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湖区诸国的兴起和东非的社会变迁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东部非洲的沿海和内陆的社会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濒临印度洋的沿海地区，自古以来就同南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地区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到了 10—15 世纪，更发展了斯瓦希里文明，凝聚成一连串璀璨的明珠——古代东非的沿海城邦。与此同时，广大的内陆地区尚处在闭塞、落后的状态。虽然也同沿海地区有着某些接触和交流，但毕竟是分散、零星和间接的。这种接触与交流，远不足以对内陆各族人民的传统社会构成带有实质性的影响。由于迄今为止考古和文献资料的局限，人们对于古代内陆地区的情况，难以作出精详的判断。只是可以肯定地知道，到 10 世纪时，东非内陆广大地区已基本遍布了从西部波浪式迁徙而来的班图语各族人民。班图各族都是古代农业民族。他们的到来，使东非内陆地区不仅成为人口稠密的地区，而且成为非洲型的古代农业社会。

1. 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来到非洲东海岸。早期的葡萄牙殖民者， 按照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殖民侵略的逻辑活动。他们对沿海城邦烧杀抢掠， 实行赤裸裸的暴力劫掠。葡萄牙人破坏了历史悠久的古代印度洋贸易网，建立了以果阿为中心的、组成松散的东方海上殖民帝国。东非沿海城邦群，也落入这个殖民圈之中。由于这是一个单纯劫掠性的殖民圈，因而沿海地区迅速衰落。早期殖民主义势力除了在赞比西河某些地区之外，未能对东非内陆地区造成多大影响。

16—19 世纪，影响和推动东非内陆各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有两大因素。一个是尼洛特诸族的南下。他们进入东非内陆各地，同这里的班图各族相遇、交往、融合。尼洛特诸族的南下，呈波浪式推进，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其中，以罗族为代表的河湖尼洛特人迁徙波，大约在 1200—

1300 年以后，开始对乌干达地区的班图人形成压力。尼洛特人以畜牧（如养羊）为生。他们到达新区以后，不仅带来了新的经济生活，而且成为一系列新建国家的统治阶层。另一因素是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的形成。18—19 世纪，由于沿海形势的变化，从东非海岸通向内陆各地的商路网，由斯瓦希里与阿拉伯商人建立起来。此时，经过产业革命，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形成。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自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附庸，因而东非从内陆到沿海均被纳入自由资本主义的殖民圈。总体看来，广大东非内陆地区由于同沿海地区建立了比较广泛的直接联系，在文明化的道路上受到有力的推动。但与此同时，自由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触角也伸入东非内陆地区， 给这里的前途投下新的阴影。

一、布尼奥罗国家的鼎盛及其衰落

1. 世纪初，在东非内陆的大湖地区，兴起了一个强盛一时的国家——布尼奥罗（基塔腊）。

如果按照民间传说来推算，布尼奥罗国家可以追溯到公元 1000 年以后

①。早期相赓续的几个王朝，因年代久远，面目已经模糊，常被赋予一种神的、

① 关于布尼奥罗的立国时间，学者意见尚难一致。法国考古学家戈尔儒认为它建立于 10—11 世纪之间，德

或者半神的性质。在这类混合着神话与传说的王朝当中，第一个是阿贝特姆布齐王朝，存在于 13 世纪或更早一些时候。据传，该王朝统治几百年之久， 开国君主名叫卡卡玛。当时，布尼奥罗已相当繁荣，有相当发达的香蕉种植园业和养牛业。王国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经常侵犯邻邦，掠回大量战利品。但是，阿贝特姆布齐王朝后来神秘地消失了，其末代君王伊萨扎据传也消失于地下。

继阿贝特姆布齐王朝而起的是阿巴支韦齐王朝。其开国君主是平民出身的布库库，他娶了前朝宗室之女为妻。此女前夫之子恩达呼拉后来废黜了布库库，自立为王，因而新旧王朝之间仍有血缘关系。阿巴支韦齐人以驯养长角牛著称。在这一王朝统治时期，布尼奥罗国家不仅向外侵掠，而且不断扩张。如果说前朝是为了战利品而对外用兵，那末阿巴支韦齐王朝则是为了扩大王国控制的疆域而征战。根据传说，除布库库之外，阿巴支韦齐王朝只传了三代。即恩达呼拉、穆林德瓦和瓦玛拉。

