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近代非洲和中国

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但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先后侵入非洲和中国以后，中非关系出现了某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东西方新航路的开辟，使中国人同非洲的交往从原来的北非、东非渐次扩大到南部非洲以及西非、中非；昔日的船队贸易和贡使贸易遭到破坏，通过西方国家的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贸易成为中非贸易的主要形式；殖民者的入侵，使中国同非洲国家的官方关系由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演变为经由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插手的官方关系，但直接的民间往来并未中断；在此期间出现的华裔和华工构成了非洲最初的华人社会，他们与当地人民命运与共，为所在国的发展与中非友好作出了贡献。从 16 世纪初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400 年间，是中国与非洲各国共同遭受殖民侵略和统治的时期，中非人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中非交通和贸易的变迁

1498 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航行到印度的卡利库特。这不只是开辟

了一条东西方的新航路，而且是 400 多年东西方新格局的起点。从此开始， 欧洲殖民主义者不断用武力打开亚非国家的大门，使之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同时破坏了这些国家之间传统的交通、贸易和文化联系，代之由他们垄断和支配的间接贸易和文化关系。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中非友好关系的通道有两条：一是陆路，即著名的“丝绸之路”。据明史记载，正统六年（1441 年），埃及马木路克王朝国王阿失刺福曾遣使至明，“自后不复至”①，中非之间的陆路交通便就此中断了。二是南海海道，又称“海上丝绸之路”或“香料之路”。宋朝以降，海上交通已取代陆路成为中非之间交往的主要通道。葡萄牙殖民者东来之后，相继占领了东非的莫桑比克、索法拉、桑给巴尔、基尔瓦、蒙巴萨等城邦、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印度沿海的果阿、第乌、达曼、孟买等地，并在 1509 年击败埃及和印度的联合舰队，控制了中非古代海上交通的印度洋一侧。1511 年葡萄牙侵占马六甲，1517 年入侵广东，1553 年强租澳门，控制了中非海上交通的太平洋一侧。他们霸占这些海上要津，袭击和抢劫各国商船。本来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可以自由航行的中非海上交通被葡萄牙人垄断了，中国和非洲的海上直接往来受到阻隔。《明史》记云：满剌加（马六甲） “自为佛郎机（指葡萄牙）所破，其风顿殊，商船稀至，多直诣苏门答腊。然必取道其国，率被邀劫，海路几断”①。

古代中非航路的被破坏，导致中国同东非和北非的直接贸易中断，由阿拉伯人作中介的转口贸易也一落千丈。厄梅尔·塔利布在 1625 年写道：“在过去，印度、信德和中国的货物照例都是先来到苏伊士，然后经穆斯林的手分发到世界各地。但是，如今这些货物都已由葡萄牙、荷兰和英国船只载运前往法兰基斯坦，再由那里分运到世界各地。”②

①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四。

① 《明史》，卷三二五，《外国传》六。

② 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第 34 页。

非洲同中国的间接贸易不但未曾中断，而且范围有了显著的扩展。晚明和清初的瓷器在非洲大量出土就是明证。它们分布于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赞比亚、马拉维、博茨瓦纳、毛里求斯、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南非、圣赫勒拿等地。例如，在肯尼亚发掘出 1300 片中国瓷器，以明末清初的青花瓷居多③；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现了数千片明清青花瓷和彩瓷。

16—19 世纪的中非间接贸易与海上航线的变化密切相关。从 16 世纪初

到 17 世纪初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葡萄牙虽然霸占了印度洋和太平

洋上的海上要津，但并未完全把阿拉伯商人从中介贸易中排挤出去。据 1512

—1515 年在印度马六甲活动的葡萄牙人皮瑞斯记载，两地有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东非基尔瓦、马林迪、摩加迪沙、蒙巴萨和埃及的商人，从这里运走大量商品，其中包括中国的瓷器④。当然，葡萄牙人在中非间接贸易中起着主要作用。他们沿澳门（或南洋）—马六甲—印度—东非—好望角航线，把中国瓷器及其他产品输往非洲各地。例如，昌加米尔出土的中国瓷器是从葡萄牙人的商站卢安兹和丹巴拉尔输入的①。

1611 年，荷兰人开辟了一条从好望角直达巽他海峡的新航线。这条航线也延伸到中国，成为亚非之间的主要航线之一。18 世纪谢清高附番舶到欧洲就是经由这条航线。他说：“凡大西洋各国船回祖家，必南行经噶喇叭至地问，然后转西少北行”，约一月可到毛里求斯，最后到荷兰所辖之峡山（好望角）②。当时还有中国人在荷兰船上当手水，但只准他们到好望角，“别配船转，不令往其祖家（荷兰）”③。

荷兰人为垄断这条避开东非沿海的航线和东西方贸易，排挤葡萄牙人， 1631 年夺取毛里求斯岛，1652 年建立南非开普殖民地，作为中途补给站；同时，在亚非占领了香料主要产地——印度尼西亚，进而窥伺中国。1604、1607 和 1622 年，荷兰人三次来华贸易，均未成功。1622 年，他们侵入中国澎湖， 1624 年占领台湾，进行走私贸易，抢劫中国东南沿海。这样就形成了从中国东南沿海台湾经印尼到好望角的中非贸易路线。荷兰转贩中国货物（丝绸、瓷器、棉布等），有间接和直接两种贸易形式。间接贸易是在印尼转贩中国商人的货物。明史指出：“万历中，福建商人，岁给引往贩大泥、吕宋、咬

■吧者，和兰人就诸国转贩。”④直接贸易就是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 1762 年在广东建商站进行合法贸易。荷兰人购买的中国瓷器、丝绸中的一部

分销往非洲各国。例如，毛里求斯在 1655 年曾向巴达维亚（雅加达）订购了100 件中国粗瓷盘、50 件瓷碟、50 件大瓷碗、50 件小瓷杯①。1678 年和 1681 年，有中国瓷器运到开普敦的记载。

法国人又开辟了一条从好望角经马斯克林群岛到印度至中国的航线。

③ 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 1987 年，第 15 页。

④ G.S.P.Freeman-Grenvile，The East Africa Coast：Select Documents，From the Ear-lier to Nineteenth Century

（《东非海岸》），Oxford 1962，p.126.

