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50 年代后半期的农业问题第一节 农业生产的进展和问题

垦荒运动 赫鲁晓夫 1945 年 1 月 22 日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信中提出的垦荒指标是：1954—1955 年——1300 万公顷。他称之为这是“第一期工程”。这一开垦荒地的指标实际上是要在当年在部分土地上种上春播作物， 大部分土地要准备好在 1955 年播种。他说：“我们现在预定开垦的这 1300 万公顷土地，正如俗话所说，都是等着下犁的土地”。①事实上，赫鲁晓夫并不满意和满足于他自己提出的这个指标。他说：“当然，开垦一千三百万公顷生荒地和熟荒地，这决不意味着我们的需要和潜力已经到了顶点，我们要开垦更多的土地”。②

整整一个月后，即 2 月 22 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共青团员

的会议上，就指出要开垦的土地不是 1300 万公顷，而且至少是 1500 万公顷，

并认为就连这个数也不是就到了顶点。到 7 月中旬，他又指出，除了 1500

万公顷，还应再加上 1500 万公顷。到此时，在他眼里，开垦荒地已不仅是解决粮食的途径，而且是一种方向性的决策。他说：“开垦生荒地，这是迅速发展一切农业生产部门的途径”。①

在赫鲁晓夫的亲自倡导下，所有宣传工具大力鼓动，各级党政组织积极安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动员人们去西伯利亚和哈萨克的垦荒运动。领导人的意志和决策使全国生活充满了激情和期望，而运动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又使赫鲁晓夫生活在更大的热情之中。1954—1955 年上半年，他不停地到各地去，反复以垦荒为中心议题讲述自己对发展农业的看法。到 1955 年初，他就把自己的思路集中在全力发展谷物生产上，并把它提高到决定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发展程度这个问题上来。

此时，对赫鲁晓夫来说，问题更简单了，似乎只要完成三项措施，谷物生产就能大大发展，粮食问题就能解决。这三项措施是：“要靠增加原有耕地的谷物产量（减少收获时的损失，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要靠在生荒地和熟荒地上进一步扩大谷物播种面积；要靠大量扩大玉蜀黍的播种面积”。②

为此，国家大幅度增加了对农业的投资。1951—1953 年平均为 200 亿卢布，而在 1954 年上升到 297 亿卢布（增和 40％以上），1955 年——409 亿卢布（比 1953 年增长一倍）。③而在这种投资中，用于购买农业机器的投资比例也逐年增加。同时，从工厂企业抽调技术干部去加强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工作，使这些部门领导层中具有一定的业务水平和较高文化水平人员的比重不断增加。尤其是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技术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和充实。这些年，拖拉机站固定的技术工人总数达到了200 万人，即平均每个站的人数在 200 人以上。①

①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1 卷，第 154 页。

②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1 卷，第 154 页。

①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1 卷，第 342 页。

② 同上。第 429 页。

③ 《苏联的农业（统计资料集）》，莫斯科，1960 年，第 387 页。

① 布洛契尼科娃，П.A.：《农业发展现阶段的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莫斯科，1956 年，第 11 页。

为了加强和发展集体农庄，大力进行了集体农庄的改组工作。这种改组分两方面的工作，一直持续不停地展开。一方面是将小的集体农庄合并成大规模的集体农庄，另一方面是将集体农庄改建为国营农场。这种改组工作的结果是：集体农庄数急剧下降（1950 年至 1955 年），由 123700 个减少至 87500

个，②而国营农场数则不断增加，其耕地面积由 1953 年的 1820 万公顷增加

到 1956 年的 3530 万公顷，几乎增长了一倍。③

为了在东部地区开垦荒地，“更充分地利用西伯利亚的农业潜力”④，仅1954 年上半年的时间里就有 40000 人去了西伯利亚的垦荒区。国家在 1955

—1956 年间调往东部地区的拖拉机（以 15 匹马力计算）达 20 多万台。此数约为全国提供给农业的机器总数的三分之一。在哈萨克斯坦、乌拉尔、阿尔泰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萨拉托夫和斯大林格勒州，以及北高加索的部分地区，总计开垦出约 3600 万公顷的荒地。开垦荒地的最初成效是明显的，并且在 1954 年就表现了出来。1954 年的春播面积一下子就增加了 945 万多公顷，其中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增加了近 640 万公顷（其中，小麦播种面积增加了 358 万多公顷）。⑤1954 年的粮食总产量达到 8560 万吨，其中来自开垦地的产量为 3720 万吨，约为总产量的 43％。⑥ 新垦区的谷物生产增加得尤为显著。这一年，西伯利亚西部各区的谷物产量比 1953 年增加了一倍。哈萨克斯坦地区的谷物产量比 1953 年增加了 35％。而阿尔泰地区则几乎增加了三倍。

