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埃塞俄比亚的统一、改革和抗英战争

由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代表的近代西方殖民主义世界性扩张的第一次浪潮，在埃塞俄比亚未能像它在美洲和非洲其他一些地区那样恣意得逞。在一段时期内，葡萄牙人甚至帮助这个基督教王国抵抗了伊斯兰势力大规模的入侵。葡萄牙人在埃塞俄比亚虽然没有能实行以赤裸裸的暴力劫掠为特征的原始积累式的殖民侵略，但他们最终还是转化成对埃塞俄比亚社会的一股破坏力量。埃塞俄比亚民族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才将他们逐出。但在此后的更加闭塞的状态中，由于对内部各种不安定因素无力控制，遂使封建帝国在滑坡中走向瓦解，终于步入中央王权完全有名无实的混乱状态。

正是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埃塞俄比亚民族面临 19 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性扩张的第二次浪潮。产业革命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再次瞩目埃塞俄比亚时，这里割据混乱的状态在政治上为它的渗入提供了可乘之机，在经济上却不利于它搜求原料和倾销商品。

自由资本主义的侵略触角，刺激了这个闭塞孤立的非洲古国，使它警醒。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只有埃塞俄比亚跟上了 19 世纪亚洲和北非国家的步伐，出现了西奥多二世的比较正规和完整意义上的改革①。不过，就埃塞俄比亚的社会条件而言，这种近代化的努力比起其他东方国家跨度更大，因而难度也更大；即使没有外来干涉，也不会一次成功，而必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经过许许多多的挫折。由于英国的敌视与侵略，埃塞俄比亚近代化的第一次尝试加速走向失败。然而，促成这第一次尝试的诸因素并未随改革的失败而消失。它还会以更强的势头，一次又一次地再现。

一、王子纷争时代

1769 年，冈达尔王宫里的“万王之王”埃约阿斯被提格雷地区的统治者米哈伊尔杀害。从此，埃塞俄比亚进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王子纷争时代②。埃塞俄比亚国家实际上已处於解体状态。“万王之王”已沦为军阀混战中控制冈达尔的大军阀封建主手中的傀儡。

杀害埃约阿斯之后，米哈伊尔一度大权在握。他依靠自己手中那支拥有火枪的提格雷大军，任意废立皇帝，翦除异己，为所欲为。但不久之后，米哈伊尔就因盟友们纷纷背叛而陷於四面楚歌的境地，被迫于 1770 年带着“万王之王”特克拉——海马诺特撤回提格雷。1771 年，加拉人和阿姆哈拉人联军在萨巴库萨战役中击败卷土重来的提格雷军，将败降的米哈伊尔放逐绍阿。特克拉——海马诺特又先后沦为阿姆哈拉的哥舒与加拉人首领法西尔的傀儡皇帝。

1775 年，法西尔被阿姆哈拉贵族联盟击败并杀死。但仅时隔三年，另一位加拉人领袖又率军攻进冈达尔，废黜了特克拉——海马诺特，扶立其兄弟特克拉——吉约吉斯为“万王之王”。1781 年，阿姆哈拉人终于打破来自达

① 一些西方学者将罗伯特、萨摩里·杜尔等均列为黑非洲近代化的先驱，但限于主客观条件，他们的若干变革性措施似乎仅能算作某些方面对近代化极为初步的尝试。

② 关于王子纷争时代（The Era of the Princes），详见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剑桥非洲史》）， vol.4，1975，pp.571－577.

莫特的这伙西方加拉人对中央政权的控制。但此时中央政权控制的地盘已经很小。例如，塔卡泽以东大片地区重归于 1772 年自绍阿返回提格雷的米哈伊尔统辖。米哈伊尔死后，瓦勒德·加布里埃尔继承了其父的领地、军队和政权。

不久，另一批东方加拉人利用阿姆哈拉人内讧，卷土重来。其中有的首领已皈依伊斯兰教，他们一路烧教堂，杀教士，掠卖基督教徒为奴隶，造成不少破坏。“万王之王”特克拉·吉约吉斯企图依靠加拉人扩大自己的权势， 任命加拉人为自己的卫队长和其他宫廷重臣。加拉人遂于 18 世纪 80 年代重新得势于冈达尔。特克拉—吉约吉斯势力最强时，曾一度远征绍阿。

