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着眼点是缓和与西方集团的冷战对峙关系，而苏美关系是苏联与西方阵营各国关系的主线。如果说，苏联在推行这种缓和外交的过程中，与英、法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取得了切实的进展， 那么，苏美关系僵局的化解过程则颇不顺利。在苏美关系中，不仅存在着两国直接的双边因素，而且，一系列国际问题的解决，包括东西方在裁军问题上的争论等，常常成为苏美在协调两国关系和进行外交斗争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与联邦德国建交 当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围绕《巴黎协定》频繁展开外交活动之时，苏联为改变被动处境，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外交成果，例如与西德建立了外交关系，与英、法的关系也大为缓和与改善。

1955 年 5 月 5 日《巴黎协定》生效以后，联邦德国成了北约组织的成员。为了分化西方阵营、瓦解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联邦德国反苏的可能，苏联决定改善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尽可能减缓西德加入北约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的威胁。1955 年 6 月 7 日，苏联政府向联邦德国政府发出照会，表示由于苏德之间的战争状态已由苏联最高苏维埃在同年1 月25 日颁布法令而宣告解除，而西方三国也已废除在联邦德国的占领法规，苏联愿意邀请阿登纳总理访苏，以便探讨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和双边关系问题。针对阿登纳政府可能会按照西方大国方案，将要求苏联允许全德“自由选举”作为联邦德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为了扫清障碍和争取舆论上的主动，苏联在 7 月 12 日的政府声明中，在 7 月 24 日布尔加宁的讲话和 7 月 28 日赫鲁晓夫的讲话中都表示，苏联愿意探讨德国重新统一的问题，但此事不能以牺牲民主德国的利益为代价。首先应该做的是为统一创造条件，即承认两个德国的平等地位，改善两者之间的关系。苏联为此愿意与联邦德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表明，在西德加入北约以后，苏联考虑到整个德国的中立化已经不可能，改变了以统一换取中立的对德政策，开始贯彻以冻结两个德国存在的

现状换取和平的立场。

苏联与联邦德国的会谈于 1955 年 9 月 9 日至 13 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几乎因联邦德国坚持全德“自由选举”的立场而陷入破裂。由于苏联态度毫不松动，且与苏建交对联邦德国毕竟有诸多益处，阿登纳政府不能不考虑本国人民谋求和平的意愿与国际舆论的压力，终于在美国的默许下放弃了原有的先决条件。于是，两国达成了建立外交关系的协定。这使得苏联在德国问题上取得了不小的外交胜利。一、西方不得不放弃解决德国问题的先决条件， 即先统一后谈判；二、表明了苏联的和平诚意；三、使不愿意承认民主德国的西方各国处于被动。

与英、法等国关系的改善 《巴黎协定》在 1955 年 5 月生效后，苏联

与英、法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段紧张时期。这表现在，根据 1955 年 4 月 9

日苏联部长会议的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 5 月 7 日宣布废除 1942

年签订的《苏英同盟互助条约》和 1944 年签订的《苏法同盟互助条约》。但苏联很快就根据苏共二十大制订的“缓和与对话”的原则，调整了对英、法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策，用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的方式瓦解美国的欧洲盟友的对苏敌视政策，使之摆脱和偏离美国对苏政策的影响和束缚，从而改变了过去将英、法与美国“一视同仁”的政策。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因素也起着很大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欧各国大约 40％的各种原料，20％的粮食等农产品都来自苏联东欧地区。①马歇尔计划在 1952 年终止时，西欧各国已基本上摆脱了战争所造成的各种经济困难。在进一步发展中，原材料的来源和产品的销售也都需要西欧外部的市场。在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优势面前，西欧商品打入美国市场有相当的困难， 而对苏联东欧的贸易，无论从地理的角度和经济的角度都容易得多。另外， 即使在尖锐冷战时期，西欧各国与苏联东欧的贸易更多地是受制于美国控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而并没有像美国那样由国家议会制定很多限制法案。英、法等国政府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尤其是在国内实业集团的呼吁和压力下，谋求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美国的经济冷战政策。经过英、法等国与美国进行多次谈判与交涉，美国不得不同意在 1954 年 8 月，1956 年末，1958 年 8

