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升华

我们对学生充满真挚的情感，无疑会使学生亲近我们并乐意接受我们的教育，但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爱的教育，最终目的应该是使学生在感受到老师无私的爱后，再把这种爱自觉地传播给周围的人，进而爱我们的社会， 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国家⋯⋯

从教之初，我就把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作为学生必读的德育教材。我在班上立下规矩：凡是学生病休三天以上，班里必须派人去慰问，病休一周以上，班主任再忙也要亲自去看望。对于那些由于特殊原因， 不能经常享受家庭温暖的同学，更应关心。

教初 84 级（1）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姜茹、王琦、彭霞、杨虹等几个女同学课间神情异常，好像是在密谋着什么。有一次，我正在讲课， 突然发现几位学生在课桌下悄悄地传递着一张纸条。我一步跨过去，将纸条截获。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这事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要让李老师知道！”

下课后，我把这几位女生请到了办公室。 “你们说实话，上课为什么传纸条？”我严肃地对她们说。她们一言不发。

我说：“那好，我请你们的家长来和我一起帮助你们！” “李老师，我⋯⋯”许艳刚说了一句，另外几个女生悄悄给她摆手，于

是她便把话吞了下去。

其实，我心里明白，“传纸条”与男女同学之间的敏感问题并没联系。我却故意以此来狠狠批评她们：“哼！男女同学上课传纸条，还说什么‘千万不要让李老师知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怕我知道？你们这种年纪啊， 思想就是容易变坏！”

这一句话使让她们急了：“不是，不是⋯⋯” 姜茹嘀咕了一句：“我们真的不是要干坏事！”

“哦！是好事？”我故意装出不相信的样子，“那你们就说出来呀！说出来，也让李老师和你们一起做嘛！”

沉默了一会儿，她们终于吞吞吐吐道出了原委——

来自农村的伍建同学，最近遇到了严重的困难：父亲不幸病逝，拖了一大笔债，家里除了体弱的母亲，还有一个 16 岁的姐姐，责任田也缺人种⋯⋯前些时候，同学们偶然听说伍建流露出不想读书的念头，决定帮伍建一

把，为他捐款，希望他留在我们班上继续学习。于是这几天大家便暗中想办法，并希望班长马庆来组织这次对伍建的捐助活动⋯⋯

听了几位女生的诉说，我首先感到的是内疚：以前我只知道伍建学习成绩较差，却不知道他竟面临着这么大的困难！

我又问她们：“这的确是件好事啊！为什么怕让我知道呢？”

她们说：“我们想自己做成功一件好事，让您高兴高兴。再说，您太忙了！”

我又给她们开玩笑了：“哼，这么好的事就把李老师给忘了，还说喜欢李老师呢！”

她们天真而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们开始商量起来⋯⋯

伍建平时住校，周末才回到乡下家里。这个星期六下午的班会课前，我

借口伍建回家路途太远（得步行三十多里山路），便叫他提前离校了。然后， 我和全班同学一起开了主题班会：“让伍建因为有我而感到温暖”。

在班会上，马庆向大家讲述了伍建家的不幸之后，号召同学们向伍建伸出援助的手。他在发言中说：“李老师最近刚为我们读完《爱的教育》，大家都很感动。同学们想想，资本主义国家的儿童都知道关心同情别人，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少年更应关心别人，更富有同情心。”

班会的气氛极为热烈，大家一致决定为伍建下学期的学习费用捐款。很快地，讲台上便堆积了一座钞票的小山。经过清点，学生们和我共捐款 37.76 元钱！

这笔钱在现在看来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 80 年代初，这几十元钱却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下学期伍建的学习费用只需八元钱，大家决定把其余的钱拿来为伍建购置生活用品。

韩军说：“为伍建买一个闹钟吧！他家里没有钟，有个星期一早晨，他估计着时间从家里出发，走到学校时大门都还没开，因为天都还没亮。”

张海波说：“还应该给他买一个开水瓶。他平时住校经常喝自来水。” 张春银说：“还应该为他买些学习用品。我看见他的钢笔都坏了，可他

还在用。”⋯⋯

我提醒学生们：“除了生活上、经济上的帮助，伍建还需要什么帮助？” 周涛同学说：“伍建的数学比较差，从下周起，我帮助他学数学！”

王红川说：“我帮助他学英语！”

更多的学生纷纷举手：“我帮助他学语文！”“我帮助他学物理！”⋯⋯ 在这以后直到放寒假的两个星期里，伍建的桌子上、抽屉里经常出现一

些物品。老实的伍建每次都要拿来交给我：“李老师，不知谁把新钢笔丢在我桌上了。”“李老师，我在我的抽屉里拾到一个新笔记本。”“李老师， 这文具盒不是我的，请您帮查一查是谁掉在我座位上了。”⋯⋯

我心里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好说明，只好含糊地说：“嗯，我在班上问问。你暂时先用着吧，等找到失主，你再还他。”

