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献给大家的这套《非洲通史》，是中国几代非洲史学者梦寐以求、艰苦创业的结

晶。

中国人对非洲历史的兴趣，差不多与中国史学传统一样悠久①。中国古代史学家留

下了研究非洲历史、中非关系史和中西交通史的大量宝贵资料，但他们受到所接触范围的局限，仅仅描述了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沿岸各国。“放眼看世界”的近代中国学者开始对全非各国的历史作简洁的介绍②，但在救亡图存的年代，他们没有条件对非洲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老一代的知名史学家为填补空白，毅然挑起研究非洲史的拓荒重担。他们组建研究机构，开设非洲史课程，培养研究人材，编写资料和专著①，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嘎然而止。就在我们止步不前的 60—70年代，世界非洲史学正蓬勃发展，先后出版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国别史、地区史、专史和多卷集通史，中国与世界非洲史学的差距再一次拉大。这种状况不仅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也同悠久真诚的中非友谊很不相称。

非洲是世界的第二大洲，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灿烂辉煌的过去，近代以来一直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强大力量。1990 年纳米比亚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非洲大陆争取政治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目前非洲正处于路转峰回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同非洲各族人民曾为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而共同战斗、互相声援，今天又在为反对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强权政治而斗争。这场斗争实际上是反对殖民剥削和统治的继续。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这种世界战略格局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了解非洲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趋势，需要搞清非洲政治、经济“热点”的来龙去脉。

非洲的文明史，既是悠久的，又是多彩的；既有统一规律可循，又有许多特殊性。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技术革命，即从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可能首先发生在非洲。非洲也是世界史上最先出现奴隶制社会形态和国家组织的一个大洲。但此后，非洲各地区文明的发展就愈来愈不平衡。到 15 世纪欧洲殖民者首途大西洋沿岸的非洲地区时， 在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沿岸的某些非洲国家已经进入发展程度不等的封建社会阶段， 在塞内加尔河、尼日尔河、刚果河（扎伊尔河）、赞比西河流域以及大湖地区则存在着一系列奴隶制国家，而在赤道热带森林、赞比西河以南，撒哈拉沙漠和卡拉哈里沙漠边缘以及东非大裂谷东支沿线的人们却还过着采集、狩猎、游牧和半农半牧的原始社会生活。在许多奴隶制国家和某些封建制国家内部，次生的、派生的村社——自给自足经济的社会细胞和家长奴隶制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对于非洲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历来存在着不少偏见和曲解，例如认为“黑人自古天生低劣”①的观点，以欧洲模式硬套非洲各族历史的方法论②，等等。我们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观点，才能从驳杂纷繁的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

无可讳言，今日非洲在整体上是落后的，但这主要不是古代历史遗存的因素所造成的，而是 15 世纪以来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留下的恶果。当然，在近代非洲历史画卷

① 如果不算古代神话传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最早记载非洲国家的史学著作。

② 如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等。

① 如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张铁生《中非交通初探》等。

① 杜波伊斯：《非洲——非洲大陆及其居民的历史概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4 年，第 25 页。

② UNESCO，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非洲通史》，vol. 1，XViii.

上，也不只是书写着屈辱和辛酸，更有不屈不挠的抗争和自强不息的改革，涌现了一大批爱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和民族英雄。如果加以科学的总结，这对于驳斥形形色色的历史偏见，对于正确理解和认识非洲的历史和现状是大有裨益的。

基于上述认识，1984 年在北京召开了西亚非洲史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朱庭光倡议编写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多卷本非洲通史。会后确定华东师范大学艾周昌和北京大学陆庭恩为项目负责人，成立了由艾周昌、陆庭恩、张文淳、彭坤元、郑家馨、何芳川、宁骚组成的编委会。这一项目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为了使编写工作扎实地进行，编委会在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的支持和协助下，从两方面进行了准备：第一，编译《非洲通史资料选辑》，分册出版，每册约 20 万字；第二，讨论非洲史的若干理论问题，例如非洲社会的演进和变革，撒哈拉以南社会经济形态的嬗变和更替，非洲的政治体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等等。这两项工作对集思广益、提高书稿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非洲通史》全书分为三卷，实行分卷主编负责制。古代卷由何芳川、宁骚主编； 近代卷由艾周昌、郑家馨主编；现代卷由陆庭恩、彭坤元主编。三卷之间，既求互相衔接，又能独立成篇。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外交学院、南开大学、山西大学、郑州大学、湘潭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学院以及中联部、人民日报社等单位研究非洲史的学者。

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毅然承担了本书及其资料的出版工作，责任编辑王少如、陈长华为本书的审定和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在本书付梓之际，谨向一切支持和关心本书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非洲通史》项目负责人

艾周昌陆庭恩

1990 年 7 月 30 日

导 论

一

《非洲通史·近代卷》叙述 16 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非洲历史。

非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不是由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由前资本主义（封建的、奴隶制的、原始公社制的）过渡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是非洲各族人民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步由局部、次要的矛盾上升为全局、主要矛盾的时代。不能把欧洲的侵略、统治和奴役仅仅视为对非洲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平衡起作用的“外部影响”①，更不应把伊斯兰教的传播同殖民主义相提并论，同样看作是一种“外部影响”。当一种外来势力奴役和统治另一个民族时，它就失去了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互相影响”的含意。实际上，欧洲列强是把一种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强加给非洲各族人民，是近代非洲社会发展的一个恶毒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到 19 世纪末，殖民主义同非洲人民的矛盾已成为全非社会诸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当然，就非洲各国而言，其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时间界标各不相同，时距也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非洲国家并未直接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基本上沿着自身固有的历史轨迹运动着。所谓不能以“白人的眼光”而应以“非洲人的眼光”编写非洲史②，应该包含两层意思：第一，非洲近代史不是非洲各族人民同欧洲殖民者的关系史，而应是非洲各族人民在本时期内各种斗争（生产、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真实的概述；第二，非洲近代史的主体是非洲人民，而不是欧洲殖民者。

