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1953—1964 年是赫鲁晓夫在苏联执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之前，斯大林领导苏联长达 29 年（1924—1953 年）。在此期间，苏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根本改变了国家的落后面貌，而且赢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苏联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从而显示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生命力。与此同时，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和问题。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与此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如果说在 20—30 年代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到了卫国战争结束

以后，特别是 50 年代初期，当国家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时，它们的缺陷和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体制改革业已历史地提上日程。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执政的。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首先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接着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和外交等各个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政策调整。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许多分歧，至今仍在争论。我们总的观点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对这一时期所进行的理论与政策调整，以及对赫鲁晓夫本人的评价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要看到这些调整在客观上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教条主义理论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以及这些调整总的来说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又要承认这些调整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和制订具体方针、政策上的主观随意性，以及这些错误倾向为苏联以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赫鲁晓夫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倾向主要反映在对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所采取的过分做法以及在一些理论与实践中忽视乃至否定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上。从总结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历史原因与教训的角度来看，这种错误倾向所起的消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本书在阐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历史时，对这一时期各个领域的理论与政策调整以及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观考与分析，特点是注重实际材料，不尚空泛议论，力求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寓论于史。在赫鲁晓夫推行的众多政策调整中，农业管理体制方面的调整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赫鲁晓夫的政策调整取得了某些成果的话，那么首先是在农业领域。例如，他取消了实行了 20 多年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改组了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这些措施以后再没有出现反复。本书在农业方面着力较多，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过去写苏联史，通常只是写以俄罗斯为主体的中央的历史，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则注意较少，甚至根本不作反映。本书有专门一章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从而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苏联史研究的范围。

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苏联演变和解体之前开始的，而完成则是在苏联演变和解体以后。在此期间，主要是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苏联和俄罗斯陆续公布了大量历史档案以及其他资料，其中有些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在本书初稿的修改与加工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利用了这些新材料，以充实本书的内容。有些章、节因此而部分或全部重新写过。

近年来，我国苏联史的研究工作有不少进展。特别是苏联演变和解体以

后、苏联史研究的视角扩大了许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不仅有历史学家，还有包括政治、经济、民族、国际关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在内的各领域的学者。苏联史研究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仅是因为这种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74 年来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借鉴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提出的问题也不断增多，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本书是 1991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苏联史纲（1917—1937）》的继续。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到写作的体例和风格两书都基本一致。我们努力保持了前书的特色和优点，同时也力求有所改进和创新。由于我们各方面的能力和水平有限，也由于从写出初稿到最后定稿的时间相隔较长，书中的疏漏和错误肯定不少。我们期待着同行们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成果。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持。参加者除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外，还有来自高等院校和其他研究机构的一些学者。本书的执笔者是：

第七章 郑 羽（第 1、2 节）

郑绍钦（第 3、4 节）

第八章 马龙闪（第 1、2、4 节）

张小雪（第 3 节） 全书最后由陈之骅统一修改、定稿

陈之骅 1996 年 6 月 1 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