特克拉·吉约吉斯之后，冈达尔的“万王之王”更加无权无威。中央政奴所控制的范围仅及於冈达尔周围地区。各省大小封建领主都是军阀，他们各自拥兵自重，互相厮杀，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由于冈达尔象征着中央政权，因而一直是群雄逐鹿的目标，反复遭到兵燹之灾。18 世纪下半叶到过埃塞俄比亚的英国旅行家詹姆斯·布鲁斯，曾经记述了自己在这个国家所亲身见闻的血腥混战和曲折迷离的宫廷阴谋。他心有余悸地回顾这一段经历时写道：“我差一点未能逃出来”，“而我一心所想的，就是如何逃出这个血流遍地的国家”①。据有的记载说，1800 年左右，在埃塞俄比亚最动乱的时期， 竟然同时存在着六个彼此对立的“万王之王”，以致 1805 年到达这个战乱之国的英国使者竟不知该把英王乔治三世致埃塞俄比亚皇帝的书信和礼物送交何方②。19 世纪初期，北方的古格萨、南方绍阿的统治者萨海尔·塞拉西等大封建主割据称雄，局势混乱不堪。当时的编年史悲叹：

“王国何以被青年和奴隶所蔑视？ 王国何以成为异教徒们的笑料？”③

二、西奥多二世的改革

19 世纪上半叶，当埃塞俄比亚继续陷于内部分裂与衰落时，它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

在东北非地区，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通过一系列近代化改革而迅速崛起。埃及人在陆地上沿尼罗河南下扩张，征服了东苏丹地区的丰吉素丹国等，前锋直逼埃塞俄比亚边境；在海上则沿红海西岸南下。这样，埃塞俄比亚在对“格兰”战争 300 年后，又面临着一个咄咄逼人的新的穆斯林强邻。19 世纪以来，红海商业再度趋于活跃。穆斯林商队从沿海向东北非内陆积极渗透，商队的穆斯林商人同时又是伊斯兰教的热心传播者。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基督教古国，又一次面临被伊斯兰教势力侵蚀的严重形势。

更为险恶的威胁来自产业革命后的英法等欧洲殖民列强。它们出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目的，先后将触角伸向埃塞俄比亚。19 世纪 40 年代，在绍阿统治者萨尔·塞拉西的宫廷里，就有法国国王路易·腓力的代表罗歇·德里古和英国政府的代表哈里斯在活动①。西方殖民列强还竞相同埃塞俄比亚各

① A. H. M.Jones＆ Elizabeth Monroe，History of Abyssinia（《阿比西尼亚史》），Oxford，p.127.

② Jones ＆ Monroe，op.cit.，p.127.

③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4，p.575.

① R.Greenfield，Ethiopia，A New Political History（《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London，p.71.

地封建统治者直接打交道，企图利用这个国家的纷乱局势，混水摸鱼。

割据纷争和长期战乱，使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同时，外部殖民主义的渗透，也给这个文明古国一个强烈的刺激。

在埃塞俄比亚，长期流传着一个预言：一位名叫西奥多的皇帝行将出世。他将救民于水火，使埃塞俄比亚复兴。可以认为，这则古老的预言在 19 世纪得到广泛流传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既反映了当时埃塞俄比亚人民渴望早日摆脱国内混乱的局面，也曲折地反映了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日益逼近的形势下，具有古老文明和悠久历史的埃塞俄比亚民族统一和复兴的本能意志。为了结束内乱，抵御外侮，埃塞俄比亚需要一位能承担国家统一和复兴重任的人。卡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卡萨（1818—1868 年）出身於冈达尔西部边鄙一个破落封建贵族家庭， 自幼丧父，母亲出身寒微，靠贩卖一种名叫科索的药材为生。他的少年时代生活相当坎坷，曾被送进塔纳湖附近的一家修道院。不久，修道院毁于战乱， 卡萨遂投奔其叔父坎福侯爵。后来，戈贾姆的大封建主哥舒强行夺去坎福侯爵的领地。卡萨只得铤而走险，成为一伙带有绿林气息的地方武装的首领。

