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马林科夫到赫鲁晓夫第一节 最初的五个月

新领导班子的建立 1953 年 3 月 5 日晚 9 时 50 分，斯大林逝世。

在斯大林的心脏停止跳动前的一个多小时，准确地说，即从 3 月 5 日晚

8 时至 8 时 40 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了联席会议。1在会上通过了有关组织问题的一系列决议：确定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建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并确定其人选，确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及秘书处的人选，确定将一些部合并及对其部长的任命，确定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主席人选，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和秘书处的组成。该会议的决议于 3 月 7 日公布于《真理报》，但没有指明作出决议的日期。

这次会议后，党中央主席团的人数大幅度减少；委员由原来的 25 人减为

10 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

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候补委员由原来的 11 人减为

4 人。取消了中央主席团执行局这一机构。对中央书记处也作了调整：更换了波诺马连科、伊格纳托夫和勃列日涅夫，增加了伊格纳切耶夫、波斯别洛夫和沙塔林。

3 月 15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开会通过了政府部门的有关任命；马林科夫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为副主席。莫洛托夫兼任外长，这是在他去职四年后重返这一岗位。贝利亚兼任新成立的内务部部长。布尔加宁兼任国防部长。米高扬为国内和国外贸易部长。萨布罗夫为机器制造工业部长。别尔乌辛为电站和电力工业部长。伏罗希洛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在这一次人事大调整中，在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唯一没有进入政府机构担任具体领导工作的是赫鲁晓夫。这时没有第一书记的称号，给他的名分是苏共中央书记，理由是“为了使赫鲁晓夫同志集中精力于苏共中央的工作”。这种安排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在党政机构中没有决策权。相反，他作为书记处中主要的书记，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实际处于领导党机构的地位。

事实表明，斯大林逝世后，尽管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立即组织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治丧委员会，但他们的思绪却更多地放在了没有斯大林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更替问题上。尽管站在前面抬斯大林灵柩的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尽管在追悼大会上发言的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但在这似乎显示了一种新的权力结构的背后，却隐藏着在领导人中间发生大变化的动荡和斗争。

在确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人选一事上，这种动荡和斗争就初见端倪。在3 月 5 日晚间的会议，恰恰是贝利亚提出由马林科夫来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在3 月15 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又是由贝利亚以个人的名义再次提出了

1 ①《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60 页。多年来，有关史书都把这次会议的日期写为 1953 年 3 月 6 日。1991 年出版的 B.B.茹拉夫廖夫主编的《苏共二十大及其历史真实》也是这么写的。这就给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苏联领导人只是在斯大林死后才匆忙安排党和国家的组织问题。

这样的建议。对这种做法，苏共领导人是不满意的。莫洛托夫反映出了这种不满情绪，说贝利亚这样做是没有得到中央的许可的。莫洛托夫讲：“还在最高苏维埃开会前，我就打电话给他（指贝利亚——引者），试图让他放弃这一打算。我觉得，在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直接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同志提出我们党关于苏联政府首脑的建议更为正确。在和贝利亚的谈话中我也建议这样做。然而，他不同意这一建议，并坚持恰恰是由他在最高苏维埃提出这一建议。为了不引起不和，而相反，为了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不得不放弃将这一问题提交中央主席团来研究。”①

这时，苏联领导人最担心，最害怕的是贝利亚当上内务部长，独揽大权。因为，在斯大林时期，贝利亚就长期以来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可以决定干部的升降、人的生死。他掌握的组织系统对每个高级领导人进行监听和监视， 他手中掌握着每个高级领导人的档案材料。他的阴谋手段使每个领导人都不寒而栗。赫鲁晓夫在为斯大林守灵时，曾对布尔加宁说：“有件事使我不安： 斯大林死后，贝利亚会千方百计来争夺内务部长的职位。他为什么需要这个职位？他需要这个职位是为了在政府中处于这样的地位，以便有可能对政治局委员进行特务活动，窃听、监视，制造事端，搞阴谋，而这会给党带来极坏的后果”，“我说，决不能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覆灭”。

