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甲类)和消费资料(乙类)所占比例:①
① 葛霖生:《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经济发展战略》,载《苏联东欧问题》1982 年第 2 期。
② 金挥、陆南泉:《战后苏联经济》,时事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 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 37— 38 页。
④ 同上,第八卷,第 112 页。
⑤ 《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1979 年中文版,第 412 页。
① 《苏联国民经济》,第 52 页。
年 份 |
总 计 |
其 中 |
|
---|---|---|---|
生产资料生产甲 类 |
消费资料生产乙 类 |
||
1913 |
100 |
33.3 |
66.7 |
1928 |
100 |
39.5 |
60.5 |
1932 |
100 |
53.4 |
46.6 |
1937 |
100 |
57.8 |
42.2 |
1940 |
100 |
61.2 |
38.8 |
1950 |
100 |
68.8 |
31.2 |
1954 |
100 |
69.5 |
30.5 |
1955 |
100 |
70.6 |
29.4 |
农业投资也一直呈下降趋势。在“一五”(1928—1932 年)期间,农业还占国民经济总投资额的 15.6%,到“二五”(1933—1937 年)期间则降为11.8%,“三五”(1938—1942 年)期间约再降至 10.8%。②
所以,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和重工业相比较,差距十分悬殊。从工业化开始的 1926 年到战前的 1940 年,重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21.9%,轻工业只有 14.1%,农业则为 1.5%。农业轻工业的缓慢发展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度发展重工业使人民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49 年, 当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第二核大国,其钢铁和电力发展水平也跃居世界前列之时,而皮鞋产量仅 163.6(百万)双,全国一亿七千万人口平均每人不到一双皮鞋。①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产量也极少,1950 年产电视机约 1.19 万台,电冰箱 0.12 万台,洗衣机 0.03 万台。农业的情况则
更为严重。若按人口平均计算,谷物产量 1913 年全俄为 540.2 公斤,1940
年才达 429.7 公斤,1950 年为 447.1 公斤,1955 年也才为 524 公斤;肉类统
计 1913 年为 31.4 公斤,1940 年为 24.2 公斤,1950 年为 27 公斤,1955 年
为 31.8 公斤。②就是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近四十年,主要农畜产量甚至还未达到革命前沙俄时代的水平。
赫鲁晓夫执政之后,曾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巡视。他曾亲眼见到一些集体农庄农民一个工作日的代价仅值一戈比,商店的货架上缺乏新鲜的蔬菜,而一些矿工的住宅甚至不如革命以前的情况。③虽然从整体上讲,苏联的国力较之沙俄时代是大大提高了,但片面追求高速发展重工业的后果,无疑是斯大林后的苏联领导人面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苏联工业发展中的问题除了片面发展重工业以外,还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问题。
根据 1936 年通过的苏联宪法第五条规定,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制表现为国家(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两部分,即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它不容许私有经济的存在,也力图排斥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甚至抹杀国营和
② 《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第 412— 413 页。
① 《苏联国民经济》第 87 页。
② 周荣坤:《苏联基本数字手册》时事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0、116 页。
③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49、187 页。
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竭力促使集体经济转化为国营经济。这种单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促成了高度集中管理体制的形成。
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主要特点是:
-
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以行政命令手段取代经济手段,即主要通过发布命令、决议和行政组织手段与各种经济单位、企业机构发生关系,组织经济活动。它实质上排斥市场调节手段,利用价格、成本、利润等经济杠杆的余地也十分有限。
-
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标准超过经济的考虑而居于统治地位。例如,工业优于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优于消费资料的生产。这容易导致忽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忽视经济规律的客观作用。
-
以大量投入资金和劳动力,即以外延发展的方式来增加工业产值,追求的是产品的数量(即总产值指标)而不主要是产品的质量。
-
片面强调更多产品在国内生产而忽略同日益增强的世界市场的联系。
-