埃塞俄比亚复兴的历史重任落到卡萨这样的人身上，并非偶然。当时位居诸侯的大封建主们只顾自己家族的私利而热衷于割据，根本不管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死活，广大农民又处于完全无权和被剥削、被奴役的境地，无法过问国事。而卡萨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下层广大群众的疾苦和愿望，因而有着比较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抱负。所以，还在卡萨青年时代，一位见到他的欧洲旅行家就曾预言：“现在默默无闻的卡萨，总有一天将会成为整个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的大公。”①

卡萨的领袖才干吸引了大批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贫苦农民和牧民，他们纷纷投身卡萨的队伍，使之迅速壮大。这支队伍既不像封建主割据武装那样腐败，也不像一般农民武装那样只满足于打家劫舍，占山为王。它是胸怀大志的卡萨统一和复兴埃塞俄比亚的强有力工具。最初，卡萨和他的武装主要活动在冈达尔地区。这里的统治者孟伦皇后对卡萨势力的日益强大感到不安。在派兵征讨失利后，孟伦改用拉拢手段，封卡萨为登比亚地方的统治者， 还将自己的孙女下嫁给他。1852 年，卡萨在同埃及人作战中失利。这次挫折一方面使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必须改造的信念更为强烈；另一方面因战败而遭到孟伦集团的轻蔑与侮辱使他更加发愤图强。卡萨公开同孟伦集团决裂，并先后打败孟伦皇后和她的儿子阿里公爵，使他们成为自己的阶下囚。接着，卡萨南下戈贾姆，击败了兵强马壮的哥舒侯爵；然后再挥师北上，一举击败盘据在提格雷地区的另一个大封建主伍比侯爵。

1855 年，在荡平北方群雄之后，年仅 36 岁的卡萨在古城阿克苏姆的玛丽安·德雷斯教堂加冕称帝。为了表明自己上应天命、下得民心，卡萨自号西奥多二世。

即位之后，西奥多二世继续向南方用兵。1856 年，他南下平定了加拉人聚居地区，并在战略要地马格达拉平顶山修筑要塞；然后继续南下，与南方最强大的封建领主、绍阿的统治者海尔·马拉科特交锋，并一鼓作气平定了绍阿。海尔·马拉科特败亡，其子萨尔·马利安作为人质，被西奥多二世带回马格达拉要塞。至此，持续了近百年的王子纷争时代终告结束。埃塞俄比

① Jean Doress，Ethiopia（《埃塞俄比亚》），Lodon 1959，p.196.

亚进入了改革、统一和近代化的新时期。

西奥多二世是一位改革家。他即位伊始，就着手进行一系列旨在巩固国家统一、推动国家进步的改革，企图通过改革，将古老、落后的埃塞俄比亚拖向近代文明。他清楚地了解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野心，意识到时间的紧迫， 所以对改革的态度带有很大的狂热性。

在政治上，西奥多二世作出很大努力，希望打破国家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他把首都从偏安一隅、位于西北边陲的冈达尔迁往埃塞俄比亚高原东边的马格达拉。这里比较靠近国家的中心地带，更便于控制全国。西奥多二世在马格达拉修筑城堡要塞，重建了在战乱中毁弃的圣坛和教堂，并从旧都冈达尔的 44 座教堂中运来大批贵重财物和 900 多份珍贵手稿①， 将这里变成埃塞俄比亚新的政治、军事、宗教和文化中心。

为了进一步增强中央政权对国家的控制，削弱地方割据势力，西奥多二世主张实行地方行政长官制。这些官员应由中央政府任免，由国家统一支付其俸禄。他还设法将行政省区划小，派遣自己的亲信和旧部前往担任长官。这样做的目的，是打破旧封建贵族长期盘据一方的局面，而代之以势力较小的、由皇帝亲自任命并对皇帝效忠的地方长官。用这个办法，西奥多开始培养一个以自己的军功而不是以世袭门第为荣的新贵族集团，为其强化中央王权、加强国家统一的目标服务。但由于埃塞俄比亚地方割据的长期而顽固的传统，这一措施大致只在短期和有限范围内得以实行。在当时的记载中，还有一些关于“万王之王”召集各种会议，甚至召开全国性的地方酋长和长官大会的资料①。这些都证明西奥多在强化国家统一方面所做的努力。同时，西奥多在任命地方长官时，也并非任人唯亲，而是常常考虑到当地的具体情势， 且有政治家的眼光和襟怀。例如，在征服绍阿以后，西奥多为了安定人心， 立即任命了两名高级官员摄理绍阿政务，其中一个是绍阿王室成员，另一个则是在绍阿深孚众望，并曾效忠旧主而同“万王之王”打过仗的将军②。这一任命固然带有皇帝向地方封建势力妥协的味道，却有利于南方地区大局的稳定。