②

但事实却是贝利亚当上了内务部长。这无疑增加了苏联领导人的不安和担心。而在哀悼斯大林期间，报纸上都明显突出马林科夫。这使马林科夫极为不安和担心。因为，在现在的领导人中，在斯大林时期，无论在职位上和权威上他的地位都是最脆弱的。他当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从苏联一班领导人的角度说，这也许是他们阻挠贝利亚担当此职的一种折衷措施。从贝利亚的角度说，也许这是他实现更大的政治阴谋的一个危险起点。对此，莫洛托夫曾作过解释：“他（指贝利亚——引者）决定在马林科夫背后行动。而不是自己来担当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因为他没有这样的威信。”①

马林科夫担心报刊上对自己的突出宣传会导致贝利亚的阴谋行动。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林科夫作出了一些政治姿态。在斯大林葬礼的第二天，即 3 月 10 日晚上，马林科夫召集了中央主席团会议，还让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波斯别洛夫和《真理报》总编谢皮洛夫参加了会议。马林科夫主要讲的是在报刊有关葬礼的报道中苏共领导人的排名问题。马林科夫对报纸发表的一幅“斯大林、毛泽东和马林科夫同志在一起”的照片极为恼火。除了这张照片是拼凑的外，马林科夫说，这是一种发展多年的政治趋势。他认为，“在我们这里有极不正常的情况，许多事都是按个人崇拜的路线进行的”， “我们认为应该停止执行个人崇拜政策。”②

这则档案资料，目前被广为引用。但都是只有这两句话，而且中间不连贯。我们很难判断其准确的用意。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明显的，即在斯大林逝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61 页。

② 同①，第 150 页。

① 丘耶夫，Ф·《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莫斯科，1991 年第 332 页。

② 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629 宗，1 目，54 卷，2 页。转引自茹拉夫廖夫主编：《苏共二十大及其历史真实》，第 12、13 页。

世后的第五天，马林科夫讲要停止执行个人崇拜政策，这明确是指在报刊上不要再因袭斯大林时期的做法，突出宣传他个人了。没有任何史实表明，马林科夫这时所指的个人崇拜政策包含了赫鲁晓夫三年后所批判的那么广泛的内容。即使是不再宣传斯大林这一做法，也不是马林科夫个人的意见。

新的苏共领导在苏联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在政治趋势不十分明朗化的情况下，不可能贸然去完全支持或者反对斯大林长期执行的政策。对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领导成员来说，他们对斯大林的未断领导作风有切身的体会， 都多多少少感受过这种专断的不利影响。所以，把“停止执行个人崇拜政策” 局限于不再宣传斯大林，不突出领导人中的某个人的范围中，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因而对每个领导人来说，在这种政治气氛中执行一种淡化斯大林、淡化最高领导、笼统倡导集体领导原则的路线是最适宜的。所以，《真理报》4 月 16 日在社论中写道，集体领导方法是党领导的基本原则。破坏这一原则是束缚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官僚主义表现，而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则是实施正确领导的保证、发扬党内民主的最重要条件。

由此可见，苏联领导在斯大林逝世后达到了政治上的一种暂时的平衡。这实质上是一种权力的真实状态。不过，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

反对贝利亚的斗争 在苏联最高领导人中，贝利亚最不甘心这种平衡和安于这种状态。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他采取了一些措施。

贝利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了大赦犯人的建议，要求对被监禁的犯人减刑，释放一些犯人，但要被释放的犯人划定特别居住区。根据这一建议，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 3 月 27 日颁布了“大赦令”。根据这一命令，将有

约一百万犯人获释，但不包括刑期在 5 年以上的反革命罪犯、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的重大犯人、抢 劫犯和蓄意谋杀犯。①4 月 4 日，内务部通告，为涉及“医生案”的全部人员完全平反。4 月 10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为“明格列尔案件”平反。贝利亚还亲自干预，释放了当过近 20 年斯大林私人警卫并在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工作过的库兹米切夫将军，并立即任命他为国家保卫局局长。②贝利亚还采取行动，转移人们的视线，把有关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1951 年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部长的伊格纳切夫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了替罪羊。4 月 5 日，他被解除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4 月 24 日，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③

