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文教科技事业的发展

第一节 思想文化政策的调整和“解冻”思潮的兴起

苏共发展文化的指导方针 斯大林逝世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完全接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认为苏联到 1936 年为止已

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从 30 年代末期就开始了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正是在这一理论思想的基础上，1961 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时期”。以此为出发点，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就发展文化的指导思想写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时期的文化发展，将是伟大的文化革命的完成阶段。在这个阶段要保证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创造一切必要的思想条件和文化条件”。①

正像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问题上完全接受、继承了斯大林的理论遗产一样，在文化革命的发展阶段问题上，苏共在赫鲁晓夫时期也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的理论逻辑行动的。斯大林在十八大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讲到十七大至十八大的这个时期时说：“从人民文化发展方面来看，报告所涉及的时期真正是文化革命的时期”。②按照他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及其逻辑，社会主义基本建成后将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展开共产主义建设，而在文化方面自然还要继续过去的文化革命而将其完成。所以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在文化革命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也基本上遵循了斯大林的理论逻辑。

按照苏共纲领中关于发展文化的指导原则，在文化革命的完成阶段上， 文化方面的任务主要有三：

一、“消除城乡文化生活的差别，克服乡村居民的文化技术水平落后于城市居民的水平”。①

二、“把一切工人和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不断地提高到知识分子水平， 为了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彻底实行教学和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原则”；②

三、“培养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根除社会成员意识和行为中的资本主义残余”。③

在规定这些实际任务的同时，在理论上还提出：文化革命的完成阶段， 既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新的更高的阶段”，“同时也是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成长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全民的全人类文化的开始”；④ 在这个阶段上，将要解决在社会主义文化成长为共产主义文化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主要是指共产主义文化中的民族形式和全人类形式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成长为共产主义文化，其民族形式并未消失；另

① 《苏联哲学问题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246 页。

②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0 页。

① M.约夫楚克：《苏联伟大文化革命的完成阶段》，见《苏联哲学问题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

第 248 页。

② 同上书，第 246 页。

③ 同上书，第 253 页。

④ 同上书，第 255 页。

一方面“新的全人类的文化形式”将得到发展，实现着民族文化的接近和相互丰富，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形式与全人类形式的相互渗透。

苏共在社会主义超阶段论基础上形成的这一发展文化的指导原则和方针，有关发展文化的任务和目标规定得过高，严重地脱离了苏联当时的现实和文化发展状况。在 60 年代初苏联城乡差别还甚大，个别农村还没有电灯，

城乡总体教育水平还不算很高。据 1959 年的统计资料，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城市仅占 3.2%，在农村则只有 0.56%；受过中等教育或不完全中等教育的人， 在城市为 34.3%，在农村则只占 18.8%。①在这样的文化发展状况下，就提出在 20 年内，即到 1980 年，要消除城乡文化生活差别，消除工农文化同知识分子文化的差别，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无异于乌托邦。在这种思想原则和方针报导下制定的政策措施，不可避免地会给实际工作造成各种失误。

思想文化政策的调整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为了深入批判和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思想文化政策方面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概括起来说，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抛弃了个人崇拜时期的高压、惩治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同科学和艺术界知识分子沟通对话的步骤，以期相互了解，达到说服教育的目的。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这一政策和工作方式的改变十分明显。在过去，斯大林深居简出，神秘莫测，从 30—50 年代初，对文化界发起的批判运动，一个接一个，镇压声势一浪高一浪。赫鲁晓夫采取了果断的昭雪平反措施，这标志着过去高压钳制政策的结束。在重要关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不断同广大知识界代表举行见面会，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在赫鲁晓夫执政 10 年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仅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大型会见，不算同个别人或小范围的会见，1957—1959 年，1962—1963 年就举行了 8 次之多。在这些会见中， 一方面听取了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意见，同时也由最高领导人出面发表了重要的政策性讲话，使知识界了解了党的政策意图，纠正某些不健康倾向。