月，1960 年 1 月， 1960 年 10 月至 1961 年 4 月， 1962 年 4 月至 6 月，

1963 年 12 月至 1964 年 4 月，多次修改巴黎统筹委员会规定的禁运货单，大为减少了禁运商品的种类。这些也都促进了苏联与西欧国家双边关系的改善。

1956 年 4 月 18 日至 27 日，布尔加宁与赫鲁晓夫访问了英国。在与艾登首相会谈后，双方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和联合王国的联系的宣言》。其中表示两国将共同努力结束世界军备竞赛，缓和国际冲突和国际紧张局势并进行两国间的科技文化交流。

在 50 年代中期，法国政府就已经开始表现出其独立外交的倾向。1956 年上台的居伊·摩勒政府对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过于依赖它的军事力量的政策提出了批评。1956 年 5 月，苏联政府邀请法国政府首脑访问莫斯科。两国发表了与苏英公报大致相同的声明。虽然在 1956 年底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苏联对英、法发出了措辞严厉的警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损害当时苏联对英、法的和解政策。

① 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编：《苏联和美国：经济关系》，1976 年莫斯科版，第 121 页。

对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也采取了和解政策。1955 年 9 月，苏联邀请芬兰总统访苏，并主动表示不再租用芬兰的波卡拉半岛作为海军基地， 撤出那里的苏军。两国表示愿意将 1948 年 4 月 6 日签订的《苏芬友好互助条

约》的有效期延长 20 年。挪威首相在 1955 年 11 月访问了苏联，双方除了表示愿意发展和平合作关系外，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挪威的领导人还表示，不在挪威领土上向外国武装力量提供军事基地。

苏联的上述政策和外交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美国在欧洲对苏联施加的种种压力；促进了苏联与有关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苏联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往来在国家关系平稳发展的基础上迅速扩大。下表是苏联与有关国家相互贸易的统计数字：①（单位：百万卢布）

与美国关系中的问题 1.拓展与美国的经贸关系是苏联对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与苏联和西欧国家的经贸关系在赫鲁晓夫时期逐步解冻相比较，苏美之间的贸易僵局的打破相当艰难，两国间在这个时期很脆弱的经济联系经常受到处于波动状态的双边关系的严重影响。

1954 年初，在英法等国为减少“巴统”禁运货单上的商品种类与美国进

行谈判之前，美国商业部正式拒绝了美国出口商向苏联出口 4000 吨美国黄油和 1000 吨棉籽油的申请，尽管这些商品绝对算不上“战略”物资。1957 年美国开始对波兰的贸易局部解禁之后，苏联也想试试这方面的可能性。1958 年 3 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接见了美国《商务日报》的编辑人员，表达了苏联希望发展苏美贸易关系的意图，但没有引起美国官方的任何反应。两个多月后，赫鲁晓夫直接写信给美国总统。在 1958 年 6 月 3 日的一封信中，苏联领导人从寻找“改善和发展苏美关系的途径”的角度，正式向美国首脑提出发展经贸关系的问题，并详细列举苏美可能进行贸易的商品种类。美国领导人在复信中回避说，贸易是私人企业家和出口商的事情，对政府的各种限制措施只字不提。

1959 年 1 月，曾经长期担任商业部长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到美

国度假。他在与美国正副总统和国务卿的非正式会谈中抱怨美国政府对苏美贸易的限制，但这种游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艾森豪威尔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在这个时候准备对对外贸政策作任何基本的改变”。①1959 年 3 月，苏联方面为了再次表示诚意，付给美国杜邦公司 150 万美元，作为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该公司向苏联提供氯丁合成橡胶技术的价值。同年 7 月，苏联政府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不满，以塔斯社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激烈谴责美国对苏贸易政策的公报。

1959 年 9 月，赫鲁晓夫应邀访问美国。在美期间，苏联代表团向美国政府和美国实业界多次谈及发展苏美经贸关系的问题，宣传苏美贸易的好处， 但美国方面仍然不予理睬。美国助理国务卿迪龙在苏联代表团离开 3 天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两国领导人在戴维营的会谈中没有讨论贸易问题。这实际上是要通过舆论向世界表明，在这次访问之后，美国对苏贸易政策不会作出较大调整。1960 年 5 月，虽然有 250 种商品在禁运货单上被取消，但同时又新加上了 80 种。1962 年秋，美国政府为了加紧封锁古巴，通过了对古巴实行全面禁运的法令，同时不允许向与古巴有贸易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商船，使经济冷战出现了一个小高潮，直到 1963 年 8 月苏、美、英三国签订

