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工业生产增长速度

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在最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水平、尽快进入共产主义的传统战略，在他执政期间制定了好几个“宏大”的计划，但是，这些企图急速前进的计划都因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而大都未能如期完成。赫鲁晓夫用以掩饰这一真相的办法就是不断以新的计划代替旧的计划。

①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决议汇编》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580 页。

② 这些数字引自 1959、1964 年的《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

① C·E·布莱克，E·C·赫尔姆赖克合著《二十世纪欧洲史》，人民出版社版第 927 页。

② 根据《苏联 1977 年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 37 页。

第六个五年计划应该在 1960 年完成，而当这个计划执行了不到三年的时

候，赫鲁晓夫以要制订远景计划为借口，在 1958 年便提出了 1959—1965 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七年计划的宣传声调很高：“执行这一计划的结果将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方面，“迈出决定性的一步”，③而实际上七年计划的指标并不高。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 8.6%，而第六个五年计划是10.5%。如果拿几种产品的计划产量加以比较就看得很清楚了。按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钢产量 1960 年要达到 6830 万吨，平均每年要增加 460 万吨，而

七年计划规定，钢产量 1965 年则达到 8100—9100 万吨，平均每年只增加 354

—448 万吨。按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煤产量在 1960 年就要达到 59300 万吨，

而七年计划则规定到 1965 年只达到 59600—60900 万吨。七年计划规定，金

属切削机床 1965 年的产量为 19—20 万台，而按第六个五年计划，1960 年就

应生产 20 万台。最明显的还是谷物的计划产量，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 1960

年应生产 110 亿普特（即 18000 万吨），而七年计划为 1965 年规定的产量

则为 100—110 亿普特，就是说 1965 年应达到的指标比 1960 年应达到的还有所回缩。①七年计划执行不到三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又提出了一个建设共产主义的二十年计划。

实际上，不论第六个五年计划，还是七年计划，其中许多指标都未达到。例如，第六个五年计划规定国民收入要增长 60%，实际上只增长了 55%，消费品生产应增长 60%，实际上只增长了 50%。钢产量 1960 年应达到 6830 万吨， 实际上只生产了 6530 万吨；煤的产量 1960 年应达到 59300 万吨，实际上只

达到 50960 万吨；金属切削机床 1960 年应生产 20 万台，实际上只生产了 15.5

万台；化肥 1960 年应生产 1960 万吨，实际上只生产了 1390 万吨；各类纺织

品 1960 年应生产 92 亿平方米，实际上只生产了 66 亿平方米。七年计划规定国民收入应增长 62—65%，实际上只增长了 53%。钢铁生产增加较快，1965 年分别达到计划的 94%和 92%。煤产量 1965 年为 57800 万吨，还未达到六年计划应达到的指标。金属切削机床 1965 年生产了 18 万台，没有达到七年计划指标，也没有达到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其他像汽车、纺织品等也类似金属切削机床。①

其次是国民经济的结构更加畸形，比例失调。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传统路线，在他当政制定的第六个五年计划、七年计划乃至二十年建设共产主义的计划中都是把重工业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这就使本来畸形的苏联经济结构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调整，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更加畸形了。

农业仍然落后，工农业的比例不协调。虽然赫鲁晓夫曾意识到斯大林时期农业失误的后果，他也确实亲自大抓了农业。但是，由于他把经济发展的重点仍然放在首先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上，也就是说，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加强国防力量之间，他更关心后者。因此，他所采取的补救农业的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业落后的状况。赫鲁晓夫把政府对农业增加的有限投

③ 见《关于 1959— 1965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

① 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数字引自布尔加宁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关于七年计划的数字引自《1959— 1965 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

① 资料来自：《1965 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72 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

资主要用于开垦荒地，而对于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灌溉、电气化、机械化和化肥生产等方面的投资远为不足。1959—1963 年，花在灌溉方面的投资只占农业投资的 10%。在农业电气化方面， 1961 年和 1963 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曾两次作出加快发展的决定，可见这方面问题相当突出，而一直到1964 年用在这方面的投资也只占农业投资的 4.4%。②农业机械化的投资也不足，1962 年农业拥有的拖拉机不到实际需要的一半，而农业中使用的卡车仅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60 年代以前，苏联的化肥生产相当少。1961 年，特别是 1963 年以后重视了化肥生产，即使这样，60 年代初苏联使用的化肥只及美国的 40%。