瓦玛拉本是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但阿巴支韦齐王朝在他统治期间突告中断。据传当时布尼奥罗国家发生了一个非常事件，瓦玛拉邀请了一位罗族① 的预言家来此释疑。该预言家认为，此事乃王朝将亡之兆，国王应在大难临头前出走。瓦玛拉对此解释深信不疑，遂率领自己的追随者南迁。他们在南方建立了一些王国，如安科累、卡拉圭，等等。伊萨扎的突然消失和瓦玛拉的仓促南迁，其真相固然可能因年代久远而披上一层神秘性的云雾，但我们也可以猜测，大约是因人口膨胀、社会矛盾紧张而造成的部分人民在统治者率领下的迁徙。

瓦玛拉南迁后，预言家将其三位兄弟召来布尼奥罗，其中一个名叫卢基迪·穆普加的被立为布尼奥罗国王，建立了阿巴比托王朝；另一个名叫卡托·基麦拉的被封于布干达，在那里建立一个王朝。

阿巴比托王朝从卢基迪·穆普加开始，至卡巴列加为止，前后共 23 位国

王。由于有的王位继承采取兄终弟及的方式，因而共合 18 代。由此推算，其

创始期约在 16 世纪初年②。在阿巴比托王朝统治时期，国王虽不再像前两个王朝时那样具有神性或半神性，却仍备受尊崇。国王是大群牛的所有者。这些牛绝大部分来自臣民的贡赋③。

国王（称“阿巴卡玛”或“奥穆卡玛”）在一批大小酋长的辅佐下治理国家。他拥有一个顾问委员会，称“奥鲁基拉托”。顾问大臣都是比较重要的酋长，他们全由国王任命，并几乎全年都住在宫廷里。这是为了便于咨询， 更便于羁縻，以防反叛。布尼奥罗的国王们还没有建立起比较发达的专制王权与中央集权制的行政体系，他们所要求的大约只是周围藩属们对“奥穆卡玛”的尊崇与贡品。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像专制王权比较发达的国家那样拥有壮丽、豪华的宫廷。当探险家斯皮克在 19 世纪下半叶访问布尼奥罗宫廷

国民族学家韦斯特曼则认为它形成于 14 世纪初。

① 罗族来自苏丹南部的加扎勒地区。参见 Kenneth Engham，A History of EastAfrica（《东非史》），London 1962，p.43。

② Sohn N.B.Osogo，East Africa's Peoples in the Past（《东非各族的往昔》），Nairobi1977，p.21。

③ “奥穆卡玛”意为“牛奶主人”，国王逝世称为“牛奶倒出了”。这些均表明养牛业在布尼奥罗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参见 Cornevin，Histoire des Peuples deL'Afrique Noire（《黑非洲人民史》），Paris 1960， pp.546—547.

时，他的印象是：“没有什么东西比王宫和所有通向王宫的过道更脏的了”， “国王的母牛就养在他的宫墙以内，小牛居然进了房屋，而卡姆拉西（当时在位的国王）像农民一样在牛群当中走动，污泥没到脚踝，而且，一边检查那些牛，一边向那些牛吆喝”①。

1700 年前后，布尼奥罗国家达到它国势的极盛时代。该国的核心部分北起阿伯特湖，南至卡通加河。它的四周环绕着一连串向它称臣纳贡的附庸小国和部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方的布干古，东方的布儒利和布吉雷雷，东南方的布杜诸部，南方的安科累和布赫韦吉王国。在这个附庸圈外的那些国家，虽能大致维持其独立，却难免布尼奥罗军队的征伐。这些外圈国家包括东面维多利亚湖沿岸的布干达和位于安科累之南的卢旺达，以及东南方向上、位于布杜之外的中等王国卡拉圭②。在布尼奥罗的北方，除布干古之外是一大片更为落后的地区。那里的居民多半以氏族为单位，甚至尚未形成部落， 因而连间接统治都难以实行。但布尼奥罗的影响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向这一带渗透。在这些氏族当中，有的还卷入了布尼奥罗王位继承之争，并在支持这种斗争失败一方的过程中，逐渐吸收了若干布尼奥罗文化，如象征王权的鼓和贡赋制度等等。它们开始兼并别的氏族，向着建立古代王权的方向发展。这种趋势逐渐影响了整个北方的阿乔利地区。到 18 世纪末，那里已涌现了许

