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汉民族形成问题

我国学术界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是从一九五四年范文澜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 年第 3 期）开始的。范老在这篇文章中，依据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分析了秦汉时期汉族的情况，认为当时汉族已经初步形成为民族。关于民族的定义，斯大林是这样说的：“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二卷）范老说，《礼记·中庸》所说的“书同文”，就是“共同的语言”；“行同伦”，就是“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车同轨”，“可以了解为相当于‘共同经济生活’， ‘经济的联系性’这个特征”。“共同的地域”则是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他引用战国以来的许多史料，说明国内交通已相当发达，商品流通在经济生活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国内的大小市场，“其中西汉以长安，东汉以洛阳为中心大市场的中心”。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不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农民、小工商与地主的地位时有升降，大地主与大工商往往合为一体，致使“封建性质的工商业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流通，起着联系作用”，成为自秦汉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不少人同意范老的意见，另一些人则反对这一意见。

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主要是认为，中国虽然自秦汉以来已出现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但汉族并未形成民族，因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作为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的民族市场还未形成。他们批评范文澜把民族当做一般的历史范畴，而忽略一定的生产方式这一民族产生的基础。认为范老用“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来说明“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等民族特征是不恰当的比附。

关于争论的问题及争论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关于“共同经济生活”问题持反对意见的同志认为，在秦汉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很薄弱，全国统一市场没有形成，交通不发达，各地域的人们是不会有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如官显就认为，范老夸大了古代商业资本的作用。他说，封建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以享受和应付战争的需要为主，而不是以生产商品为主。由于当时商品生产不发达，商业资本还不能提供扩大和统一全国市场的要求，只是在各个基本上不相联系的区域内，通过本区域各个地方市场，来为封建主服务。（《评“独特的民族”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以下简称《讨认集》）曾文经认为，长安、洛阳等城市，首先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的，其商业兴盛大都是由于封建皇朝的需要和经营，其盛衰是随政治而转移的。至于交通发达，只有大量使用火车，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后才有真正的可能。（《认汉民族的形成》，《讨论集》）魏明经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母胎内产生之后，才能使部族共同体内部开始发生剧烈的经济变化，逐渐转变为民族。民族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胜利而真正形成。以上诸人均认为汉民族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自然经济基础受到破坏，全国统一市场出现的条件下才形成的。而杨

则俊和张正明则认为，中国在十六世纪后期，商品货币关系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市场出现，这时即进入部族和民族的新陈代谢时期。

持赞同意见的同志也申述了他们的观点。如章冠英就认为，由于秦汉以后封建社会具有庄园经济的消灭，中央集权国家的存在，各地商品的交流等欧洲中古没有的特征，所以当时是有条件形成民族市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正是共同经济生活的反映。地主经济下的商品经济虽然没有在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但这并不足以影响共同的经济生活的形成。即使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初期也没有在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至于交通的发达则应理解为往来的频繁。往来频繁了，各地的联系自然就密切起来。王雷也认为，“民族形成是不能以资本主义产生与否来决定的，封建制生产关系下同样具有形成民族的必需条件”，“秦中央政权对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极广泛的分散和对全国土地所有权最高度的集中”，是汉民族形成的条件之一。（《民族定义及汉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2 年第 5 期）

关于“共同语言”问题持反对意见的同志认为，秦汉时期方言仍占优势，当时还没有统一的语言，而只有统一的书面语；也有人认为当时已形成部族统一语，但并非民族共同语。曾文经和官显都认为，不同的语言不能由一个阶级或某些统治者来加以统一；秦统一文字并不等于统一了语言。魏明经认为，“书同文”不能完全说是共同的语言，因为少数人的同文并不等于全体人民的共同语言。持赞同意见的章冠英也认为，“书同文”不足以说明民族共同语言的形成；但他认为，共同语言是在共同的经济生活形成之前就已逐渐地创造出来的；汉族在秦汉以前已逐步形成共同语言。他还指出，方言的存在不足以证明民族的共同语言尚未形成。王雷也认为，一方面由于“华夏文化是全国各地区文化的源流”，各地区“从语言到文字都有相近或相同的特点，另一方面也由于统一国家内部共同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促进了文字的划一过程。‘书同文’基本实现了语言共同化”；但方言的消除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才能完成，即使现在，世界上许多资产阶级民族也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方言。（《民族定义及汉民族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2 年第 5 期）
关于“共同地域”问题：曾文经认为，秦汉以后，“共同地域”是在逐渐创造中。官显认为，泰汉以后，汉族的“共同地域”不是民族的，而是部族的。杨则俊认为，秦汉之际江南一带尚未开发，因而“共同地域”还不存在；只是到明代以后，汉族居住的地域才基本固定下来。

章冠英则认为，共同地域和领土完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不能混淆。一个地域内杂有一些不同血统的人，一个民族中的一些人在不与本族隔绝的情况下移到别族居地，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尚未开发，都不能作为共同地域不存在的依据。

**关于“共同心理状态”**杨则俊和张正明认为汉民族的共同文化不是秦汉时期，而是明中叶以后出现的。另一些人不否认秦汉以来汉民族的共同心理状态是存在着和逐渐发展着的，但他们认为，范老所举的祖宗崇拜和孝道却不尽恰当。因为这些不是全民所有的，而是一定阶级社会中一定阶级的产物，是宗法封建制的思想表现。

王雷则认为汉族文化是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民族心理也是与之相适当的。

不少人对范老的汉民族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为“独特的民族” 的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曾文经认为，如果说汉族在秦汉时已形成“独特的民族”，那么它是和哪一种社会制度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呢？谁是这种民族的领导力呢？杨则俊认为，范老片面地强调了汉族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殊性实质上却是取消了汉族形成为民族的特殊性问题。

关于汉民族的领导力量，范老没有从阶级方面提出意见，而是强调了“使分裂的国家成为统一国家的经济联系”，具体地说，主要是“汉族有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章冠英认为农民是汉民族的主导力量，汉民族的命运是和地主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中国有无“资产阶级民族”问题。有人同意范老的看法，认为中国始终没有形成过资产阶级民族。但大部分人却不同意他的看法。如章冠英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和资本主义的共同经济生活的形成，汉族即进入资产阶级民族阶段。不能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微弱来否定近代汉民族是资产阶级民族。

有些人还认为范老在探讨汉民族形成问题时，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而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等同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