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经济政策方面的失误 “拉平”与“区域分工”是苏联发展各加盟共和国经济的两个基本方针。这两个方针并未因赫鲁晓夫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而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两个方针的出发点是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要作为全苏统一经济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发展。②这是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必然的要求。

“拉平”政策是指联盟中央通过国民经济预算和指令性计划逐步使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接近，以至最终达到同一水平。这一政策一方面使经济比较发达的共和国感到吃亏，成为经济欠发达的共和国的“输血者”和“大奶牛”，因而影响发达共和国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欠发达的共和国滋长一种依赖心理。“区域分工”是指联盟中央过分强调“全国一盘棋”，而忽视了各加盟共和国自身发展的特点和内在要求。其结果是造成许多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结构单一化，从而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同时又由于各民族地区经济门类不全和生产布局不合理而造成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上述两项基本方针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既是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是苏联民族工作中的问题。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拉平”政策与“区域分工”政策的消极后果虽然还相对地不算严重，但是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例如在中亚地区，单一

① 《1964 年苏联国民经济》，第 710 页。

① 《1964 年苏联国民经济》，第 717、724、720 页。

②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纲的报告，《苏联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251 页。

的资源一重工业型的经济体系在 50 和 60 年代之交业已形成。在哈萨克共和国，第一部类生产的发展比较迅速；而第二部类生产的发展则极为迟缓，特别是轻、纺和食品工业的发展十分落后。在乌兹别克共和国则又是一种情况， 在这里生产大量的棉花和生丝，而所需的针棉织品，包括服装、袜子等则都要从外部运进。这些情况对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大俄罗斯主义得不到抑制 大俄罗斯主义在苏联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卫国战争以来，由于苏联领导人在认识和行动上的错误，大俄罗斯主义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曾泛滥一时。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一方面是出于批判斯大林的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迫于地方民族主义的压力，在公开场合比较注意强调既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尽管如此，在赫鲁晓夫的一些言行中仍然反映着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他在 1957 年 8 月所作的报告《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中过分强调俄罗斯民族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认为“无论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或是在困难的战争时期，俄罗斯人民作出的伟大而高尚的事业使该民族理应受到苏联其他民族的热烈的感激和尊敬”，因此俄罗斯民族有理由被苏联其他民族称为“俄罗斯母亲”。①他于 1963 年 11 月 21 日在南斯拉夫参观当地工厂时说：“俄罗斯灭亡了，那么其他一切斯拉夫人也要灭亡，谁反对俄罗斯人， 谁就是反对斯拉夫人。”②

大俄罗斯主义的表现还反映在理论界的一些言论和著述中。1962 年 12 月召开的全苏历史科学会议提出将“各族人民归并俄国的进步意义”作为编写历史学著作和历史教科书的一项重要任务。同年，《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召开会议，要求苏联的历史学工作者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重视历史上俄罗斯民族在帮助其他民族解放方面起到的“伟大作用”，于是沙皇政府对其他民族的残酷压迫和掠夺不再提了，沙皇政府的“血腥吞并”变成了少数民族的“自愿归附”。如 1943 年出版的一本有关哈萨克历史的著作中明明写着： “哈萨克沦为殖民地标志着哈萨克民族独立生存的结束和纳入军事封建的剥削体系，这一体系是沙皇为其统治‘民族监狱’里的一切被压迫民族而建立的”①；而在 1957 年出版的哈萨克历史著作中则改为：“俄罗斯兼并哈萨克对哈萨克人民在关键时候的历史命运有着进步的意义⋯⋯它使哈萨克人民从准葛尔封建头子的奴役下得到解放。”②又如上述，1943 年出版的著作中认为哈萨克历史上的克涅萨里·卡里莫夫起义是“以前历次运动的综合，就其范围和意义而言是在沙皇俄国整个殖民政策时期内哈萨克人民最大的一次起义。哈萨克人民用他们热爱自由和战斗的精神有力地、明确地表达他们不会轻易地放弃民族独立的决心”③；而在 1957 年的版本中则认为卡里莫夫起义“具有反动的、封建的和君主的色彩，其目的是阻止哈萨克人民前进，强化封建制度和家长制，隔绝哈萨克与俄罗斯与俄罗斯人民的关系。”④