多小的政治联合体，平均拥有 8—10 个氏族，俨然成为部落酋长国了。原有的各种语言也被逐渐推广的罗族语言所取代。布尼奥罗国家影响最远的地方，直到肯尼亚西部。那里的一些首领人物，也将自己的世系追溯到布尼奥罗。

布尼奥罗文明的光辉，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了它的四邻。这种影响以波浪式向远方扩散，逐渐减弱。在布尼奥罗文明的启迪下，其周边社会在17—18 世纪中加快了组织化、集中化的国家形成过程。而随着周边诸社会的发展和壮大，布尼奥罗对它们的控制与影响也逐渐削弱。首先是遥远的东南方国家卡拉圭，不再受制于布尼奥罗。这个国家本在 17—18 世纪发展成为维多利亚湖西南方最大的国家。它的周围，也像布尼奥罗的情况那样，环绕着许多小邦，如基济巴、恰穆特瓦拉、布津加、基萨卡和卢旺达等等。其次， 东方的布索加地区也摆脱了受制于布尼奥罗的运行轨道。后来，连内圈的安科累和布干达也因国势日强而与布尼奥罗屡屡冲突。布尼奥罗对它们的壮大无能为力。

布尼奥罗逐渐由盛而衰不是偶然的。作为一个文明程度尚处在发展较低阶段的古代国家，它只是一个松散的王国。在布尼奥罗国家实体的四周，有着一连串受其直接控制的附庸小国或部落群体。在这个内圈附庸之外，还有一个间接受其影响与制约的外圈国家或部落群体。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低下，以及社会组织程度的制约，布尼奥罗对其周边地区上述那种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力必然是有限的。特别是由于尼洛特人游牧遗风的影响，而布尼奥罗的行政管理松弛，对被征服者羁縻不力，很多贡赋收不上来，在经济上常常只是一付空架子。这样，随着周边社会文明化的发展，它们对布尼奥罗的反控制力必然日趋强化，并同布尼奥罗有限的控制力发生冲突。其结果，这个组织松散的王国，从外圈到内圈必然发生连锁式的崩塌。

① 转引自肯尼斯·英厄姆：《现代乌干达的形成》，商务印书馆 1973 年，第 12 页。

②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剑桥非洲史》），vol.4，p.472.

附庸圈的崩塌，又同布尼奥罗自身固有的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布尼奥罗王位继承问题不断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争端。这种内讧给周边地区的起义和反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机会。有时，争夺王位的一方向附庸圈国家寻求支持， 从而触发了那些国家和地区的更加桀骜不驯，甚至称兵作乱。有时则反之， 征讨反叛军事活动的失利，触发了潜伏已久的王位争夺危机。

促成布尼奥罗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同它对东非沿海与内陆湖区之间商路贸易的失控有关。从地理上看，位于阿尔伯特湖东畔的布尼奥罗，直接向东穿过肯尼亚高地到达沿海的蒙巴萨和马林迪，是距离最近的理想商道。但由于居住在肯尼亚高原上的尚勇好武的牧民马赛族的阻碍，商旅视为畏途，因而从湖区通向沿海的长途商路实际上要绕一个弯道，向南经塔波拉， 越过今坦桑尼亚中部而达沿海。这样一来，大部分商路贸易的经济利益就容易被南方那些原来附庸于布尼奥罗的国家、特别是位于维多利亚湖西北地区的后起之秀布干达所攫取。其结果，直接造成了布尼奥罗与这些国家经济实力的消长。