两周以后，学校放寒假了。在春节前的一个冬日高照的上午，我和几位学生一起，带着我们为伍建的捐款和许多生活用品，跋涉三十多里山路，来到伍建家所在的小山村。刚拐过一个山坳，就远远看见他在地里劳动。我们悄悄向他走去，他仍在弯腰劳作，竟没有觉察到。

我们在田埂上站成一排，齐声大喊：“伍、建、你、好！” 他猛然抬起头，惊呆了的脸上泪水夺眶而出⋯⋯

一晃 15 年过去了，当年的伍建和他的同学们也已长大成人。前不久，我意外地收到伍建的来信。他在信中提起那年春节前夕同学们给他的温暖时， 我从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他的激动之情。他在信中还自豪地写道：“李老师， 现在我也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了！”

1990 年 1 月，我发现班上一位叫胡国文的农村同学情绪低落，精神不振。一了解，是肠胃病复发了，加之由于学习紧张，又使他患上了失眠症。这使本来就性格内向的他更加郁闷。虽然我找他谈了几次心，安慰他，鼓励他， 但他终于没有坚持到期末考试，就回家养病去了。

放假的那一天，我和学生们给胡国文写了一封慰问信。全班每一位同学都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满了温馨而真诚的话语。我们希望，班级的温暖不但能使他过个好年，而且能使他乐观起来，振作起来，战胜疾病，回

到我们这个可爱的集体。

寒假后开学第一天，见到胡国文来报到了，我挺高兴，热情地问他：“病好了没有？”他却不说话，低着头，泪水渐渐从脸上滴到地上！在我的一再安慰和追问下，他才向我诉说了春节期间他家里遭到的不幸——家里失火， 房子被烧成一片灰烬！说到最后，一向不善言辞的胡国文说了一句让我感动的话：“最让我心痛的是同学们给我寄来的明信片没抢出来，全被烧了⋯⋯ 我本来是要终身珍藏的！”接下来事情的发展究竟怎样？还是让胡国文当年写的一篇作文《谢谢您，亲爱的班集体》来回答吧——

⋯⋯

第二天下午读报课，我刚走进教室，就觉得气氛不对。抬头看黑板，几个大字映入我的眼帘：“国文兄，我们永远在你身边！”一股暖流闪电般传过全身，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原来同学们正在李老师的主持下，举行安慰我的主题班会。我真没想到同学们这么快就知道了我的困难，也没有想到他们会用如此庄严隆重的方式来给我以慰藉。不过，这又是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向来就团结、友爱。黑板上，还有何英同学写的一段话：“一份痛苦，两人分担，便只有半份痛苦；一份欢乐，两人共享，便有双倍的欢乐。你只有 1/60 的痛苦，却拥有 60 倍的欢乐。”是的，同学们把欢乐给予了我，把痛苦给我驱走，我还有什么痛苦可言呢？王英浩同学还深情地朗诵了一首他专门为我写的诗： “哦，国文/不要悲伤/让我们温馨的友情/在你心间，投下一丝金色的阳光/带给你更多的温暖，更多的坚强⋯⋯”他的诗，像是给我注射了兴奋剂，让我浑身热血沸腾，充满了力量。接着，团支部书记郑洁同学把 60 张明信片（包括李老师写的）送给我，她说：“大火烧毁了我们以前给你写的明信片，但烧不毁我们的真诚友情。今天，我们每人再给你写一张明信片！”我看到每一张明信片上都有一段暖人的话语，带给我一片真诚，让我本来压抑的心轻松起来，又获得了勇气和希望。我真正感到这友爱的丰厚崇高了。随后，班长周强又把几百元钱送到我手中。这钱是同学们决定这学期不看电影而捐给我的，这真让我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昨天回到学校时那种伤感和悲痛，这时已烟消云散，我的一颗冰冷的心已被同学们滚烫的真情融化了！

⋯⋯

需要补充的是，当时我班任学校学生会主席的杨嵩同学，还在全校师生中发起了为胡国文捐款的活动。

师生之爱，同学之爱，都不应仅仅止于班级内部，而应该有爱的扩展和升华。这种爱的扩展，是对周围其他人的爱——同学、邻居，以及一切素不相识但需要帮助的人；这种爱的升华，是对我们祖国的爱！

这才是爱的教育应该达到的最高境界。

1990 年 10 月，我教高 93 级（1）班的时候，了解到学校附近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唯一的儿子及儿媳在几年前因车祸双双身亡，现在和她九岁的孙子相依为命。同学们知道后，不但为老太太捐献钱物，还把自己的学习用品和一些书籍送给那个可怜的孩子。学生们还组织起来，每周都派一个小组去帮老太太做家务事⋯⋯

1983 年，在“未来班”的成立大会上，我们收到了一位家长寄来的一笔钱，同学们当即决定，把这笔钱寄往北京圆明园管理处，用于整修圆明园遗址。捐款寄出二十多天后，我们收到了圆明园管理处的回信：“⋯⋯同学们长大后能到北京读大学或旅游的机会是会有的，到那时请你们一定来圆明

园。请同学们放心，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将加倍努力，有全国人民的支持，不久的将来一处大型古典园林遗址定会在祖国首都——北京出现。”

