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历史散文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除《左传》外,还有《国语》、《战国策》以及汲县古墓中发现的一些史书,如《穆天子传》等,秦汉间成书的《晏子春秋》一般也归到这一时期论述。

  1. 《国语》。《国语》是一部记载西周末年至战国初期(约公元前 967

—公元前 453 年)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历史事迹的书。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报任少卿书》)其实作者当是战国初人,依托了左丘明的名义。这位作者无论是何人,其学识渊博,懂得“天道”,历史,音乐与文化知识,则是无疑的。

《国语》虽然分别记载了周代八个封建国的历史,但除周记各朝代事迹较为系统之外,其余各国则多为历史片断。《鲁语》着重记载臧文仲,里革及敬姜等人的逸事,《齐语》只记录管仲相桓公时的政治外交措施,《郑语》记载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话,《楚语》着重记叙灵王、昭王二君,而《吴语》和《越语》则集中叙述了吴越争霸及勾践灭吴的故事。《国语》中《晋语》篇幅最长,几近全书的二分之一。《晋语》九卷之中,前四卷叙述晋献公父子们争夺权位的故事,可见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的悲剧和勾心斗角的艺术,几乎与后世小说类似。其中写骊姬以守为攻,抓住献公具有强烈的权力欲这一要害,一步步离间他与申生的亲子之情,终致申生屈死。对于以“武与威”临诸侯的献公来说,如果骊姬诬陷申生不才或道德缺陷,肯定骗不过献公。然而她却采用抬高申生的办法,使视权势为性命的献公产生了忌妒与恐惧心理,深刻地表现了人物个性。

《国语》中有的篇章表现出“民为邦本”的思想,如《召公谏厉王止谤》

(国语)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的观点,“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厉王不听劝告, 终于被流放到“彘”。《国语》中还有一些表现人物高尚品德的历史故事。如《晋语·叔向贺贫》就是晋大夫叔向与晋卿韩宣子就贫富问题相互勉励的一段极富人生哲理的对话。叔向即羊舌肹,字叔向,食邑于杨(今山西洪洞县)。他以历史故事为戒,对宣子说:“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以为能其德矣,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建,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不暇,何贺之有?”

《国语》从史学和文学成就看,不如《左传》,但《国语》第一,长于记言;第二,有虚构的故事情节;虽然在语言上较为质朴,但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应该说比《左传》前进了一步。

  1. 《战国策》。《战国策》是一部记录中国战国时期游说之士进行策咯活动的史书。全书共

    33 篇,基本上依照《国语》体裁,以记言为主,按国别

划分,有东周 1 篇,秦策 5 篇,齐策 6 篇,楚策 4 篇,赵策 4 篇,魏策 4 篇,

韩策 4 篇,燕策 3 篇,宋与卫策 1 篇,中山策 1 篇。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作者不可考,有人怀疑出自蒯通之手。1973 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请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 27 章,325 行,1100O 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 11 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 16 章是佚书。这部书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战国策》的原始辑本,其中内容也许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

它的发现,为《战国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战国策》思想庞杂,不是一派一家之言,主要反映战国时代纵横家的思想与观点。它不讲“忠”,而讲“义”;不讲“信”,而讲“智”,一切以“成事”为标准。所以,朝秦暮楚可以得到赞扬,背主求荣可以沾沾自喜。这种思想观点为儒家所不容,但在战国争雄的年代,却能为时代所接受。《战国策》正是一种新的观点对往来于诸侯国之间的策士们的活动,设身处地, 作了生动的记载;对他们的奇谋异策,进行了公开的赞扬。当然,书中也记载和歌颂了古代某些有政治远见、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人物和他们的生动事迹,如邹忌讽齐王纳谏,冯谖为孟尝君焚券买义,鲁仲连义不帝秦,荆轲刺秦王等。另外,有些篇章,虽然原意在歌颂某种人的机智,但内容上却具有更大的客观意义,如触龙说赵太后,不仅表现了触龙的机智,尤其表现出对后代溺爱必然导致衰亡的客观真理。苏秦的不同境遇中的人间际遇,客观上则表现出世态的炎凉。《苏秦以连横说秦》(《战国策·秦策》)的文字最能体现《战国策》一书的思想观点。文章以苏秦成就功名利禄为主线,采用夸张的手法,不以史实为重,而强调计策谋略的运用与人生功名利禄的追求,表现出战国时期士阶层的人生理想标准。苏秦失势与得志时家人对其截然相反的前倨后卑态度,也说明“拜金主义”的渊远流长。