非洲近代史是一幅悲壮的画卷。在世界各大洲中，非洲遭到殖民主义侵略和统治的时间最长，所受苦难最深。但他们并未逆来顺受，而是在屈辱和悲愤中奋起，进行保卫土地、保卫家园、保卫独立、反对殖民统治的浴血战斗。尽管他们的物质和精神武器陈旧，尽管因力量对比悬殊而屡遭失败，但他们可歌可泣的精神，他们的英雄业迹，却铸成了各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丰碑。

对殖民主义侵略所造成的民族生死存亡的反应，除了武装抵抗之外，还有自强不息的改革运动，特别是某些国家（如埃及、突尼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等）近代化的尝试。由于内有保守势力的反对，外有欧洲列强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压迫和破坏，这些改革运动都抱恨终天，但它们毕竟在非洲历史上首先打出了近代化的旗帜，成为挽救民族危亡、反对殖民主义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非洲近代史也是色彩斑烂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一些古国衰落和瓦解了，一些新的国家诞生和发展起来；一些部落互相融合， 形成新的民族。这些国家和民族日后成为抵抗殖民侵略的重要力量。

伊斯兰教的传播在本时期内获得了重大进展，从尼日尔河上游推进到喀麦隆高原，从东苏丹和东非沿海渗透到东非内陆和扎伊尔河流域，在中非获得了立足点。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的圣战运动，对非洲许多国家的统一、改革和反殖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根据近代非洲社会的矛盾运动，本书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6 至 18 世纪

①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剑桥非洲史》），vol.5，p.1.

② Gideon Swere，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南非史》），London 1978，Ⅶ.

为第一阶段；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 70 年代为第二阶段；19 世纪 70 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三阶段。但在各章的安排上，并未严格按各个阶段任意割断各个国家的历史，而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前伸后延，左顾右及， 企图使非洲各主要国家的历史能顺乎自然，给人以整体和层次分明的印象。

二

16 世纪到 18 世纪末，是非洲遭受殖民侵略、统治和奴役的初期阶段， 是黑奴贸易兴盛并对非洲社会带来大范围灾难性破坏的时期，也是非洲古代大国衰落、分裂、瓦解和许多新的国家创立、发展的时期。

列强对非洲的殖民侵略由葡萄牙开其端，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步其后。到 18 世纪末为止，欧洲人直接侵占的地区是狭小的，仅及非洲大陆总面积的 3%，主要分布在大西洋、印度洋的各个岛屿及其沿海地带，如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几内亚（比绍）、圣多美—普林西比、马斯克林群岛、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沿海地带、南非开普殖民地等。造成这种态势的原因有三：第一，当时欧洲殖民者的主要注意力在美洲和东、西印度群岛，仅把非洲当作其开发美洲殖民地的劳动力来源和海上交通的中途站。第二，炎热的气候和热带病的肆虐使欧洲殖民者望而却步，他们认为非洲许多地方不适于白人居住。到 1790 年，整个非洲大陆的欧洲居民不超过 25000 人，其中 86%

（21746 人）在开普殖民地（1798 年）①。第三，欧洲殖民者对非洲古国的早期侵略都遭到了失败。1578 年葡王塞巴斯蒂昂率军亲征摩洛哥，全军覆灭， 宣告建设北非大帝国梦想的破灭。1633 年，葡人又被全部赶出埃塞俄比亚， 把这个东非古国变成其保护国的企图也成了泡影。西班牙侵占中马格里布和北马格里布的行径遭到了马格里布人民的顽强抵抗，随后在长达 60 年的西班牙—土耳其争霸战中失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三国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这说明，在 16—17 世纪，欧洲殖民者还不具备绝对的优势以击破亚非各大国的抵抗，而只能占领一些分裂的弱小的国家和地区。

尽管这一时期欧洲殖民者在非洲占领的地区不大，但他们实行的殖民政策在世界殖民史上却具有重要的地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颇有影响。由葡萄牙开创的殖民统治制度（领主制、总督制）、经济掠夺制度（奴隶种植园制和大地产制）、土著辅助军制度，后来相继推行到美洲、亚洲和非洲其他地区。

这一时期欧洲殖民者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所进行的黑奴贸易，给非洲带来的巨创深痛罄竹难书。本卷第一章已详为论列。至于黑奴贸易对非洲奴隶制的影响，是一个复杂而有待深入论辩的问题。其所以复杂，是因为贩奴地区各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已进入封建农奴制时代，但又保留大量奴隶制残余（如埃塞俄比亚）；许多国家虽已进入奴隶制社会，但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如西非、东非的一些国家）；一些地区仍处在原始公社阶段（如东非大裂谷东支沿线等）。因此，欧洲人贩卖黑奴对各国和各地区的影响也就各不相同，或阻碍其发展，或促进其畸形发展，或在一定时期内促进其发展，而在另一定时期内又阻碍其发展，或延缓其向更高社会形态（封建制）的过渡。但有两点应该而且可以说明。第一，近代的黑奴贸易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①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5，p.461.

而兴盛起来的，是这一特定历史时代（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特殊历史现象， 它与世界各国和非洲历史上正常发展的奴隶贸易有着根本的区别。非洲黑奴贸易是一种纯粹的掠夺制度，是非洲自身劳动力的纯粹损失。本卷第一章已经指出，非洲在 400 年间人口停滞不增，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则从 1/5 下降到 1/13。如果扣除非贩奴区域（撒哈拉以北和南非）的人口增长，则贩奴区的绝对人口数量也是下降的。因此就整体而言，黑奴贸易使原有的生产条件恶化，使非洲劳动力因外流和非正常死亡而难于扩大。第二，在黑奴贸易期间，非洲的奴隶种植园得到了发展，一部分黑奴被留在非洲劳动。但是， 奴隶种植园制度的发展并非传统的奴隶制的高级发展。非洲传统奴隶制的性质至今争论不已，我们认为，它在撒哈拉以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具有家长奴隶制（亦称家庭奴隶制）的性质，个别地区（例如刚果王国、豪萨城邦）有劳动奴隶制（也译大奴隶制）出现。家长奴隶制的基本特征是奴隶可以成为家庭的成员，可以成家立业，甚至可以同奴隶主家庭成员结婚（特别是女奴）， 其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满足生活的需求。种植园奴隶制是殖民主义的产物， 首先由葡萄牙人在马德拉群岛、佛得角群岛、圣多美—普林西比、安哥拉推行，继而由法国人和英国人在留尼汪、毛里求斯等地加以推广。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禁止奴隶贸易之后，非洲人经营的奴隶种植园才在西非、东非沿海各国发展起来。种植园奴隶制的奴隶主不再实行宗族同化政策，而像欧洲种植园主一样把奴隶视为“低等人”，其生产的产品如丁香、棕榈、花生以及谷物，主要不是为了生活的需求，而是为了出卖。这类集约式的奴隶种植园是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禁止黑奴贸易以后，西非和东非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奴隶数量迅猛增长。至于非洲是否存在过一次“奴隶制的再版”，尚待商榷。