由于农业生产的条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加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农业体制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农业生产仍然落后，工农业生产发展不平衡。工业产值 1964 年比 1953 年增长 1.8 倍，而农业产值在同期只增长了不到 0.7 倍。1961—1965 年，工业产值增长 51%，农业只增长 12%。①农业生产远远赶不上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工业内部的比例失调，重工业发达，轻工业落后，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迅速，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缓慢。赫鲁晓夫坚持斯大林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优先于消费资料的生产的理论，在他当政的年代一直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大大超过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速度。在 1951—1955 年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曾

出现了消费资料生产超过生产资料生产的情况，这 5 年甲类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只比乙类快 15%，而 1956—1960 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甲类工业的产值年平均增长比乙类快 33%，到 1961—1965 年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个比例就达到 52%。②还应该指出，甲类工业比乙类工业的基数大，1951—1955年甲类增长 1%，其产值为 4 亿卢布，而乙类的 1%则为 2 亿卢布。因此，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期，苏联甲乙两类工业的比重比斯大林时期进一步拉大。1950 年甲类占 69%，乙类占 31%，而到 1964 年甲类上升到 74.8%，乙类下降为25.2%。③

消费资料生产发展缓慢，必然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对不断高喊要急剧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赫鲁晓夫既是一种讽刺，也形成一定的压力。1961 年 5 月 20 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英国贸易博览会上讲话时不得不说： “现在，我们认为，我国的重工业已建成了，所以我们将不再把它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轻工业和重工业将以同样的速度发展。”①在 1964 年 2 月的中央全会上，他又一次宣布：“党从来没有认为重工业本身就是目的。”②就在这次中央全会之后不久，《真理报》刊登了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A·A·阿尔祖马尼扬一篇文章，详细地批评和分析了苏联关于经济各部门间相互关系的正统理论。文章把批评的矛头指向那些在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关系上所犯的“理论上不合时代的错误”。他认为这种错误的

② （美）拉扎尔·沃林《苏联的农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年版，第 38 页。

① 根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的数字计算。

② Б·普雷舍夫斯基《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见《共产党人》杂志， 1973

年第 4 期 50— 54 页。

③ А·斯米尔诺夫《乙类工业发展的速度和比例》，见《计划经济》 1978 年第 5 期第 18 页。

① 转引自拉扎尔·沃林《苏联的农业》，第 147 页。

②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发展》第 8 卷，第 451 页。

根源在于斯大林的教条。③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是在赫鲁晓夫支持下发表的。果真如此，那么直到这时赫鲁晓夫才对斯大林的传统理论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开始有所领悟。但是，他并未来得及纠正。由于 1963 年的农业减产，1964 年乙类工业急剧下降，只增长 3.9%。

不仅如此，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期，苏联甲类工业内部像国防与民用、采掘与加工等等比例关系也严重的不协调。60 年代初，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而赫鲁晓夫为了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和对付中国，却不断增加国防工业的投资。据估计，当时三分之一的冶金工业和金属加工工业为军事目的服务。生产消费品生产资料的工业则不断落后。1950 年这类工业占生产资料工业的28%，1960 年下降为 22%，1965 年又下降为 19%。五、六十年代，苏联的采掘工业占用工业投资和工业固定基金的 25%左右，而美国的这项指标只占 7%左右。①

苏联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除了重点发展重工业这一特点外，另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发展的粗放性，从而造成生产技术落后和效率低下。赫鲁晓夫政府虽然狠抓原子能的利用、人造卫星和火箭等尖端技术，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技术却相当落后。直到 60 年代，苏联化学产品仍然落后其他发达国家。1960 年，苏联的塑料和合成树脂、合成纤维的产量是苏、美、日、西德、法、英、意诸国中最少的，塑料及树脂的产量只及美国的十分之一多一点，合成纤维的产量还不及美国的 5%。②电力是苏联国民经济中发展较快的部门，但直到 60 年代，苏联的电力生产仍然是最落后的重工业部门之一。1960 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为美国的 60%， 而发电量还只相当于美国的 35%，直到 1977 年只达到 48.9 。③至于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进展更慢。1960 年只有 19 个单位具有程序控制设备。1965 年实现了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的企业只有 1906 个。这一年采煤作业还只有 19%实现了机械化，而综合机械化只达到 9%。④

