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地理类

（一）中国历代政区沿革

我国古代，自从国家形成以后，中央政府为了统治整个国土，就把整个国土划分为若干政区，并采取某种组织形式，对这些政区进行统治和管理，这就产生了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历代的政区和其政权机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农业生产、城市、交通道路等等）和地理的变化（河湖水系的变迁等），各地政区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缩小、分离、合并，政权机构及其职能也因时而异，尤其是在改朝换代之后，这种变动往往更大。但总的看来，各代政区对前代的旧制是既有沿用、继承，同时也不能不作某些适合于需要的改革，这在历史上就称为政区沿革。历代政区沿革，是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和历代社会经济的展及地理形势的变化有关，更和历代政治的变化有关。

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我国北方就出现了奴隶制国家夏朝。公元前十六世纪，商灭夏，建立了商朝。夏、商两个王朝留下的资料太少，对那一国的政区划分不甚了解。

公元前 1066 年，周武王灭商，统一了中国。周朝为了巩固其地位，对全部国土采取了“封邦建国”的统治方式，除了“宗周”（指今西安地区）和“成周”（指今洛阳地区）外，把全国分封给了同姓子弟、异姓功臣和一些方国、部落的首领为诸侯。据说分封之初，共有八百多国。如：周武王胞弟周公姬旦之子伯禽封于鲁国（今山东曲阜），武王另一胞弟康叔封于卫国（今河南淇县）等等。诸侯虽奉周王为天子，但周王并不直接管理辖呼国的内政，各国的政、军、财权都归各国君主自行统理。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强大，各自为政，不尊王室，周王徒拥虚名，并不能号令天下。

春秋时期，一些国内出现了县的设制，《左传》、《史记》，最早在兼并的土地上的设县的是楚、秦两大国，后来他国也逐渐设县。当时设县的地方出于三种情况：一是在兼并来的新领土地上设县，一是把若干小邑合并为县，一是在灭掉某贵族后即于其地设县。凡县皆由国君派官直接统治。

在县制出现后不久，又出现了郡制，郡也归国君直辖。早期的郡多设在各国的边境地带，如秦、楚、晋、齐等国，在其边疆上多设有郡，例如秦灭义、昫衍诸戎，即于其地置北地郡（今甘肃庆阳专区，宁夏固原、银川）。当时的郡、县这间并无柰属关系，虽然《逸周书·作雒解》记载：“县有四郡”，《左传》哀公二年记载：“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但并非表示其有上下级别，而是说“郡远而县近，县富而郡荒”，郡不及县。战国中期以后，赵有云中、雁门、代郡，燕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魏有西河、上郡，秦有陇西北地郡等。这时郡已统县，形成郡县制度。

从历史看，东周时期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兼并斗争激烈，各国君主为了集权，都在不断削弱贵族统治方式，大力推行郡县制度，因之，政区在迅速变化。

在周代，除了上述政治区外，还有一种按山、川、物产等自然条件划分地理区，称为“州”（并非后来的行政州）。《尚书·禹贡》记载，禹治水后，分天下为九州，即冀（泛指今河北省）、兖（今鲁北）、青（今鲁东）、

徐（今鲁南、苏北）、扬（今江苏）、荆（今湖南、北）、豫（泛指今河南）、梁（今川、鄂）、雍（今陕、甘）九州。

《周礼·职方》也记天下之地分为九州，即扬（泛指今江、浙）、荆（今湖南、北）、豫（今河南）、青、兖（今山东）、雍（今陕、甘）、幽、冀

（今河北）、并（今山西）九州。两种记载略有差异，《周礼》较《禹贡》多幽、并二州，少徐、梁二州。九州之记，既反映了当时人的全国地理知识，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全国地理区划方案。两文于每州条下都记其名山、大川、物产、居民以及少数民族的会布。《禹贡》记有当时之水运网，《职方》则记有各州的农作物与家畜。尽管如此，九州乃是当时的地理区而非行政区，当然更没有关于九州的行政机构。

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当时在政治制度问题上进行过一番讨论。一种意见主张在边远地方封诸子为王，立国以镇守；另一种意见主张废除封建，实行郡县制。秦始皇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又增至四十郡。郡的长官称“守”，主管行政，“尉”主管军事，“监”是监察官员。郡下设县，长官称“令”。