其二，实行了某些宽松政策，在某种限度内允许艺术家和学者进行创作上和理论上的探索。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在文化方针政策上的改善是同纠正个人崇拜时期的错误联系着的。除给无辜遭镇压的大批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昭雪平反外，苏共中央于 1958 年 5 月 28 日通过决议《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 对联共（布）中央 1948 年有关上述歌剧的决议作了修正，认为把肖斯塔科维奇等一批有才华的作曲家“称为反人民的形式主义流派的代表”是“不分皂白”，指出斯大林评价艺术作品的“主观主义态度”，说明《真理报》1951 年根据斯大林指示撰写的有关批判歌剧《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编辑部文章，是“错误的、片面的”。①此外，还在不同程度上给30 年代遭到批判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和“德波林学派”恢复了名誉，也

纠正了对 20 年代一些文艺流派和团体的错误评价。

通过纠正历史上的有关错误，以前遭到禁止的题目被允许重新探讨，过去被作为“禁区”的题材又成为作家描写的对象。文艺中“写真实”、“积极干预生活”成了主要口号，过去视为畏途的讽刺幽默和抒情体裁又回到了

① 《苏联哲学论文集》，第 249 页。

① 《解冻：1957— 1959》，第 402 页。

文坛。

其三，修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1934 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作的规定，在有关文艺社会功能的理解上有失偏狭，片面地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而对文艺的认识作用、美感作用和娱乐性有所忽视， 加上以后年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进一步僵化的教条主义解释，使文艺中“粉饰现实”和“无冲突论”得到发展，这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给苏联文艺带来了消极影响。1954 年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作协章程对原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作了修改：保留原定义的前半部分，把后半部分删去，即把整个定义规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需要艺术家从现实的发展中真实地描写现实”。但是， 这一修改也不无弊病，因为在刚删去原定义后半部分时，也把原定义前半部分中“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这两个副词一并裁去了。这二删改在理论上不够全面，在创作实践中也可能导致不良倾向。因此，1959 年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又重新恢复了这两个副词的提法。

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修改，反映了人们在长期创作实践中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再认识，也反映了苏共对以前文艺政策的调整。这一修改， 有利于打破僵化的教条主义，有利于拓宽文艺发展的道路。

应当指出的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在思想文化政策方面所作的调整并未根本改变原来的情况。在思想文化领域还保留着许多过去的传统理论、传统体制和工作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社会主义文化同过去时代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绝对对立起来， 没有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文化同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日丹诺夫在30 年代中期提出的在战后更加僵化了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 论，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消极的影响，而对这一理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直没有加以触动。正是这个缘故， 联共（布）中央 1946 年关于意识形态的决议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更有甚者， 直到赫鲁晓夫时期还把科学区分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两类。至于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共同的人类文明成果，就根本谈不上了。

第二，把文化和意识形态完全混为一谈。我们知道，一定的文化虽然总是同一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但是文化是一个比意识形态广泛得多的概念， 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二者简单化地混淆在一起。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领导和苏联理论界仍然没有能够走出这一传统的理论误区。在存在国际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警惕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将资本主义文化一概混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将其文化中的人类文明成果也排斥在外。

第三，在文化工作上基本保留了过去高度集中的体制，这种体制在赫鲁晓夫时期的一系列文化决策机制中，在苏共领导对一些文化、科学和艺术问题的解决办法上，以及在赫鲁晓夫本人的不少言论中都有所表现。据著名电影导演 M.罗姆回忆，赫鲁晓夫 1962 年 12 月在接见艺术家的一次讲话中曾谈到苏共领导应怎样解决文艺争论的问题。他说：这正像上校和将军发生争论一样，上校“将一切讲得很有说服力”，“将军听啊听着，也仿佛没有什么反驳的话要说。他听烦了上校的话，站起来发话了：‘喂，就是这么回事， 你是上校，我是将军。向后转，齐步走！’上校必须向后转，开步走，——