尽管 1955 年的收成不佳，但农业的发展仍呈上升趋势。1955 年的谷物产量为 10370 万吨（来自垦荒地区的为 2770 万吨，占总产量的 27％）；1956

年为 12500 万吨（来自垦荒地区的为 6330 万吨，占总产量的 51％）。1956

年的谷物产量比 1953 年的产量增长 4250 万吨，即增长 51.1％。①谷物采购

量也增加到 5400 万吨，比 1953 年的 3100 万普特多出 2300 万吨，约为十四亿普特。②其他，如牛奶采购量增加 670 万吨；肉类——66 万多吨；马铃薯

——290 万吨；蔬菜——140 多万吨。③采购量的增加表明农产品的商品率在

增大。和前几个五年计划相比，从 1954 年开始，农产品的商品率在上升，基本保持在 45％上下。

集体农庄的现金收入也在增加。1953 年的现金收入是 57400 万卢布，1956年增加到 118500 万卢布。④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以非黑土地区为例，10 个州平均增长 50％左右，其中最高的是斯摩棱斯克州，增长 77.3％，最低的是莫斯科州，增长 31.5％。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组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 1952 年以前，集体农庄庄员在农庄的劳动收入在其总收

② 《苏联国民经济（1959 年）》，莫斯科，1960 年，第 329— 333 页。

③ 《苏联国民经济（1965 年）》，莫斯科 1966 年，第 288 页。

④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1 卷，第 337 页。

⑤ 同上，第 306 页。

⑥ 《苏联的农业（统计资料集）》，第 90— 91 页。

① 《苏联的农业（统计资料集）》，第 226— 227、228— 229 页。

② 《苏联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史的基本问题》，Ю .A.波利亚科夫主编；莫斯科 1984 年，第 2 卷，第 36 页；

《真理报》，1952 年 5 月 8 日。

③ 《真理报》，1957 年 5 月 8 日。

④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3 卷，第 7 页。

入中的比重较小，而在国家和合作社机构的工作所得却较大。自 1953 年起， 这种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前者的比重逐年增加，后者的比重逐年下降。在上述 10 个州中，前者的比重在其总收入中平均占到了 25—30％。①

尽管如此，农业的发展情况并不令人乐观，一些潜在的问题孕育着十分严重的局面。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垦荒运动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一种阻力是民族的。计划开垦荒地的地区大多是非俄罗斯民族聚居的地方。在哈萨克斯坦这种阻力最大。因为要开垦的荒地原都是当地人放牧的草场。这些草场被开垦出来势必要破坏当地的畜牧业和传统的生活习惯。此外，开垦荒地又势必使大量的非本地居民涌入，从而引起复杂的民族矛盾。即使在党中央内部， 对垦荒运动也存在怀疑和不安的因素。但赫鲁晓夫最终还是运用行政权力， 以解除地方党政负责人的办法，排除了这种矛盾。

另一种阻力是技术上的，但实质上也是理论上的。赫鲁晓夫根据李森科所提供的实践和理论，主张往开垦的土地上撒石灰，说是这样可以防止土地的“盐碱化”。事实上，无论从事农业具体工作的人，还是知名的科学家， 都对这种做法提出怀疑和反对意见。苏联农科院农业土壤学和农业化学学部常务委员会就曾为使用有机—矿物混合肥料（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就是“往土地上撒石灰”）作出过一份专门的决议：“⋯⋯学部常务委员会不赞同特·杰·李森科关于有机—矿物混合肥料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缺乏科学根据。广泛宣传这一建议，有碍于合理使用有机肥料和矿物肥料”。②在这份决议上签名的是学部委员会主席恩·阿夫多宁。赫鲁晓夫极力反对这份决议， 一个接一个地点了这些知名学者的名字，称他们是“在科学争论中运用民警的方法”。③在这方面，他极力维护李森科的“科学权威”：“假如有人问我， 你拥护哪一种科学家，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说：“拥护李森科。而且我知道， 他不会叫人上当，因为他不干坏事。我认为，科学家中像李森科同志那样了解土地的人并不多”。①