苏联历来在建设上片面追求数量，总是以建成的新企业数来说明建设成绩，因而建设规模过大，在 50 和 60 年代，全国的建筑工地经常在 10 万个以上。由于同时开工的项目过多，造成重复建设、物资和资金分散。许多工程由于资金中断、停工待料而不能按时竣工。许多企业投入生产的期限比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期限要推迟两三年。这样实际上使资金冻结，物资积压，不能及时形成生产力。1960 年工业部门未完工程中积压的资金达 98.5 亿卢布。① 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发展，以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把它看作国家建设中的一个严重缺点。1962 年，苏联部长会议曾三次作出决议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直到 1964 年 5 月，苏共中央在一封信中仍然批评，许多重要工业项目和农业项目未能及时投产。

苏联企业的产品质量低，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经常抱怨，许多企业生产劣质产品，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据统计，轻工业产品像布疋、针织品、皮

③ 《真理报》1964 年 2 月 24— 25 日。

① （苏）《经济问题》 1979 年第 7 期。

② 《1982 年世界经济统计简编》，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版，第 136 页。

③ 根据《1982 年世界经济统计简编》的数字计算。

④ 《1975 年苏联国民经济年鉴》第 197 页，《1977 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 101— 102 页。

① 《1972 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 488 页。

鞋、电视机、收音机、衣服、洗衣机、电冰箱、袜子、玻璃器皿和家具等日常生活用品的产品废品与次品率都在 10—20%，甚至达到三分之一。企业产品质量低，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还造成商业系统中冷、背、残、次商品的大量积压。1961 年这类产品积压了 20.3 亿卢布。②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说：“商店里的商品往往不够齐全，而库房里却堆满了所谓‘滞销品’。这是顾客不屑一顾的质量低劣的产品。例如，对鞋类的需要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在商业系统却积压了价值 15 亿卢布的鞋类。”③

苏联是资源大国，而资源的浪费现象很严重。据估计，苏联的资源从开采到加工浪费达四分之一。普遍地存在能源利用不合理和消耗超过标准定额的现象。1963 年 2600 多家工业企业就多消耗了 10 亿度以上的电力。④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加工方法落后，利用率低。机器制造业每年的废屑达到用钢量的三分之一，利用率只有 70%，比美国和日本、西欧低 25%。①据赫鲁晓夫说，仅仅在切削屑上每年就要耗费 400 多万吨纯金属。②

生产率不仅仅是劳动生产率，还应包括固定基金的产值率。60 年代以来，苏联加速了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和国家资产的更新。但是，由于苏联的机器设备的成本高而效率低，固定资产的产值率却在降低。1960 年 1 卢布的固定基金生产 1.75 卢布的产值，1964 年同 1960 年相比产值降低了 31%。③ 同时，由于设备不能充分利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速度低于劳动基金装备率提高的速度。1960 年同 1955 年相比，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37%，劳动基金装备率则提高了 44%，1965 年同 1960 年相比，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26%，劳动基金装备率提高了 44%。④这就说明，机器设备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这里还没有说经济增长使社会所付出的代价，例如，随着经济增长，污染、噪音和自然环境的破坏。在这方面问题也日益严重。很多生产部门的噪音超过了卫生标准好几倍。由于向水体排放没有净化的生产和生活用水，结果使水体遭到严重污染。伏尔加河、卡马河、白河、乌拉尔河、北顿涅茨河、立索瓦亚河和莫斯科河以及其他河流遭受污染特别严重。这不仅使渔业遭受损失，而且也严重地危及居民的健康。

按生产原则改组各级党的领导机构 二十二大以后不久，赫鲁晓夫在1962 年 3 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作了《共产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和党在改进农业领导方面的任务》的报告。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议认为，目前实际上没有一个机关能把农业真正地管理起来。前一年对农业部的改组、成立了农业技术设备公司和国家采购委员会，“并未涉及到生产方面，未涉及到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直接领导问题。”“必须建立农业

