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地方民族主义的上升

地方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 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初是苏联的地方民族主义的上升时期。为了与地方民族主义进行斗争，苏共中央曾多次作出决议，表示要“毫不妥协地反对民族主义的任何表现：推行地方主义，鼓吹民族狭隘特殊性，把陈旧的东西理想化，赞扬反动的传统和风尚”，并且强调“民族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敌视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各民族友谊的，是同社会主义各民族的发展和接近的客观进程相抵触的”①。

这一时期，地方民族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所增长；而在某些时间、某些地区或某些民族中，由于国际、国内某些因素的诱发，这种地方民族主义还往往呈爆发状态。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地区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动乱，特别是乌克兰的秘密组织“乌克兰起义军”的活动比过去更为活跃。这些活动具有明显的反苏和反共性质，但也搀杂着一定的民族主义因素。这些活动虽然遭到了镇压，但民族主义的因素仍未消除。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激起了格鲁吉亚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1956 年 3 月，第比利斯的大、中学生、教师和其他的知识分子决定隆重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以此抗议对斯大林的批判。3 月 5 日， 第比利斯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在斯大林纪念碑下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会后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一些过激分子试图占领第比利斯中央电报大楼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大楼。第比利斯的局势一度失控。最后苏联政府派出军队开入第比利斯，对示威者进行镇压，死伤数百人。随着首府动乱的爆发，格鲁吉亚其他地区也陆续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民族骚乱。原定赫鲁晓夫1957 年对格鲁吉亚的访问被迫取消。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再次掀起反斯大林高潮以后，有关部门决定拆除斯大林出生地哥里市的斯大林塑像。该市居民闻讯后不畏军警的镇压，誓死保卫斯大林像。由于当地民族的强烈要求，哥里城的斯大林纪念馆一直开放。

1959 年哈萨克的捷米尔塔乌的两万名建筑工人罢工。与此同时，北部的重要城市卡拉干达的冶金工人也举行罢工。这些罢工所造成的影响较大，迫

① 《苏共中央关于当前党的思想工作任务的决议》载《真理报》，1963 年 6 月 22 日。

使苏联政府撤了当地官员职务。克格勃和内务部的一些官员也因“工作不力” 而被撤职。

60 年代初期，乌克兰曾经出现“六十年代集团”、“乌克兰工农同盟”、“乌克兰民族委员会”等民族主义组织。这些组织与国外流亡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乌克兰侨民组织都有密切的联系。1961 年 12 月 16—23 日，苏联政府在立沃夫举行对“乌克兰民族委员会”成员的审判，对一些为首分子判了重刑。1963 年夏，乌克兰的港口城市敖德萨发生大规模的罢工，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示威游行活动。乌克兰军区的一些官兵拒绝执行派他们前去镇压的命令，迫使苏联政府匆忙抽调其他军区的部队前去完成这一任务。

在研究地方民族主义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加盟共和国的地方主义。在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中，地方主义是地方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地方主义的主要表现是与联盟中央争夺各方面的权力。

苏联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其政权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存在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双重主权。这在 1924 年和 1936 年的苏联宪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双重主权并未真正实现。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苏联成立以后，特别是 20 年代后期以来联盟所处的严峻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苏联领导人在认识上的偏差。结果是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朝着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体制发展，从而造成苏联联邦制的极度扭曲。在中央高度集权体制之下，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和民族自主权被不断削弱，而苏联宪法中的有关规定则成为一纸空文。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在苏共二十二大承认的：自 30 年代以来苏联“出现了一种限制各加盟共和国权力的倾向，许多加盟共和国范围内的和地方性的问题的解决越来越集中到中央，全联盟的机构异常臃肿。”①