《战国策》作为一部史书来说,它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故事曲折,结构完整,文笔生动,富于文彩,善用寓言和故事说理, 在文学上具有很高的成就。象《颜斶说齐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说。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采樵者, 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 先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说。

——《战国策·齐策》

后来,颜斶又以三代史事、《易》传论述和老子之言讲述了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的道理,终于使宣王对颜斶尊重起来,而颜斶却拒绝了齐王愿为弟子之请与丰厚敬献而反璞归真。文章一波三折,针锋相对,引经据典,以理服人,生动地描绘出一位士子的非凡气质与高风亮节。

《战国策》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说理。“狐假虎威”、“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名典均出自《战国策》。其语言清新流丽,描写细腻准确, 论辩富有气势,无论叙述说理,均辞采绚丽,生动传神,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1. 《晏子春秋》及其他历史散文。《晏子春秋》旧题“春秋齐晏婴撰”。实则为后人依托并采缀晏婴言行而作。学者们推测,作者应该是在齐国政治上有过较高的地位,又可能见到官府档案和历史文献的齐国故臣,像曾向秦王进过谏的齐博士淳于越这样的人物。晏婴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大夫,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曾奉景公命使晋联姻,与晋大夫叔向议论齐政,

    预言齐国政权终将为田氏所代。他一生节俭爱民,能言善谏,是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其思想言论集中反映在《晏子春秋》一书中。

《晏子春秋》有内、外篇共八卷,二百五十章。《汉书·艺文志》儒家

列《晏子》八篇,是否指《晏子春秋》,可疑。1972 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的《晏子》残简与今本有关章节相对照,内容大体一致。唐代柳宗元认为该书系齐国墨子之徒所作,因其志尚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非儒、明鬼等,多为墨家观点。究其实际,该书内容非儒并不非仁,明鬼并不迷信。当时,百家体系尚未形成,不必归于某家某派,而可视为中国古代的一位开明政治家为君、为民机智从政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中对盛君、谋事、君臣、威望、重民、爱民、赏罚、勤政、节俭、外交、宴乐、矜勇、社鼠、失国、政患、正邪、天道、梦兆、休咎、死生、毁誉、忠孝、隐荣、同和、善任、待人等问题以及孔夫子这个人物都有记述评论。从文字看,议论精辟, 故事性强,可视为小说阅读。现举一则,以见一斑。

景公问于晏子曰:“治国何患?”晏子对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谓也?”对曰:“夫社,束木而涂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夫国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 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为器甚洁清,置表甚长,而酒酸不售,问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术之士, 欲干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噬之,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主安得无壅,国安得无患乎?”

——《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

汲县古墓中的史书,也属于春秋战国时期历史散文的范畴,主要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和《汲冢周书》(《逸周书》)。

《竹书纪年》现存辑佚本,共 12 篇,叙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

战国时魏国史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 299 年)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穆天子传》是一部周穆王的传记,主要记载他周游各地的经历。周穆王名满,是西周的第五代君王,活动时间相当于公元前 10 世纪左右。《左氏春秋》记载:“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本书记载了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乘坐着车子,由赶车能手造父等驾驭着八匹骏马——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以观四荒的故事。其中与西王母相会的故事尤具浪漫神奇色彩。该书可能是战国时人追记下来的古人演唱史诗的提纲。

《逸周书》也是后人记录的一部古代史书,现存 59 篇,其中不少夸张虚构。其中《太子晋解》写周太子晋和盲乐师旷的故事,小说故事浓厚,对话多四字一句,行文押韵,可看作后世赋体的先河。

  1. 历史散文对后世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叙事散文在历史著作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其渊源则在先秦。特别是秦秋战国时期形成的成熟的历史散文——

《左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对后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大量地采用了《左传》、《战国策》的史料,而且汲取了它们的写作技巧与语言风格。《左传》的作者常常通过“君子”或他人之口来表示自己的观点、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这种手法也为后世史家所秉承。《战国策》的纵横家雄辩余风,直接影响到汉初贾谊, 晁错等政论作家。而唐宋以来的著名古文作家,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人无不师承先秦历史散文。《晏子春秋》

直接启示了后世文言小说的作者,而《穆天子传》、《逸周书》则可视为中国后世说唱文学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