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96—1914 年的第二国际

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 年）出身于柏林的一个火车司机家庭，当过银行职员。他于 1872 年 4 月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

1879 年，他在瑞士的苏黎世同赫希伯格、施拉姆一起，共同写作《德国社会

主义运动的回顾》，并以 3 颗星花署名，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该文主张党不应是片面的工人政党，而应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党不应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应走合法的

即改良的道路。这些主张，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之后，伯恩施坦在倍倍尔的引见下，专程到伦敦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悔悟，重新获得马克思、恩格斯的谅解和信任。从 1881 年至 1890 年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统治阶级“鞭子”和“蜜糖” 的两手策略、维护党的理论原则和革命策略方面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当形势发生变化，统治阶级改变策略时，他由迷惘而至疑惑。1888 年，他随报社从瑞士迁往伦敦后受费边社的影响很大，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发生怀疑。1895 年，恩格斯逝世后，他进而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

1896—1898 年，伯恩施坦在考茨基（1854—1938 年）主编的《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了一组文章。1899 年，又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在这些文章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全面的“修正”。从此就有了“修正主义”这一名称。在哲学方面，否认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企图以唯心论代替辩证唯物论，以简单的、平静的进化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经济学方面，用“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来抹煞和掩盖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主张用柏姆·巴维克的边际效用理论代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鼓吹资本主义的卡特尔和托拉斯可以防止和避免经济危机，否认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发展趋势；在科学社会主义即政治方面，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阶级合作”，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施坦攻击暴力革命是“布朗基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属于较低下的文化”等等。“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任何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忘记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政策。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是 19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发展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其社会基础是当时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中存在的工人贵族阶层和因破产而涌入工人队伍的小资产阶级。它一出现就成为一种国际现象。列宁指出：“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内阁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①。

各国党的革命左派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了推进工人运动的发展，在国际范围内展开了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德国党内， 1898 年 10 月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在讨论日常政治斗争和最终目的的关系问题时，卢森堡、蔡特金、倍倍尔都批驳了伯恩施坦关于最终目的和运动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谬论。1899 年 1 月，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出版后，受到资产阶级的普遍欢迎，伯恩施坦的追随者

也欢喜若狂。但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对这部修正主义的代表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卢森堡正式出版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指出伯恩施坦的理论，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卢森堡对伯恩施坦的经济观点和策略观点做了深刻的批判。

在俄国，普列汉诺夫于 1898 年发表《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一文，揭露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抹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原则界限，企图以康德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实质。

继卢森堡、普列汉诺夫等之后，考茨基也于 1899 年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同伯恩施坦公开论战。同年秋，他还出版了题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判》的著作，对伯恩施坦的观点作了全面的分析评论。

1899 年 6 月，法国独立社会党人米勒兰，未经党组织同意擅自加入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任工商部长。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财政部长）一起共事。米勒兰入阁事件，得到饶勒斯和布鲁斯的支持。但受到盖德、瓦扬等“反入阁派”的批评。由此引起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列宁把米勒兰入阁称为“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①。

1899 年 10 月 9—17 日召开的德国党汉诺威大会，首次将“伯恩施坦问题”，即“关于对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立场的攻击”问题，正式列入议程。倍倍尔就这一议题作了长达 6 个小时的报告。这个报告得到与会多数代表的赞同。会议通过了倍倍尔《关于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的决议。

1900 年 9 月 23—27 日，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对米勒兰入阁事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盖德、瓦扬、费里等人认为，必须禁止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饶勒斯则极力为米勒兰入阁开脱。会议通过了考茨基起草的决议案《关于夺取社会权力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的决议》。一方面，这个决议指出：“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认为是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强调“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另一方面，决议又指出：“如果在某种情况下，政治形势要求作这种冒险的尝试，那么，这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①史称“橡胶性决议”（旧译“橡皮性决议”）。

1901 年 9 月召开的德国党卢卑克大会，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首次点名直接谴责伯恩施坦的决议。

1903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德累斯顿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由倍倍尔、辛格尔、考茨基向大会提出的决议案，比第二国际巴黎大会决议更鲜明地提出了社会党人不能谋求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参与政权的条款。而且把德国党内的“伯恩施坦问题”上升为一般意义上的修正主义问题。

1904 年 8 月 14—20 日，第二国际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第 6 次代表大会。

大会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关于社会党策略的国际准则的决议》。该决议几乎全部复述了德国党的德累斯顿决议，首次提出了在国际范围内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从整体上否定了入阁主义的“新方法”，并为坚持党的最终目标、实现当前任务，向各国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第一次参加国际大会，支持了这个决议。

列宁在 1899 年 8 月写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抗议书》和 1902 年 3 月发表的《怎么办》等文章，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列宁团结第二国际中的左派，与以伯恩施坦为首的右派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继续进行了多年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