①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剑桥非洲史》），vol.3，p.596.

② 《海录注》，中华书局 1955 年，第 60 页。噶喇叭，即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地问，今帝汶。

③ 王大海：《海岛逸志》。

④ 《明史》，卷三二五，《和兰传》。

① 马文宽、孟凡人：前引书，第 35 页。

1643 年，法国占领留尼汪，1715 年占领毛里求斯，从而为以马斯克林群岛为中继站的航线奠定了基础。1793 年以后，法国政府规定新印度公司所属的船只每年从中国返航时应有一艘开往马斯克林群岛，供应中国的丝绸、棉布、瓷器等②。法国商人还以马斯克林群岛为中转站，向马达加斯加、东非沿岸转贩中国商品。例如，法国商人曾为马达加斯加隆卡拉瓦王国的国王从中国带去了贵重的花瓶、漆雕御座③。

由于上述两条航线均避开了东非海岸，不仅阿拉伯商人在中非贸易中的作用进一步降低，就连葡萄牙人的主要中间商的地位也被荷兰、法国、英国所代替。19 世纪初年英国相继夺占开普敦和毛里求斯以后，英国则成为中非贸易的主要中间商，贸易额大幅度增长（参见下表）④。殖民列强商业地位的变化，是与他们自身的荣辱盛衰密切相关的。

衰落达三个世纪的中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太平洋—印度洋—红海航线），到 19 世纪中叶出现了转机。1851—1856 年，英国人修建了亚历山大至苏伊士的铁路。1867 年，王韬赴欧，改走红海到苏伊士，转铁道至亚历山大，再转船到欧洲。他赴欧时，苏伊士运河正在开凿，其《漫游随录》精辟地总结了近代中非交通的变迁。“昔时英人东来之海道，皆绕好望角而至中华。自咸丰年间，始由亚丁直抵红海，陆引百七十里而至地中海，计程可近数万里，诚捷径也。

毛里求斯从中国和香港进口统计

（单位：毛里求斯卢比）

于是好望角形势之雄，遂成虚设。逮至苏伊士运河一开，东西轮船均可直达， 局面又一变矣。地势无常，可胜慨哉。”1869 年，苏伊士运河建成通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新成为中国与北非、东非各国交往的主要通道，中国同非洲阿拉伯国家的贸易获得了新的发展。中国除出口丝绸、瓷器（因欧洲仿造成功，出口量减少）外，茶叶成了新的大宗商品。如中国 1903 年向埃及等地

出口红茶 1416 担，1904 年增至 6209 担，砖茶为 38405 担。但直到 20 世纪初，不论是海上交通还是贸易，依旧控制在西欧殖民国家特别是英国手中。

二、澳门黑奴

② 奥古斯特·图森：《马斯克林群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66 页。

③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4，p.465.

④ 据毛里求斯殖民地蓝皮书（1878—1938）统计。

绕道好望角的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把黑人也贩运到亚洲和中国。16 世纪初葡萄牙侵扰中国广东、福建、浙江沿海期间，曾驱使黑人充当炮灰。明朝提督闽浙海防军务的朱■在上奏中多次提及，如 1548 年 5 月在上虞县俘虏了三名“黑鬼奴”，其中一名叫“嘛哩丁牛，三十岁，咖呋哩人，被佛郎机番自幼买来”；俘虏最多的一次有 46 名①。

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一样，也使用非洲黑奴充当侵略中国的炮灰。万历年间荷兰侵略澎湖列岛和台湾，都曾使用黑人。据张燮《东西洋考》记载：“和兰长技惟舟与铳耳⋯⋯其役使，名乌鬼。”②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在广东通商口岸从事贸易，也役使黑奴，或作仆役， 或搬运货物，看管仓库等等。澳门同知王衷说：“夷人（指葡萄牙人）自有黑奴搬运家私，移顿货物，实可无庸雇请者。”但当地挑夫对此不满，”竟有拦街殴夺，起衅争端”，因此他建议：“至黑奴搬运家私什物，应听该夷人自便。挑伕倘有拦阻混争，地方官出示查禁，有犯即行究处。”③欧洲人也把黑奴带到了广州，在商馆内看货、守门、挑水、挑货。到 19 世纪初年，因各国商人来者益众，两广总督才奏请改变做法，由外商买办代为雇请中国民工干活。

在欧洲人军队和商馆中的黑人，来华均具临时性，而在澳门的黑人则为长驻。工部尚书杜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巡视澳门时指出：“黑鬼⋯⋯世仆隶耳。”④葡萄牙强租澳门以后，大批黑人随之而来，形成了澳门白主黑奴的局面。据薛馧《澳门记》载，那里的黑奴不仅有男的，也有女的。估计， 从嘉靖三十年（1551 年）到 18 世纪中叶，黑奴在澳门者约为 2000 人左右，

19 世纪初增至 3000 人左右⑤。

在澳门的黑奴，主要从事仆役和运输。他们像世界其他地方的黑奴一样， 受到殖民者的残酷虐待。据载，白人“食余，倾之一器，如马糟，黑奴男女以手搏食”；“黑奴男女皆衣布，无冠履”①。主人还可以任意处罚他们，“若主人恶之，锢其终身，不使匹配”②。

