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赫鲁晓夫农业体制改革的评价

改革的积极意义 总的来说，在 1954—1959 年间，苏联农业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农业产值以平均每年 70％的速度在增长。尽管这种增长（正如我们前面指出过的），多半是由于扩大了耕地面积和增加了牲畜头数，但不能否认，收获量的增加和产出的提高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农业的迅速发展使食品工业和与加工农业原料有关的轻工业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因而，居民的饮食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也正是在这一期间，出现了第一批受到群众欢迎的自我服务的食堂和小吃店。

国家采取措施，在这期间开始吸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企业，大规模生产电视机和电冰箱。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向居民出售小汽车。居民的人均实际收入在此期间增长了 37％。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又大大促进了日用消费品的生产。

1956 年，开始实行新的养老金法。50 年代后半期，开始缩短工作日，先是转为 7 小时工作日，后又实行一周休息两天的制度。50 年代末，开始用工业方法，主要是用工厂生产的钢筋混凝土构件来大规模建造民用居住楼房（后人戏称“赫鲁晓夫筒子楼”），居民住房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改善。

这时，全国人民情绪高涨，国家处于向上奋进之中。整个发展速度都比较快，大大快于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发展农业和农业发展的结果所致。

在 1953—1959 年期间，尽管有关农业的一切决议都是苏共中央集体作出的，所采取的措施都是经过苏联最高苏维埃核准的，但赫鲁晓夫作为解决农业问题的发难人、首倡者和推动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众所周知，苏联农业发展迟缓是斯大林执政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发展农业的体制，这是斯大林时期超高速工业化政策所产生的，它体现了农民经济的平均化发展和国家“承包”农民经济发展的脱离苏联实际情况的想法。当然，这种发展农业的体制从一开始就没有给斯大林带来过平静，先是求助于长达近 15 年的反对“反对派”的党内斗争，

③ 《党和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1917— 1967）》，第 4 卷，第 706 页。

④ 别兹宁：《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物质状况（1950— 1965 年）》，沃洛格达，1989 年，第 20— 21 页。

⑤ 别兹宁：《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物质状况（1950— 1965 年）》，沃洛格达，1989 年，第 20— 21 页。

后是战争帮了忙，最后是死亡使斯大林摆脱了他自己创造出的体制所形成的进退维谷的局面。

以农业发展迟缓问题为核心，苏联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在斯大林执政后期形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绳结。斯大林去世了，这个难解之结留给了他的继任者们。去不去解开这个绳结和能不能解开这个绳结，对新一代的苏联领导人是个严峻的考验，是个铁面无私的审判官。

马林科夫是斯大林之后的第一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他又被苏共中央委托长期负责主管农业工作。但他对苏联农业的真正状况并不清楚，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也没有想到农业发展中还有问题需要去解决。虽然，集体农庄庄员们对他在1955 年8 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希望，称“这个人是为我们讲话的”，但实际上，马林科夫也就是做到这里为止了。他始终未能意识到苏联社会中存在的这个难解之结，因而也就不可能想到要去解开这个结。

实事求是地讲，赫鲁晓夫是当时意识到存在这个结并试图费尽心力去解开这个结的苏联领导人。他善于发现问题，并能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对待农业发展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差异。马林科夫想要从减轻农民的负担着手，对已经耕作的土地进行集约经营，而赫鲁晓夫则以扩大耕地为始端，对广阔的未开垦土地进行粗放经营。马林科夫并不想触及集体农庄制度，而赫鲁晓夫则试图对这种制度进行某种改造。

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尽管赫鲁晓夫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措施在党中央内部遭到强烈的反对，但最终都是他获胜，并逐渐稳固和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随着 1955 年伊始马林科夫被解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赫鲁晓夫的垦荒政策等一系列解决农业问题的措施就以更大的声势推广开来。