从 17 世纪下半叶开始，布尼奥罗对周边地区用兵连遭挫折，这标志其国运由盛转衰。当时，南方诸附庸国地区发生动乱，布尼奥罗自身政治上也不稳定。国王尼亚尔瓦被士瓦一世杀害。夺得王位后，士瓦一世率兵征讨反叛的卢旺达及其以西地区，也在战斗中身亡。溃败的布尼奥罗军队又遭到安科累统治者恩塔雷二世的偷袭，竟然全军覆没。士瓦一世死后，在新王温尼三世继位之前，女摄政王之夫马萨姆巴又曾企图篡夺王位。在此后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布尼奥罗国家几乎无暇顾及它的周边地带。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南部地区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并在这一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称雄一时的新国家姆普罗罗。在卡哈亚·卡穆拉里和卡哈亚·鲁廷丹吉济父子两代国王的锐意经营下，姆普罗罗迅速成为一个不断扩张的大国，在 18 世纪上半叶，其疆土曾从今日卢旺达之一部直抵布尼奥罗本部。当姆普罗罗瓦解后，安科累又乘机兼并，国势大增。与此同时，布干达更以横扫群雄之势崛起于湖区。

布尼奥罗国家的力量，相当程度上来自它对南部盐、铁产区的控制与影响上面。随着对南方的控制的削弱与丧失，布尼奥罗国势不断滑坡。为了求自存的需要，它将自己的目光转向北方，企图从北方获得近代化的火器，以增强自己的武装力量。19 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南部商路已被布干达所控制， 布尼奥罗与北方喀土穆来的奴隶与象牙商人建立了联系。布尼奥罗向喀土穆商人们供应大宗象牙和奴隶，用以换取枪支。国王本人就是最大的象牙所有主。据 1864 年访问布尼奥罗的萨谬尔·贝克记载，国王卡姆拉西还有价值数千英镑的未能售出的象牙①。1869 年卡姆拉西死后，卡巴列加就依靠喀土穆人的武装力量，战胜了由布干达国王穆特萨支持的对手卡巴吉米尔，夺得王位。但不久卡巴列加便与喀土穆人（实际上代表埃及人）闹翻。喀土穆人在布尼奥罗首都烧杀破坏，使这个湖区大国大伤元气。英国殖民主义者查尔斯·戈登被埃及赫迪夫任命为苏丹赤道省总督，更对布尼奥罗造成极大威胁。

二、布干达国家的兴起

① J.C.Sagay ＆ D.A.Wilson，Africa，A Mordern History，1800－1975（《非洲现代史》），Ibadan 1978， p.163.

当布尼奥罗国家由于过度膨胀而对其广袤的国土逐渐失去控制的时候， 一个具有新型政治体制的湖区强国却日渐崛起，这就是布干达国家。

布干达位于维多利亚湖西北地区。它的居民是比较纯粹的班图人。“布”

（Bu）在班图语系的卢干达语中是表示“国家”的接头字，布干达意为“干达国”或“干达人的国家”。干达人大约在 15 世纪迁来此地。他们作为班图人迁徙波中的后来者，与先到达这一带的班图人混合，建立起布干达国家。根据口述传说，布干达的创立者本是布尼奥罗的王族出身。建国之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布干达仍是布尼奥罗的南方附庸之一。由于宫中有专司王国历史的史官，口授国史，代代相传，能够相当准确地传诵王室的世系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从传说中的开国君主金图算起，至末代国王穆特萨二世为止，前后共计 33 个国王（称“卡巴卡”）；由于中间有几次王位承袭

采取兄终弟及的办法，因而一共是 20 代人①。

从布干达立国起，它同布尼奥罗之间的关系就一直处于阴晴不定之中。即使是在早期布干达国势尚弱的时候，它便不断同布尼奥罗发生摩擦与冲突。根据斯坦利记载的一则布干达的传说，在国王纳吉文吉（第八代卡巴卡） 在位时期，布干达有一位勇敢的、神通广大的武士，名叫基巴加，有飞天的本领。当纳吉文吉同布尼奥罗人作战时，基巴加就飞到空中刺探敌情，并在敌人头上降下大石块，这则传说反映了早期布干达国家在同布尼奥罗斗争时尚处于弱势，因而寄希望于一种超人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布干达越来越强大。它先征服了东边的布索加，使其沦为纳贡的藩属；又向南征服了布杜；然后开始侵吞布尼奥罗南部边陲的地区。