《部分核禁试条约》时，这种情况才有所缓解。

1963 年 9 月，加拿大出口商卖给苏联价值 5 亿美元的小麦，使得美国出

口商们震动之余批评美国的禁运政策是“过时的”政策。同年 10 月，肯尼迪政府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松动，表示美国政府赞同本国谷物出口商与苏联东欧国家做买卖。同年 12 月末，美国商业部批准向苏联出口总额为 6500 万普式耳小麦。1964 年 1 月，苏联方面同意美方的附加条件，即一半以上的货物由美国船只运输。这使得苏美贸易总额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下表是 60 年代上半期美苏直接贸易统计数字：①

（单位：百万美元）

然而，苏美贸易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965 年两国贸易总额再次出现大幅度回落。

1. 戴维营会谈和 U—2 飞机事件。1958 年 10 月，苏联提出如不在六个月内解决西柏林问题，苏联将同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约。为了避免苏联在德国问题上采取单方面行动，美国政府在 1959 夏季对赫鲁晓夫发出了访问美国的邀请。

1959 年 9 月 15 日至 9 月 27 日，赫鲁晓夫访问了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大城市。苏美双方领导人会谈的主要议题有柏林问题，裁军问题和禁止核试验的问题。

① 《纽约时报》，1959 年 3 月 5 日。

① 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中文版，第 152 页。

在柏林问题上，赫鲁晓夫重申了当年 1 月米高扬到美国度假时就提出的解释性说明，六个月内解决西柏林问题并不是苏联的最后通牒，只是表明苏联认为有必要迅速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已经成为东西方关系中的敏感点。美国总统则坚决表示西方三国必须捍卫自己在西柏林的地位，西柏林问题应该和整个德国问题一起解决。两国领导人最后商定在 1960 年春举行四大国首脑会议期间继续探讨这一问题，苏联同时也表示撤销与民主德国单独签订和约的建议。

在裁军问题上，赫鲁晓夫谈及了他在出席当年的联合国代表大会时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双方的分歧在于，苏联鉴于自己在核技术和外层空间技术的暂时领先，主张大幅度裁减常规军备，撤出各国在海外的驻军，撤销国外军事基地，停止核试验。而美国则主张首先就停止核试验问题建立国际监督，企图全面掌握和监视苏联的核武器发展水平和实力。50 年代的最后几年里，美国一直想利用它先进的高空侦察技术探知苏联的核实力。结果双方的提议都被对方拒绝。

在访美期间，赫鲁晓夫力图缓解在尖锐冷战时期冻结的苏美经贸关系， 但没有得到美国的响应。

在戴维营举行的苏美双边最高级会谈是战后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单独会晤，如果说 1955 年日内瓦四大国首脑会晤表明，没有苏联参加西方大国不可独自解决战后欧洲问题，那么戴维营会谈说明美国已经不得不承认在解决国际事务中，苏联与美国具有对等的地位。尽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 但在形式上正好迎合了苏联通过苏美两大国首脑的协商对话决定国际事务的设想和由苏美来保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的观点。因而，在访问结束之后， 苏联新闻机构大肆宣传所谓“戴维营精神”，似乎苏美之间已经建立起合作与信任的关系。这表明当时苏联领导人对改善苏美关系所能达到的程度明显地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

1960 年 5 月 1 日，美国一架“U—2”高空喷气侦察机在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上空进行间谍拍照时，被苏联导弹击落。这在世界舆论而前暴露了苏美通过戴维营会谈建立起来的所谓协商对话关系的脆弱，也说明苏联关于“戴维营精神”的宣传有些一厢情愿。然而，苏联政府为了抓住一切时机推动战后欧洲问题的解决，打破冷战状态，仍然出席了在戴维营会谈期间商定的，1960 年 5 月 16 日在巴黎召开的四大国首脑会谈，同时要求美国总统就此事公开向苏联道歉。当美国表示拒绝后，赫鲁晓夫退出会议，并且取消了在戴维营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宣布的对美国总统访苏的邀请。

1. 加勒比海危机时期苏美的外交斗争。古巴推翻独裁者的革命在 1959

年 1 月获得胜利后，美国立即承认了由卡斯特罗担任总理的新政权。由于1959

年 5 月开始的古巴士地改革等其他措施触及了美国在古巴的利益，从这年夏天开始美国对古巴进行贸易封锁，而且支持古巴的逃亡者对古巴进行空袭。1960 年 2 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访问古巴。两国签订了贸易和经援