明清两朝在管理澳门事务中，先后对黑人作出了若干规定。如不准黑人进入中国内地，不准黑奴赊购货物，也不准华人收买黑人物品，违者逐出澳门；黑人犯法，由中国官宪审判，然后发回澳门由葡萄牙人处理，如果葡萄牙官吏庇匿不解，也要受到惩办③。

葡萄牙人贩运黑奴到澳门持续了几百年，但中国人一直不知其来自非洲，还以为“欧罗巴人种有黔晳云”④。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对

① 朱■：《甓余杂集》，卷二、卷四。佛郎机指葡萄牙；咖呋哩，係 kaffir 之对音，欧洲人对一部分南班图人的称呼。

② 乌鬼是对黑人的一种蔑称。

③ 豫堃编：《粤海关志》，卷二九，《夷商四》。

④ 杜臻：《粤闽巡视纪略》。

⑤ 参见艾周昌：《非洲黑人来华考》，《西亚·非洲》1987 年第 3 期。

①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

② 阮元：《广东通志》，卷三三○。

③ 印光任、张汝霖：前引书。

④ 魏源：《海国图志》，《小西洋利未亚洲各图志》。

外开放，才知道澳门黑奴都从非洲贩来⑤。中国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贩奴之恶俗⑥，指斥欧洲奴隶贩子为“匪徒”，说他们“驾船载火器，而以美酒玩物” 诱贩人口，“收奴三四万口拥挤下舱，线缕桎梏，闷不通风，臭气染病”， 以致造成“死者不计其数”⑦。

欧洲殖民者侵略亚非以来，非洲黑人来华虽未中断，但他们是作为欧洲殖民者的奴隶来华而居于澳门的。中国政府明令禁止黑奴入内地，根本无所谓中国人贩卖和蓄养黑奴之事。相反，中国人也是殖民者掠卖为奴的对象。

三、从华奴到华工

葡萄牙、荷兰殖民者一方面把黑奴带到中国充当炮灰和仆役，另一方面又掳掠中国沿海居民为奴。葡萄牙殖民者常在广东沿海“招诱亡命，略买子女”①。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彼得逊建议“遣战船，往中国海岸，尽量捕其男女幼童以归”②。葡萄牙以澳门为基地，荷兰人以台湾为据点，劫掠大量华人，贩卖到异国他乡为奴，其中也有输往非洲阿尔及利亚、东非沿海、毛里求斯和南非者。1622 年就有中国奴隶在阿尔及尔的记载③。1638 年，荷兰把一批华奴送到毛里求斯。1740 年，荷兰在印尼大规模逮捕、屠杀华侨，其中一些人被贩卖到开普殖民地为奴隶。但华奴的人数每年从未超过 100 人④。明清两朝严禁欧洲殖民者贩卖奴隶。万历年间曾明令：“凡新旧夷商不许收买唐人子女，倘有故违，举觉而占吝不法者，按名追究，仍治以罪。”⑤清承明制， 于乾隆九年（1744）详定条例，严禁殖民者贩卖人口。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和中国政府的打击，欧洲殖民者贩卖华奴之事才未酿成大规模的恶行。

工业革命后，奴隶劳动不如自由劳动有利可图，这已被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论证。黑奴在世界各地掀起的反抗运动，废奴运动的强大舆论压力，迫使欧美各殖民国家相继禁止奴隶贸易。于是，为种植园寻找新的劳力来源而产生了契约劳工制度，华工由此应运而生。第一批被拐骗到非洲的华工都送到昔日的奴隶种植园（农场）地区。1783 年，132 名华工由广州运到了毛里求斯岛，其中有 19 名技工；1784 年，又来了 12 人。1810 年，法夸尔任毛里求斯总督，极力鼓吹使用华工，并委托 19 世纪初来此的陆才新（？—1874）

回国招工。五年后，他带 5 名工人同返毛里求斯，他成为华侨向毛里求斯移

居的担保人。以私人招工形式吸引华工，看来收效不大。据 1830 年的人口调

查，华人才 26 名①。留尼汪是另一个实行种植园制度的印度洋岛国，也是招

募华工较早的国家。1844 年，法国从槟榔屿招募 54 名华工至此，契约期为 5

⑤ 徐继畲：《瀛环志略》，《阿非利加》。

⑥ 《亚非利加洲志》，第 2 页。

⑦ 阙名：《每月统纪传》。

① 《明武宗实录》，卷一五八。

②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第 162 页。关于荷兰人掠掳华人的具体情节，可参见《东印度航海记》，第

86—96 页。

③ C·R· 博克塞：《明末清初华人出洋考》，载《中外关系史泽丛》，海洋出版社 1984 年，第 91 页。

④ 方积根：《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第 227 页。

⑤ 印光任、张汝霖：前引书。

① 奥古斯特·图森：前引书，第 285 页。实际人数可能不止于此，因许多华人加入了其他亚裔人社会。

年②，次年，法国商人直接从厦门招募 180 名华工至留尼汪，到 1901 年为止

总共从福建招募了约 3000 人③。

圣赫勒拿是大西洋上实行奴隶种植园制的一个岛国，也是招募华工较早的地区。英国禁止奴隶贸易之后，占有该岛的东印度公司不能再从非洲获得奴隶，劳动力供应发生问题。于是，1810 年，东印度公司驻圣赫勒拿长官委托该公司驻广州商馆大班代招一批中国工匠和农伕。当年非法从广州召来100 多名华工；从 1811 年到 1815 年，每年约招来 150 人左右。1815 年以后， 拿破仑被流放到该岛。岛上大兴土木，更感劳动力不足，希望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将招工数额从 150 人左右提高到 350 人。1816 年，它招足了 350 人，