军事改革可以说是西奥多二世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他近代化努力的基本支柱。早年同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作战失利的痛苦经验，使西奥多清楚地看到埃塞俄比亚旧式军队的致命弱点。这种旧式军队从组织到装备都已十分陈旧，根本无法适应重振埃塞俄比亚的要求。据当时的一位英国旅行家记述，“万王之王”力图建立一支完全用滑膛枪装备起来的正规常备军， 并热衷于采用欧洲式的纪律③。早在 1853 年，即加冕称帝的前两年，卡萨就

已经在一些土耳其人的帮助下，对自己的军队进行了整饬。后来，他又将 1000 人交给其英国顾问约翰·贝尔训练。皇帝本人还亲自参加部分军训，以示重视。此外，他还将不同省份的士兵统一编制，派自己的亲信将领指挥，划分团队，设置团长。这样，就打破了过去封建诸侯武装那种浓郁的私人色彩和地方色彩。

① Jean Doress，op.cit.，p.198.

① Sven Rubenson，The Survival of Ethioplan Independence（《埃塞俄比亚独立的保存》），p.272.

② Kofl Darkwah，Emperor Theodore Ⅱ and the Kingdom of Shoa，1855-1865（《西奥多二世和绍阿王国》）， 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no.1（1969）.p.111.

③ Richard Pankhurst，Economic History of Ethiopia（《埃塞俄比亚经济史》），AdysAbeba 1968，p.561.

军队的纪律是同给养问题密切相关的。旧式埃塞俄比亚军队的一个最为严重的弱点，就是缺乏正规的薪饷和给养制度，军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据编年史记载，1840 年 8 月，冈达尔发生大骚乱，士兵们闯入民宅，吃光了老百姓的粮食，因而造成了一次大饥荒，许多人死于饥馑①。针对这一积弊，西奥多二世努力建立一支有正规给养和薪饷的军队。还在 1856 年即位之初，他就告诫士兵们不要动居民的衣物和牲畜；同时还不时发给士兵们一些钱，让他们习惯于他创立正规薪饷的意图，并命令他们购买食物，停止对农民的劫掠和骚扰。在一段时间里，西奥多的这些措施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

西奥多军事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自行制造近代化武器。他热心搜求欧洲匠师，并派遣本国人去给这些匠师充当助手，制造大炮，并经常关心制作进程。他从全国各地搜集黄铜，进行熔冶，经过种种努力，终于铸造成一门重达七吨的巨炮，其口径可以钻入一个人。“万王之王”宣称，大炮铸成的那一天，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②。

经过西奥多的一番努力，在他的极盛时期，建立了一支为数达 7—8 万人

的军队③（一说达 15 万人，可能过于夸张）。

西奥多二世在经济上也进行了若干重要的改革。他首先致力于改革税制，废止了商业领域中的许多苛捐杂税，还下令在他统治的地区内只设三个地点征税。据 19 世纪 60 年代初的一份资料记载，皇帝还简化了商业和关税的手续④。无疑，这些措施有利于促进国内各地区的经济交流。

为了达到他所期望的每一个人都恢复自己祖辈的行业（商人回店铺，农民去扶犁），除了缩减商业税以外，西奥多还废除了盖巴尔制（即政府官员和军队由当地农民奉养的制度）。在他统治初期，农民有了一定的荒地开垦耕作，客观上也稍稍缓冲了土地问题。