去执行命令！就是这么回事。你们都是上校，而我呢，很对不起，是位将军， 向后转，齐步走！”。①这很能说明苏共领导当时在文化艺术和其他各方面所采取的领导方法，也很形象地表述了他们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赖以运转的管理体制。

第四，对一些重大的决策，不是由集体研究决定，而是由最高领导人个人说了算。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特别是在 1958 年以后，许多重大的文化艺术问题都是由赫鲁晓夫个人决定的，领导集体对他并没有多大的束缚力。比如，决定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特瓦多尔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继续压制生物遗传学中的“摩尔根——孟德尔学派”而支持李森科，以及其他许多决定，都是由赫鲁晓夫个人决定的。第五，在对待知识分子政策上，存在着对知识分子的传统的不信任，特

别是对“创作知识分子”，即从事文艺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到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领导人这种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尽管已有别于斯大林时期，但其传统的不信任情绪仍然存在。

以上各点，对文教科技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解冻”思潮的兴起和曲折发展 这种思潮首先反映在文艺领域。1954 年 5 月，著名作家爱伦堡在《旗帜》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名为《解冻》的小说第一部（1956 年又发表了第二部）。小说一反过去认为文艺作品主要是以共产主义教育人的传统观点。小说中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其中描绘的事件又大都是社会的阴暗面，因而可以说是一部“离经叛道”的作品。这部艺术成就不算太高的作品发表后，在文艺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解冻”思潮的名词即由此而来。

其实，“解冻”思潮的出现，要比爱伦堡的小说的发表还要早些。1953 年底开始，文学杂志《新世界》发表了一系列触及到了当时十分尖锐的文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文章。其中，波麦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1953 年第12 期）最有代表性。该文揭露了文学中“粉饰现实”的种种积习和手法，呼吁作家要拿出“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作者尖锐地指出， 多年来文学中“凭空杜撰”，制造了种种“升平景象”：农村中本来贫困不堪，小说电影中却爱描写庄员们大摆筵宴；工厂食堂的情况本来很糟，可在一些作家笔下，虽没让摆出奶猪冻和烤全鹅，但却看不到黑面包⋯⋯在过去的年代，为了树立个人崇拜的形象，美化、粉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电台里广播的，各种书刊中写的，大会小会上讲的，假话大话空话连篇，弄虚作假，制造表面繁荣，成了一种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波麦兰采夫提出的这些问题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和争论。

广大读者纷纷投入了关于真诚、真实问题的辩论。一个读者在信中写道， “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了这种丑陋的现象，对之愤恨至极，他们想说而未能找到确切的表达方式，是苏联文学替我们老百姓“说出了这句大胆实在而又公正的话语”，他为此向作者深表感谢，还说：“所有有头脑的、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①

作家 B·杜全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就此说道：“我认为，波麦兰采夫同志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

① M.罗姆：《同赫鲁晓夫的四次会见》，见《星火》杂志 1988 年第 28 期第 8 页。

① 俄罗斯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 Φ.1702.on.6 A172.Л.69。

们的良知呼吁”。②之所以需要向社会良知呼吁，是因为“因循成习的不诚实”， 这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③这样，就把这个问题的意义扩而大之了：实质上这里暗含着克服斯大林个人崇拜遗产的问题，由此也提出一个社会责任问题。

与文学的真诚和写真实问题相联系，还提出了一个面向人的问题，就是文学要不要把有关人的描写放在第一位，敢不敢真实地发掘人的内心世界的问题。过去的文学作品往往写事重于写人，“事件把人压在下面，挤到一边”，被称为“生产小说”、“商业小说”、“农业题材”、“工业题材”等等。高尔基早就说过，文学应该是“人学”。这就是说要把人放在文学注意的中心。但多年来的文学实践却并非这样。