16—18 世纪是非洲反殖斗争的初始阶段。由于殖民者的占领和统治只局限于沿海地带，因而非洲人民的反殖斗争具有局部性。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非洲人保卫土地和家园的斗争，由部落酋长及头人组织和领导。南非科伊人和科萨人反对荷兰殖民者掠夺土地的所谓霍屯督—荷兰战争和卡弗尔战争最为壮烈。莫桑比克内地马津巴人的反葡起义也属这一类型。二是反对黑奴贸易和种植园奴隶制的斗争。恩东戈女王领导安哥拉人民保卫国家主权和反对奴隶贸易的近 40 年的战斗，在非洲反殖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佛得角群岛、圣多美—普林西比不时爆发奴隶起义，其中以圣多美岛的安哥拉黑奴起义坚持的时间最长（1574—1596），影响最大。三是传统政权领导的反殖斗争。葡萄牙殖民者在非洲除了直接占领和统治的地区以外， 还把保护国制强加给刚果和东非城邦各国。这些国家和城邦的君主为摆脱殖民者的控制、欺凌和掠夺，领导了各种形式的反殖斗争。其中较大者有 1665 年刚果国安东尼奥一世领导的反葡战争，1631 年和 1698 年蒙巴萨素丹领导人民围攻殖民据点耶稣堡的战斗。前者因安东尼奥一世战死疆场，刚果王国从此一蹶不振，走向分裂和瓦解。后者则给葡人以沉重打击，并在阿曼素丹的帮助下，把盘踞在鲁伍马河以北的殖民者全部赶走。这一时期的反殖斗争， 是近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萌芽，它限于局部地区，规模较小。

从 16 世纪初年开始，尚未被欧洲殖民者直接统治的地区和国家差不多都经历了一个大变动的时期。一直走在非洲社会发展前列的北非和东北非国家，进入了封建衰落时期。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从 16 世纪初年起先后为奥斯曼帝国所统治，土耳其人和原来各国统治者的矛盾和纷争，

对农牧民剥削的加重，造成内争和起义不断，社会动荡，经济衰蔽。摩洛哥打退了欧洲列强（西、葡、英）的侵略，抵御了土耳其的威胁，保持了独立， 一度出现繁荣，但终因对西苏丹的长期侵略和统治阶级与地方封建势力的内哄，也变得日趋衰落。东北非的古国埃塞俄比亚在葡萄牙的侵略和得到土耳其支持的阿达勒王国的进攻之下，经历了内战和外战，统一和分裂的长期斗争，终于在 1769 年进入了封建割据的王子纷争时代。这些封建国家在抵御欧洲殖民者侵略的同时，都实行了禁止欧洲基督教传播、由国家垄断和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①；特别是奥斯曼帝国以保护伊斯兰圣地为名，封锁红海航道， 造成了这条古代中西商道的衰落。16—18 世纪是世界历史加速发展的时代， 这类闭关政策使这些本来并不太落后的国家闭目塞听，不能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拉大了同西欧国家的差距。这说明，单纯的封建主义自保已应付不了激变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挑战；一旦欧洲列强拥有绝对优势，它们便成了新一轮殖民侵略的首要对象。

从中世纪就已开始的伊斯兰教文明和一性派基督教文明在东苏丹的撞击，在 16 世纪以后加速发展，其结果是伊斯兰王国（丰吉、达尔富尔、科尔多凡素丹国）取代了黑人基督教王国（马库拉、诺巴和阿勒瓦）的统治，使这一地区在居民构成、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发生了从基督教文明向穆斯林文明转轨性的深刻变化。

摩洛哥在打败葡萄牙的侵略之后，挟其军事余威，远征桑海。1591 年汤迪比一役，桑海败北，结束了西苏丹大国称霸的局面，出现了长期的分裂和混战。随着桑海帝国和马里王国的覆灭，产生了桑海人、弗拉尼人、莫西人、班巴拉人、沃洛夫人、马林凯人众多的王国和酋长国。原来经济繁荣的尼日尔河河曲地区，农工商业因战乱而走向衰落。撒哈拉商道的重心向东西两侧转移，连接内陆和西非沿海的南北商道网逐步形成；伊斯兰教随着政治和商道的变迁而向南渗透和传播，伊斯兰文明和苏丹黑人原始文明碰撞、吸收、融合的结果，产生了混合伊斯兰教，这实质上是伊斯兰教“黑人化”的一种现象。18 世纪下半叶，在富塔邦杜、富塔贾隆、富塔托罗相继发生的伊斯兰圣战，建立了西非最早的伊斯兰教长国，把穆斯林的革命激情传播到西非其他地区，揭开了 19 世纪大规模圣战和改革运动的序幕。

与西非内陆古代强国的衰落相对照，西非沿海地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长途贸易的兴起以及欧洲殖民者的侵略和贩奴，各族出现了联合统一的趋向，相继建立了奥约、达荷美、阿散蒂和开约尔等强国。这些国家广泛使用奴隶劳动于农业、开矿和运输，并从事贩奴活动。但是，欧洲殖民者的侵略、干预和黑奴贸易，阻碍了这些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并挑动和助长了本已存在的分裂趋势。殖民者往往从各族内部的纷争中渔利，达到其分而治之的目的。

在刚果河（扎伊尔河）流域内陆，从 16 世纪初开始，西班图人各支族大都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先后建立了卢巴王国、库巴王国、隆达王国。欧洲人在非洲东西海岸所从事的黑奴贸易，逐渐向该地区推进，到 18 世纪上半叶，一条从西海岸罗安达到东海岸基尔瓦的横贯非洲内陆的商道终于打通。商道所辐射的地区成为非洲东西海岸奴隶贩子竞相捕获奴隶的场所，直接造成各部落之间频繁的猎奴战争、政治上的分裂和劳动力的短缺。这些正向奴隶制过渡的国家不免未老先衰。