协定并在同年 5 月恢复了战后初年中断的外交关系。1960 年 7 月，古巴领导人切·格瓦拉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成员。从这时开始，苏联对古巴的经援大幅度增加，而且将大量常规轻重型武器运往古巴。

1961 年 5 月中旬由美国政府支持的古巴雇佣军发动的对古巴的空袭和在猪湾的登陆惨败以后，古巴开始寻求苏联更大的援助和支持。1962 年 7 月初， 古巴国防部长劳尔·卡斯特罗访问莫斯科时请求苏联扩大对古巴的直接军事

援助。同年 7—8 月间，有 3000—5000 名苏联军事技术人员到达古巴，在这时苏联已经作出了向古巴运送中程核导弹、轰炸机和空防导弹的决定。这些技术人员的任务是指导这些武器的安装和使用以及培训古巴的有关人员。同年 8 月底，美国的高空侦察机在古巴上空拍摄下来的照片使美国开始注意古巴各地区在修筑某些新设施。经过侦察机的不断拍照和对其他情报的分析， 在 10 月 15 日晚美国情报部门终于发现在古巴领土上已经布署了能够攻击美国本土的中程和中短程进攻性核导弹，据美国的统计，当时在古巴的苏联最新式武器有 42 架“伊尔—28”型喷气轰炸机，几十枚“SS—4”型中程弹道导弹和“SS—5”型中短程弹道导弹，一些“萨姆—2”型地对空导弹和“米格—21”战斗，以及由坦克装备的 5000 人的作战部队。这时苏联在古巴的军事顾问和作战人员总数已达几万人。

经过美国政府决策层人物紧急讨论后，10 月 22 日，肯尼迪下令 90 艘不

同种类的作战舰只在 68 个空军中队和 8 艘航空母舰的护卫下封锁了古巴沿海，强行核查过往船只。苏美两国政府都命令自己的武装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同时，从 10 月 22 日起，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每天互致信函，阐明本国立场。

最初几天，双方都措辞强硬地指责对方企图挑起一场核战争，赫鲁晓夫在 10

月 27 日的信中提出苏联撤出核导弹的两个条件：从土耳其的军事基地中撤走美国的导弹和美国保证不侵犯古巴领土及不干涉其内政。肯尼迪在回信中一面只答应如苏联撤出导弹、美国将解除封锁并保证不再进攻古巴，不提从土耳其撤出导弹一事，一面派出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与苏联驻美大使秘密会晤，表示美国总统前些时候已经下令将导弹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走，危机过后这个问题就会解决。当时美国已经在准备入侵古巴，摧毁在那里的核导弹。10 月 28 日，苏联提出就苏撤出导弹，美解除封锁达成协议。这个口头协议被执行后，11 月 8 日—11 日，苏联在未与古巴商量的情况下撤走了 42 枚中程导弹，12 月 1 日—6 日撤走了 42 架“伊尔—28”轰炸机，而且未经古巴同意，单方面决定让联合国派人到古巴进行“现场监督”和“核实”。与此同时，美国随之解除了封锁，没有再对古巴采取其他军事行动。古巴导弹危机充分反映了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外政策中存在的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的倾向，在对古巴的关系上也暴露了不尊重别国主权的大国主义。

苏联的军事战略和裁军政策 苏联军事战略新的理论和原则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53—1956 年），主要是重新审查斯大林时代的传统的军事原则。在 1953 年 9 月到 1955 年 3 月由苏军总参谋部主持的内部讨论开始注意到核武器的出现对战争的进程和性质的影响，强调了核武器在未来战争中不容忽视的地位，提出了“预先使敌人的核打击落空是核战争中胜利的最好保证”的战略原则。这一思想在赫鲁晓夫向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已经有所反映。报告不仅含糊地承认了在核战争中交战双方面临着共同毁灭的命运，而且还把核武器对未来战争的性质和结果造成的根本性影响当作“战争不是不可避免”论的重要论据。在第二阶段（1957—1962 年）中，核时代的苏联新的军事战略——火箭核战略的基本原则最终形成了。在这个阶段中，苏军最高指挥机构举办了一系列战略问题讨论会，苏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参加过这些讨论。讨论涉及了未来战争的性质，核时代苏联的军事战略和军备总方针，以及传统的常规部队在核时代的功能和配置等问题。赫鲁晓夫 1960 年 1 月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裁军是巩固和平保障各国人民友谊的途径》的一些基本思想就是在这些