在这种平反开始后，在 1951 年被判刑 25 年的克留科夫将军，随之有朱可夫元帅及其他将军们都向苏共中央写了申诉信，要求平反。赫鲁晓夫负责处理这类信件。他把它们转发给其他主席团成员，包括贝利亚。但贝利亚却迟迟不着手研究这些平反申诉信。对此，赫鲁晓夫的看法是：“我想，贝利亚不着手研究这些案件，是因为他想和被判刑的将军们‘搞的什么’，然后再释放他们。因为他不能白白地释放。他暗示被释放的人说，这是贝利亚把自由还给了他们。不是党，不是政府，而是贝利亚。”④

马林科夫后来对此也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大赦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揭露出了贝利亚的真面目？我们得出结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50 页。

② 同上书，第 151、152 页。

③ 茹拉夫廖夫，B.B.：《苏共二十大及其历史真实》，第 16 页。

④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51 页。

论：他是以自己的立场来对待这一措施的，他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打算”。⑤ 5 月，当中央主席团讨论对德国问题的政策时，贝利亚表现出了极端横

蛮的态度，使莫洛托夫大为恼火。莫洛托夫电话通知贝利亚在中央主席团开会讨论德国问题，贝利亚回答说：“干什么要开会？让我们干脆在电话里商量，通过决议吧。”①

早对贝利亚的言行有高度警惕的赫鲁晓夫此时认识到，解决贝利亚问题刻不容缓。他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和掌握了内务部军队控制权的贝利亚决斗， 非全胜便惨败。此外，鉴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有较好的私谊，解决贝利亚问题就更为复杂。这时，马林科夫已于 3 月 14 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以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书记的职能必须分工为由，辞去了中央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实际上已成了书记处中处于第一位的书记。因此，解决贝利亚问题的工作就势必要由他来领导了。

至今为止的史书，都把逮捕贝利亚的事说成是在 1953 年七月全会上进行的。新公布的档案材料表明，贝利亚问题的解决有两个阶段。一是苏共中央领导人取得一致意见，并逮捕贝利亚，这是在 6 月 26 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完成的；二是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清算贝利亚，这是在七月全会上进行的。

赫鲁晓夫在七月全会上的发言，透露了这方面的情况。为了清除贝利亚， 赫鲁晓夫和中央主席团的成员分别进行了认真的谈话。这种谈话总是以一种试探的方式开始的。赫鲁晓夫总是问：“听着，你喜欢这个人吗？”而对方总是满脸惊讶的神情，在心里琢磨：“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是什么目的？” 当赫鲁晓夫说清自己的意图后，对方才会回答：“对，这么提问题是对的， 这是原则性的”。②最支持除掉贝利亚的当算莫洛托夫。他对赫鲁晓夫询问的回答是：“我完全支持，应当撤掉他，开除出政治局。”③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由于与贝利亚的私谊以及其他因素曾犹豫不决，但最后也同意解决贝利亚问题。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等则在明确了赫鲁晓夫，尤其是马林科夫的真实意图后，也表示支持这样的做法。

赫鲁晓夫对贝利亚绝对封锁了消息，并且伪装和贝利亚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1953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贝利亚同乘一辆汽车回家。对此情此景，赫鲁晓夫作过生动的描述：“在分手时，他握手， 我也还给他以‘热烈的’一握：可我想，下流东西，这可是最后一握，明天两点钟，我们要再握你。我们可不是握你的手，而是要握你的尾巴了。”①

赫鲁晓夫先组织召开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邀请了不是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参加。6 月 26 日，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贝利亚在此会上被捕②。至今在档案中没有找到此次会议的记录，因此很难全面真实地描述这次会议的情况。不过，根据有关记载，这次会议的情况大体如下：会议由马林科夫主持。赫鲁晓夫首先发言，提出要解决贝利亚的问题。对他的指责是：可能曾为外国间谍机关工作过；应对斯大林时期的

⑤ 同上书，第 144 页。

① 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34 页。

②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58 页。

③ 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43 页。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58 页。