① 埃塞俄比亚相对较为松弛。参见本卷第七章。

约在 16 世纪初，一支北来的以养牛业为主的罗族，取代了湖区古国布尼奥罗第一王朝即阿巴支韦齐王朝的统治，建立了阿巴比托王朝。阿巴支奇韦人向南迁徙，建立了安科累、卡拉圭等王国。1700 年前后，阿巴比托王朝处于极盛时期，除了四周的许多附庸小国之外，其势力南达卡拉圭、卢旺达， 东到布干达，甚至远及今肯尼亚西部的一些部落酋长国。但它同内外圈各附庸国之间缺乏强有力的经济纽带。随着附庸国的发展，布尼奥罗的霸权也随之丧失，被同属罗族而建立于维多利亚湖区的布干达所取代。

布尼奥罗的衰落与布干达的兴起，和东非内陆与沿海之间商道的形成也不无关系。从 17 世纪末年开始，阿拉伯——斯瓦希里商人和内陆各族商人开辟了三条商道：南路从基尔瓦出发，越过马拉维湖区，进入中非，和以罗安达为起点至中非的商道相接；北路由汤加至乞力马扎罗地区；中路则从巴加莫约通往坦噶尼喀湖区，其支线则从塔波拉经卡拉圭至布干达。持续上千年的相互隔绝状态的打破，刺激了内陆商业的发展，各地联系加强，城镇兴起， 生产发展，特别是铁器得到广泛应用，各部落联合和统一成国家的趋势加强。当然，这此商道同时用来贩运黑奴。黑奴贸易给一些地区带来了巨大破坏的负效应。

在本时期内，除了直接受殖民统治的很小一部分地区以外，大部分非洲国家虽受到殖民主义的侵略和黑奴贸易的蹂躏，但基本上仍在按照自身历史发展的进程独立地向前发展着。优良作物的种植，铁器工具的推广和其他技术的改进，矿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长途贸易商路的开辟，都表明了非洲内部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弥补了奴隶贸易所造成的人口的巨大损失，这为 19 世纪开始的各种社会变革准备了条件。在本时期内建立的各类新的国家，对非洲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如布干达、卢旺达、达荷美、阿散蒂等）成为日后非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也是反对殖民侵略的凝聚中心。

三

1. 世纪末到 19 世纪 70 年代，是非洲受到进一步殖民侵略，许多国家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时期，也是非洲人民进行民族自卫战争，进行近代化改革尝试和各种形式的社会变革，以挽救民族危亡的时期。

在本时期内，欧美殖民者对非洲的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在欧美的迅速进展，工业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促使他们要求实行“自由贸易”、“自由劳动”政策，打破商业资本家对贸易的垄断，把非洲变成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然而，只要商业垄断公司控制的黑奴贸易继续存在，非洲就无法成为工业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如果欧洲人对非洲的广阔内陆一无所知，非洲成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地域也是极其有限的。因此，禁止奴隶贸易和非洲内陆探险便应运而生。19 世纪初年，欧美各国相继通过了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但黑奴贸易长期禁而不止， 走私贩卖几乎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巴西、古巴、马斯克林群岛的奴隶种植园依旧保存。当 19 世纪 60—80 年代上述几大奴隶输入区废除奴隶制之后，1889—1890 年的布鲁塞尔国际会议才替黑奴贸易打上了句号。非洲内陆探险始于 1769 年布鲁斯考察青尼罗河，到 1876 年布鲁塞尔国际会议进入新阶段。有数以百计的探险家和探险队进入非洲内陆。尽管一些探险家抱着科学研究的目的或对非洲人的善意去从事考察，但他们脱离

不了这个时代欧洲资产阶级的总目标，蒙哥·帕克、利文斯顿这些著名的探险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与工业资产阶级到世界各地寻找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活动相适应，基督教提出了“到世界各地去传播福音”的口号，政治家则着手在非洲建立大片殖民地和占领战略要冲，开始了一轮新的殖民征服。本时期殖民侵略的一个新特点，是打着禁止奴隶贸易和自由的旗号。殖

民者在此旗号之下，先后建立了英属塞拉里昂（初名“自由省”）、美属利比里亚（Liberia，1847 年宣布独立）和法属利伯维尔（Librevill，意为自由）殖民地，从英美统治阶级的本意来说，在非洲建立“自由黑人殖民地” 是为安置本国的获释奴隶，消除所谓“社会威胁”，同时为向非洲内陆扩张建立前哨基地。殖民者在此旗号之下，对一些非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强迫他们签订不平等条约。英国对拉各斯、桑给巴尔的侵略便是如此。

本时期殖民侵略的另一个特点，是英法新兴工业国家取代葡荷老牌殖民国家，在非洲殖民舞台上扮演主角。他们以坚船利炮为后盾，以商品为武器， 打开了许多非洲大国、古国和强国的大门。这是葡荷梦寐以求而未能做到的。这类殖民征服战争中最昭著者有：1798—1801 年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战争， 1830 年开始的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战争；1807—1874 年英国—阿散蒂战争，1868 年英国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当然人们不会忘记，在非洲南端英国继承了荷兰人的衣钵，继续发动侵占科萨人土地的卡弗尔战争，布尔人的大迁徙与伴随而来的对南班图人的征服战，特别是征服祖鲁王国的“血河之役”（1838 年）。通过一系列大小战争，殖民者扩大了在非洲占有的领土面积，到 1876 年约占全非总面积的 10.8%，其中英国占有 4.1%，法国为 2.8%， 布尔人为 2.4%，西班牙为 0.8%，葡萄牙为 0.7%。此外，一系列非洲国家在英法“炮舰政策”的威胁之下，正在变成列强的半殖民地，其中主要有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桑给巴尔素丹国、马达加斯加、达荷美等。

爱国主义始终是非洲近代历史中的主旋律。在本时期内，爱国主义不仅表现为抗击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奴役，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斗争，而且还包含着实行开放和改革，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技文化，力图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