郡的设置，既打破了战国时七国的旧界，也不拘于九州之说，它是按照当地理形势，和已形成的经济中心，以及各地经济联系等条件划定的政区，因而可以说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较为合乎地理的行政区划。由于秦朝把全国划分为郡、县两级政区，派官统治，从而才实现了中央集权制，真正达到了全国的统一。秦的四十郡，是后来汉代郡、国划分的基础，对后来历代政区的划分也有重大的影响。就此而论，秦人在我国历史上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秦政权为时甚短，在完成了郡、县制后十多年就灭亡了。公元前 202 年刘邦建立西汉，他认为秦之速亡在于一姓孤立，于是在国土统治政策上采取了郡县与封国并行制，封子弟为九国，即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淮阳等，以及异姓长沙王国。其余各地则循秦制，仍为郡县。郡长官称 “守”，后改称太守，县万户以上的长官称“令”，万户以下的称“长”。其后，郡县陆续增加，诸侯王国则不断被削减。至西汉末，全国共分为

郡、国一百零三，下辖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按《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说明，县的一般面积为百里，“邑”是供奉皇后、公主的地区，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称“道”，侯国则是贵族、功臣封侯者的领地（不同于王国）。除此而外，对于边疆少数民族来归者，都安置在适宜地方，并特设“属国”，以属国都尉治理之，如天水郡勇士县（今甘肃皋兰县东北）、安定郡三水县（今甘肃固原北）、上郡龟兹县（今内蒙伊克昭盟乌审旗）皆设有“属国”。

汉朝在郡、县两级政区之上又设有州制。武帝为了分片监察各郡、国，参仿前代的九州之说，分全国为十三州（或称部），每州由中央派遣刺史一员，按期巡察该州内各郡，检举不法，抑制豪强。十三州为冀、充、青、徐、扬、荆、豫、凉、益、幽、并、朔方、交趾，亦称十三刺史部。国都附近的七郡则另设司隶校尉以监察之。西汉时期，刺史并无驻地，州也不是一级政区。到了东汉后期，刺史官名改为州牧，有了固定驻地，其职权则由巡察各州升为执掌全州大权，于是州就成了县、郡之上的一级政权，州牧即为一州之长。

两汉的政区制度是逐步完整起来的。东汉时，分为州（或刺史部）、郡

（王国）、县（邑、道、侯国）三级政区，其长官分别为州牧、郡守（王国相）和县令（长、相）。两汉的地方行政制度，比秦朝周密而完备，其对后世的影响也较秦为大。

汉对西域（今新疆）采取了另一种不同于郡县制的政策。西域当时有三十六个绿洲小国，后增至五十多国，武帝时，西域各国臣服于汉。汉朝承认西域各国原有政权，并不派官直接干预其内政，只派西域都护驻在鸟垒（今新疆轮台县东大野云沟），以保护并监督西域诸国，兼调解其内部纠纷，这种允许属国自治的政策创自汉代，其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全国政区变动频仍，但其制度则基本沿袭汉代，这里不作介绍。

公元七世纪二十年代，唐朝初年即着手调整南北朝以来混乱的行政区划。首先确立了州（也曾称郡）、县两级行政区制，废除了汉、晋分封诸国的制度。各州、县皆按其地理形势、面积、人口、物产等条件划分等级，州分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县分京、畿、望、紧、上、中、下八等。开元、天宝之际，郡（州、府）三百二十八，县千五百七十三（《新唐书·地理志》），郡、县总数比两汉盛时有所增多。

在州（郡）、县两级政区之上，贞观初年又按山、川地理形势划分全国为十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当时十道只是地理区，并非政区。到了开元年间，由于南方经济发展，地方富庶，又分山南道为山南东、西两道，江南道也分为东、西两道，并增划出京畿、都畿、黔中三道，共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采访处置史、观察处置使），检察道内的非法，如汉刺史之制，其采访使各有固定驻地。这样，在开元之后，“道”就成了州、县之上的一级大行政区，唐的政区由原来的州、县两级进而成为道、州、县三级。

开元年间，为了加重若干州的地位，又设有府制，以雍州（京师）为京兆府，洛州（东都）为河南府，并州（北都）为太原府。后来把陪都以及皇帝驻过的州城也都定为府，计共十个府，各府乃州之中的地位较高者，并非另一级政区。

唐朝对边疆各民族地区，仿汉代都护之制，设置过几处“都护府”，以管理该地区的边防、军事、民政事务，但也不直接干预各族内政。其重要且延续较长的有：安东都护府，统理东边务，曾驻平壤；安北都护府，统理阴山以北边务，驻地曾在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哈尔和林）、中受降城