② 见（苏）廖富恩《国内市场的经济调节》 1966 年莫斯科版。

③ 尼·谢·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总结报告》，见《苏

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 108 页。

④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在国民经济中节约电力、热能和燃料》，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

决议汇编》第 5 卷第 557— 558 页。

① （苏）《经济问题》 1978 年第 6 期。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第 85 页。

③ 《1960 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 86 页，《1964 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第 68 页。

④ 根据王金存《苏联经济结构的调整》一书第 90 页的材料。

管理机关来负责制订计划，监督农产品生产和采购工作的情况，来切实地帮助每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安排生产，并保证完成对国家的农产品供应。”① 因此，全会决定：改组全国农业管理工作，在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建立领导生产的地区性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或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生产管理局和农业委员会。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农业委员会分别由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和州党委的第一书记领导。同时还要在中央建立全苏农业委员会。

建立由党的第一把手直接领导的地区性农业委员会是由党直接领导生产的第一步。到了这年 11 月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便提出了按生产原则改组党的领导的问题。在这次全会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发展苏联经济和改组党对国民经济领导》的报告。他提出，必须加强对工业、建筑业和农业进行党的领导，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全会的决议指出：“在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党的作用无比增长”，“以往领导国民经济的形式，虽然在当时起过积极的作用，而现在已不能更有计划和具体地管理工农业的各个部门，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消灭现有的缺点，使经济工作的领导中产生空喊和忙乱现象，妨碍正确地安排党的干部，更好地利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和改进对国民经济的领导，全会认为，“必须过渡到自下而上地建立党的领导机关的生产原则”。①因此，全会决定：

在现有的边疆区、州的范围内一般成立两个独立的党组织：

——在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学校、科学研究所、设计机构以及其他为工业生产和建筑业服务的机关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

——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试验站、农业学校和科学研究所、农业原料加工企业、采购机构以及其他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机关和组织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联合起来也成立一个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

在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分别设立：

——领导工业生产的边疆区和州的党委会。

——领导农业生产的边疆区和州的党委会。

⋯⋯在苏共中央、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设立中央工业生产领导局和中央农业生产领导局⋯⋯

为了解决具有全共和国意义的问题和协调两个专业局的工作，在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选出中央主席团。

⋯⋯在合并现有的农业区的基础上成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并建立生产管理局党委会，以代替党的农业区委会⋯⋯

在没有市党委的地方为了领导新建立的农业生产管理局所属地区内的企业和建设单位的党组织，应该设立地区的（联合的）工业生产党委会。这是一次党的组织机构上的大变动。在各个生产企业建立党的基层

组织，这是过去的一贯原则，但是从下到上完全按生产原则改组党的机构确是赫鲁晓夫的发明。在全国边疆区和州的范围内一律按工业和农业两大生产

① 《共产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和党在改进农业领导方面的任务的决议》，见《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

件汇编》，第 532— 533 页。

① 《关于发展苏联经济和改组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决议》，见《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

第 546 页。

②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第 550— 551 页。

部门建立各自的党委会，而且在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乃至苏共中央都设立工业生产领导局和农业生产领导局，这就使自来作为政治团体、作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政治领导的共产党变成了生产党，或者更确切地说变成产业党。党的性质就从本质意义上改变了。

在一个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本来必须严格区分党政之间的不同职能。党的领导作用主要应该通过自己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和具体的方针、政策，通过自己党员对周围群众的宣传鼓动和模范带头作用来体现，而政府则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中包括民主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令和决定的具体执行者。在一般情况下，党不要任意干涉或包办政府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不脱离群众，不变成官僚机构，才能保证党成为真正的战斗组织。这是自列宁以来的苏联历史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经验和教训。因此赫鲁晓夫的这一改革无论从理论上或从历史经验上来看都是大有问题的。