这个时期反对殖民侵略斗争是从局部、小规模向全非、大规模斗争的过渡。其主要特点有三：第一，反殖斗争几乎遍及全非所有沿海各国和地区， 其中主要有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南非、安哥拉、尼日利亚、达荷美、黄金海岸、塞内加尔等等。这是同殖民侵略范围的扩大相一致的。第二，反殖斗争的规模日趋扩大，组织程度有所提高， 由各国的国王和君主领导的反殖斗争占居主要地位。埃塞俄比亚皇帝西奥多，南班图人新兴国家中的祖鲁国王丁刚、巴苏陀国王莫舒舒，恩得贝莱王国国王姆齐利卡齐，抵抗法国侵略的摩洛哥素丹阿卜杜·拉赫曼，以及坚持不懈地抵抗英国侵略的历代阿散蒂国王，都在反殖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些人还以身殉国。当一些国家的封建统治者向殖民侵略者投降，或者无力组织全民抗战之时，反殖斗争便采取了下层群众运动的形式。埃及马木路克集团兵败逃跑之后，埃及人民在伊斯兰教长领导下发动了两次开罗起义；阿尔及利亚贝伊投降法国之后，阿卜杜·喀德尔领导了史诗般的抗法战争（1832

—1847 年）。非洲各地区反殖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北非和南非斗争最为激烈，形成了反殖民族解放斗争的两大“热点”。喀德尔领导的抗法斗争历时 15 年，牵制了当时法国兵力的 1/3，影响波及整个北非，树立了反殖斗

争的光辉榜样。南班图族的祖鲁王国、巴苏陀王国和恩得贝莱王国进行了几十年反对英布殖民者的斗争，长时期保住了国家主权，在斗争中形成了稳固的民族共同体。第三，民族主义意识开始萌芽。如果说在早期反殖斗争中恩津加提出了“要做命运的主人，不当葡萄牙囚徒”的口号，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应该是“不臣属于葡萄牙的独立王国”①，那末现在遭受侵略的非洲各国则把民族独立置于生命之上，民族主义开始成为反殖斗争的一面旗帜。布莱登曾大声疾呼：“民族主义是一个自然法则”，“没有独特有效的民族性，任何一个民族也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据一个有影响的地位。”②如果说 18 世纪末年以前反对殖民者的武器主要是刀、矛、毒箭之类的传统武器，那末现在非洲人开始意识到，反击殖民侵略者“需要现代火器和大炮，并且最好由本国制造”③。当一些开明的统治者认识到自己国家的落后、特别是军事上的落后时，他们就实行了以强兵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从而揭开了民族运动的另一重要篇章。

在 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以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的改革为开端，突尼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相继实行了开放和改革。从整个世界形势和欧非关系来看，这些国家的开放和改革很难说是“主动”①的。它们不是被侵略战争敲开了大门，就是在侵略战争的威胁下再也不能维持闭关政策和因循守旧的体制。马木路克集团的惨败，阿尔及利亚的亡国，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曾经在 16—17 世纪打败过欧洲国家的摩洛哥军队，在 19 世纪已经不堪一击，被欧洲人讥笑为一支拿着打猎武器的表演部队②。变则有救，不变则亡。穆罕默德·阿里、西奥多、拉达马二世、哈桑等人正是认清了这种形势的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们企图通过开放改革，学习欧洲先进的军事技术、物质文明，振兴军队和国家，以挽救民族危亡。所以，引进欧洲的武器装备、聘请欧籍教官、改革训练方法等强兵措施在这次改革中居于首要地位。

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在改革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各有不同的侧重。例如马达加斯加和埃塞俄比亚的改革重点之一是释放奴隶，因为它们仍保存着奴隶制或者奴隶制的残余。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这次改革已经不是对传统制度的单纯调整，而是多少带上了近代化的色彩，或者说是一次不完全的近代化改革。这些国家向西方学习，都不是仅仅停留在军事方面，而是从军事延伸到经济和文化领域，一些国家甚至波及到政治领域，例如突尼斯的立宪运动（达斯图尔）。在经济领域，他们引进近代的机器设备，开办军用和民用工厂，发展出口经济作物；在文化领域，开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改造旧教育制度。但是，这些国家的近代化又是不完全的，或者说是残缺不全的，因为它们没有触动旧的经济基础，没有根本改革旧的上层建筑。这就埋下了改革夭折的根子。

由于传统经济和政治结构的保存，在统治阶级中形成了一个反对改革的、包括封建地主（奴隶主）、军政官僚和宗教首领在内的顽固集团。他们

①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近代部分上册，重庆出版社 1981 年，第 526 页。

② Robert July，A History of the Africa People（《非洲人民史》），New York 1980，p.411.

③ 理查德·格林菲尔德：《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第 154 页。

① 赖·腊伯马南扎腊：《马尔加什民族史》，三联书店 1972 年，第 61 页。

② Charles Lndres Julien，Le Maroc Face aux Imperialisme（《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摩洛哥》），Paris 1978， p.95.

反对一切新事物，抵制各种新措施的推行，甚至不惜上下勾结发动叛乱，形成对改革的集团性抗拒和扼杀。在推行经济、政治和军事近代化措施中，各国又均未形成一个牢靠的社会基础，主要是依靠少数改革派官僚，这些人难于跳出旧的窠臼。因此，出现了用封建军事办法管理近代化工厂、决策失误

（如突尼斯法里纳港的建设）、办事效率低，与外国商人谈判中上当受骗等弊端，乃至贪污腐化、用有限的资金购高档奢侈品、兴建豪华宫殿（如埃及、摩洛哥）等严重腐败现象。人民群众非但不能从开放改革中获得利益，相反改革时期的一切重负却落到他们身上，以致民怨沸腾，政局动荡，财政困难。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改革，实难付诸实施。