继文学领域之后，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出现了“解冻”思潮。1955— 1956 年，在《哲学问题》杂志上进行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问题的争论。一些人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是客观的，其中一部分矛盾之所以激化，是由政策错误造成的。《历史问题》杂志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资料， 要求彻底打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框，重新评价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苏共二十大以后，“解冻”思潮进一步发展。在整个 1956 年内，发表了一连串尖锐的反官僚主义题材的小说，如亚·雅申的《杠杆》、丹·格拉宁的《个人意见》、弗·费·田德里亚科夫的《死结》等；还有一系列开掘新题材的作品，如帕·尼林的《冷酷》、瓦·奥维奇金的《艰难的春天》等。此外，还发表了一些在 30 年代遭镇压而死的作家的作品。这期间，文学丛刊

《文学莫斯科》刊载的作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招来争论最大的作品是弗·杜金采夫描写官僚主义压制创造发明的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该小说一发表，就被视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现象”，激起了对社会问题的热烈争论。在文艺批评方面，《哲学问题》1956 年第 5 期发表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演出的落后问题》和《新世界》同年第 12 期刊登康·西蒙诺夫的《文学漫

谈》，又都分别触到了 30 年代以来行政命令的文艺领导体制和战后以来一系列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同样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文化界“解冻”思潮的发展引起了苏共领导的忧虑。特别是在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的情况下，苏共领导更加感到不安。于是，从 1957 年初开始收紧“解冻”的闸门，在《共产党人》、《真理报》和《文学报》等中央报刊上展开了对思想文化界，特别是对文艺界“不健康倾向”的批判。接着， 赫鲁晓夫于 1957 年 5 月 13 日在苏共中央举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作家的会见中，5 月 19 日同作家美术家雕刻家和作曲家的会见中，对文艺界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提出了严厉批评。通过这些制动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解冻” 思潮的发展。

1961 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解冻”思潮又有所抬头。在 1962 年 2 月召开的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和全苏历史学家代表会议上，以往被视作“禁区”的大量问题成了讨论的题目。接着，经济学界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物质刺激问题展开讨论；历史学中有关斯大林伪造史实的最尖锐问题也成为议题；哲学中揭露了过去对相对论、共振论和量子论的压抑，进

② 同上，1.77，Л.52。

③ 俄罗斯国立文学艺术档案馆，Φ.1702.on.6 A172.Л.52。

一步清理了斯大林在理论上的消极影响。根据二十二大决议和苏共纲领，会议决定重新修改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教学大纲。

在这个时期，是否准许开禁发表描写斯大林时期集中营题材的作品，是文艺界最尖锐的问题之一。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由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在 1962 年 11 月《新世界》杂志上公开发表，在苏联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性效应。有关这部小说到处街谈巷议，数万册《新世界》杂志和印制的小说单行本，旋即销售一空。不久，索尔仁尼琴同一题材的小说《克里切托夫卡车站的小事》和《玛特辽娜的一家》又分别在《真理报》和《新世界》发表。

事态的发展使苏共领导感到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防止“解冻”思潮泛滥。1962 年 12 月 1 日赫鲁晓夫和党中央主席团成员乘参观一个抽象派画展之际，批评了文艺界。这成了开始关紧“解冻”闸门的一个转折点。此后， 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在 1962 年 12 月 17 日和 1963 年 3 月 8 日两次会见文艺界人士时，又批评了许多人。此后，“解冻”思潮便开始低落。

综观“解冻”思潮的兴起和曲折发展，可以看出这种思潮是和斯大林逝世以后，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以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从上面推动的结果。与此同时，这种思潮与当时思想文化界存在的要求改革的愿望也有关系。问题在于“解冻”应当有怎么样的一个度才是适合的，对于这个问题无论在领导层或是在群众中都是看法不一的。赫鲁晓夫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也像他对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处理一样，对过去否定过多，以致在各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并且可以说是成了他下台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