方百计地把敌拖住，使之不能回顾，减轻内线压力，既便于内线的反“清剿”斗争，又便于我在外线开辟新的地区。这样，整个大别山的斗争，就形成了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使敌人无论是集中围攻，还是分兵“清剿”，都遭到了惨败。与此同时，我南线三军密切协同，在中原广大地区实施了第二次战略展开。华东野战军主力和陈赓等同志率领的部队向平汉、陇海路展开了强大的攻势，大量歼灭了敌人。经过几个月的英勇奋斗，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鄂豫、皖西、桐柏、江汉、豫陕鄂和陕南建立了 6 个军区，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华东野战军发展和巩固了豫皖苏根据地。从此，整个中原地区基本上连成一片，完成了面的占领。三路野战大军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 160 多个旅中约 90 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创建新根据地的另一个关键是积极做好群众工作；而要把群众争取到我军方面，就必须坚决地、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大事。毛主席指出：“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为了积极做好群众工作，首先是广泛深入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反复向群众宣传我党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政治纲领和各项政策，反复宣传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道理，表明我军创建中原根据地的决心。其次是抽派大量干部作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和地方武装。同时，部队每到一地，大家都抢着帮群众挑水、扫地、打柴，慰问红军和烈士家属，并注意尊重人民风俗习惯。军队和群众亲如一家，群众称赞说：老红军又回来了。实行土地改革是我党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在新解放区，在相当的时期内，首先是进行清匪反霸斗争，有步骤地摧毁保甲制度，消灭土顽武装，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实行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和合理担负的财政政策；同时，保护工商业，从长期观点筹划经济和财政；争取开明绅士和知识分子，团结教育他们参加反对美蒋的统一战线。这样做，农民得到实际利益，地主富农多出钱粮，社会财富不致迅速分散，

社会秩序又较稳定，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基本任务。由于我军多打了胜仗，反复进行了宣传活动，正确执行了政策、纪律，所以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大为提高，深信我军在大别山区能够站稳脚跟。在艰苦激烈的斗争中，人民群众大力支持我军，不避风险地掩护我工作人员和伤病员，替部队保存物资、带路、侦察敌情，解决粮油柴草，筹借棉花布匹，帮助我军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军民共同努力，取得了战略进攻的伟大胜利。

三

大兵团跃进到敌战略纵深创建新根据地，立足生根，是一场十分严重的斗争。因此，晋冀鲁豫野战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和领导机关，始终十分重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根据当时敌情严重、战斗频繁和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各部队十分重视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和光荣传统教育。反复宣传毛主席关于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和创建中原根据地的伟大意义，敢于战胜无后方作战的各种困难，义无反顾地创建大别山根据地；讲解全国各战场的胜利形势，说明坚持大别山斗争和战争全局的关系；提倡顾全大局，勇于挑重担子，不怕啃硬骨头的精神，反对害怕艰苦、畏缩不前的右倾情绪；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各级领导干部言传身教，和战士一起抬伤员，运粮弹，打草鞋，发动大家自染、自裁、自缝棉衣。通过这些活动，激发了部队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荣誉感，为创建大别山根据地、解放整个中原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非常重视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特别是在毛主席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作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后，他们亲自深入部队讲话，督促检查，严格要求部队自觉遵守。他们反复强调：党的路线、政策，在军队中人人能够做到和必须做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实际上就是执行我军的三大任务。打仗集中成为“一切行动听指挥”，做群众工作集中成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解决经济问题集中成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实际上就是执行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如“说话和气”，“不打人骂人”，是争取群众的政策；“买卖公平”是工商业政策；“不虐待俘虏”是瓦解敌军，等等。各部队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地提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高度来对待，作为每个革命军人够不够格的一个重要标准，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政策水平和组织纪律性。斗争越是艰苦，越能显示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大威力。在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部队普遍注意建立和健全党委制，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党支部的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各级领导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经常深入下层，进行调查研究，关心战士疾苦。发扬民主作风，有领导地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及时发现群众提出来的好主意、好办法和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加以总结和推广。开展诉苦运动，发动新战士、老战士和解放战士一起回忆诉述受反动统治、地主压迫的苦，激发对敌人的仇恨，对人民的热爱。在这一基础上，部队开展了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整思想、整组织、整作风的新式整军运动。根据群众的创造，进一步推广了王克勤团结互助运动，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关心。掀起了勤学苦练杀敌本领，准备为人民立功的练兵运动新高潮。同时，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加强了政治工作的战斗性、及时性和灵活性，保证了作战、训练等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毛主席提出的我军到国民党区域

作战争取胜利的两个关键：多打胜仗，争取群众，好像是车子的两个车轮；而推动这两个轮子的原动力则是在党的领导下全体指战员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我军越是认清了自己的政治任务和光明前途，斗志越强，信心越高，与群众的团结就越紧，消灭敌人就越多，革命的车轮也就转动得越快。

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胜利，是毛主席

伟大战略决策和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毛主席人民战争、人民军队思想的光辉胜利。重读毛主席《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这篇重要著作，我们更加感到毛主席战略决策的英明伟大。我们一定要更加努力学习，准确地完整地领会和贯彻毛泽东思想，把这个克敌制胜的革命传家宝，世世代代地传下去。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大的精神，深入揭批“四人帮”，开展学雷锋学硬六连的群众运动，振作精神，大干一场，为建设一支强大的革命化现代化军队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