② 同上，第 143 页。

大规模镇压活动承担个人的严重责任；在斯大林去世后，试图利用民族工作政策和对劳改犯的政策干扰党的路线，破坏党的团结。赫鲁晓夫的结论是： “他决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一个出于个人主义目的钻进党内来的野心家。他的傲慢自大令人不能容忍。他在党内的所作所为决非一个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所能做得出的。”③

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们相继作了发言。最先发言的人中有莫洛托夫。他说： “我认为，贝利亚是蜕化变质分子，这是个不可以认真待之的人，他不是个共产党人，也许，他曾经是共产党员，但现在是蜕化变质分子，这是个与党格格不入的人。”①

赫鲁晓夫不同意莫洛托夫的看法，当即反驳说：“莫洛托夫说贝利亚是蜕化变质分子，这不对。蜕化变质分子——这是指曾经是共产党员，而后来不是了的人。但贝利亚从来就不是共产党人！他怎是个蜕化变质分子？”②

在所有的发言中，米高扬的发言最为暧昧。他认为，贝利亚是好人犯错误。莫洛托夫认为米高扬的这种表现，“显然是害怕贝利亚会占上风”。③

贝利亚当然不会认输。他为自己辩护说：“不错，我有错误，但是我请求不要把我开除出党。我从来都是执行党的决定和斯大林的指示的。斯大林总是把最重要的保密性质的事情交给我去办，我也总是按所要求的完成了， 所以，开除我是不对的⋯⋯”④

当所有委员表示完自己的意见后，马林科夫表现得有些慌乱，没有作归纳性的发言。这时，赫鲁晓夫再次表现出了他的决断：提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解除贝利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并解除他在政府中的其他一切职务。

马林科夫没有将这一提议付诸表决，而是按下了事先约好的电铃。以朱可夫元帅为首的一组军人走进会议室，遵照马林科夫的命令逮捕了贝利亚。这对贝利亚来说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他处于近乎疯狂的状态，头往墙上撞， 同时大声朝赫鲁晓夫叫嚷：“我上当了！”⑤

对于这种戏剧性的结局，赫鲁晓夫本人也作过描述：“⋯⋯所有的人都指着贝利亚的鼻子说：你是个阴谋家，不是共产党员，并且也从来不是共产党人，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于是，你们瞧这个英雄吧，一下子就软瘫了下来，也许还要更狼狈。”①

1. 月 29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关于立案侦查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决议。

2. 月 2 日至 7 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着重讨论和批判了贝利亚的反党和反国家罪行。马林科夫首先作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报告。他所列举的贝利亚的罪状是：一、利用内务部长的职务从事犯罪活动，将内务部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二、试图不通过中央和铁托—兰科维奇建立联系，解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 1988 年，第 487 页。

① 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44、345 页。

② 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44、345 页。

③ 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44、345 页。

④ 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44、345 页。

⑤ 丘耶夫：《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44、345 页。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58 页。

决两国的关系正常化问题；三、在对德国的政策问题上，提出要民主德国放弃社会主义的任何方针；四、利用大赦措施来从事反党活动。

马林科夫还在报告中讲述了应从贝利亚事件中吸取的四点教训：一、要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在国家工作的各个环节提高党的领导作用；二、要使内务部机构的工作处于党的最严格监督之下，使内务部不至成为敌人利用的工具；三、要在自己的队伍中提高革命警惕性；四、要全面大大加强党的教育工作。

赫鲁晓夫接着发言。他对于贝利亚罪行的指责、分析和总结事情的教训， 基本意思是和马林科夫一样的。但赫鲁晓夫在发言中谈到了经济问题，尤其是农业发展的落后，并且把这一问题和贝利亚的破坏活动联系在一起。他说， 自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三个多月来都在讨论农业问题，但一直都议而不决。他指责贝利亚阻碍任何农业问题的解决。他说：“只要一提出来讨论， 贝利亚就建议再等一等。”“冒险家贝利亚顽固地撤掉有关农业的一切建议”， “他阻挠许多问题的解决”。②因此，赫鲁晓夫认为，贝利亚因对农业发展迟缓承担主要责任。他指出，贝利亚的这种作为一是为了反对集体农庄制度， 二是为了反对马林科夫，因为“马林科夫同志是受托主管农业的”。①他明确说，解决了贝利亚问题，就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他对那些认为去掉贝利亚会削弱党的力量的人们说：“而我们如果不解决农业问题，在国内肉、奶不足，甚至土豆和白菜都不够的时候，难道这就有力量？”②