此外，赫鲁晓夫反对普遍实行草田轮作制，反对实行休闲地制。他说， 草田轮作制并不是在任何土壤和气候条件下，在所有地区都能够防止一切灾害和能保证获得丰收的。他认为，休闲地制，“实际上，这是使用土地的一种不合理的、不经济的办法。”②赫鲁晓夫如此不顾一切地反对传统的耕作方法和毫无保留地推崇一种未经大规模试验的片面经验，实际上成了继续开垦荒地和发展农业的预示不吉之兆的阻力。1956 年的粮食总产量和采购量的半数以上均来自垦荒地。它表明，在集体农庄制度下经营了 20 多年的农业用地，即那些种植了多年的土地上的农业并没有获得什么进展。这是笼罩在农业发展上的一片驱赶不散的乌云。一旦开垦地上的谷物生产出现风险，这片乌云就会化作暴风雨。多事的苏联农业能否经住这暴风雨的袭击，是很难预测的。

畜牧业、玉米和赶超美国 然而，赫鲁晓夫的判断却不一样。

① 资料来源：别兹宁，M.A.：《俄罗斯非黑土地区集体农庄庄员的物质状况（1950— 1956 年）》，沃洛格

达，1988 年，第 29— 34 页。

②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08— 409 页。

③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08— 409 页。

①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375、321 页。

②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375、321 页。

由于 1956 年的好收成，同时也由于开垦土地上长出了丰硕的粮食，农业的发展一时间展示出了诱人的前景。粮食和畜产品收购量的大幅度增加使全国上下都感到欢欣鼓舞。赫鲁晓夫尤其兴高采烈。1957 年 5 月 22 日，他在列宁格勒市的一次农业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中列举了经济发展的最新数字。截止到 1957 年 4 月 30 日，国家共收购到肉类产品 689000 吨（1956 年同期

收购量为 466000 吨，增加了 223000 吨，即增长 48％）；奶类产品——396.7 万吨（1956 年同期为 317.6 万吨，增加了 79.1 万吨，即增长 25％）。①

这些数字尽管有些水份，但并不是虚构的。所以，赫鲁晓夫有理由这样说：“这几个月还是肉类收购的淡季，因为大量的收购总是在下半年。既然我国在上半年就已取得了这样的成就，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下半年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②

促使这一时期农业发展令人乐观和谷物生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大量开垦荒地，部分地补偿了粮食的不足，二是国家对农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保证了征购定额降低和采购价格提高政策的顺利实施。但农业生产发展到 1957 年，一切潜在的矛盾又已经表面化。几乎是随着荒地的开垦，草原和植被就遭到破坏，原有的生态环境不再存在，干旱和风沙也就随之而来，土地的砂化和盐碱化就使开垦出的土地不可能继续来补偿粮食生产的不足。而荒地补偿作用的减弱和中断就会使因开垦土地而暂时平衡的农业发展天平发生严重的倾斜。

此外，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已增加到使国家再无力承担的地步。增大投资的目的是期望依靠提高收购价格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当国家已经拿不出这笔钱时，原先的目的就将成为泡影。赫鲁晓夫不是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他说：“有些同志打算进一步提高收购和采购价格来推动落后的集体农庄。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不能继续走这样的路。国家得自集体农庄的粮食比得自国营农场的已经贵一倍了”。③

尽管这时赫鲁晓夫并未能从总体上对农业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但他有一个抉择却是正确的，即他提出了农业的出路就在于畜牧业的发展。他十分强调：“不能离开畜牧业问题来看粮食问题。只有做到充分满足居民对畜产品的需要，粮食问题才能说解决了。而畜产品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粮食”。①他认为发展畜牧业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减少国家收购和采购的粮食数量，相应地增加畜牧业所需的粮食数量。但不能走这条路，因为国家必须保证有必要数量的粮食储备。只有走第二条道路：在提高种植业一般水平的基础上，发展新的饲料资源。

赫鲁晓夫所指的新的饲料资源就是玉米。他认为种植玉米会改进苏联饲料作物的结构，因而大力倡导这种作物的种植。到 1955 年，玉米的种植面积

已达约 1800 万公顷（1953 年为 350 万公顷，1954 年为约 500 万公顷），其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在一些气候、土壤和人工管理等条件都合适的地区，玉米的种植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赫鲁晓夫仍对此感到不满意。提出要在1960 年使玉米的种植面积达到 2800 万公顷。他说：“玉米是我们的政策。”