布干达国家的明显扩张，发生在 18 世纪末叶。在第二十五位国王恰巴古

②之后，从大约 1780 年起，军朱和他的兄弟塞马科奇罗先后即卡巴卡位。他们成功的扩张，使布干达国势大盛。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除了布干达本身所具备的一些条件外，相当程度上也是由于布尼奥罗的行政制度不够有力， 缺乏集权机制，难以控制过于广袤的国土；加之边界居民各族纷纷趁机要求摆脱布尼奥罗的羁縻，多向布干达请求援助。布干达遂迅速吞并了许多领土， 甚至包括另一个正在兴起的国度安科累的土地，并进而南渡卡格腊河，使卡拉圭和基济巴（今坦桑尼亚境内）诸小邦变成自己的附庸。布尼奥罗和布干达之间形势消长的因素，可以从双方社会生产活动中寻找。布干达是一个农业社会，它可以让妇女、儿童和老人来照料土地，抽出大量青壮年男子出征作战。而布尼奥罗乃是养牛的社会①，难以长期抽调大量精壮男丁从事战争。

到了国王松纳二世（1836—1860 年在位）和穆特萨一世（1860—1884 年在位）统治期间，布干达国家达到了它的鼎盛时代。当时布干达国家的疆界，大致东起埃尔冈山，西至阿伯特湖，北接基奥加湖，南过卡格腊河。托罗和安科累均在一定程度上沦为受其制约的附庸。维多利亚湖中北部的岛屿也均在布干达王国境内。

1862 年，英国探险家约翰·斯皮克访问了正处于巅峰阶段的布干达国

① Dohn N.B.Osogo，op.cit.，p.23.

② Osogo，op.cit.，p.23.一说恰巴古为第二十七位国王，参见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上册，第 293

页。

① 根据非洲班图人、尼罗特人等黑人社会传统习惯，妇女不得从事放牧。

家。布干达的繁荣和富强，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在斯皮克眼里，进入王国境内以后，像英国驿道一样宽广和笔直的道路，穿过茂盛的草地，爬上起伏的群山，同所有邻近地区的崎岖小道形成了奇异的对照。居民的茅舍和花园也很干净、整齐，到处是一派宁静的美和井然有序的景象。当斯皮克接近首都

（位于今坎帕拉附近）时，他对当地人民漂亮的衣着和外表感到惊讶。斯皮克写道：“同盛装的乌干达人比起来，我的模样显得很不好看。他们穿着整齐的树皮制的布袍，好像最好的黄色灯芯绒，褶缝笔挺，像浆过似的，外面还披上用小块羚羊皮缝成的东西作为上衣。我注意观察，它们缝合精致，英国手套工匠所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他们头上通常戴着用相思豆串起来的头冠，上面装饰着磨得十分光亮的野猪牙、树枝做的护符，植物种子、念珠和贝壳；他们的颈项、手腕和脚踝，戴着其他木制护符，或塞满巫粉的小兽角， 用细绳系住。这些细绳通常裹着蛇皮。”至于首都本身，巨大的茅屋布满了一座小山的整个山顶和周围山坡，屋顶铺得很精巧，屋子周围用乌干达大量生长的高高的黄芦苇围上篱笆①。

布干达国家之所以能在湖区诸国中脱颖而出，领袖群邦，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布干达拥有一套相当发展的专制王权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国王（卡巴卡）集全国军事、政治、财政和宗教大权于一身。他除了掌

握中央政权、统帅全国军队之外，又兼最高祭司、最高法官和全国土地的最高控制者。国王具有特殊的尊严，宫中经常燃着象征王权的圣火，只有在国王去世时才熄灭。国王死后身着树皮布服装，被保存在一种特殊的、纪念性的建筑物中。这种建筑物最初也是用泥巴与篱笆条建成的茅舍，外表看上去很是简陋，只有当快要损坏时才加以修整。但最后三位卡巴卡穆特萨、姆旺加和道逊·乞瓦的“纪念堂”与众不同，比较富丽堂皇，室内陈列着各种武器、鼓、木凳、珠饰、饮食器皿和逝者的其他个人用具②。这一情况似乎表明， 布干达国家的财力和卡巴卡的威权，从穆特萨开始是一个转变。而这一国家财力的猛增，国王对身后另一世界生活与权力的追求等种种变化，都同布干达卷入同沿海地区的商贸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国王死后，新王由王族和大臣们从诸王子当中选出。国王的长子一般不承袭王位，而是担任“契维瓦”，意为诸王子之长，专司监督诸王子之职。不过，这个规矩似乎也并不绝对。因为穆特萨的父王松纳就曾想将王位传给长子，而不传给穆特萨。但穆特萨最后还是当上了国王。这一事实表明，布干达的专制王权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尚未达到绝对程度，传统的遴选新王的办法仍占着上风。