赫鲁晓夫解决农业问题的过程是困难重重的。虽然有了垦荒运动，加强和改善了拖拉机站的工作，但农业发展的总的结果直到 1956 年都不是令人满意的。集体农庄庄员——广大农民虽然紧紧依附于土地上，但对土地的经营管理却没有多少主动权和自主权，一直未能成为土地的真正主人。历史发展的进程再次表明，粮食的有无和多寡并不是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关键。真正的关键在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能否成为千百万农民自觉自愿的、切身利益所系的事业，在于他们能否在这种事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粮食不足时，可以用黄金来购买；而当广大农民的发展农业的主观意愿不足时，靠现行体制来继续发展农业是根本不可能的。

1956 年 11 月，一位乡村女教师写信给赫鲁晓夫，信中描述了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迫切期望。信中写道：“⋯⋯我们的人民还没有过上好日子，尽管十月革命后已经有 39 年，战争结束也有 11 年了。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我们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大家目前还只是为未来而活着， 而却不是为了自己。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人不能只靠热情生活。改善我们人民的物质生活是完全必要的。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决不能拖延了。全国都感到粮食很紧张。实际上能正常供应的只有莫斯科。在许多城市的商店里主要是蟹肉罐头和青豌豆。在农村几乎吃不到糖。而主要一点是，饮食情况年复一年地得不到改善。我们，俄罗斯，从新西兰搞肉！瞧瞧集体农庄的庄院， 各个集体农庄庄员的庭院吧——一无所有。个别的成就不能改变这种景象。历史上就出现过人们跑离土地的事！而我们的农村已经没有人了。我们的人民为报刊上公布的有关收获庄稼进程的数字感到高兴。但我们以什么样的努

力代价才取得这些成绩的！这些成就并不来自组织生产的集体农庄。”①

赫鲁晓夫不得不，也终于作出了艰难的选择：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把自主发展农业的活力注入僵化的集体农庄制度。这种僵化的症结是：多年来， 集体农庄本身对农业经营没有自主权。一切计划、工作，甚至农活安排都得听来自上面的命令，都得受以国家代表身份行事的机器拖拉机站的绝对制约。集体农庄只拥有最简单的农业工具，而决定农业发展规模和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大机器和先进农业技术都为机器拖拉机站所垄断，它们只是租给集体农庄使用。这种由国家代替农民来思考、来决断、来工作的制度严重阻塞了农业的发展，并且为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提供了滋生的通道。

所以，当赫鲁晓夫经过农业发展上的挫折和又一次党内斗争后，就把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工作提到了首位。无论从政治上讲，还是从经济上来看， 这都是赫鲁晓夫的一次战略进攻，关于这种改组在物质、农业发展和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影响，我们已在前面的章节作了详述。在这里只想强调的是，这种改组的重大影响与其说是物质上的，不如说是社会发展上的。

最根本的一点是，苏联的农业体制度受到了一次冲击，因而也就有了新的活力。集体农庄的生产计划，它的经营方式，它与城市及工业联系的途径， 它内部的经济、社会和阶级结构的变动，不仅在实践上开始被加以调整和改造，并从而出现一种新的活动机制，而且，在理论上，在人们的观念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概而言之，在 1953 年以来的六七年中，赫鲁晓夫在农业问题上花费了很大的心血。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一切称之为解决农业问题的一系列措施，也可以称之为是某种程度上的改革。然而，不管怎样，它们毕竟反映了赫鲁晓夫要引导苏联走出困境，不能再按照几十年所习惯的道路再走下去的意向。

改革的局限性 然而，赫鲁晓夫毕竟是在所习惯的道路上走得太久了。他对前景看得并不清楚，行动上又是动摇的。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或者说， 他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概念并未发生彻底的变化，因此，到 50 年代末，在他的思想上产生了向习惯道路的回归。他的这种回归主要表现为：