从增加财源的角度考虑，西奥多将目光转向拥有大量土地、财富和特权的教会。教会是埃塞俄比亚封建势力的一支重要力量。教会上层更是封建主阶级重要的一翼。修道院和教堂自古以来就占有大量土地，这些领地构成了教会财产、权力的基础。西奥多久已企图改变这种状况。他十分厌恶僧侣， 指责这些人“戴着头巾，无所事事，既不作战，又不纳税，专门喜欢住在城市里同娼妓和有夫之妇鬼混”①。经过反复较量，他打破了教会方面的阻力， 规定教会不再单独地、直接地占有土地；其领有土地归皇帝属下的民政长官统一管理，教士的生活由国家统一安排；每一座教堂只能设两名神父和三名祭司。一位当时的佚名作者用阿姆哈拉文写的文献肯定了地产被没收的事实

②。这一限制教权、扩大皇权的措施，打击了教会封建主集团的势力，同时增

强了西奥多政权的财力。

禁止贩卖奴隶，是西奥多二世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措施。从阿克苏姆古国时代起，贩卖奴隶就成为埃塞俄比亚一项源远流长的生意。“阿比西尼亚奴隶”更以其尚勇好武、才干和忠诚，闻名于东方穆斯林国家，特别是印

① R.Pankhurst，op.cit.，p.565.

② R.Pankhurst，op.cit.，p.586.

③ 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 vol.5，p.75.

④ R.Pankhurst.op.cit.，pp.523-524.

① R.Pankhurst，op.cit.，p.143.

② R.Pankhurst，op.cit.，p.143.

度德干地区③。在古老的埃塞俄比亚封建社会中，还保留着强大的奴隶制残余势力。这种奴隶贩卖与奴隶制残余的严重存在，阻碍着社会向前发展④。西奥多可以说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第一个向这种落后的社会弊病提出认真挑战的统治者。他认为奴隶贩卖是违背基督教的道德的，因此下令废除，进而还解放了自己的奴隶①。西奥多二世的这项改革是贯彻始终的。还在他加冕称帝以前，英国外交官普洛顿就接到他的一封信，说他已经用严厉惩罚的手段禁止输出奴隶。称帝之后，西奥多再次宣布奴隶贩卖为非法，并声称他本人十分痛恨这种贸易。他在 19 世纪 60 年代更严厉规定：凡贩卖基督徒为奴者，一律处以砍去右手和左脚的酷刑。有一次，西奥多还从一个奴隶贩子手中使数百名奴隶获得自由，并把他们送到欧洲来的传教士那里，让传教士教给这些人有关宗教和艺术的知识。皇帝还表示，以后会送更多的解放奴隶到那里去受教育，而所有这些人的费用都将由皇帝本人支付②。在西奥多那个时代，要想在埃塞比经亚完全废除奴隶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作为一位东方封建君主，能有西奥多那样的见地与行动，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高原之国的地理环境，尤其是许多河谷的纵横切割，使埃塞俄比亚的内部交通十分不便。这种状况在政治上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在经济上阻碍了各地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因此，西奥多对改善国内的交通状况十分重视。不过要指出的是，西奥多对改善交通条件的考虑，主要是着眼于中央王权对各地加强控制。为了能使自己的军队迅速从一个地方开到另一个地方，去平定割据势力的反叛，他决定修筑宽阔的道路。在一些欧洲顾问的帮助下，西奥多二世着手修筑连接达布拉、塔堡和冈达尔、戈贾姆和马格达拉的三条大道。军队是筑路的主要力量。为了鼓舞参加筑路的士兵们的情绪，“万王之王” 身先士卒。从清晨到深夜，他亲自参加劳动，搬运石头，平整土地，或者帮助填平浅谷①。西奥多本人还是道路修筑工程的工程师，他亲自勘定路线，组织劳动。西奥多还特别热心向欧洲顾问们学习岩石爆破技术，并立刻将这种技术应用到筑路工程中去②。

此外，西奥多二世的改革还触及到若干社会习俗方面。例如，他曾反对并试图废除一夫多妻制的陋习。

西奥多二世的改革事业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但它的核心则是近代化。他企图通过采用西方先进的东西、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文明， 来改变埃塞俄比亚的落后状态，促进国家的进步和统一。在一段时间时，达个庞大的改革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于“万王之王”权威的树立和镇压盗匪的坚决措施，以前战乱时代断绝的商路一度重又畅通无阻，以前在农村集市日经常发生的洗劫与屠杀现象消除了。当时有的欧洲人记载说，在西奥

③ G.M.Howat，TheDictionaryofWorldHistory（《世界史词典》）.