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标志苏联在核时代新的军事战略的形成。这篇讲话中关于未来战争的性质、特点及苏联防务政策的结论性观点是：未来战争必然是以核大战的性质和形式出现，战争初期具有决定性意义，不会像常规战争那样旷日持久。在这篇讲话中，赫鲁晓夫把核武器的功能强调到了空前的程度，同时也指出了传统的军兵种正在趋于过时，例如陆军的地面常规部队和大型水面舰只。他强调说，苏联应通过裁减常规部队，壮大新的战略火箭等来为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在第三阶段（1962—1964 年）苏联根据加勒比海危机的经验，特别强调了新的军事战略中保持军事技术和力量优势的建军原则。

根据新的军事战略原则，这个时期苏联的武装系统和兵力构成发生很大的变化。在 1949 年和 1953 年苏联先后掌握了原子弹和氢弹以后，苏联特别

着重发展自己的火箭运载技术，不仅在 50 年代中期使自己原有的常规导弹部

队核子化，而且在 1957 年 8 月和 10 月率先掌握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技术。在这个时期苏联还发展了自己的中远程轰炸机，最新式战斗机，停止发展大型水面舰只而重点强调建造核潜艇。反弹道导弹武器的研制工作这时已经开始了。根据新的军事战略原则和现代武器系统的出现，苏联军事力量的结构也作出了很大调整，这个时期苏联已经具有五个军种，它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的顺序是：战略火箭军、陆军、国土防空军、空军和海军。这时苏联的军事战略表明，苏联力图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军事大国，大力加强军事力量被当作与美国合作，共同决定世界事务和实力基础，这就不可避免地为 60 年代中期开始的与美国的大规模军事竞赛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的苏联裁军政策可以根据 1960 年新的军事战略的形成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战后初年的斯大林时代，苏联军事战略的基本构想是保持强大的地面常规部队，保持在欧洲的常规力量优势以抵消美国的核优势。因而当时的东西方裁军之争的焦点是，苏联不同意西方提出的对常规力量作对等限制和对军备实行国际监督的提案，西方国家则不同意苏联坚持的首先就禁止生产和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在 1955 年以前，苏联的裁军政策中仍然体

现了上述原则。1955 年 5 月 10 日苏联提出的新的裁军方案表明苏联裁军政策开始有了很大变化，即苏联同意首先裁减常规力量，在将各国商定裁减的常规部队裁减到 75％时，完全禁止使用和销毁各种核武器及其运裁设备。其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联邦德国、希腊和土耳其加入北约以后，华约集团防务负担加重，裁减常规力量可以使在中欧的军事对峙有所减缓；1956 年开始的苏联第六个五年计划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进行建设；军事科技的发展， 使苏联觉得没有必要再保持由 1948 年的 287.4 万人增加到 1955 年的 576.3 万人的庞大武装力量；苏联这时拥有的中远程轰炸机和中短程核导弹能够维持常规部队缩减后在欧洲的战略力量平衡。然而，苏联这个与西方大国的提案很接近的建议遭到反对，没有达成实际协议。1957 年 3 月至 9 月，当苏联在联合国裁军小组再一次提出类似的裁军方案时，美国政府虽然注意到其符合自己调整武装力量的计划和设想，但终因西欧盟友的反对而拒绝就此达成协议。1959 年 9 月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提案，只是在舆论上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陷于被动，并没有切实推动这一时期裁军工作的进展。

1960 年以后的阶段中，苏联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进行频繁往来的裁军提案战，这时苏联与西方国家的主要分歧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苏联主张全

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各种核武器，而西方国家则追求某种“国际核比例的稳定”，并为此建立视察和监督制度，因而这个方面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在这一时期的谈判中，美国方面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建议引起苏联方面的重视。这是在美国已经准确地了解到当时美苏战略核力量为 4∶1 的情况下做出的。但美国方面认为，因为地下核试验这类爆炸的地震信号经常容易和众多的小地震引起的信号相混淆，为了区别这两者，有必要在有关国家的领土上进行每年不少于 12 次的就地视察，而苏联则

无条件反对这一点。因而出现了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提法和建议。在 1962 年末

和 1963 年初，苏美英三国开始就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禁止核试验的问

题探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1963 年 7 月 15 日，三国代表就上述问题在莫斯

科开始了谈判。在联合国秘书长的参加下，部分核禁试条约于同年 8 月 5 日

正式签订，同年 10 月 10 日起正式生效。当时联合国的绝大多数会员国都参

加了该条约，然而，这个条约并没有能阻止在 60 年代中期开始的苏美大规模的核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