历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对这一改革在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有过很中肯的评述。从一开始这种新的管理体制的缺陷就暴露无遗。例如，州农业党委的任务不光是指导那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共产党员，监督这些农庄和农场的党组织，而且还要负责领导所有在农场提供服务或加工农产品的工厂党组织和党员。然而那些既为城市也为乡村培养师资的师范学校，那些服务项目当中包括维修农业机械的汽车修配厂以及那些生产农产品包装物的工厂，却都属于州工业党委的管辖范围。问题还不止于此，主管农业的州委书记若要在本州首府召开一次农业工人代表会议，他就必须事先与主管工业的州党委书记进行协商；同样，后者如果急于增加城市的蔬菜供应，他又必须同前者进行磋商。一旦收获季节来临，有关组织运输和选派市民下乡支农等工作又引来无数的麻烦。

随着各边疆区和州的党委一分为二，这些区和州的苏维埃也分为两个执委会。接踵而来的又是一大摊孪生机构：两个卫生局、两个教育局、两个财政局、两个文化局、甚至还有两套民兵指挥部等等，甚至共青团、工会、妇女等群众团体也都一分为二。这样一来，各州党政机关、群众组织的干部数目便随之大增。

按生产原则改组党的机关并不是完全由党的机关代替政府的管理职能。同党的机构并存的仍然有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而且行政机构也处在不断的改组中。就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还对科学研究和设计组织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改组，把科研和设计组织交各工业部门的国家委员会领导。1962 年 11 月全会还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决定进一步合并 1957 年成立的国民经济区（会后

把 100 个经济区合并为 47 个），而且决定经济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今后只管工业，不管建筑业。建筑业交另行设立的建筑组织——国家建设委员会领导。全会还决定把主管逐年实现远景计划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能移交给新的机关——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把国家经济委员会改组为苏联计划委员会，由它主管远景计划工作。全会的另一项重要改组，就是成立党和国家统一的监察机关——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以及相应的地方机关，而把已有的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前者由苏共中央书记亚·尼·谢列平任主席，后者由尼·米·什维尔尼克任主席。

此后，赫鲁晓夫还不断进行领导机构的改组。1963 年 1 月，苏共中央和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提高各国家委员会的作用和加重它们对发展各工业部门应负的责任。决定不让这些委员会隶属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3 月又建立了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个机构又成为领导国家工业和建筑业的最高权力机关。5 月份还成立了苏联经济区计划委员会及国民经济发展协调委员会。

上述一系列改组的结果造成了党政领导建制系统复杂混乱不堪，使人无所适从。全国各单位的干部不得不经常求助于挂在办公楼门厅的机构分布示意图。

有人认为，按生产原则改组党的机关并非赫鲁晓夫的本意，似乎是他人的一种计谋。这种说法不一定有根据。实际上这一改组是按照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论述的党和国家的理论而采取的具体步骤。至于这一改组的缺乏深思熟虑、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混乱，只能说明改组本身的毛病，同时也反映了赫鲁晓夫的主观随意和手忙脚乱。这项改革是短命的，1964 年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告终。

“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与试验 60 年代初苏联经济上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许多在早就有了，不过这个时候显得更为突出而已。导致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的根源则在于当时苏联存在的那种经济和政治体制。虽然，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就强调过要实行列宁的“物质利益原则”，1957 年还提出要把“赢利和生产基金利用情况”作为“计划和考核企业”的“主要指标”，但是，赫鲁晓夫始终没有达到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认识上的高度，没有认识到市场和商品经济的重要意义。直到在苏共二十二大上，他还只是含混地提出，要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利用”，要“更多地利用和完善财政信贷的杠杆、卢布监督、价格、利润”。

1962 年 9 月 9 日，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叶·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提出要以“经济手段（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代替“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的生产，把奖金直接同企业的利润和赢利联系起来，根据赢利率来评价企业的工作，“赢利率愈高， 奖金也就愈多”。文章主张简化和改进企业的计划工作，国家对企业只下达“产品的产量品种和交货期限”两个指标，扩大企业制订计划的权限和从利润中提取奖金基金的权限；规定灵活制订新产品价格的原则和程序”，以保证赢利。赫鲁晓夫对这篇被称为“利别尔曼建议”的文章持积极的态度。《真理报》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加了按语，说“利别尔曼建议提出了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具有巨大的意义”，号召全苏展开广泛讨论。