以后三年每年都有 300 名左右的华工抵达圣赫勒拿。1820 年，它招募 20 名

华工，被清政府查获，结果交了 1000 两银子才将华工私运到圣赫勒拿岛。1821 年，它又招 36 名④。1874 年容闳访问该岛时发现，“居民中有我国同胞数人， 乃前乘东印度公司船以来者，年事方盛，咸有眷属。”⑤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列强为了改变非法招工的不利局面，强迫清政府在北京增订续约，规定“凡有华民情愿出口”，“立约为凭”，清政府不得禁阻。从此，英法等国商人在中国沿海拐贩华工出洋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随着英法等殖民国家加紧对非洲的侵略，他们也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去建设港口铁路和开采矿藏。早在 1858 年，法国就从广州招募了 173 名华工到塞内加尔修筑铁路。1879 年，法国驻广州领事援引中法《北京条约》第九款的规定，要求准许法国商人招工。1880—1882 年，他从广州、汕头和上海招去了大批华工，这些华工都参加了达喀尔—圣路易铁道的建设。

法国占领刚果以后，决定修建海滨到布拉柴维尔的铁路。为此，法国商人在中国雷州半岛各县招募 500 余人，分批运往刚果，参加铁路建设，许多人因劳累和患病而死。

法国占领马达加斯加后，立即招募华工修筑塔马塔夫—塔那那利佛公路。1896—1897 年间，他们共从中越边境招募了四批华工计 3003 人①，每批工作一年，期满即行回国。1901 年，法商魏池受马达加斯加殖民政府的委托， 与福建洋务局签订了《马大加司加招工合同》，拟招 1500 人赴马种植甘蔗和做“官工”，即修建公路和铁路。合同规定，三年为期，期满回同；每日做工 8 小时，每月工银 10 元，饮食、住宿和医药悉由法官办给②。这可能是为

非洲招募华工而签署的第一份官方合同。但在 1901 年，实际上只有 764 名华

工被招至马岛，除 280 人参加修筑铁路外，其余分配到各地公共建筑部门和农业部门。修筑铁路的华工死亡率高达 76.90%③。大批华工的得病和死亡， 引起了家属和群众的不满，纷纷要求清政府加以营救，惩办魏池。闽侯知县仅惩办了几个替魏池招工的地痞了事，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保护华工。

德国占领坦噶尼喀以后，于 1892 年从新加坡招募 240 名华工去巴加莫

② 方积根：前引书，第 456 页。一说 53 人，参见《华侨志（留尼汪岛）》，台北，第 15 页。

③ 《华侨志（留尼汪岛）》，第 17 页。

④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 8、9、10 辑，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254—256 页。

① 方积根：前引书，第 392—393 页。

② 《中外约章新纂》，卷一。

③ 方积根：前引书，第 404—405 页。

约；同年又从澳门、1896 年从汕头、1902 年从澳门、1907 年从新加坡为东非德国种植园公司招募了几批华工。1905 年，德国从山东招到 60 名身强力壮的中国男子，送往坦噶尼喀当警察①。

刚果自由邦成立后，比利时殖民者着手修建马塔迪—利奥波德维尔铁路，并派人到中国招工。1892 年，他们勾结澳门的葡萄牙劳工贩子，招到 542 名华工；随后又暗中派人到琼州、汕头一带招工，陆续运往比属刚果。这条铁路 1889 年开工，1898 年建成，由于地形复杂、气候恶劣，特别是比利时资本家不顾工人死活，大批筑路工人（黑人和华工）死于黄热病、尿血、赤痢、天花和中暑②。1898 年，利奥波德派使臣到北京，与李鸿章签订《中国与刚果国专章》，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刚果自由邦的招工合法化，但该条约未经批准生效。比利时殖民者招募华工之心不死，1904 年从澳门招到一批华工去修筑铁路③，1906 年又从香港招了 500 余人④。1911 年，比利时开始大规模开采加丹加铜矿，又打算招募华工去该地开矿。比利时驻天津总领事狄西尔写信给开滦矿务局经理那森，说：“卡坦加（即加丹加）地方的大型企业因雇工困难，想要招募黄种人到那边矿上去做工，⋯⋯准备和中国当局订立输出几万名华工的合同。”①那森在 1912 年给狄西尔的回信中曾提出了六点建议，但此事可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未成。

欧洲殖民国家招收华工赴非，最大的一次当推英国招募华工到南非开采金矿。英布战争期间，南非黄金矿区被战火波及，黑人矿工离散，战后恢复生产时顿感劳动力缺乏。英国资本家提议招募勤劳智慧、工价低廉的华工， 得到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的认可。经清政府驻英大使与英国政府谈判，1904 年 5 月 13 日双方缔结了《保工章程》。还在谈判期间，南非矿业公司就同在华的英国公司、洋行（称大包商）签订了招工合同，由这些英国公司和洋行再找一些中国掮客（小包商），以诱骗的方法招工。《保工章程》一签订， 第一批华工就于 5 月 25 日从香港启程。6 月 27 日，开滦矿务局招的第一批华工也从秦皇岛运往南非。1904—1907 年，英国总计招工 63811 人，其中从秦皇岛启程者 43258 人、天津 4139 人、烟台 14675 人、广州—香港 1741 人②。

华工在德班登陆后，立即被运往兰德金矿。他们在那里受到残酷的剥削和非人的待遇，住的苦力宿舍由白人看守，不得擅自离开，否则就要判刑、罚款或判做苦役。按合同规定，华工只准做粗工，即爆石、打眼、扛矿石上车等，每天工作 10 小时，但矿主经常违反合同，延长工作时间，有的长达

12 小时以上。华工工资只及欧洲人同工种工资的八九分之一，而矿主还不按合同规定发给，从中多方盘剥。劳累至极的工作，奴隶般的生活，使成百成千名华工暴死异乡，仅 1904 年 5 月—1906 年 12 月就死亡 2485 人、残废 3787 人①。连英国报刊也承认：“南非工价日仅二先令，其佣值廉贱若是，而又待遇苛虐。工事不竣，则必加扑责，或处以他刑。此实残酷已甚，无怪其他华

① 陈翰笙：前引书，第 273 页。

② Rohest Cornevin， Histoire Du Congo（《刚果史》），1970，p.160.