赫鲁晓夫还讲到：“要有集体领导，真正的党的领导”，③并且我们愈好、愈深入地发展党内民主、批评，我们就能愈好地组织和吸引群众积极讨论我们的政策和我们全部的经济与政治工作，我们就会愈强大。”④参加全会的人都支持反对贝利亚的斗争，但在斯大林的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卡冈诺维奇说：“斯大林开始渐渐地从报刊上消失了。不错，在个人崇拜方面是有过头的地方，并且斯大林同志本人也责难过我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再大大地做过头，给斯大林这样的领袖抹黑。”⑤苏共中央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安德烈耶夫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一个个人崇拜的问题。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要知道它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早就解决了，在生活中早就解决了，千百万人都知道，领导运动的天才人物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列宁和斯大林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而现在却冒出了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这是贝利亚搞的鬼。”⑥伏罗希洛夫显然支持这种看法。这时他从主席团的座位上大声说：“对。”⑦捷沃相也表达了同样的情绪：“⋯⋯斯大林同志死后，斯大林同志的名字逐渐从报刊上消失了。读到没有援引作者的斯大林同志的言论时，心里感到疼痛”。⑧

马林科夫在总结发言中针对这种情绪，着重指出，有关不宣传斯大林的

② 同上，第 156 页。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56 页。

② 同上书，第 158 页。

③ 同上，第 159、160 页。

④ 同上，第 159、160 页。

⑤ 同上，第 197 页。

⑥ 同上，第 2 期，第 185 页。

⑦ 同上，第 2 期，第 185 页。

做法不是贝利亚搞的鬼，而“是我们建议写进中央全会决议的”。①他说：“同志们，你们应当知道，斯大林同志的个人崇拜在日常的领导工作中已具有了病态的形式和规模，工作中的集体领导方法被抛弃了，在我们的最高领导层中根本就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无权向你们隐瞒：这种病态的个人崇拜导致了个人决断的不容反驳，并且在最近一些年中开始给领导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②他强调说：“⋯⋯伟大的人物也可能有弱点。这些弱点斯大林同志也有。我们应该谈及这一点，是为了正确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提出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在党的各级机构首先是在党中央和中央主席团中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性问题。我们应该谈及这一点，是为了不重复与没有集体领导和对个人崇拜问题不正确理解相联系的错误。因为这些错误，在没有斯大林同志的接情况下，将会三倍的危险。我们有责任尖锐地提出这一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其辞。如果说斯大林在世时都可能犯错误，那么在没有斯大林同志这样的领袖的情况下，重复这些错误就孕育着严重的危险。”③

对斯大林的接班人问题，马林科夫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当安德烈耶夫说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的接班人时，他当即插话：“我们大家都是接班人，斯大林同志没有唯一的接班人。”④在总结发言中，他又非常认真地说：“同志们，在这里，在中央全会上，谈及斯大林同志的班人问题是不谨慎的，并且明显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对这种说法作出回答，并声明如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能够、应该并且想去追求继承人的角色。”①他再次强调，伟大斯大林的继承人是党的领导集体。

七月全会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罪行》的决议。这个决议是由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基里连科、米哈伊洛夫、帕塔利切夫、巴克拉泽、优素波夫、波斯别洛夫、苏斯洛夫和谢皮洛夫起草委员会写成的，反映了苏联一班领导人的意见。决议讲述了贝利亚的罪行、出现贝利亚问题的时代背景和应从中吸取的教训。

7 月 10 日，《真理报》刊登了一则简短的公报，全文如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于近日举行。中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中央主席团马林科夫同志的‘关于贝利亚旨在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破坏苏维埃国家和居心险恶地试图将苏联内务部置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之上的反党、反国家罪行’的报告，并通过决议——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敌人贝利亚开除出苏共中央，开除其苏联共产党党籍。”但七月全会的正式决议在 1991 年以前一直没有公布。因此，对于世人来讲，1953 年 7 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只不过是进行了一场反对贝利亚的严重斗争。而反映在决议中的苏共领导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消除其后果的最初看法和决定却被岁月淹埋到了纸张发黄的程度。②