④ 19 世纪中叶，埃塞俄比亚每年仍向沿海运送 7000 多名奴隶，参见 J.O.Sagay＆ D.A.Wilson：Africa： AModernHistory，1800—1975（《非洲现代史》），Ibadan1978，p.43.

① Do nald Crummey，Tewodos as Reformer and Modernizer（《西奥多：改革家和近代化人物》），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no.3（1969）.

② R.Pankhurst，op.cit.，pp.92-93.

① R.Pankhurst，op.cit.，p.286.

② D. Crummey，op.cit.，p.464.

多统治的国土上，就像欧洲秩序最为良好的国家一样，盗匪已近绝迹③。这话虽然夸张，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奥多统治初期埃塞俄比亚改革的成效。

三、英国的武装干涉与西奥多改革的失败

作为一个东方封建君主，西奥多的近代化事业里还包含着许多非近代化的因素。这是他所生活的那个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西奥多诚然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埃塞俄比亚国家，但他在宗教上主张同化政策，排斥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力图建立一个基督教非洲帝国。他的领土扩张野心，远达于包括喀土穆在内的东苏丹大部分地区，而这一广大地区在历史上早已形成了同埃塞俄比亚完全有别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传统。为了实现自己大一统的封建帝王梦，西奥多开始对农民追征捐税，因而引起下层劳动者的不安和不满， 从而摇动了自己赖以统治的根基。各地的封建主立刻抓住这一点，乘势而起， 到处发动叛乱。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国内局势又一次滑向动乱。同时， “万王之王”也同许多雄才大略的君主一样好大喜功，对改革事业越来越急于求成，不切实际，态度也越来越专横执拗。在后期同反叛的封建诸侯作战时，他常常违背初衷，纵兵烧杀，殃及百姓。例如，仅仅为了自己的顾问和朋友、英国普洛顿在埃塞俄比亚境内被杀害，西奥多二世竟毫无理智地对有牵连的部落实行野蛮的烧杀。仅他亲口承认，就杀了 1500 人。到 1866 年，

他更允许自己的军队在 14 个省区进行劫掠①，这样就更加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西奥多二世对国家的控制权也急剧削弱，各地大封建诸侯的势力膨胀， 他所控制的地盘仅局限于塔纳湖以东贝格姆迪尔和塔纳湖以南的一些地区。这片地区自然无力承担为数庞大的军队，昔日全盛时期的西奥多大军已锐减到 1 万人左右②。

英国殖民者早已对埃塞俄比亚心存觊觎。181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索尔特就曾两次深入提格雷地区进行考察，并建议英国政府利用当时埃塞俄比亚的混乱局面，占领其沿海地区。1841 年，一名英国代表同绍阿的统治者签订了友好和贸易条约。1843 年，英国驻马萨瓦领事又同阿里公爵签订友好通商条约，规定了对英国商品的低额进口税，给予英国商品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免税的特权。英国人当然不希望这个东北非文明古国通过近代化改革而强盛起来，特别是在苏伊士运河即将通航而红海通道骤显重要的时刻。当各地反叛活动日趋激烈时，英国人竟借机取消了早先对西奥多承诺过的军火供应。西奥多被英国人食言背信的行径所激怒，加上互致外文信件上的差错所引起的误会，双方关系迅速恶化。“万王之王”一怒之下，扣押了英国领事卡麦伦其及随员和两名传教士，后来又将他们投入监狱。英国遂以这一事件为借口，悍然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1867 年 10 月，由罗伯特·内皮尔将军率领的英国远征军从印度跨海入

侵埃塞俄比亚。英国侵略军兵力达 32000 人，拥有一支由 2538 匹马、16022 头骡、5733 头骆驼、7071 头牛和 44 头大象组成的辎重队，在军队数量、装

③ R.Pankhurst，op.cit.，p.11.

① A.H.M.Jones＆E·Monroe ，op.cit.，p.127.

② 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5，p.75.