③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书》）， vol.6，1911-1912，p.924.

④ 陈翰笙：《猪仔出洋—七百万华工是怎样被拐骗出国的》，《百科知识》1979 年第 5 期。

① 艾周昌编注：《中非关系史文选（1500—191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第 265 页。

② 陈翰笙：前引书，第 252 页。

① 陈翰笙：前引书，第 252 页。

人之怒也。”②被激怒的华工最初相约怠工，要求矿主按合同支付工资；当军警前来镇压时，怠工往往演变为罢工。例如，拥有 1300 名华工的北兰德芳汀

矿曾选出 53 名领袖与矿主谈判。谈判破裂后，全体工人从 1905 年 3 月 29

日起实行三天怠工，每天爆破的石方不超过 12 英时。矿主召来警察，逮捕并监禁了工人领袖。全体华工则团结一致举行罢工，终于迫使矿主释放了工人领袖，答应按合同支付工资③。到南非的六万余名华工，三年后都陆续期满回国。

据现有资料估计，从 18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 30 年代，被招募到非洲的华

工人数当在 10 万人以上。他们的足迹遍及全非，主要在南非、留尼汪、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圣赫勒拿、刚果、扎伊尔、塞内加尔等国。他们为兰德金矿生产的恢复和非洲国家许多重大工程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在许多国家垦荒开地，建立经济作物种植园， 把中国农业的优良耕作技术传播到非洲。例如，华工在留尼汪等地试种茶叶获得成功，在南非开普种植水稻获得高产。他们和非洲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遭受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绝大部分期满回国，少数留在当地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些人还与非洲人结婚，在当地安家落户。

四、从《海录》到《三洲游记》

16 世纪以后，中国到非洲游历的学者、政要、商人、旅行家比古代更多， 他们根据亲身见闻所写下的游记和回忆录也比古代更多。这些文献既增加了中国人民对非洲的了解，也是研究近代非洲的宝贵资料。

据目前所知，游历非洲最早的中国人可能是樊守义。他于 1707 年随艾若瑟赴欧，1719 年返回，两次路过好望角，著有《身见录》，记其见闻，但极简略①。1782—1795 年间，谢清高附番船出洋，后口授其见闻，成《海录》一书。书中记述了妙哩士（Maoritius，今毛里求斯）、麻沙密纪（Mozamique， 今莫桑比克）、峡山（好望角）、散爹哩（StHelena，今圣赫勒拿）、■辇

（Guinia，今几内亚湾）等地，言简意切。例如，他说好望角“为荷■所辖⋯⋯ 舟行经此，遇风过猛，必须稍待风和而行。山亦无土人，唯荷兰及鬼奴居之”

②。他向中国人报道了东西非是贩奴猖獗的地区：“大小百有余国⋯⋯皆为西

洋所夺。又尝掠其民，贩卖各国为奴婢。”③

在近代史上，介绍并亲身访问埃及最早者可能是马德新。他是中国著名的穆斯林学者，于 1841 年从云南出发，取道缅甸、印度去麦加朝圣。1844

—1845 年间，他两次访问埃及，在开罗居住半年之久。他在埃及时正值穆罕默德·阿里当政，虽然阿里改革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改革的成就随处可见。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的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谜思尔巨城也”，亚历山大“极壮丽”，“商贾辐辏”，而埃及“诸凡制造无求于他国”。

② 《外交报》，第 122 期。

③ LuliCallinieos，Gold andWorkers，1886-1924（《黄金与工人》），Johanneshurg1982，pp.67-69.

① 樊守义作，阎宗临注：《身见录》，《山西师院学报》1959 年第 2 期。

② 《海录注》，卷中。

③ 《海录注》，卷下。

他对穆罕默德·阿里评价很高，说：“王大智大勇，善治理”，“条建树， 蓄货值，各种技艺由甫郎西习来。”①他已注意到埃及引进欧洲先进技术对改革所起的作用。

马德新是经陆路、海路辗转到埃及的，而 1859 年到埃及的郭连城则是由海路直达苏伊士、再由苏伊士坐火车经开罗至亚历山大。他回国后，著《西游笔略》评述埃及见闻。他指出了亚历山大至苏伊士的铁路对东西方交通所起的作用：“前十余年，未有火车之制，凡往来客商，俱用骆驼搬运。自苏夷士至亚立山，必需十数日，且途中乏水，故大西洋之越东洋者，俱绕阿非利加洲之好望角，其程远三万里。今此国有火轮车之便，自苏夷士抵亚立山府，只须四五个时辰，故商人多出此途。”②据目前所知，郭连城可能是向中国报道埃及金字塔最早的人。他说：“加以罗城内，有最奇之古迹，状如冢， 皆石为之，阔下而锐上。其最大者，即其下之一隅量之，长约六十丈，高约六十丈，内有古人之棺，不知何年所建。”③

继郭连城之后，经此路至欧洲者有张德彝、王韬等人。此后，薛福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赴欧洲多经苏伊士运河。因此，这一时期的游记对苏伊士运河的记载很多，对红海非洲一侧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的记载也增加了。康有为从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对东西交通带来的利益，提出了通则国强、塞则国弱的道理，他说：“盖通者，其人身治血脉第一法，亦活国便民兴利第一法。其地塞者，国不治，民不富而弱。其地通者，国强，民富而强。其文野、弱强、贫富之等差，即视其交通之等差为比例。”④梁启超叙述了开河经过，揭露了外国公司奴役埃及民工的情况，发出了“莫令形胜地， 再见血模糊”的感慨①。