① 同上，第 195 页。

② 同上，第 195 页。

③ 同上，第 197 页。

④ 同上，第 185 页。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2 期，第 197 页。

② 直至 1991 年初，苏共中央才在其机关刊物《苏共中央通报》（第 1、2 期）上全文公布了这次全会的记录稿及决议全文，并加了一段编者按，其中说：“中央全会提出了党和国家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成了把社会从极权政治和独断专横中解放出来的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见《苏共中央通报》，

这次全会后，苏联最高法院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来审理贝利亚一案。审判长是苏联元帅科涅夫，审判员有全苏职工中央理事会主席什维尔尼克，苏联最高法院第一副院长泽依津，空防部队司令员莫斯卡连柯将军，莫斯科州委书记米哈伊洛夫，格鲁吉亚职工理事会主席库恰夫，莫斯科市法院院长格罗莫夫，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卢涅夫。①

该法庭于 12 月下旬判处贝利亚及其主要助手以死刑。贝利亚给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写信请求宽恕。他表示可以去从事任何劳役，以赎自己的罪行。他的请求没有得到回音。12 月 23 日，贝利亚以人民敌人罪被执行枪决。

贝利亚问题终于解决了。在这件事情上充分显示出了赫鲁晓夫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赫鲁晓夫的决断，也许历史舞台上会演出另一场触目惊心的话剧。莫洛托夫后来对此的评价是恰当的：“赫鲁晓夫作为书记当时履行着第一书记的职责，当然他还不是第一书记，他是整个事件的组织者”， “有关反对贝利亚的措施——这是赫鲁晓夫筹划的”，“我认为，相反我至今也不感到遗憾，我认为这是赫鲁晓夫的功劳。我就是这样的看法。”②

相比之下，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在处理贝利亚问题上却显得软弱和动摇不定。“马林科夫是个很好的执行人，我们把他叫作‘电话员’。他总是坐在电话机旁；了解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拨号码，这就是他能做的”，“他很积极，活跃，彬彬有礼，但在主要问题上却暧昧不清”。③

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高层领导人中第一次激烈、严重的斗争。就直接意义而言，这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内多数委员对贝利亚一个人的斗争。但从更广泛的政治背景来看问题，这是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政治领域中的第一次亮相和较量，尽管他们二人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在这场斗争中，赫鲁晓夫加强了他在苏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中的地位。赫鲁晓夫其后十年的最高执政生涯正是从反对贝利亚的斗争开始的。

集体领导体制 马林科夫的上台执政，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寻求政治平衡的结果，马林科夫本人对此也十分明白。所以， 他一当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就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强调要进行集体领导。

马林科夫执政的短促时期，可以说是苏联领导人进行权力调整的“磨合期”。以七月全会为标志，在这个“磨合期”中，有关集体领导的说法和做法也有所不同。在 1953 年七月全会以前马林科夫和实际上全权负责党内工作的赫鲁晓夫在集体领导问题上，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有计划地进行了理论说明和舆论宣传工作。4 月 16 日，《真理报》发表社论，提出“集体领导方法是党领导的基本方法”。①同日出版的《共产党人》也发表了《共产党的力量和不可战胜在于与人民的血肉不可分的联系》的社论，强调了否定集体领导和智慧的个人崇拜是应予批判的。②5 月 27 日，《共产党人》又发表了另一篇社论：《苏共——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该文指出，实现党对苏联社

1991 年第 1 期，第 139 页。）

① 阿朱别依，A.И.：《那十年》，莫斯科 1989 年，第 80 页。

② 丘耶夫，Ф.：《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第 344、346、345 页。

③ 同上，第 336 页。

① 《真理报》， 1953 年 4 月 16 日。

② 《共产党人》，1953 年第 6 期。

会的领导，就是要实现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智慧， 党的巨大经验的体现。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的党中央委员会，是由党、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军事活动各个领域中具有渊博知识和领导经验的党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是协同一致工作的结果。这些决定是由集体讨论、作出的。它们不是只反映某个个别人的、片面的、因而可能是错误的决定。它们是经过全面考虑的、正确的、在人民中享有权威的决定。党领导的力量就在于它的集体领导制。党中央委员会的坚如磐石的统一及其工作的集体领导制，是党胜利地领导国家和人民的保证。”①6 月 10 日，《真理报》发表文章《共产党是苏联人民的指导力量和领导力量》，重申了上述政治原则。