这一时期苏联政府强制推广俄语也是大俄罗斯主义的一种表现。1958 年

① 《真理报》， 1957 年 8 月 28 日。

② 转引自阮西湖等编：《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20 页。

①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阿拉木图 1943 年版，第 307— 308 页。

② 同上书，阿拉木图 1957 年版，第 244— 245 页。

③ 同上书，阿拉木图 1943 年版，第 220 页。

④ 同上书，阿拉木图 1957 年版，第 321 页。

苏共中央和政府部长会议颁布《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提纲》中强调：“各加盟共和国和各自治共和国的中学也要认真学习俄语，因为俄语是族际间交流的强有力的工具，也是加强苏联各族人民友谊、使各族人民享受俄罗斯文化和世界文化宝库的工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再次强调：“⋯⋯俄语实际上已成为苏联各族人民的第二母语，成为各民族相互交往、每个大小民族吸收苏联各族人民文化成就和世界文化的工具。”①并且将“俄罗斯语言实际上已成为苏联各族人民相互交往和合作中共同使用的语言”的词句明文写入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中， 赫鲁晓夫在白俄罗斯大学的一次演说中甚至提出：“我们掌握俄语速度愈快，建成共产主义就会愈快。”

应当指出，由于俄罗斯民族是苏联的主体民族，而且总的说来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阶段上处于比其他民族更先进的地位，提倡各少数民族学习俄语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苏联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以行政和法律的形式人为地将俄语规定为“族际交流语”，并定为其他民族的“第二语言”， 公开将俄语凌驾于苏联其他民族语言之上，并强制推广。这实际上即是将苏联现有的各民族语言作了等级划分，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

除了上述情况外，大俄罗斯主义情绪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一部分俄罗斯族群众之中。它直接影响到各民族关系的和睦。某些俄罗斯族干部和群众以“领导民族”和“老大哥”自居，将俄罗斯民族给予其他民族的帮助视为“恩惠”和“施舍”，将其他民族视为俄罗斯民族的包袱。一些俄罗斯族移民不注意克服大民族主义意识，不注意与当地民族处理好关系，在实际生活中， 往往凭借在文化和语言等方面的优势地位，不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不尊重当地民族。所有这些，都对苏联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社会的稳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宗教政策的失误 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苏联党和政府在对待宗教和宗教信仰问题上推行了一些过激的政策。各级党和政府通过各种决议和文件宣布宗教是“旧势力的残余”，是“资产阶级和反对阶级的势力”，同时大力宣传“战斗的无神论”，把无神论和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不恰当地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1961 年 5 月，《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宗教总是用反科学的主张、道德和对周围事物的歪曲看法来妨碍共产主义建设，使一部分人不去积极参加我们的伟大的事业。宗教残余加深了各民族友谊的障碍，它有利于维持资产阶级民族情绪。举行宗教仪式，往往伴随着违反劳动纪律和国家秩序，损害国民经济，摧残人的精神。”①苏联政府以行政手段大量关闭教堂和清真寺，强迫神职人员还俗，对一些反抗者甚至采取镇压措施。

苏联政府在宗教问题上的过火行为，不仅大大地加深了教会和宗教界人士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矛盾，而且大大地伤害了广大教徒们的感情， 甚至也遭到一些不信教的人的反对，加剧了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对苏联国内的稳定，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是不利的。

移民政策的消极影响 苏联政府的移民政策是服务于其民族融合政策的，即通过扩大各民族的杂居、通婚加速民族融合。应当指示，移民政策有

① 《苏联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 241 页。

① 《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论宗教和教会》，莫斯科 1961 年版，第 95— 96 页。

其积极的一面，但是由于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作祟和其他种种原因，移民政策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政府号召大力开垦生、熟荒地，大批的工人、大中学毕业生奔赴西伯利亚和中亚，从 1955 年开

始，每年都有 100 多万志愿者被派到上述地区。①哈萨克在 1959—1965 年间

共接收了从其他共和国迁来 45500 个移民家庭。②

大规模移民的后果是严重的，首先造成当地主体民族人口比例下降，在中亚，1939—1959 年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在本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分别从 65％、60％、52％下降到 62％、53％、41％，而俄罗斯人在上述共和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上升 13.5％、13.3％、30.2％。③其次，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增加了当地民族在就业、住房、就学等方面的困难，造成当地民族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也为民族关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被降格 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西北部，是苏联最北部的共和国。历史上这里主要聚居着芬兰族、卡累利阿族和维普斯族居民。沙皇政府于 19 世纪初征服芬兰，将其纳入俄国的版图。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坚持各民族平等以至自由分离的原则，尊重芬兰人民的要求，于 1917 年 12 月 18 日宣布承认芬兰的独立。1920 年 10 月

14 日俄罗斯联邦与芬兰缔结和约，条约规定将西卡累利阿留在苏维埃俄国境

内。西卡累利阿于 1920 年 6 月 8 日成立卡累利阿劳动公社，并加入俄罗斯联

邦。 1923 年 7 月 25 日改名为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39 年的苏芬战争后，苏联夺得芬兰东部部分领土，将其划入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版图。1940 年 3 月 31 日，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升格为卡累利阿—芬兰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面积约为 17 万平方公里，首都为波得罗扎沃茨克。