（今包头附近）等地；单于都护府，统理阴山东北方边务，多驻古云中城（今内蒙托克托）；安西都护府，统理天山以南边务，驻西州（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及龟兹（今库车）；北庭都护府，统理天山以北边务，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安南都护府，统理交州等地边务，驻交州城（今越南河内）。这比起汉代只设一个西域都护（或长史）又有新的发展。

早在景云年间（公元 710—711 年），在幽州（今北京地区）及凉州（今甘肃武威地区）就设了节度使，以总管几个州的军、政事务，其级别相当于当时各道的采访使。到了天宝年间，边境各地的节度使已增至九员，各辖数州之地。安史乱后，节度之设愈多，他们各据数州，控制管内政、军、财权，专横跋扈，世称藩镇。节度使之割据，并非唐代行政区划的基本制度，这里不作介绍。

总地看来，州、郡、县或道、州、县三乃是汉、唐的基本政区制度，对

边疆民族地区，许其自治而设立都护以监督其军、政大事，也是汉，唐两代都采用的政策。

宋朝建国以后，在政区和地方政权方面，仿用了唐代的政区制，改革了唐代的政权制，可谓是有沿有革。在政区方面采取了三级制，即划全国为若干道，后改为“路”，路下一级为州、府、军、监，再下一级为县。宋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之弊，建国不久，首先收回了节度使的兵权，继则在各道设置高级官员，称“转运使”，主管收集道内各州财赋，并通过水陆转送中央，这样就把各地方的财赋及其大权收归了中央，进一步解除了藩镇之患。转运使的职权后来不断扩大，财权之外兼掌资贼、刑讼、按察、边防等权，各道大权悉归其握，于是改道为路，路乃成为最高级的地方政区，按元丰年间（1078—1085 年）统计，全国有二十四路。

路之下为府、州、军、监。州之有重要城市者设府，如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等等。军在五代时期是军区，宋朝沿用其称，但与州平级，下辖数县。监是有矿冶的地区，也兼管县，与州平级。元丰年间，全国有府、州、军、监二百九十七，县一千二百三十五。北宋盛时的版图也远逊汉、唐，今拒马河一线以北属辽，今陕北、甘、宁则属西夏。因为国土面积小，所以县数也少于汉、唐。

与宋朝同时，北方尚有辽、西夏、金等国，三国各有其政区及制度，因其制并未通行于全中国，这里暂不介绍。

元统一中国后，划分全国为十二个大政区，山东、西及河北之地谓之“腹里”，直属中央。其他各地分为十一个“行中书省”，为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等行中书省，是为第一级政区。行省作为政区名称，起源较早，南北朝时期，在地方上就有过“行台省”的设置，意思是中央机构台、省的分设，各有辖区，实际上已是州、县之上的一级政区。但其为时不久，且未成为定制。到了金代，已有陕西、河北、河东等行省的设置，但仍不是全国一致的政区制度。到了元朝才成为定制，成为最高一级的地方政区。因为元代中央机构有尚书省、中书省，所以大政区名也称行尚书省、行中书省，简称为省。

元朝的政区是四级制，行省下有路、州（府）、县三级。以腹里为例，它不属路二十九，路属州九十一，州属县三百四十六。按《元史·地理志》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全国有行中书省十一，路一百八十五，州三百五十九，县一千一百二十七，军四，安抚司十五。军、军抚司等是设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机构。

明朝对元的行省制作了改革、调整。改行省之名为“承宣布政使司”。除京师（今北京地区）及南京（今南京地区）称直隶外，全国其他各地划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计有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广、河南等。布政使司只理民政不管军务。布政使司之下再划分为府、州，相当于元代的路，府、州之下即为县，所以明朝的政区是三级制。

清朝又改布政使司为省，全国省数增至十八，即直隶（今河北省）、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同治年间，改台湾及新疆为省。光绪初年，又将奉天、吉林、黑龙江改

为省。迄于清末，全国共有二十三省。省之下分为府、州，府、州之下为县。所以清朝的政区基本上也是三级制。

对于边疆各民族地区，采用了不同于内地的政治区划及统理机构，其政策是：“因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对于内、外蒙古及青海蒙古族地区，根据八旗制度的组织原则，在蒙古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盟旗制，进行了划地分封。旗相当于内地的县；盟为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为盟，相当于内地的府、州。当时在内蒙有六盟、四十九旗，青海有二十九旗。在西藏则设“钦差驻藏办事大臣”，以监督全藏的重大政务（军队、司法、外交、财权、达赖、班禅的继位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