有没有中国人到过非洲内陆，有没有中国人记述非洲内陆的著作？这在所有的非洲史著作和中非关系史上都未著录。但事实是，1877—1878 年间， 丁廉、巴仲和、海平三人游历了东非内陆，丁廉所著《三洲游记》则是这次内陆之行的翔实记载②。

丁廉是广东番禺人，巴仲和是浙江宁波人，海平是巴仲和的仆役。他们于 1877 年 4 月 11 日乘船离桑给巴尔，12 日抵罢迦毛（Bagamooyo，今译巴加莫约），经黄米河（Wami，今译瓦米河）、高高（Gogo，今译戈戈）、杜道玛（Dodoma，今译多多马）地区，北上乌苏古玛（Usukuma，今译乌苏库玛）， 经加拉贵（Karaguse，今译卡拉圭）而抵乌康达（Uganda，今译乌干达）。1878 年 6 月，他们折返乌季季，巴仲和染疾病死。7 月 26 日，他们离乌季季北上，行至罗杏达（Ruanda，今译卢旺达），10 月 29 日，因路途险阻，急速返回桑给巴尔，历时一年另八个月。

《三洲游记》对英德占领前的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作了生动真实的描写，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丁廉等人所访

① 艾周昌：前引书，第 26—27 页。谜思尔系 Misr 的对音，既指埃及，又指开罗。甫郎西，France 之音译， 即法兰西。

② 艾周昌：前引书，第 31 页。

③ 艾周昌：前引书，第 35 页。加以罗系开罗（cairo）的旧译。

④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海程道经记》。

① 梁启超：《饮水室专集》，第 23 卷，第 46 页。

② 已知《三洲游记》的版本有两种：一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一为上海书局石印本。

问的众多王国和酋长国的发展极不平衡，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村社是其基层单位。村社聚族而居，土地公有，族人共同劳动。例如，他记乌苏库玛时写道：“村中有一公地，上竖木杆，系铜铃百余枚。每日辰刻，社长派一人将铃球力撼之，声震阖村，男妇皆起，至公地操作。午后，球又震，始回饮食，须明复至矣。若逢雨雪，则各在家操作。别有司事者，巡察勤隋， 以定赏罚。”这种村社制度不是原生的，而是次生的。《三洲游记》提供的材料表明，东非内陆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的差别。例如富人亚梅德，“其家资饶裕，可称海外金张。室中有象牙四百五十枚”，“侍从百余人”，“养牛一百五十头，肥羊四百头。余利所收，可以数万计”。关于奴隶的来源，丁廉记载了三种。第一种是罪犯：“刑罚则偷盗、奸淫、杀人之案，皆以斩决定其罪，不问轻重。如犯案之人，肯终身为事主之奴，则可恩免杀戮。”第二种为买卖：“家贫力微，生子女不能鞠养，亦来市中呼卖，其价甚廉。故奸贩之徒，往往至该国，购买子女， 出售他方，获利甚巨。然虽有此风，以未闻当道为之禁止者，甚可怪也。” 第三种靠掳掠：“阖村遇暴，尽为敌人掳去。”

19 世纪 70 年代，东非内陆许多地方都可见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景象，《三洲游记》提供了许多亲眼目睹的事实。地处平原的乌苏哥村” 土地膏腴，物产饶富，所出大豆、青菜、粟麦、烟草等物，携至他方，与人交易”。山区也有相似者：“山下人烟稠密，编树成村，鸡犬桑麻，颇有桃源景象。⋯⋯其地风俗纯良，土地肥沃，稻粱谷果，物产丰饶。”男耕女织是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如撒排地方“植木棉甚多，⋯⋯妇人精于纺织，日夕辛勤。所出之布，虽似粗率，然坚固异常，久用不敝”。丁廉对内陆的雕刻品称赞不已：“木椀、木叉等物，雕镂精工，真是神工鬼斧。”除了家庭手工业外，他还记载了几处官办手工工场：伽富“有铁厂一所，系国家开设， 商民不得沾其利。工匠甚多，专造器皿军械”。从丁廉的记载中可以看出， 东非内陆的商业有定期集市，也有坐商和行商；有短途贩运，也有长途贩卖。乌苏哥“日中为市，恃以为生”，看来是一个集市贸易镇。他们在这里请了一名翻译，名叫慧鹦，“年仅二十余岁，十二三岁时即随其父作贾远方”。当时外国和沿海的商品已渗入内陆，丁廉见到了桑给巴尔的铜器、西洋布匹、手表。当地的贸易并无通行的货币，多以物易物，或用贝币。他说骂耶姆“市尘交易，不尚银钱，以蛤壳代”。贝币还可支付佣工的工资，“乡人佣工于人，每日工值仅二壳或三壳。每三壳易一鸡，六壳易六口一日粮，二壳易包谷数十枚”。

《三洲游记》中反映最多的是东非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东非内陆的住房不论是贫民的还是王室的，均为茅屋，但差别甚大。一般老百姓的房子“皆结茅为之，高仅及肩，须伛偻鞠躬方得入门。⋯⋯室内不开窗户，以故黑暗如漆”。酋长的住所“稍觉高大宽敞，上亦盖以茅龙。”王宫“参差错落， 大半以香茅编盖”，“入室至一殿，虽非金碧辉煌，而轩敞特甚”。丁廉经过的地区住有东班图人、恩戈尼人、尼罗特人、斯瓦希里人、阿拉伯人，其中东班图人又分成布干达族、吉库犹族、坎巴族、尼亚姆维济族、苏库马族等等，他们在体型、肤色和民俗上均有差别。丁廉虽未能从人种学、语言学、民俗学的角度加以区分，但他直观地感到了差异。他说乌干达人“面微有黑色，性习勤，衣饰修洁，与黑蛮人异。其装束别有一致，颈中园领，尚青色， 背上布衣一领如半截斗蓬。胸前无钮扣，仅束一带”。在到乌苏库玛之前，