1956 年 4 月 24 日，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部长会议、卡累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合提出改组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为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并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7 月 16 日，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以及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了这一请求。同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表示愿意接收卡累利阿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

苏联政府将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降格为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共和国的理由之一是“考虑到共和国目前的民族成分”的变化，即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卡累利阿族、芬兰族和维普斯族“只占共和国总人口的1/4，而其他民族的居民，主要是俄罗斯族则占 3/4”①一方面是大批芬兰族人陆续移居芬兰；另一方面是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政府毫无限制地鼓励向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移民的政策。从 40 年代初开始，苏联政府主要

是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向卡累利阿大规模移居斯拉夫族居民。到 50 年代中期，斯拉夫族移民占该共和国人口的比例就大大地超过了原当地主体民族卡累利阿族、芬兰族和维普斯族的比例。俄罗斯族实际上已经成为卡累利阿—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 卷，第 485 页。

② 〔苏〕T.纳依扎加林：《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哈萨克斯坦与兄弟共和国的友谊》，阿拉木图 1977 年版，

第 138 页。

③ 〔苏〕《政治自修》，1965 年第 8 期，参见蒲开夫编：《苏联中亚五个共和国经济统计资料汇编》，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资料情报室编，上册，第 211— 212 页。

① 《真理报》，1956 年 7 月 17 日。

芬兰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于是苏联政府便以“以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形式出现的我们共和国的目前结构已不符合居民人口的民族构成”为根据，②将其降格并入俄罗斯联邦。

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被降格和并入俄罗斯联邦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不尊重当地民族意愿和违背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表现。从地方政府动议的提出到中央政府最后批准仅仅 2 个多月的时间，而且如此重大事情没有广泛地听取当地各族居民的意见，只限于在卡累利阿—芬兰、俄罗斯和中央政府间的讨论、商议，实际上是在当地居民对此事不甚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这一行动不仅损害了卡累利亚民族的自主权，而且在其他少数民族中造成了很不良的影响。其他民族担心会在某个时候遭到和卡累利亚族同样的命运，从而增强了它们对联盟中央的离心倾向。

民族理论上的失误 赫鲁晓夫在 1961 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中就苏联的民族问题提出了三个论断：第一，宣布“党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所关心的，而资本主义世界直到今天仍然是尖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即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第二，随着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在无产阶级族际主义旗帜下各社会主义民族越来越接近，他们的相互影响和互相丰富在加强。”第三，在苏联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①

这些论断的提出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这与苏联领导人对当时苏联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估计是直接连系着的。赫鲁晓夫在 1959 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一大上宣布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我们最近的明天。”②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他又为苏联实行共产主义规定了具体的时间表，即在 20 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赫鲁晓夫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超前认识”而提出上述三个论断的。

“苏联人民”这个概念早在 30 年代就已经在苏联的各种报刊上出现，但是当时它仅仅是泛指苏维埃政权之下的各个民族和各个阶层的劳动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正式提出了这个概念，并且赋与其新的意义。赫鲁晓夫强调“苏联人民”有着“共同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共同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经济，共同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目标——建立共产主义，在精神面貌上具有许多的共同点。”①实际上是生硬地套用斯大林为“民族”概念所下的定义，并符合 60 年代初苏联各民族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在苏维埃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共同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之中，随着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交流和合作的发展，随着苏维埃国家的政治进一步稳定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各民族间逐步形成了对苏维埃联盟国家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认同，为未来在平等基础上的民族接近和融合奠定了基础。但是民族接近和融合首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次是实现这个过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决不是一蹴而就，更不能以行政命令手段加速这

② 同上。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86— 287 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40 页。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 286 页。

一过程。

应当承认，赫鲁晓夫在其执政初期的某些言论中还是强调指出过民族之间的区别和差异的。但是，即使在当时，也还同时存在着忽视民族间区别和差异而突出民族接近和融合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其执政后期变得日益明显起来。他提出的所谓“新的历史性人民共同体——苏联人民”的理论就是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这一理论实质上是把人民群众中业已形成的作为“苏联人”的国民意识看成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标志，企图以此人为地影响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以社会进程的目标取代民族进程的要求。

在“新的历史性人民共同体”理论的指导下，苏联政府采取了各种加速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措施，其中包括加紧，有时甚至是强制性地推广俄语， 鼓励移民和不同民族之间通婚等等。这些措施在少数民族中造成了一种逆反心理，从而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