利别尔曼的文章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强列反响。《真理报》、《消息报》、

《经济报》、《经济问题》、《计划经济》等全国性刊物都刊登了大量讨论文章。讨论从如何使企业关心最大的生产效果问题开始，深入到计划经济和物质刺激方法、计划指标和企业如何利用生产基金、企业活动的经济刺激和奖励工作人员的方法等方面约问题，同时也对苏联社会经济中的利润率、成本、劳动生产率等问题提出了不少新见解。

1962 年 11 月 19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近来《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对广泛的经济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辩论，应该委托计划机关、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仔细地研究这些建议，利用所有有

条理的、明智的建议来改进计划工作”。①全会根据赫鲁晓夫报告通过的决议建议，广泛地进行试验。还在全会之前，即 1962 年 10 月，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国民经济计划局就决定在乌克兰和列宁格勒进行试验。

此后，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在全国持续了一年有余，到 1963 年底才告一段落。1964 年 1 月，苏联科学院生产的经济核算和物质刺激学术委员会，受苏共中央委托，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在委员会主席加托夫斯基通讯院士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在讨论中，“某些参加讨论的人力图回避计划工作和企业刺激中存在的缺点，回避企业没有足够的经营主动性和经济核算的原因，贬低利润在评价和刺激企业工作、巩固经济核算中的重要作用。而另外一些人则提出没有很好地考虑计划经济特点的建议。他们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企业脱离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制度”。①加托夫斯基认为，这次讨论的目的在于“提高计划工作的效果、创造能经常推动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生产潜力从而加速我国发展速度的指标体系和刺激体系”。加托夫斯基说：委员会的立场是“把集中的计划领导和为了达到高度经营成果而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刺激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坚决提高利润在企业的整个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奖金的实际意义，更有效地利用价格来进行物质刺激”。②

该委员会还和计划机关、企业工作人员密切联系，写出综合报告，并且得到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和科学院主席团的赞同。综合报告提出 9 个方面的建议，包括：改进计划、评价刺激企业工作的价格指标和实物指标体系；改进对企业的计划领导制度；提高利润在企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进奖励基金形成和办法，提高奖金的作用；加强对创造和加速采用新技术、科学成就、各种进步的新产品的刺激，等等。综合报告肯定：利润是工作质量的指标、生产发展和刺激基金的源泉。

“利别尔曼建议”的提出和讨论，无论对于苏联的经济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赫鲁晓夫的改革而言，都是一个进步。但是，正如我们从上述讨论内容以及对这场讨论所作的总结中看到的，这场讨论的基本倾向在于改进苏联计划经济，远不是要将苏联经济导入市场经济的轨道。

苏联科学院生产的经济核算和物质刺激委员会在总结了讨论情况后提出对这一建议进行大规模试验的建议。接着，在莫斯科、顿涅茨、第聂伯、哈尔科夫等许多国民经济委员会下属的的成百个企业进行了新奖励制度和新计划制度的试验。这些试验为后来柯西金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1963 年的农业灾难 1963 年夏天，苏联部分地区干旱。这次受旱面积虽不很大，但却导致了一场严重的农业灾难。粮食产量大幅度降低，从上年的 14020 万吨降到 10750 万吨，即减少了 23%。粮食减产引起了饲料的缺乏，

大量牲畜被屠宰。猪的存栏头数从 1962 年末的 7000 万头下降到 1963 年末的

4090 万头，即减少了 40%，其他如牛、羊、马匹也都有显著的减少。①

开始，人们对 1963 年的旱情并没有十分在意。1953 年，在类似的坏年景之后，马林科夫批准将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卖给加盟共和国，赫鲁晓夫对此

① 《真理报》1962 年 11 月 20 日。

① 《苏联报刊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文集》（续集）第 252 页。1965 年三联书店版。

② 《苏联报刊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文集》（续集）第 252 页。1965 年三联书店版。