①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44— 445 页。

②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44— 445 页。

③ 同上，第 331 页。

①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323 页。

②

事实上，玉米不仅是赫鲁晓夫的政策，而且是他眼中变化万千的、色彩

斑斓的未来图景。这种政策日益变得更具有他个人意志的色彩，变得更具有随想性。他几乎是随时随地的把这种随想性强加给他的听众——各地区的农业负责人或集体农庄主席。他无处不谈有魔力的作物——玉米，无会不要求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满脑子是玉米和玉米生产所带来的神奇效果。他主张把玉米的种植面积加以扩大，来代替绝对休闲地。他算了一笔帐，得出俄罗斯联邦非黑土地带的集体农庄共有全休闲地 382.8 千公顷。如果在这些土地

上都种上玉米，哪怕每公顷只收 20 公担，折合成粮食，也可多收四亿六千万普特。

赫鲁晓夫为推进种植玉米的运动，还提出列宁也很重视玉米这种作物。他说，列宁生前曾向计划委员会指示过要研究推广玉米的问题。

赫鲁晓夫就这样在玉米问题上创造了一个神话。他让自己，也让整个苏联人民生活在一个神话的世界里。他以极其充沛的精力，充满活力的鼓动宣传，要让畜牧业、农业按照他所设想的高速度发展起来。1957 年 2 月 16 日，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会议上，对白俄罗斯的“曙光”集体农庄计划在 1960 年使每公顷耕地上的收入达到 400 卢布的指标感到极不满意。他

说，这里的农业应该成为全国的典范。他要求这个集体农庄的每公顷土地上的收入应达到 2500 卢布。这个指标比农庄自己提出的高出五倍多。他还以一种居高临下，但却很有礼貌的语言对这些领导人施加压力：“我同你们不是最后一次见面，希望在下次见面时听到你们关于在增产农产品，特别是增产肉类和牛奶方面取得巨大成绩的消息”。①这样的谈话和会见在这一时期是很频繁的。就连赫鲁晓夫政治上的最坚决反对者莫洛托夫也承认：“赫鲁晓夫跑了许多地方，他经常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本人经常呆在庄稼汉中间， 在这方面对他是无可指责的，他的优点恰恰在这方面。他到处都去——在锅炉房，在马厩，但问题不在这里。当然，比起列宁和斯大林来，他更经常地和普通农民及工人见面。这是决不能否定的。他们对他不感到拘束，把他看成是自己人，人民的人。”②

赫鲁晓夫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出下述任务的：“现在苏联已拥有一切必要条件，通过和平经济竞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① 于是，在国家不再为粮食严重不足所困扰和赫鲁晓夫把发展农业的措施日益变为自己的主观想象的双重形势下，开始出现一场“自下而上”的迅速增加肉类和牛奶生产的倡议和竞赛运动。不过，令人感兴趣的是，这场竞赛运动却是从农业发展最落后的斯摩棱斯克州发起的。

“斯摩棱斯克人鼓起了劲儿，鼓起了勇气，发起了竞赛，提出了很高的保证”。赫鲁晓夫对此予以赞扬。他在 1957 年 3 月和 4 月举行的中央非黑土地带和黑土地带各州农业工作者会议上，都提到并大力推崇了斯摩棱斯克人的首创精神。接着是库班地区。他们修改了原先的计划，将 1957 年的每公顷

② 同上，第 426 页。

①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321 页。

② Ф.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莫斯科 1991 年，第 359 页。

① 《真理报》，1957 年 3 月 30 日。

耕地生产肉类 36.8 公担的指标提高到 43.6 公担，而到 1959 年要达到 85 公担，即比 1957 年的计划数字增加 95％；牛奶产量——1957 年为 140 公担， 1959 年要达到 325 公担，即比 1957 年计划数字增加 132％。莫斯科州、沃龙涅什州、别尔戈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奥勒尔州、坦波夫州和利佩茨克州等地也都一涌而上，相继提出了高指标：平均要在 1959 年把肉类和牛奶的产量翻一番。

但赫鲁晓夫对这种热情和保证仍感不满足。他认为：“人们一经相信自己的力量，就能创造出奇迹来”。②于是，他不分对象地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同志们！你们的奋斗目标应当是每百公顷农业用地生产肉类一百公担， 牛奶四百公担”，③而要达此目标，“每公顷玉米（玉米穗和玉米秆）的产量就不能低于四百到四百五十公担，每公顷马铃薯产量不能低于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公担”。④