1987 年 5 月，大兴安岭火灾的消息传到我们班，不用我动员，同学们就行动起来了。班长程桦、吴涛代表我们班率先在校园贴出了一份《倡议书》， 倡议全校师生为扑灭大兴安岭火灾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在那次活动中，我班采取无记名方式捐款，所捐金额居全校第一。

1996 年，我任成都玉林中学初 98 级（5）班和（6）班的班主任，恰逢成都市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拉开序幕。我和学生们积极参与，同学们用节约的零花钱买来珍贵的银杏树和女贞树的树苗，种在府南河边，还成立了“府南河红领巾志愿者中队”，每周星期五下午放学后，都去河边护理我们的小树，一直坚持到现在。⋯⋯

在我教过的班级中，类似的活动，学生们究竟参加过多少次，现在已很难准确统计了。有时是我有意组织的，有时是学生自发开展的。这是爱心的教育，也是童心的教育。而最能体现爱心和童心和谐统一的，是那一次我班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建造烈士群雕的募捐——

从 1982 年 2 月刚参加工作起，我便利用每天中午的休息时间，为学生朗

读《红岩》。到了第二学期的 11 月 13 日，便读完了《红岩》最后一节。我

对学生们说：“明天是 11 月 14 日，星期天，同学们将度过愉快的一天。可

是大家是否知道， 33 年前的 11 月 14 日，江姐正含笑走向刑场？再过两周，

11 月 27 日，是‘中美合作所’最后大屠杀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些先烈，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正在筹建渣滓洞、白公馆《烈士群雕》的塑像。”

“我们为建造《烈士群雕》捐点款吧！” “对，向先烈表示一点我们的心意！”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说出了我准备提出的建议。我非常高兴， 说：“同学们自愿捐款当然很好，可钱从哪儿来呢？回家向爸爸、妈妈要吗？”

“不，我们利用星期天去拾废品卖！”学生提议道。 “好！”我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并补充说：“当然，也可以清理家里的

废品——如废书、旧报、牙膏皮等等去卖。总之大家要注意：所交的钱必须是卖废品所得，决不能因此向家里要钱。只有通过自己劳动所得来的钱，才最能表达真诚的心意！”

两个星期过去了，全班大多数学生都陆续交来了自己的捐款。我一一清点着由一分、两分、一角、两角汇集而成的捐款，心中无比欣慰。

不知怎么的，在清点捐款的过程中，我心里突然闪过一丝怀疑：这些钱都是学生卖废品所得吗？虽然每个学生在交钱的时候，都说是“卖废品换来的”，但凭我对学生们的了解，我估计可能有少数学生并没有卖废品。想到这里，我隐隐感到不安：怎样才能使这一笔献给先烈的捐款真正纯洁无瑕呢？我当然不好为这个想法在班上搞“清查”，但我想至少应通过什么方式

提醒或教育一下学生们才好。怎么办呢？

正好，何静红、龚驰群、王薇三个同学来交钱了。我收下钱，照例问道： “卖的是什么废品啊？”

没有回答。

我把询问的目光投向班长何静红，她不好意思地回答：“我们没有去拾废品。”

“那么，这钱是向家里要的喽？”

“不是，这是我们平时积攒的零用钱。”几个人的声音很小，充满了惭愧。

我踌躇了：收不收呢？她们这样做，显然不符合必须是“卖废品所得的钱”的要求，似乎该受批评。然而，他们没有撒谎，这是很可贵的。再说， 这钱并非向家里要的，而是她们节约下来的，仍然能代表她们的心意。

于是，我表扬了她们：“你们很诚实！”

上午最后一堂课快下课前，我在班上讲了何静红几位同学捐款的事：“她们没有拾废品，当然不对；但她们有一颗诚实的心！让祖国的新一代具备诚实纯正的品格，正是先烈们的希望。我请同学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在捐款时撒了谎，这难道仅仅是欺骗了老师吗？不！这是欺骗了先烈。我们不希望这笔捐给先烈的钱里包含有哪怕只是一颗不诚实的心。”

放学后，又有几位学生来交钱，他们都如实地说明这笔钱是自己节省的零花钱。

中午，我到教室去，许艳同学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李老师，那天我交的七角二分钱，并不是卖废铁得来的，而是妈妈给我吃早点的钱，可我在交钱时，却说是⋯⋯”

“别说了，你今天做得对。你仍然是诚实的孩子！”我拍了拍她 的肩膀。不一会儿，有几位同学也来向我承认自己交钱时说了谎。

下午上课前，我又在班上表扬了许艳等同学：“能主动用诚实行动来改正不诚实缺点的同学，仍然无愧于先烈！”

课后，又有两个学生来到我跟前，说他们捐的钱里只有部分是卖废品的钱。⋯⋯

凝聚着学生们对先烈真诚敬仰之情的捐款寄出去了。在填写汇款单时， 我没有写汇款人姓名，只在汇款人附言一栏里写道——“献给先烈的 53 颗爱心和童心”。

爱心与教育

当我们自然而然地走进“后进学生”的心灵，而他们也乐于主动向我们敞开心扉时， 我们的教育之舟便已驶入了成功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