① 李仁峰《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

大加指责。近 8 年来，官方一直宣传粮食产量急剧增加，大家都以为，国家

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储备。然而，刚到 9 月，南方大部分地区、乌克兰、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的面包供应开始急剧减少，人们为了买二、三公斤面包常常要排几小时的队。商店不得不对每人所能购买的食品数量进行限制。面粉从货架上消失得无影地踪。只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面包还能保证供应，成千上万的人从附近城镇涌到首都来购买食品。事实证明，国家并没有足够的储备粮，以防备灾荒。赫鲁晓夫不得不一方面恢复战后早已停止了的凭卡供应制度，对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①另一方面则动用国家的黄金储备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第一批总计 500 吨的金锭运到了伦敦黄金市场出售。众多贸易代表团被派到加拿大、澳大利亚、西德、法国、美国去购买粮食，同时还从澳大利亚进口肉类，从新西兰进口黄油，从斯堪的那维亚进口家禽和罐头食品， 甚至从中国买了罐头肉。这一年共进口粮食达 1200 万吨。至此，赫鲁晓夫所竭为鼓吹的农业“奇迹”，和一再宣传的在肉类、牛奶和黄油的按人口平均产量上赶上美国的口号，统统破产了。

应该指出的是，1963 年的农业灾难主要并非气候条件所致，而是赫鲁晓夫所推行的考虑不周、行之不当的农业改革和农业政策造成的恶果。赫鲁晓夫急功近利，近视短见，不是依靠科学、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从改变苏联的农业条件着手，而却想投机取巧，穷自然之力，结果自然回过头来便惩罚了他。他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损害了农民的个人副业，结果使人民失去自救能力，翻过来也加重了灾荒的程度。

垦荒运动既破坏了全国的经济平衡，也破坏了生态平衡。到 60 年代初，

垦荒的总面积已达 4200 万公顷。但是，这种全由个别人的主观意志、依靠政

治动员和行政手段突击搞出来的生产运动，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据 1962 年 7 月苏联部长会议的一个文件说：“1954—1960 年，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有近 1000 万公顷的耕地荒芜。”②这就是说，一面在大规模垦荒，一面又在大量弃耕。而且，“许多地区对所开垦的生荒地和熟荒地的登记工作没有很好地加以组织。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和哈萨克共和国某些州里，开垦出来的同一块荒地被重复记入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业务报表，结果歪曲了实际开垦的土地面积。”①如果说这些材料还只证明当局宣布的垦荒的成绩存在着一定的浮夸和不实的话，那末，垦荒对全国农业经济平衡和生态平衡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则构成 1963 年农业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赫鲁晓夫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注进垦荒计划，严重地影响传统农业区的基本建设。这些地区的粮食平均年产量，一直停留在 1955 年的水平，有些地区还有所下降。在苏联欧洲部分，1961—1964 年的每人平均的粮食产量甚至低于 1913 年的水平。而被赫鲁晓夫视为急剧增加粮食产量主要来

源的垦荒区，自 1958 年以后，产量就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中，六、七年来只种一种单一的小麦作物，既不施肥又不使用除草剂，杂草蔓延，不仅产量不

① 1963 年实行了类余粮收集制的计划收购，共收购谷物 27.35 亿普特，比 1953 年多 8.36 亿普特。这种情

况也增加农村的粮荒程度。资料见 1963 年 12 月中央全会的决议。

②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改进农业生产中国家土地登记和土地利用》，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

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五卷，第 162 页。

①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改进农业生产中国家土地登记和土地利用》，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

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五卷，第 162 页。

断降低，而且所收获的粮食杂质也很大。由于开垦前对那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未进行科学的分析，大规模的开垦破坏了广阔草原上的植被，从 1955 年到

1960 年，已有几十万公顷土地被风沙侵蚀。1962 年夏季东部干旱，风化侵蚀

波及了几百万公顷。仅在巴夫洛达州一地就有 150 万公顷土地被风“刮走了”。②1963 年的春夏，又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几场暴风将成百万吨处女地的沃土卷起，移到了萨彦岭和其他山脚下。风尘遮蔽了太阳，淤塞了沟渠，一些树墩周围积盖的土堆高达两米。许多村庄城镇淹没在灰土之中，数千公顷的可耕土层被风彻底卷走，以致地下的岩基都裸露出来。①受害面积没有公布，但从苏联公布的农作物历年播种面积看， 1964 年比 1963 年减少了近 600 万公顷。②1963 年，哈萨克斯坦的粮食产量仅及正常年成的三分之一。整个垦荒区的产量比上年下降了 32%。