实行部门管理体制。中央通过全联盟部、联盟兼共和国部、共和国部这样的二级(部门——企业),或三级(部门——托拉斯——企业)管理体制对企业生产实行垂直领导,直接掌握和制定企业生产、财务和供销计划。这种“条条”管理限制地方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中央直接掌管了全国大部分企业,地方企业所占比重极小。据 1953 年统计,各加盟共和国管辖的地方企业工业产值仅占全国工业产值的 31%,其余 69%的产值是在中央管辖的企业中生产的。①各级地方组织由于不能对位于其境内的中央企业实行领导,降低了地方组织对工业工作的责任心。再者,作为生产单位的企业在中央垂直领导下自主权极小。中央部不仅制定了企业的长期生产发展计划,甚至还制定了企业的年度、季度和月度的生产计划,企业只能根据中央部的月度计划编制每昼夜、每小时的产量和品种图表。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国家调拨、产品由国家包销、价格由国家制定、职工工资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和包发。所有国营企业实行预算拨款制,国家成为企业货币资金唯一来源,企业自身的产品和其他来源的收入均须毫无保留地上交国家,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方面的权力均被束缚住。
这种部门管理体制造成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办事机构臃肿,官僚主义现象严重。部门从中央直接领导分布在全国的企业,这就必须设立许多平行机构、各种供销处、供应站等。仅在莫斯科一地,当时就有分属于不同部和主管机关的约 400 个供应机构;在列宁格勒有 123 个;哈尔科夫有 74 个。全苏多达
5700 多个主管机关的供应机构。①机构重叠助长了官僚主义,部门管理体制又削弱和破坏了分布在同一地区不同工业部门和企业间正常的经济协作和经济联系。各部只考虑本部门利益,往往形成大量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不能有效地利用设备和生产能力。
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客观前提的成熟 随着伟大卫国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那种靠实行“劳动义务制和车辆运输义务制”、靠“对所有企业职工每天实行 1—3 小时义务加班”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刺激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从战时转向和平建设时期的环境。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摆脱在非常环境下的劳动状态。即是说,由于从战争时期转向和平建设
① 《1958 年苏联国民经济》莫斯科 1959 年版,第 127 页。
① 叶菲莫夫《苏联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改组》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24 页。
时期人们的社会心理状态的变化,要求在生活中具体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在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在战后最初阶段特殊的氛围中,苏联社会逐渐成熟一种变革意识。一批从前线归来的将士,目睹国外不少新东西,也发觉了自己以前不曾注意到的东西,这批人成了战后“思考的一代”的基础。
马林科夫曾收到斯摩棱斯克军政大学学员梅尼希科夫反映地方情况的信件。信中写道:“在 1945—1946 年间,我目睹布良斯克州和斯摩棱斯克州一些集体农庄的生活后,内心极度不安,不得不向您——联共(布)中央书记写信⋯⋯。在一些农庄里生活已极其困难。如布良斯克的‘新生活’农庄, 几乎一半以上的社员有二三个月没有粮食了,一些人甚至连土豆也没有了。其他地区情况也不好”。①
城市的工人也有来信反映工资收入低、按配给制供给的食品价格又太高,家庭生活困难。
战后联共(布)中央还收到大量提出改革建议的信件。莫斯科一家工厂的会计斯·亚历山德鲁甚至提出应取消国家直接采购体制,让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按市价出卖产品;在股份制或股份公司基础上改造国营企业等建议。②
苏联经济结构及经济发展的状况也要求改变旧的生产管理方式。
从经济结构看,全国共有 20.6 万个国营企业及 10 万个以上散布在国内各地的建筑工程企业。各种经济联合体更不计其数。领导如此众多的经济组织单靠一个中央机构是很困难的,因此出现了改变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的客观要求。
从 1928 年到 1955 年,工程技术人员已从占全部工业生产人员的总数 9
%上升到 13%,①工人的文化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当时苏联在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也取得瞩目成就,如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的发射成功;核电站的建立;同步加速器的应用等等,在世界开始进入科学技术革命新浪潮形势下,迫切需要改变过去靠增加劳力和资金投入以提高生产效益的粗放发展方式,探索在广泛采用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生产集约化发展道路。
除了变革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外,苏联理论界在商品货币关系方面也有了新的理解,为变革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苏联理论界展开了关于经济学、哲学、文学及生物学等方面的讨论。由于社会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参加讨论的人几乎都超出了自己研究的范围,把注意的焦点转向一系列政治、经济方面迫切的现实问题,如生产组织的不当,日用生活品的匮乏及各种滥用职权现象等等,特别在经济理论方面异常活跃,开始突破了二三十年代把商品货币关系看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格格不入,商品货币形式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出于“计算分配” 的需要的观点。
讨论中涉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生产资料是否属于商品。自 1952 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后,在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思