非洲国家的开放改革，特别是埃及实行的近代化措施，在东方国家中开风气之先，对土耳其、中国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都产生过影响①，开启了一些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序幕，也曾一度增强了本国的军事经济实力，至少推迟了这些国家沦为殖民地的进程。尽管就外部环境即国际大气候而言，当时世界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瓜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时代，还没有达到不容亚非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便是一例），但不可否认，资本主义殖民列强的干涉和侵略也是这些国家改革夭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一些欧洲列强口头上赞扬、支持非洲国家的开放改革（如法国之对埃及），但他们和非洲国家改革派的目标却是南辕北辙。非洲国家改革派力图通过开放改革，学习、引进欧洲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强兵富国，建立一个强盛繁荣的独立国家。著名伊斯兰教思想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指出：“摆脱欧洲控制的唯一希望，在于学习西方的方法，获得科学的观点，掌握西方技术，从而增强力量。”①而西方列强主要是英法两国则企图在支持开放改革的名义下，把非洲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法国驻突尼斯领事莱昂·罗什的使命，“是为了保证法国在突尼斯的势力，使二十年以来突尼斯走法国道路的进程加快速度”②。他们先是用外交的、经济的手段来达到这一目标，如不奏效，便在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发动政变和叛乱（如法国在马达加斯加），而军事侵略和征服则是他们最后的杀手锏。

在本时期内，非洲国家面临着新的压力、新的挑战，但也出现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潜力。一些国家抓住了新的机遇，迎接新的挑战，但没有顶住压力， 未能充分发挥新的潜力，在传统制度内部进行的改革尚未完成，就被殖民侵略者所扼杀，机遇丧失了，独立也丧失了。

1. 世纪 20 年代以前，非洲是生气勃勃的，除了北非和东非国家的开放改革之外，还发生了两起波及地区很广、历史意义深远的重大社会变革。

其一是伊斯兰圣战。它从 1804 年奥斯曼·登·福迪奥发动豪萨圣战开始，

到 1874 年萨摩里·杜尔建立瓦苏鲁帝国为止，历时 70 年，波及从乍得湖到富塔高原、从尼日尔河上游到喀麦隆高原的西非和中非。在圣战期间，伊斯兰教在撒哈拉以南传播，其深度和广度是以前几百年所不可比拟的。广大群众接受伊斯兰教特别是卡迪尼亚教派和提江尼亚教派的宣传，积极参加圣战。圣战之后，新政权都以伊斯兰教法治理国家，推广伊斯兰教文化，把伊

① 参见艾周昌、沐涛：《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在中国的反响》，载《阿拉伯世界》1987 年第 1 期。

① 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第 551 页。

② 让·加尼阿热：《法国对突尼斯保护权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 11 页。

斯兰教提高到统治阶级思想的高度。圣战不单纯是一次宗教运动，实质上也是一次政治统一和社会变革运动。经过这次圣战，结束了小国林立的局面， 形成了索科托、图库勒尔和瓦苏鲁三大国家。它们改革政治、法律制度；索科托还改革了社会经济制度，不但推翻了豪萨奴隶主的政权，还采取了释放奴隶的若干措施，没收了奴隶主的地产，开始建立以弗拉尼人为主的封建领主经济。

其二是南班图人的迁徙、融合和社会变革。南班图人的支族恩戈尼人在迁居南非的几个世纪中，实行农牧混合经济和锄耕农业，推广铁器生产工具， 引进玉米和蚕豆等高产作物品种，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贫富分化，为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打下了基础。白人殖民者在开普和莫桑比克的不断扩张，形成了对南班图人迫在眉睫的侵略威胁。丁吉斯瓦约及其继承者恰卡顺应历史的发展，起而领导恩戈尼人的改革和统一战争。他们改革政治、军事制度，推行同龄兵团制，建立了祖鲁王国。一些不愿臣服的部落分多路向北迁徙，最远者直抵维多利亚湖畔。通过恩戈尼族与其他各族的互相兼并、融合，在南部非洲和东非建立了许多班图人的国家和雏形国家，其中著名的有祖鲁、巴苏陀、斯威士、恩得贝莱、加扎等。他们多采用恰卡所创立的军事、政治制度，迅速向阶级社会过渡。

在这两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即使在欧美咄咄逼人的侵略威胁面前，非洲人民依然表现了非凡的历史创造力。把近代史上的非洲人民仅仅描写为历史的“被动者”和“客体”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尽管这些新建立的国家还未来得及按照预定的轨道进行改革或巩固改革的成果，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时代就到来了，但这些国家在日后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本时期内，非洲局部地区开始了结构性的变化。首先，在已沦为殖民地的国家（阿尔及利亚、南非、毛里求斯、留尼汪、塞拉利昂等），宗主国不仅建立了殖民地政治制度，而且着手破坏传统的社会经济制度，建立殖民地经济制度。殖民者大肆夺占土地，开办种植园和农场，或者使土地所有制个体化，其目的是摧毁旧的社会基础，使之变成宗主国的附庸。其次，在正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里，殖民者通过输入工业品、输出廉价的农业原料（棉花、花生、棕榈、丁香等），刺激了一批出口型（外向型）农业生产实体的出现。这是在非洲人原有结构范围之内进行的。再次，机器工厂在一些国家的军事工业、轻工业、加工工业中诞生。非洲的第一批近代化工厂是非洲国家为强兵富国而创办的。随后少数大商人开办一些工厂和手工工场。它们只局限于沿海非洲国家，稀疏存在于旧的经济结构的汪洋大海之中。应当指出，这种变革过程刚一起步就被欧洲殖民者所葬送。

四

19 世纪 70 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帝国主义瓜分和再瓜分非洲， 非洲国家（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以外）沦为殖民地的时期；是非洲殖民地制度初步建立，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出现的时期；也是反帝爱国斗争遍及全非，民族主义运动在某些国家初步兴起的年代。

1876 年的布鲁塞尔国际会议，揭开了瓜分刚果河流域的序幕，也可以说是瓜分整个非洲的序幕。因瓜分刚果河流域而形成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尖

锐冲突，导致了 1884—1885 年柏林会议的召开，这是瓜分非洲进入高潮的标志。1898—1902 年的英布战争是帝国主义再瓜分非洲的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它的非洲属地被再瓜分后，非洲政治地理相对稳定下来。帝国主义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把非洲瓜分殆尽，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尚保持政治独立之外，所有的非洲国家都变成了殖民地和保护国。

这场瓜分非洲领土狂潮的到来，其根源在欧洲，概括地说，就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及其伴随而来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加剧的结果。在瓜分非洲的过程中有两对并行的矛盾，即帝国主义争夺非洲领土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和非洲人民之间的矛盾。