某村居民“面色黄黑者十之二三，男子全身裸赤，自顶至足。惟腰间前后掩白布一方，束以五色带，阔约三四寸，垂垂然拖下二尺许。带上系玉石等物， 亦有金银者。手各有钏，颈各有圈，脚各有镯，皆以金银铜为之”。这一带的婚丧习俗是：“男女聘娶，无六礼之将，婿家只以羔羊十二头、铁锸二柄， 大布数百匹或数十匹，送于妇家，以为定婚之仪。贫家力薄，则羊和布概可不送，而以弓矢、戈矛代锸。既娶入门，妇家累到婿家需索，诛求无厌，须到生子之期，则不复来索。倘来需索时，吝而不与，或未遂所欲，则妇家竟可将新妇劫去，别嫁他人。如已生子，则以血脉已通，不可为他人之妇，而婿家并得免扰矣。”至于“居丧之人，首围蕉叶一张，叶枯复易，面则抹以灰煤，杂以油漆。遥望之，黑而有光”。东班图人的发式是：“顶上之发， 种种不一。有全行剃去者；有剃去顶上而留四周一圈者；有惟留脑后一丛， 全皆削去者；有全留不剃，编式细辫，盘于顶上，如杞柳盘、浮屠式者。”

丁廉等人所过之地，正是东非大裂谷东、西支伸展之区。他描写了一些断层，应是最早见到东非大裂谷的中国人。

《三洲游记》的价值不只限于史学，对研究地理学、民俗学、非洲动植物学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五、官方关系

在古代，中国与北非、东非的许多国家和城邦有着长期的官方关系，但到葡萄牙东来和明清两朝实行闭关政策以后，这种直接联系被暂时割断了。随着殖民主义瓜分非洲和大量招募华工，从 19 世纪末年起，一些非洲国家的殖民当局开始同清政府发生官方接触。

在 1884—1885 年的柏林会议上，扎伊尔在“刚果自由邦”的名义下正式成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领地。为了争取更多国家的承认，为了招募华工到扎伊尔充当苦力，1885 年，刚果自由邦政府照会清庭，表示愿意与中国“开通往来”①。1887 年春，比利时驻华公使奉利奥波德二世之命， 照会清廷，要求在广州和汕头为刚果自由邦招工。清政府认为，刚果自由邦与中国没有条约关系，不允许比利时政府代为招工。为此，1898 年，利奥波德二世派余式尔到北京，商谈签约事宜。5 月 22 日，在法、俄驻华使节的帮衬之下，余式尔与李鸿章签订了《中国与刚果国专章》，其全文共两条：

“一、中国与各国所立约内，凡载身家财产与审案之权，其如何待遇各国者，今亦可施诸刚果自主之国。

二、议定中国人民可随意迁往刚果自主之国境内侨寓居住，凡一切动者、静者之财产，皆可购买执业，并能更易业主。至行船、经商、工艺各事，其待华民与待最优国之人民相同。”①。

该条约终因戊戌政变而未得到清政府批准生效。但毕竟是中国与非洲国家订立的第一个条约。

根据 1904 年中英所订《保工章程》第六款关于清政府可以派领事官或副领事官“前赴华工所至之英属和归英保护之地，照料彼等利益、安乐”的规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外交类一四三六号卷：《刚果国外交部大臣伊特倭德兴会》。

① 陆元鼎：《各国立约始末记》，卷十四。“动者、静者之财产”，《湘报》作“动产、不动产”。

定②，清政府于 1905 年任命刘玉麟为首任驻南非总领事。这是近代中国在非洲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

设领伊始，清政府就背离了保护华工权益的原则，外务部在奏请以刘玉麟为南非总领事时就提出：“所有应募华工统归管辖，随时弹压稽察，认真经理，务将该处苛待条例设法消除。”③这是以弹压和保护的双重任务偷换了保护华工利益的一元任务。刘玉麟对此心领神会，他在给外务部的汇报中说： “职道一面告诫西人，事事遵约办理；一面约束华工，安分工作，不准滋事”， 且要对华工“恩威并施，劝惩兼用”④。刘玉麟曾多次与矿方交涉，迫使矿主同意“华工病故，公司应给恤款”，并辞退监工中尤为狡狯者数人；对于华工反抗矿业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他采取了“不得纠众罢工滋事的态度”

⑤。

刘玉麟赴任前，在南非的华侨受到种种虐待。开普殖民地曾颁布苛例 36 款，规定在开普的华人必须领取身份证（留埠纸），到期不办者受罚。此例颁布后，华人不准入开普殖民地居住，他们的选举权也被剥夺。不堪苛待的华商请求清政府设领保护。《保工章程》签订后，此等文件悉行交付刘玉麟， 因此，刘玉麟还负责办理南非华侨事务。他在任内办了两件事：一是经过交涉把开普殖民地 34 名将被解押出境的华商全行释放；二是协助德兰士瓦的华商反对按手印。对于南非迫害华侨的苛例，他虽经辩驳，但却毫无结果。

1907 年，刘玉麟奉调回国，其随员刘毅接任总领事。到 1911 年，在南非的华工已陆续回国，刘毅也于同年准假离任，所有南非华侨事务由美国驻德兰士瓦领事根苏拉斯代理①。辛亥革命以后，刘毅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驻南非总领事。

清政府在非洲设立的第二个外交机构位于葡属莫桑比克。当时这里计有“华商四百余人，贸易有年”②。后因葡萄牙殖民当局苛例百出，华商深为恐惧，他们写信给南非总领事，请求设官保护。1905 年，刘玉麟报外务部，派德商费里士窝傅为驻该处副领事。1911 年，刘毅回国，经中葡两国政府同意， 费里士窝傅改充领事③。