从 4 月中下旬开始，各地农庄提出的保证和竞赛条件就都包括了这一百公担的肉类产品和四百公担牛奶产品的内容。赫鲁晓夫对这些保证的反映十分热烈，每有保证公诸于报端，必致电祝贺。他说：“这些保证表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增加肉类和牛奶产量的潜力有多么大，而这些潜力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加以发挥”，①“如果所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能按照你们的范例充分利用自己的潜力来增加肉类和牛奶产量，那么苏维埃国家在今后几年内就能充分地满足人民对畜产品的需要”。②

1957 年 5 月下旬，赫鲁晓夫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产量方面赶上美国”的问题上算了一笔帐。1956 年，在肉类生产方面，美国为 102.3 公斤，苏联为 32.3 公斤（苏联的产量只有美国的 31％稍多一点）。

在牛奶生产方面，美国为 343 公斤，苏联为 245 公斤（苏联的产量为美国的

71.4％）。在黄油生产方面，美国为 3.8 公斤，苏联为 2.8 公斤（苏联的产量为美国的 73.7％）。为要赶上美国的水平，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更高的定额：必须使每百公顷农业用地平均产肉类——屠宰重 42 公担，或毛重 67 公

担（即 420 公斤，或 670 公斤），牛奶——141 公担（即 1410 公斤）。这就是说，为了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肉类产量方面赶上美国，必须把肉的产量增

2.15 倍（和 1956 年相比），即增加到 2000—2100 万吨，而牛奶产量要达到7000 万吨。至于黄油，赫鲁晓夫说，1957 年的黄油就将等于，甚至多于美国1956 年的产量。这就是说，就总产量而言，我国将拥有同美国相等的或者更多的黄油，但是我国的人口比美国多一些，所以我们还得加把劲”。③

赫鲁晓夫对于完成这样的高指标，并没有指定准确的期限。他说：“我认为，我们现在无须说出应在哪一年解决这个任务。让各共和国和州的领导人，集体农庄庄员，国营农场工人自己计算计算，并在报刊上公布自己在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上述任务”。①

不过，赫鲁晓夫自己到是请经济学家计算了一下。经济学家们说，要达

②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381 页。

③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381 页。

①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37— 438 页。

② 同上，第 438 页。

③ 同上，第 446— 447 页。

①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50— 451、449 页。

到这样的高指标，必须到 1975 年。赫鲁晓夫不满意这种计算结果。他讽刺他们说：“他们照例是拿起铅笔，算了算在多少年内能增加多少，也就是得出了要许多年的数字。从算术观点来看，这里并没有任何错误，一切都有根据”。

②事实上，赫鲁晓夫是希望在一、二年内就能达到这样的指标。那他寄希望于

什么呢？他寄希望于“苏联人的勇敢精神”，通过一场全民运动来“激发他们的热情”，寄希望于用战争时期的办法来动员和组织人民。③此后的进程是完全符合赫鲁晓夫的愿望的。波尔达瓦州、维耳基斯基区“凯莱斯和共产主义”集体农庄、契尔尼哥夫州、莫斯科州、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罗斯托夫州、高尔基州、明斯克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列宁格勒州、沃龙涅什州的集体农庄纷纷保证要在 1960 年达到这一指标。

1957 年，对于苏联的农业经济来说，是在欢欣和期待的气氛中渡过的。而对于赫鲁晓夫本人来说，则是在掌声中渡过的。他相信他在提出这些高指标时所赢得的热烈掌声。他认为这样的掌声不会背叛他：“你们现在鼓了掌， 可是你们今后应以若干公担的产品来增强自己的掌声”。④

简言之，集体农庄制度、苏联人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竞赛是赫鲁晓夫所依据的完成“赶超”计划的三项法宝。应当说，赫鲁晓夫提出的以发展畜牧业为主线，来推动整个农业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但他对苏联实际的国情估计过高，又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爱国和竞赛的精神力量之上。此外，他是期望在现行的体制内，用传统的旧方法来完成这一任务。旧方法和高指标是不相适应的，这就预示赫鲁晓夫必然要陷入窘境。

农业管理方面的改革 赫鲁晓夫所采取的发展农业的措施，都是针对紧迫问题的，往往就事论事，很少有与其他问题综合平衡和长远的考虑。一开始，他只是认为农业发展的迟缓大都是由于农业政策订得不适宜或者执行政策不得当。他还认为苏联农业和农产品采购部的管理机关及其地方机关的编制太大，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所以要求大大缩小这种编制。