备等一切方面都占有压倒优势①。英国侵略军在泽拉港登陆后，越过达纳基尔荒原，进入高原地区。提格雷、戈贾姆等地的封建主早就脱离了西奥多的统治，此时竟对英国侵略军采取中立观望的态度，有的甚至同侵略者通曲纳款。

在同英国人和平谈判的希望破灭后，为了进行最后一搏，西奥多二世下令焚毁冈达尔，将剩下的数千名军队全部集中到马格达拉平顶山要塞。1868 年 4 月 10 日，双方在马格达拉展开激战。这是英军入侵埃塞俄比亚以来第一

次、也是最后一次战斗。在 2000 名英军士兵的攻击下，西奥多的军队迅速溃散。加拉人指挥官贝希尔又临阵叛变。4 月 13 日，英军攻陷马格达拉，西奥多兵败自戕，宁死不屈。

西奥多二世的败亡，标志着近代埃塞俄比亚统一国家建设的第一阶段的终结。它表明，在 19 世纪，像埃塞俄比亚这样一个古老落后的非洲国家，要想实现统一和进步的变革，不仅会遇到封建守旧力量的反抗，还会特别引起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敌视与干涉。

西奥多二世的改革事业虽然只持续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但他建立的中央政权曾一度打击了封建割据势力和教会势力，缓和了社会矛盾，有助于恢复国家和平与正常的经济生活，这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西奥多败亡后，英国侵略军进行了报复性破坏。他们将埃塞俄比亚的大炮炸毁，把城堡烧掉，并劫掠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西奥多皇帝的皇冠。英国人还抓走皇后和皇子。皇后在途中病故，皇子客死英伦。

埃塞俄比亚重新陷入内乱与混战的局面。提格雷的大封建主卡萨、瓦格地方的戈巴兹和绍阿的孟尼利克群雄逐鹿，互争雄长。不过，这三大封建集团都不再满足于割据一方，而以再次统一全国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例如， 提格雷的卡萨就明确表示，他只统治了提格雷，或者说埃塞俄比亚王国的三分之一①。这种放眼全国的眼光就是西奥多的统一和改革的历史产物。

1872 年，提格雷的卡萨击灭戈巴兹，三足鼎立演化为两雄对峙。这一年， 卡萨正式加冕称帝，号约翰尼斯四世。他与绍阿的孟尼利克达成妥协，划定了南北双方的势力范围。同时，两家联姻，约翰尼斯四世之子娶孟尼利克之女为妻，由此进一步调整了彼此的政治关系。

在约翰尼斯四世统治期间（1872—1889 年），埃塞俄比亚面临着越来越险恶的外部国际局势。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加紧了他们在东非之角的扩张与争夺。

其中，英国人捷足先登。还在 1867 年英国侵略军入侵埃塞俄比亚时，提格雷的卡萨就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据记载，甚至英国人在看到这支大军的军容和装备之后，在继续向马格达拉进兵时，都失去了原来那种趾高气扬的自信②。然而，这位拥有重兵的卡萨在大敌当前时，却采取了同侵略者合作的态度。为此，内皮尔在事后赠给他 12 门大炮和 725 支步枪，作为礼物③。卡萨称帝后，也一直保持着同英国人的友好关系。英国则利用这个关系，大肆向埃塞俄比亚渗透和扩张自己的殖民势力。在约翰尼斯四世统治期间，英国的商品渐渐充斥于这个国家。英国还获得了在埃塞俄比亚种植棉花和咖啡

① R.Cornevin，HistoireDeL'Afrique（《非洲史》），Paris1966，p.204.

① S.Rubenson，op.cit.，p.270.

② R.Greenfield，op.cit.，p.86.

③ R.Greenfield，op.cit.，p.16.