赫鲁晓夫在其执政之初注意到了联盟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调整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具体的作法是改革联盟中央的管理机制，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自主权。应该肯定，这些改革对于维护苏联宪法、扩大加盟共和国主权和民族自主权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也得到加盟共和国和少数民族的拥护。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地方主义倾向，这是赫鲁晓夫始料所不及的。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地方主义在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关系方面主要表现为一些加盟共和国片面强调本民族和本国民族特点和经济政治的独立性、力图建立本国和本民族独立的经济体系，而不顾全联盟的生产计划和物资技术供应计划，侵占、挪用国家资金，向联盟中央争“尽可能多的钱”和投资项目，乱上计划外工程项目和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项目。地方主义在加盟共和国及经济区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主要表现为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地区固守本共和国、本地区或本民族的利益，互设经济贸易堡垒，为了自己的需要， 不加节制地动用本地区生产的原材料设备，破坏其他地区的供应计划等等。

赫鲁晓夫曾经多次对地方主义进行严厉的批评。例如，他 1957 年 5 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批评一些加盟共和国“力图依靠本地区的矿产发展自己的原料基地，尽管这些矿产的开发不如其他地区有利，企图在本地区组织生产那些不如在其他地区专业工厂制造更为有利的设备和辅

① 《苏共二十二大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上册，第 586 页。

助材料，产生了脱离经济上合理的经营管理方法的其他偏向。”①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又批评一些民族地区和加盟共和国“在关心全国利益的美丽辞藻下，常常隐藏着真实的地方主义”。②严重的地方主义倾向迫使赫鲁晓夫放慢了改革的步伐，并且将部分下放加盟共和国的权力收回。1959 年 8 月，拉脱维亚的一批领导干部反对赫鲁晓夫将已经下放的经济权力收回，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和管理本国经济，为此，苏共中央在不到半年时间内陆续解除了拉脱维亚 24 名主要领导人的职务。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强烈的地方主义实际上是久已被忽视的加盟共和国主权和民族自主权的一种极端反映，是民族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

地方民族主义上升的原因 地方民族主义上升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解冻”的政治气氛的影响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公开批评斯大林个人崇拜以后，随着大批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和一系列宽松政策的推行，国内政治气氛也随之“活跃” 起来，在社会上形成了被文学家们称之为“解冻”的政治环境。同时赫鲁晓夫在民族政策方面也进行了一些调整，试图改变过去的政治高压作法。这种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为长期积累和压抑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和爆发创造了客观条件。

第二，民族意识的增强

十月革命后，原来处于沙皇政府沉重的民族压迫之下的各少数民族取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平等。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民族甄别，使在沙皇时代因人为和自然原因而造成分离和散居的同一血缘和族缘的民族得以生活在一起。在苏维埃政权下，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再加上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入研究，大大地增强了民族成员对本民族和本共和国的热爱，增强了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从另一方面讲，苏联政府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和失误，也在客观上刺激和强化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加剧地方民族主义情绪。

第三，大俄罗斯主义的反弹

大俄罗斯主义作为苏联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是地方民族主义的对立面。苏联社会中大俄罗斯主义的起伏，直接影响到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50 年代中期至 60 年代初是大俄罗斯主义表现的重要时期，在客观上对地方民族主义起了强烈的刺激作用。

第四，国际因素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形成了美、苏为首的两个大国集团对峙的冷战局面。西方政府改变了过去的直接武力干涉的作法，实施“和平演变”政策。1960 年初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布的第 10 号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中提出：“通过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压力来腐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好战的一面，将是一个逐步的演变过程，这个演变过程取决于时间的推移和适当条件的创造。”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 1963 年 10 月 12 日的演说中强调：“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和压迫的最黑暗的长夜过去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民族主义的力量显然正在起作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由于在

① 《真理报》，1957 年 5 月 8 日。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89 页。

对外政策上片面强调和平共处和苏美合作，放松了对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警惕。这就使国际反苏反共势力感到时机非常有利。它们特别注意在破坏苏联民族关系方面下功夫，通过各种手段鼓动苏联国内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和分离主义势力。

同时 20 世纪 50 年代后，民族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思潮和运动。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特别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对苏联的地方民族主义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