近代时期的中非官方关系与古代不同。古代的中非官方关系是独立国家之间的平等友好关系，而近代的官方关系则受制于殖民主义者。不仅扎伊尔、南非、莫桑比克的人民无权参与其事，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清政府也不能摆脱殖民者的控制。中国在非洲的外交官不是与非洲人民的合法代表打交道，而是同英国、葡萄牙殖民当局打交道。但是，中非两国人民还是冲破殖民者的阻挠，发展了自古以来的友好关系。

六、中非人民的反殖斗争互相激荡

② 《光绪朝东华录》，第 5 册。

③ 《光绪朝东华录》，第 5 册。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档第三七八二号卷。

⑤ 《海外华侨近状》，《外交报》第 122 期。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档第三七六○号卷。

② 《外交报》，第 122 期。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档第三七八五号卷。

自从 16 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各国共同遭受到殖民主义的侵略、奴役和压迫。他们在反对殖民侵略的斗争中，在振兴民族的道路上，互相支援，携手共进。

早在 1661 年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时，被荷兰人贩卖到台湾的黑奴就曾加入郑成功的部队，打击荷兰侵略者。这是中非人民并肩战斗的序曲。

到了 19 世纪上半叶，中国和非洲诸古国（如埃及、埃塞俄比亚等）都面临着沦为殖民地的严重危险。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率先进行改革，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冀图强兵富国，重振国威。中国主张改革开放的先驱人物林则徐、魏源等人在努力学习西方的同时，也重视对非洲国家改革开放经验的研究。林则徐对阿里“鼓励国人习欧罗巴之技能”，致使“国势复振”大加赞赏。阿里以欧洲先进的武器装备军队，用先进的方法加以训练，无疑给林则徐以启迪，他说：埃及“军伍昔强，未娴纪律，近得欧罗巴训练之法，队伍雄甲东方”，“近复设武备馆，延欧罗巴教师以训年少”，“并设铸炮局、器械局、火药局”①。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就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上书建议铸炮造船、建设水军。

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在赞赏阿里改革经验的同时，也指出了改革失败的原因：一是“兵多饷重，赋敛烦苛”，以致“民不聊生”；二是阿里在摆脱土耳其统治、反击列强侵略的同时，激起被占领的阿拉伯人民的反抗，为西方列强的干涉提供了口实。徐继畲说：“峨罗斯以大兵入土境，名为救土，将隐图之。英吉利、佛郎西皆勒兵劝和，其酋乃还所侵地，复通贡于土耳其为外藩。”②。

19 世纪末年，非洲被帝国主义瓜分殆尽，中国成为列强争夺和宰割的对象。这一时期，中国的先进人士梁启超、陈天华、孙中山等都曾从民族、民主的立场出发，剖析非洲局势的发展，从非洲人民的苦难中思考中国的命运， 从非洲人民的斗争中探索中国的前途。他们以唇齿相依的感情来看待非洲， 孙中山说：帝国主义把非洲瓜分之后，“必须寻找一块新的地方，以供增大领土和扩展殖民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东亚病夫’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就成了这样一块用以满足欧洲野心的地方”①。邹代钧则从埃及实行双重管理制度、由英法派员治财赋而丧失独立，想到“吾华之用赫德治税务为非计”②。

由于命运与共，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深表同情。孙中山对摩洛哥人民 1908 年的反法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麽民不甘与孱王俱死，与主权同亡，乃奋发为雄，以拒外兵，以覆昏主。内外受敌，危险莫测，而麽民不畏也。”③他以摩洛哥人民万众一心、英勇战斗的精神来驳斥“革命必遭瓜分”的谬论，鼓舞中国人民推进革命事业。同样，非洲人民也希望“中国自强”，“不可专信欧人”④。辛亥革命爆发后，许多非洲国家人士和华侨都同情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早在 1896 年，孙中山就派杨辉鸿到南非，在华侨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约翰内斯堡设立了同盟会支部。立了

① 艾周昌：前引书，第 132—133 页。

② 徐继畲《瀛环志略麦西（埃及）》。

①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248 页。

② 艾周昌：前引书，第 118 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341 页。

④ 艾周昌：前引书，第 127 页。

同盟会支部。朱印山、陈警蛮、叶浩如、张藻华等人加入同盟后，同保皇派唇枪舌战，颇为激烈。毛里求斯的华侨于 1908 年成立华人商会，积极支持革命运动。南非、毛里求斯、留尼汪、马达加斯加等地的华侨还为支援祖国的革命斗争而解囊相助。

中国的先进人士一贯希望非洲人民自立自强，繁荣昌盛。早在 19 世纪中叶魏源就说过：非洲“其地之廓，人之庶”，“乌知异日不横被六合，与欧罗巴埒欤？”

后 记

《非洲通史·近代卷》由华东师大艾周昌和北京大学郑家馨主编，并合写导论。参加本卷撰稿者，依次为徐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第一章）、

魏安生（北京大学，第二章）、张谦让、李忠人（山西大学，第三章）、沐涛（华东师范大学，第四章、三十章）、罗建国（四川大学，第五、十三章）、何芳川（北京大学， 第六、七、十五章）、陈万里（上海外国语学院）和陈晓红（湘潭大学）合写第八章、艾周昌（第九、十四、三十二章）、舒运国（上海师范大学，第十、二十七章）、潘光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中心，第十一章、二十一章）、许永璋（郑州大学，第十二章）、郑家馨（第十八、十九、二十八、二十九章）、张文淳（北京师范大学，第二十章）、包茂宏（北京大学，第二十二章）、何芳川、包茂宏（第二十三章）、赵瑞芳、于力（云南大学，第二十四章）、余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中心，第二十五章）、胡述宝（北京大学，第二十六章）、郑家馨、包茂宏（北京大学，第三十一章）。

本卷责任编辑为王少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