这些文章的出现和舆论宣传的不断加强表明苏共最高领导层内的权力之争在深入发展。所以，与其把这种做法看成是在确立新的领导体制，不如看成是党内将发生重大斗争的先兆。

在七月全会一开始的报告中，马林科夫开始把党的集体领导的问题和贝利亚的夺权阴谋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斯大林死后贝利亚的活动都是旨在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马林科夫认为，从贝利亚事件中可以吸取 5 条教训。其中 1、5 条都涉及集体领导的问题。

马林科夫首先提出了党的集体领导是“伟大列宁所制订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准则、原则”，②并列举了集体领导原则遭破坏的事例：“我们已有许多年不召开中央全会了，近年来，政治局作为两次中央全会期间的党的最高机构也不再正常行使职能。我还没有说，在十八大之后 13 年我们才召开了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这样一个事实。有什么集体领导体制，有什么批评和自我批评可言，又怎能去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和在正常情况下在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机构的工作组织中去正确实施党的领导。”③马林科夫认为，这一切都和党的领导人、党的领导机构的工作不受监督，缺少批评和自我批评密切相关。在这里，马林科夫提的是贝利亚的名字。

在第 5 条里，马林科夫强调：“应当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我们领导的最高原则——集体性、团结性和坚如磐石，应该最严格地加以遵守。现在，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白，只有党的集体才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智慧和政治经验才能保证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对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 保证顺利建设共产主义”。①

在紧接着马林科夫后的发言中，赫鲁晓夫也重申了这样一种看法：目前党中央的情况是不正常的。“应该有集体领导，真正的党的领导”②。他特别强调，不仅中央委员会，而且地方机构，直至党的最基层组织都需要集体领导。

5 月，在讨论德国问题时，贝利亚曾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职能说了这样的话：“什么中央委员会？让人民委员会来决定一切吧，中央委员会就管干

① 《共产党人》，1953 年第 8 期。

②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46、146— 147 页。

③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46、146— 147 页。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48 页。

② 同上，第 159 页。

部和宣传得了。”③赫鲁晓夫在发言中指出了这一事实，并且作出了近乎愤怒的评价：“这种说法令我惊讶。这就是说，贝利亚排除了党的领导作用，把其作用限于干部（也许，当初是这样）和宣传工作。难道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党的观点？难道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斯大林是这样对待党的？贝利亚对待党的观点无异于希特勒的观点。”④

无论是马林科夫，还是赫鲁晓夫，在七月全会上都没有把集体领导问题和斯大林联系起来，集体领导问题在七月全会上成为一个主要的议题，显然是出于反对贝利亚的考虑和需要。这时，个人崇拜问题还不具备扩大的意义， 还仅局限在党领导的工作要接受监督这个意义上。因此，集体领导问题的提出和集体领导制的确立尚不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明确措施，而是苏联最高层领导班子的调整、新班子建立及其正常开展工作的先声和保证。

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的意见都反映到了全会的决议之中。这份决议在多年之后重新强调了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最高领导地位。它指出：“必须重视共产党在苏维埃国家体系中地位的特殊性。我们党是我国唯一的政党，只有它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起领导作用。党的领导是苏维埃制度巩固和不可动摇的决定性条件”。①

决议指出，为保证确立党的集体领导制，其“任务在于，保证严格遵循列宁所制订的党的领导原则和生活准则，严格遵循苏联共产党党章关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期限，以及关于党的中央和地方机构正规化工作的所有要求”。②

七月全会后，作为党的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赫鲁晓夫在中央一级报刊上扩大和加深了有关党的集体领导制的宣传工作。赫鲁晓夫还着手采取具体措施，来改进和强化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尤其是他在当年九月全会上当上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这一进程就更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