苏联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一种每年留一定休耕地的习惯。在肥料不足的情况下，休耕是一种恢复地力的办法，经过休耕的土地一般都可获得好收成。在 50 年代末，赫鲁晓夫却开始要求在南部取消休耕地，其中包括处女地。在领导的压力下，进行休耕的可耕地不断减少，1953—1958 年期间休耕地从 15.8%减少到 10.9%。1962 年又一次要求扩大玉米播种面积，进一步取消休耕地。有三分之二，约计 1100—1200 万公顷的休耕地种上了玉

米、向日葵等作物，使全国的玉米播种面积上升到 3700 万公顷，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但是，这一年的春天和初夏阴冷多雨，这种天气对多年生牧草是好条件，而对玉米却不利，死亡率占播种面积的 70—80%。沃洛格达州种了58000 公顷玉米，仅 1000 公顷有收成。③赫鲁晓夫这么大规模地取消休耕地，

虽然对 1962 年的粮食产量略有提高，却对 1963 年的灾难种下了祸根。被播种了的休耕地自然推迟了越冬作物的播种期，1962—1963 年的严冬播种较迟的作物全部毁掉，而播种在仅剩下的几百万公顷休耕地上的庄稼则安全渡过了寒冬。到了春天，在毁掉庄稼的土地上补种的春播作物又因夏季干旱而大受损失。

赫鲁晓夫限制农民在自留地上的劳动和个人副业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1959 年以后，他发现农业无法达到七年计划的指标，便指责农民在集体农庄劳动的时间太少，花在自留地上的时间太多。1961 年至 1962 年便对自留地发动了强大的攻势，称之为资本主义残余。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自留地产品的农庄庄员，被视为“投机倒把者”。但是，自留地的产品在国家副食品总产量中却占着相当大的比例。据统计，1960 年几种自留地的产品产量在国家总产量所占的比重为：土豆 63%，蔬菜 44%，肉类 41%，奶类 47%，蛋类 80%。① 由于对个人副业的指责和限制，这部分产品的产量便急剧下降，1959—1963 年，在农庄自由市场上的售销额大大减少，市场价格则不断上升。这就使城乡居民更加依赖国家的食品供应。

同时，由于在肉类、牛奶和黄油按人口平均产量上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运动中不断提高这些产品的产量指标，迫使许多集体农庄主席命令庄员将自养

② 1964 年莫斯科版《处女地地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

① 罗伊·A.麦德维杰夫、若莱斯·A.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第 116 页。

② 李仁峰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

③ 见《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第 154 页。

① 《苏联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的牲畜卖给农庄。从 1958 年至 1963 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所有的牛由

3729 万头增加到 6246 万头，其中集体农庄所有的由 2916 万头增加到 3865

万头，而集体农庄庄员和职工个人所养的牛则由 2974 万头减少为 2452 万头。

②集体畜群的扩大，随之必须增加饲料，而赫鲁晓夫不加分析地否定草田轮

作，错误地取消休耕地，不加区别地在全国大力推广播玉米，受损失最大的是饲料生产。1963 年初的牲畜头数比 1962 年初大为增加，但 1963 年所消耗

的饲料却比 1962 年大为减少。正因为饲料严重缺乏，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得不大量屠宰牲畜，从而使畜牧业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1963 年的农业灾难是对赫鲁晓夫的农业路线的一次检验。赫鲁晓夫急功近利的农业改革虽曾收到一时的效果，实际上却阻碍了苏联农业的正常发展。1963 年的农业灾难也不能不对赫鲁晓夫的思想有所触动。他终于认识到，农业的出路在于现代化与集约化。1963 年 12 月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 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把 1970 年化肥增长的幅

度定为 7000 至 8000 万吨（1962 年产量为 1700 万吨）。决议指出：“化肥， 这是发展农业的基础基础。广泛地使用化肥将为农业生产的集约经营开辟道路。”全会要各级党政领导“在化学化和机械化的基础上力求发展水利和进行土壤改良，更好地利用生物学成就大大提高各种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畜牧业的产品率。”也就是说：“农业的进一步高涨，将在生产集约化、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畜牧业生产率，增加每公顷土地上谷物和经济作物产量的基础上进行。”①这些话既像是苏共领导对农业发展的新认识，也像是对赫鲁晓夫农业路线的某种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