① Ю.阿克肖诺夫,Е.祖布科娃:《转折的先兆,1947— 1956 年编年史》载〔俄〕《文学报》 1989 年 6
月 14 日。
② 同上。
① 《苏联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的改组》,第 23 页。
想一直是:社会主义生产按其本性来说不是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制度下保留商品关系的原因,是由于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形式。国家只能支配国营企业的产品,而集体农庄的产品,作为其自己的财产换取工业品,所以,普遍认为苏联的商品生产是特种商品生产,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而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它只具有商品生产的外壳。①
通过讨论后,已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识到:社会主义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不仅在于两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存在。必须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体系,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去观察。它涉及社会分工的存在,国家、集体、个人所有制存在的特点,社会主义劳动性质的特点和物资利益的要求, 经济核算、按劳分配的要求,社会主义企业的相对独立性等原因。
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各个国营企业之间,作为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的不同占有者也是彼此独立的。集体农庄庄员也是一部分生产资料和产品的个人所有者。所以,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条件使劳动产品变成了商品, 生产资料就不仅仅是只有“商品”的外壳,它也是一种商品。
这些讨论的成果在 1958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教学大纲中得到了反映。
在讨论中涉及的另一个理论问题是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按照传统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值规律似乎不起什么作用。如果说有一些作用,也只是局限在流通领域内,而且主要在个人消费商品的流通领域内起一定调节作用。斯大林就说过:“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②
斯大林还认为,由于存在公有制就限制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及其“影响”生产的程度。从这个概念出发,就必然把商品流通看作是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因此提出应当向城乡之间的产品交换过渡,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
这一系列讨论,对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学术界普遍承认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重要性,指出了价值规律对经济的计划领导的实践所具有的意义及调节生产的重大作用。经济学家加托夫斯基在《价值规律在苏联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一文中,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利用价值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以利用价值规律为基础的,有计划地经营企业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就是经济核算。为此,应当考虑赢利的问题,在评价企业工作和确定基本投资和新技术的经济效果时,应把是否赢利作为一个标准。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有计划扩大和完善整个社会主义以及提高人民福利而应当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的原理在当时得到了普遍的赞同。
当然必须指出,此时对价值规律的认识还是很初步的,学术界承认了社会主义生产可以利用价值规律,但仍然把价值规律、商品生产等视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而与社会主义本性不相容的。就对生产的调节作用而言,公认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
①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集)》,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50— 551 页。
② 同上书,第 552— 553 页。
在这一段时间,其他经济理论,如商品生产及其范畴(贸易、货币、利润等)的新的经济性质及其特点;价格形成的理论原理、完善价格体系的途径等等,也有了新的认识。这就说明经济科学在适应经济实践的需要上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转变。
通过广泛开展的关于商品货币关系理论的讨论,为斯大林后新的苏联领导人对工农业政策的调整作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 50 年代初期,特别是在赫鲁晓夫执政以后,苏联工业发展的确面临一种历史性的选择:或者是继续沿着旧体制工业不平衡发展的道路走下去——这条道路已使苏联工业发展缺乏后劲和活力,扩大了社会各个领域的矛盾,并日益拉大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或者是在日渐成熟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改革旧的工业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