第一，从理论上讲，农民个体经济的发展（集体农庄庄员宅旁园地和饲养业的发展）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集体农庄市场的活跃将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的解体和产生新型的剥削分子。这是几十年来左右和决定苏联领导人行动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挡在党内斗争和社会发展真情前的一尊斯芬克斯像，当然也是束缚农民经济发展的一个紧箍咒。这是苏联历史发展的一个回归点。20 年代，新经济政策执行的多次受阻和最终被中止执行，超高度的重工业化政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以及多次严重的党内斗争，都是这种回归的重要标志。赫鲁晓夫也面临了同样的情况：他自己的改组政策造成了农民积极性的发扬，农民私有经济在人民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扩大以及集体农庄体制变革的逐步深入把他推到了这种回归的临界点上。但赫鲁晓夫没有能突破这个回归点，而是习惯地认为农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粮食不足和困难，都是因为在集体农庄中出现了“寄生虫”，在集体农庄市场上出现了“投机倒把分子”，概言之，都是因为资本主义因素获得了发展才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受阻。于是，赫鲁晓夫重复了历史上反复多次的错误：禁止农民私有经济的发展。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89 年第 6 期，第 148— 149 页。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继承性上讲，从 20 年代起，数十年内，苏联领导人都不认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体制有什么问题或会出现什么问题，总是认为这种体制是最完善的。每当发展中出现严重阻隔，都不从体制本身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而是从对立的一面——有人试图破坏和瓦解这一体制，去获取开山辟路的武器。于是，苏联三四十年代的历史进程中充塞了新型资产阶级分子、党内代理人、特务、间谍、“人民敌人”的斗争和演变。赫鲁晓夫是从这一过程中走过来的，而且是从国家结构的高层次上参与这一过程的，因而他具备了这种历史发展的继承性。他力促对机器拖拉机站进行改组，但却并不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现行的农业体制本身，因此，当改组无法深入进行下去时，当 1963 年又一个灾荒之年来临时，他提出了农业化学化的纲领，试图在不改革体制的情况下去寻求摆脱农业困境的途径。

第三，从方法上讲，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总是被用来解决处于危机中的农业问题的最后选择。“战时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采用行政、甚至军事手段对国家的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这是一种痛苦的决择。新经济政策的中止也是行政命令方法付诸实施的严重后果。而后来的卫国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行政、军事方法对国民经济的干预。无论最初的愿望如何充满善意，也无论一时的成效如何显著，但到最后行政军事方法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干预却在苏联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难以绕过的暗礁。赫鲁晓夫也未能绕过这一回归的暗礁。对于赫鲁晓夫来讲，这种行政命令的办法表现为： 一是他把发展农业的问题归根结蒂当成政治问题来处理，把它首先当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赛中的一个重要棋子来走，当成了进行党内斗争的一种工具，因而用“赶超美国”等政治口号来鼓动群众的政治热情，认为这种热情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从而代替了对农业经济发展自身规律的寻求、探索和总结。二是，把农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归罪于负责农业工作的部长们，每次农业上的失误都以这些负责人的被解职而告终。三是搞运动，进行斗争，来消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第四是从对前景的预测上讲，也是从速度上讲，在苏联历史的发展中，片面提倡高速方针的决择一直占有绝对优势。斯大林就主张不分时间，不分内含，不分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高速度。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是要在最短时期内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布哈林的“乌龟爬的速度”固然属批判之列，甚至连列宁建议的有中间过程的发展道路也被斯大林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实质性的变动。那种主张以适合国情的速度来发展的人，轻则被斥之为“右倾”，重则被戴上“人民敌人”的帽子。速度问题成了人们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志。这种高速和超高速的发展政策使苏联人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赫鲁晓夫在其政治生涯中已经习惯于这种高速度。所以，自他执政时起，他就忠实地继承了这种片面强调高速发展的政策， 并且在执政期间一直坚持高速度是苏联的出路所在。他的所有政策都是以这种高速度为基础的。他的高速度是历史上高速度的延伸。正是这种高速度毁了他自己的像改组机器拖拉机站这样实际的改革措施。

赫鲁晓夫思想上的回归影响到了 50 年代末期苏联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它

们的严重后果也必然要在下一个 60 年代开始时更明显地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