事实上，多年来领导、指导和负责农业发展具体工作的不是一个单一的部门，而是有国家计委、农业和农产品采购部、农业部、国营农场部及其他地方机构等一系列部门。它们对农业的干预形成了对农业发展具体工作的多重领导。除了各部门各地区本身的利益外，还有自上而下的国家的硬性农业发展指标和收购任务。

除了编制过大外，赫鲁晓夫还认为下述问题是值得严重关注的：由于国家经济拮据，因而臃肿的和需要大量经费的行政管理机关就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这就是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在农业管理体制上赫鲁晓夫所密切关注的只是缩减编制和减少经费。

直到 1955 年初，他才提出了阻碍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行政管理上的过分集中。他开始意识到，长期形成的对农业经济的行政管理工作及其体制是使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和起伏变化的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而农业管理上的过分集中又主要体现在农业计划制度上。1955 年 3 月 9 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修改农业计划工作方法》的决议反映了这种看法。决议写道：“在现行的计划制度下，下达给各集体农庄的播种计划严格规定了应当

②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50— 451、449 页。

③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50— 451、449 页。

④ 赫鲁晓夫：《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和发展农业》，第 2 卷，第 451 页。

播种的作物种类和播种面积，以及集体农庄必须饲养的牲畜种类和头数，结果往往导致不合理的经营管理”，①“这一切限制了它们对发展农业生产的责任心和兴趣，不能刺激集体农庄从它们使用的土地上增加产品的产量，减少了集体农庄获得高额收入的可能性”。②决议认为，这种过于集中的计划制度是“一种官僚主义的、非常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计划制度”。③所以，决议要求改变这种做法，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农业部应放弃那种对农业发展计划作出不必要的详细规定，而不去研究一些重要问题的作法。将计划工作改变为由各区执行委员会下达计划任务，由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根据需要，自行确定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以及畜牧业的产品率和各种牲畜的数量。今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只负责农业发展的远景规划和农业发展的协调和平衡工作。

这是农业计划工作中的一项重大变动，改变了多年来由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硬性指标的规定，使集体农庄有了较多的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此后， 又有一系列决议和决定，扩大了地方共和国经营农业生产的权力。1956 年 12 月，在苏共中央全会《关于改进苏联国民经济领导问题》的决议中，又进一步提出为了消除经济领导工作中过分集中的现象，要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限。

1957 年是进行各种改组和实施新体制的工作最集中的一年。主管工业和建筑业的各部进行了大幅度的合并和改组工作。这一次改组的目的有三：一是进一步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在经济建设中的权限；二是使领导接近生产；三是使劳动群众更加广泛地参加生产管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对农业生产的最高层的行政管理工作的改组。农产品采购部、国营农场部和农业部合并为农业部，其目的是要统一国家对农业的领导工作。统一后的农业部管辖范围和权力都大大扩大。从生产计划的制订和生产的组织工作，资金的调拨、机器的供应到农产品的采购。但是，这样一个工作目标集中、工作任务繁重的部门却不是在精简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基本上是把原来几个摊摊的人马凑到了一起来办公。这样一个农业部中就必然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人事派系之争不断。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对农业的最高层管理工作。所以，在此后的两三年之内，苏共中央和政府对农业发展的领导和管理基本上是由部长会议来加以过问和处理，农业部愈来愈成为一个虚设机构。而在农业经营的组织管理上，这时期对沿袭多年的传统办法没有发生实

质性的改变。一是认为农业实体的规模愈大愈好。愈是大规模就愈能实现最新、最好的技术投资。所以大型国营农场仍然被看成是最有效率的经营形式。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赫鲁晓夫反复强调，建立国营农场是利用开垦土地的最有效方式。因此，仅在 1954 年和 1955 年两年，就在开垦土地上建

立了 425 个大型国营农场（此时，全国总数才 581 个）。在集体农庄的管理上，仍然存在“两驾马车”的现象。集体农庄的经营仍受集体农庄本身及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双重领导和干预。赫鲁晓夫仍然认为拖拉机站具有优越性和指导农业生产的先进性。他说，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形式。集体农庄经济是合作社经济，它有单独的章程和制度，而机器拖拉机站是国营企业。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所以，当有人建议由集体农

① 《党和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1917— 1967）》，第 4 卷，第 192 页。

② 同上书，第 194 页。

③ 同上书，第 194 页。

庄主席兼任拖拉机站站长，以实现农庄生产的某种程度的统一时，赫鲁晓夫坚决反对这样来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