索尔兹伯里在 1891 年回忆道：“当我 1880 年离开外交部时不曾有人想

到过非洲，可我 1885 年重返外交部时，欧洲国家之间为要得到非洲某块领土而争吵不休。”①把帝国主义瓜分非洲而产生的矛盾说成是“争吵”，未免有点轻描淡写。这种虎狼之争是很尖锐的，经常剑拔弩张，横刀相向，有时则大动干戈，法绍达冲突、摩洛哥危机、英布战争便是如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帝国主义之间是以喋喋不休的争吵来达成瓜分协定的，他们拿非洲人的领土主权作筹码，互相“馈赠”山川湖泊。其结果，非洲人民的领土主权被任意买卖，他们原有的疆界被任意割裂，各族的自然联系被切断，埋下了无数的领土、边界纠纷，至今仍困扰着非洲。

列强在瓜分非洲中所能得到的份额，最终是以他们的实力和他们夺占的领土为转移的。因此，帝国主义在瓜分非洲中都奉行“抢先占领”的原则。他们为此而使用各种卑劣伎俩，主要是和平渗透和武力征服，但归根结底还是靠武力。不过在柏林会议后的大角逐中，和平渗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列强向一切尚未瓜分完毕的非洲国家派遣传教士、探险队或特许商业公司，用欺骗的手段同非洲各国的君主、酋长、头人签订协定、条约，以作为“有效占领”的证据。这类协定或条约有两种，一种是欧洲政府出面签订的，另一种是私人组织签订的。这类协定便成为列强在会议桌上讨价还价的资本。当然，这只是侵略非洲各国的第一步，紧随其后的就是步兵、炮兵的血腥占领。

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了全非洲，过去从未见过白人的内陆也领教了鼓吹“文明”、“人权”的欧洲资产阶级抢劫、杀人的凶残。因此，殖民主义者同非洲人民的矛盾在非洲每一个地区都上升到主要的地位。非洲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几乎遍及整个非洲大陆，并出现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新力量和新形式。

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时期，由传统政权领导的抵抗运动仍然是反殖反帝斗争的主要形式。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埃塞俄比亚的抗意卫国战争，1882—1885年和 1894—1898 年马达加斯加的两次抗法战争，萨摩利、贝汉津（格比达西）、腊巴赫分别领导的达荷美、乌阿苏鲁和博尔努的抗法战争，祖鲁王国、马塔贝莱王国、阿散蒂王国（1900 年的第八次阿散蒂战争）进行的抗英战争。这些由统一的国家领导的反侵略战争，就其全民性、组织程度和形式以及武器装备而言，都达到了非洲近代时期反侵略战争的最高水平。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在宗教形式下发动的反殖运动。其中一种以伊斯兰教圣战的形式表现出来，如苏丹马赫迪起义（1881—1900 年）、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桑领导的索马里圣战（1899—1920 年）、塞努西教派在中苏丹和

① 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第 75—76 页。

利比亚领导的抗击法、意的斗争。宗教运动的第二种形式是在传统宗教的旗帜下发动的反殖斗争，其典型的例证便是坦桑尼亚的马及马及起义（1905— 1907 年）。起义的组织者金吉基蒂勒不仅宣传祖先在天之灵不死，它会来拯救人们，而且用传统的宗教方法组织和发动群众。第三种形式便是从基督教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立的土著基督教会，例如尼日利亚的土著浸礼会、南非的埃塞俄比亚教会运动、尼亚萨兰黑人浸礼会，并由奇伦布韦领导了反英起义（1915 年）。这类宗教外衣下的反殖反帝斗争，本质上是下层人民群众的起义。

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也在这一时期开其端。由于非洲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主要兴起于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相对比较发达的国家。1879 年，埃及成立了非洲历史上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祖国党，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领导了埃及的立宪运动和抗英战争（1882）。英国占领埃及后，以卡米勒为首成立了新祖国党，提出了依靠自己力量“实现民族独立”的口号，并建立了祖国党领导下的工会、农会，用以发动群众。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在西非的塞内加尔、黄金海岸、尼日利亚以及埃塞俄比亚和马达加斯加，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年都出现了民族主义团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12 年成立的南非非洲土著人国民大会（后改名非洲人国民大会），它是南部非洲第一个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组织，成为长期领导非洲人民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核心。这个时期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涌现了一批民族运动的新型领导者和组织者，出现了示威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罢市、抵制运动等新的斗争形式，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斗争口号。这一切表明，非洲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斗争正从自发的旧式斗争走向新的有比较明确的民族民主要求的自觉斗争。

在本时期内，尽管非洲人民进行了十分英勇的斗争，但几乎所有类型的反殖反帝斗争（除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之外）都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非洲民族力量远远弱于帝国主义力量这一客观情况所决定的。此后，非洲各国的原有统治阶级大都投降和依附于殖民政权，退出了领导民族运动的舞台，旧式的反殖斗争相对趋于平静，而新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正处于组织的初期。因此，在近代时期结束之前，出现了新旧两种斗争形式的并存，非洲大陆普遍呈现出暴风雨前夜的相对沉寂。但是，民族仇恨的种子深埋在非洲人民心中，新的阶级力量正在组织起来，这种沉寂仅仅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将点燃更炽烈的火焰，以更新的面貌和力量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

帝国主义在瓜分和侵占非洲国家的同时，以南非、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等地已建立的殖民制度为蓝本，着手系统地建立殖民统治制度，以加强对非洲各族人民的统治和剥削。殖民统治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 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长期的零敲碎打的调整过程，但到近代时期结束前，它的基本特征已经显露出来。各个帝国主义（英、法、德、意、比、葡、西） 对非洲国家的统治制度各有其特点，这是由宗主国的不同国情以及各殖民地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差异所造成的，但它们仍有共同的特征。

在政治上，非洲各国（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之外，下同）都丧失了主权。主权的体现者不再是非洲国家的君主和酋长，而是欧洲各国的国王或总统，各种政策的决策权都掌握在欧洲各国的殖民部、外交部或内政部手中。派驻非洲各地的总督及大大小小的行政长官是实际的统治者，他们专横地统治着非洲人民。即使在实行间接统治的地区和国家，非洲的土著统治者也得