的租让合同①。这些都是有损于埃塞俄比亚民族利益的。

不过，在抵抗埃及人和意大利人的入侵方面，约翰尼斯四世还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875 年，埃及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这次进攻失败后，好大喜功的埃及统治者伊斯梅尔不甘心就此止步，再次派遣其子统率两万大军，大规模侵入埃塞俄比亚。面临这一严重局势，约翰尼斯四世采取坚决抵抗的态度，并获得了包括孟尼利克统治下的绍阿在内的全国响应。1876 年，双方在古拉地区激战，埃及人溃不成军，从此被迫打消染指埃塞俄比亚的妄想。

抗击埃及的战争有着双重的积极意义。一方面，这次战争唤起了埃塞俄比亚民族在外敌入侵下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感情，而这种民族精神仅仅在十年前英国人入侵的那场战争中还是异常微弱的。这种民族团结、保卫祖国的精神，为埃塞俄比亚近代统一国家的形成奠下又一块基石。在一定意义上， 这次带有全民族色彩的抗战，可以看作是后来 1895—1896 年抗意卫国战争的一次演习。另一方面，这次战争也不仅仅是同埃及人的冲突，因为在埃及人和伊斯梅尔的背后另有复杂的背景。自从 1841 年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因列强武力威胁而失败后，埃及便一步步沦为英法的半殖民地。1869 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埃及半殖民地化更急剧加深。就在两埃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的1876 年，埃及已被迫宣告财政破产，由英法两国接管了它的财政大权，实行双重监督。这样，英法殖民主义者实际上已控制了埃及。伊斯梅尔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主观上是一个非洲国家的封建统治者对外扩张的表现，客观上却符合英法两个殖民主义国家强化对红海地区乃至东北非的控制、确保苏伊士运河安全的战略利益。因此，约翰尼斯四世力挫埃及的入侵，客观上抵制了英法在东北非地区某种形式的扩张。

从 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意大利加紧了对埃塞俄比亚及整个东北非地区的殖民扩张。1882 年，意大利占领了厄立特里亚地区的港口阿萨布；1885 年，又进一步占领了红海上的重要港口马萨瓦；此后，更不断向内陆地区蚕食。英国为了削弱自己的主要对手法国，在东北非地区纵容意大利人的侵略活动。为此，英国还特别派遣杰拉尔德·波特尔去见约翰尼斯四世，要求他把沿海地带割让给意大利。约翰尼斯四世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并责备英国人背离了他们以前曾允诺过的将埃及人撤出的地方交还埃塞俄比亚的诺言。在致书维多利亚女王时，约翰尼斯四世宣称：“我的士兵众多，长矛已经备好。意大利人想要战争，⋯⋯让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只要我活着， 我就不会藏在洞里躲避他们。”①1887 年意大利侵略军从沿海向内地蚕食时， 约翰尼斯四世果然率兵北上迎敌。著名的爱国将领阿卢拉公爵还曾指挥部队歼灭意军一部，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在英国怂恿意大利侵略的形势下，面对着狼狈勾结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约翰尼斯四世坚持了民族立场。这种维护民族尊严的作为，对于促进埃塞俄比亚近代民族观念和民族感情的凝聚， 无疑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由于一直面对着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内部地方势力的骚动，约翰尼斯四世基本上无暇顾及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治建树。他的统治时期，可以说是由不断的战争所组成的。所以约翰尼斯四世不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而只能是

① A.H.CmenyHиH,и.A.CmenyHиHa，зXиOпия（《埃塞俄比亚》），MockBa1965，p.9.

① R.Greenfield，op.cit.，pp.93-94.

一位“战士皇帝”①。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在意大利人从红海沿岸不断内侵的同时，埃塞俄比亚西部边界形势再一次发生危机。马赫迪大起义在东苏丹地区导致了一个新的伊斯兰教封建神权国家的出现。在攻陷喀土穆、取得全国性胜利以后，其上层领袖迅速蜕化为封建主集团，对外也向埃塞俄比亚西部地区盲目扩张。兵锋所至，曾焚毁埃塞俄比亚首都冈达尔。约翰尼斯四世致书马赫迪国家的统治者，要求弭兵罢战，遭到拒绝。马赫迪起义爆发后，英国人不断鼓动约翰尼斯四世与起义者为敌。苏埃双方都为扩展疆土而冲昏了头脑。1889 年，约翰尼斯四世率领大军同马赫迪作战，因重伤死在加拉巴特战场。

约翰尼斯四世阵亡后，实力最强的绍阿统治者孟尼利克即“万王之王” 位，号孟尼利克二世。

① R.Greenfileld，op.cit.，p.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