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风貌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过渡的社会巨变时期。

历史背景。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姬宜臼迫于内忧外患，从镐京迁都洛邑，从此，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这对周王朝来说，自然有些悲哀；但对中国社会来讲，却是一种进步。从此，封建势力应运而生，诸侯之间霸主兴起。开阡陌，兴私田，奠定了他们的经济基础；“挟天子以令诸侯”，增添了他们的政治荣耀。春秋中叶，鲁国实行“初税亩”，标志着封建土地制度的诞生。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奴隶的逐步解放，作为诸侯家产的私田逐渐超过周天子赏赐的公田。整个社会终于由以国家土地公有制为特征的奴隶社会转化为以领主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约在公元前四世纪之际，韩、赵、魏三家分晋，中国社会又进一步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争霸时期发展到周天子失去“共主”地位的战国争雄时期。一时，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争雄，驰骋于历史舞台：

秦孝公据淆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固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纵缔交，相与为一。

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纵离横，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朋、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

万之众，叩关而攻秦。⋯⋯

西汉政治家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这段文字，生动地概括了战国时期各国激烈斗争、人物风云集会的历史状貌。正是这种伟大的历史变革，成为文化与文学向前发展的基础。

文化风貌。西周以前的统治思想是神权至上的观念。人们认为天或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而王则是天或上帝的代表。奴隶社会的崩溃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士阶层的“百家争鸣”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老子讲天即“自然”；孔子讲“爱人”，讲“泛爱众”；稍后，子夏讲“四海之内皆兄弟”；战国时，墨子讲“兼爱”；许行讲“并耕”；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直到荀子，讲“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提出“治乱非天”、“人定胜天”的命题，为法家奠定了“以法制国”的理论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和哲理散文，正是这种思想变化在人事上和理论上的反映。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所垄断；春秋以后，“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文化教育相对来说得到普及，从而为造就人才创造了条件。孔子“有教无类”，相传“弟子三千”，其中有子贡那样的富商，也有象颜渊、原宪、子路等家境贫寒的人。战国时代，各国王侯纷纷罗致人才，“尊贤礼士”，让他们为自己出力，这就是所谓的“养士”。在这社会巨变的历史之中，各国诸侯卿相争相“养士”，特别是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几位贵公子，门下食客多至二、三千人，甚至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流，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且讲究信义，莫不以礼相待。这些士子，为主人献计献策，在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尽现才华，演出一幕幕生动的历史活剧。这些活剧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散文与哲理散文中都有生动的反映。文化教育的相对普及和“士”阶层的兴趣，又促进了思想文化以及文学的发展。

从汲县古墓中发现的《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周逸书》中的有关内容推测，当时已有了土生土长的讲唱文学。①《战国策》曾这样描写当时齐国都城临淄的繁荣盛况：

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芋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

——《战国策，齐策》

从前的城市，不过是奴隶主的防御堡垒和贵族们的生活场所；这时的城市，则发展为全社会的政治、文化、交通、工贸、娱乐中心。象临淄这样的繁华都市，还有魏国的大梁、赵国的邯郸、秦国的咸阳等各国之都。这种百业汇集的城市为文学的发展创造了社会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