唯殖民官吏之命是从。用卢加德的话来说：“土著首领不应作为独立的统治者，而应作为附属的统治者统治其人民。”①由于政权的丧失，非洲国家相应地丧失了军权、司法审判权、关税自主权和税收权。殖民者使用他们掌握的这些权力，残酷镇压非洲人民的反抗，压榨非洲人民的血汗。

在经济上，宗主国垄断资本在非洲各殖民地国家设立银行和贸易公司， 发行货币，操纵金融和内外贸易，大量掠夺土地，开办白人农场或种植园， 把非洲人沦为佃农、雇工或流动劳工。殖民政府用经济和超经济的强制，迫使小农种植出口作物（可可、棉花、丁香、棕榈、花生、剑麻等），由宗主国商业公司垄断收购、加工、出口和规定价格，开采矿山，控制交通命脉（内河航运、海运和铁路）。矿山的开采和铁路的修建，如同白人农场一样，主要是靠劳役制度征集来的所谓“合同工”以及流动劳工从事劳动。

在文化上，殖民政府力图泯灭非洲人的民族文化，实行奴化教育制度， 向殖民地年青一代灌输种族主义思想。

尽管非洲的殖民统治制度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才最终确立，但其基本特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是更加细致和完整而已。

垄断资本为了把非洲殖民地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宣布释放奴隶，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破坏封建的、村社的土地所有制， 抢占大片土地，发展出口型农业，把小农捆在垄断组织的经济网络之中；他们修建港口、公路、铁路、市政工程，设立银行、贸易公司，开办加工工厂和矿山。所有这一切，都是受垄断超额利润所驱使，是以千百万非洲人的赤贫、破产、饥饿和死亡为代价的。但是，他们在客观上促使非洲旧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推动商品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这是在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局部地区已经开始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的继续。

垄断资本家的目的不是要把非洲变成资本主义，而是将其变成殖民地社会，因此他们通过垄断信贷和资金，控制市场和价格，掌握技术和设备，以及交通运输，竭力限制、阻挠和打击非洲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加纳民族采金业的一波三折①，塞内加尔 500 个经营进出口贸易的非洲人团体的衰落，埃及棉纺织业的马鞍形发展，都是明证。但是，垄断资本又不可能绝对地和长时期地阻挠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经历了帝国主义占领初期的打击之后，民族工商业依然艰难而缓慢地有所发展，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为之提供了一个较快发展的机会。

随着殖民统治的建立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初步变化，非洲的社会阶级关系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封建统治阶级、酋长等等绝大多数投向了帝国主义，成为外国殖民者的附庸，即所谓“效忠型酋长”。在出口型农业发达的地区，村社开始缓慢瓦解，村社社员向两极分化，或者成为小农和富农，或者变成雇工和佃农。在一些国家，奴隶制虽已宣布废除，但奴隶依然存在， 数量大大减少了。在白人种植园和农场劳动的非洲人，名为“自由人”，实际上是变相的奴隶。城镇在本时期内有较快的发展，特别是港口城镇逐渐变为经济中心。在城镇中，正在出现或形成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

① Margery Perham，Lugard，The Years of Aurthority，1898—1945（《当权年代的卢加德》），London 1960， p.469。

① Adu Boahen，Ghana，Evolution in Ninetieth and Twentieth Century（《加纳：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演进》），

Longman 1975，pp.90-91.

子阶层。随着垄断资本开办的港口、铁路、市政工程、加工厂和矿山的发展， 在非洲许多国家开始出现第一代土著产业工人。由于非洲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格局依然严重存在，北非民族资产阶级和南、北非的无产阶级人数较多，力量较强，而在非洲内陆的许多国家则几乎没有出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的地区甚至尚未受到殖民侵略的影响。分析这个时期的社会变革及阶级关系的变化，应依据各国的不同情况加以具体考察。

五

非洲近代文化可以分三方面来考察。

第一，伊斯兰教继续向撒哈拉以南扩展，特别是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 70 年代的圣战，不仅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而且伊斯兰教的习俗、法规在许多西非、中非国家得到普及。在豪萨圣战中开始形成的阿拉伯——豪萨文学， 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同豪萨文化相互渗透、吸收和融合的产物。北非阿拉伯国家仍然受到伊斯兰传统思想的禁锢，文学上墨守成规，摹仿古文，以韵文为佳作，内容贫乏，缺乏生气。由于殖民主义的入侵、基督教向东方的渗透以及阿拉伯国家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伊斯兰教内部出现了革新和论争。这一方面表现为苏菲派、卡迪里亚派、提江尼亚派等激进派别的活跃，另一方面表现为伊斯兰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

第二，在殖民主义入侵以前的黑人国家中，黑人文化继续沿着自己的传统向前发展，雕塑、音乐、舞蹈、口头文学都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准，许多艺术品栩栩如生。在受到殖民侵略的地区，民间口头文学反映了非洲人民对殖民侵略和黑奴贸易的憎恨。近代非洲黑人文化，特别是音乐、舞蹈、民间文学，对欧美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19 世纪初叶以降，由于民族的危亡、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和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影响，在许多非洲国家先后兴起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民族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他们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反对专制，主张改革；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主张各个民族

（或种族）互相平等。这个时期的文学题材扩大了，其内容反映了时代的脉搏、民族的感情和作家的亲身感受，吹起了反对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号角。

悠久的中非关系，从 16 世纪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自从殖民者东侵以后，传统的海上和陆上交通贸易通道遭到破坏，新的海上交通和贸易被欧洲人所控制，过去那种繁荣的直接海上贸易为欧洲商人充当中介的间接贸易所代替。古代独立国家之间的友好官方关系也遭到破坏，代之而起的是非洲殖民政府同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之间的官方关系。但是，中非人民之间的友谊不但未曾中断，而且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反殖反帝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激励、互相支持，成为近代中非人民友谊的鲜明特点。中国人民希望非洲人民早日强盛起来。早在 19 世纪中叶，中国著名学者魏源就曾预言：“焉知异日（非洲）不横被六合，与欧罗巴埒欤？”①这一期待正在和将要成为现实。

① 艾周昌编注：《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第 16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