同许多古代东方国家一样，布干达人创造这种专制王权，本来是为了在湖区诸国的生存竞争中用集权的力量站稳脚根、扩张疆域。然而，由于没有权力的制衡机制，结果常常造成国王的滥用权力。例如，雄才大略的穆特萨， 同时又是一名残暴的君主。为了试验欧洲人展示的新式枪支的准确性，他竟下令扈从们由围观的群众当中任意挑选一名牺牲者充当活靶。

除了国王以外，整个王族也享有较大的权威。王太后和王后均享有相应的荣誉称号。卡巴卡的姐妹之一，不仅享有正式的宫衔（称“纳林尼娅”），

① 肯尼思·英厄姆：前引书，第 8—9 页。

② Kenneth Ihgham，op.cit.，p.46.

而且按照布干达社会的传统，被视为与卡巴卡共治国家的并肩王①。这种并肩双王或同治女王的存在（尽管纳林尼娅的权力已成虚构），实际上反映了古老的军事民主制和母系氏族制度的残余的存在，更赋予布干达专制王权以扭曲的形式。

在卡巴卡的亲自掌握下，布干达国家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 这一行政体系带有明显的集权性质。

早期的布干达社会，也和其他班图人社会一样，经过由氏族组成最基层单位的阶段。全部土地均属各氏族所有。因而氏族首领在社会上享有重要地位。布干达国家建立之后，并没有简单地破坏这一套基层组织的形式，而是将它们沿用下来，仍作为最基层一级的行政组织。氏族的首领们现在作为该氏族的代表参加直至省一级的行政组织，成为省级委员会的成员。而省一级的大酋长们（称“萨扎”）和重要官员们（称“巴扎古”），尽管仍拥有传统的头衔，也行使一些传统的职能，但现在已是由卡巴卡直接任命的行政官员，即中央政权的派遣官吏。在氏族和省之间，还有一级小酋长。而在省级大酋长之上，则设有宰相（称“卡蒂基罗”），是国王的主要助手和顾问。特别是第十四位国王卡特列加在位时，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当时，卡

特列加任命自己的军事将领们为驻新征服的原属布尼奥罗的地区首脑。这项改革使新被征服的地区的行政体制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新征服的地区只是称臣纳贡，但政治上仍受其传统的统治者治理。这样，当征服者的控制或实力稍有减弱，这些地方便极易发生反叛。改为布干达国王直接统治以后，不仅可以给布干达国家开辟更多的财源，而且为国王的忠实追随者们开辟了新的官位与晋升之仕途。这种新的官职由国王直接任命，其任期也全以国王的意愿为准。青年人如想出人头地，只要为国王效力，不靠家世荫庇，只要靠军功的积累，就能飞黄腾达。这样，新的军功官吏集团便应运而生。到 17 世纪末第十八位国王特班德克在位时，新贵族的力量已相当强大。国王的行动已不用征求传统的世袭贵族的意见了。到了 18 世纪，老贵族虽未被废黜， 但在数量上已不如新贵族集团了。

19 世纪，布干达国家的中央集权制行政制度终于完成。当时，全国划分为十个省（“萨扎”），均由国王任命省长（“巴萨扎”）治理。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征集军队、收集赋税和征募修路的劳工等等。他们在各省虽拥有大权，俨然一方诸侯，但并非世袭，每年须有数月住在京城，一方面是参加国务会议，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他们尾大不掉。每省之下，又设有相当于县级的行政单位，其主管官吏也由国王任命。国王还不时派出官员到地方协助办理催征等事务。

在军事方面，与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是强有力的军事组织。由于有着比较统一、有效的行政体制，布干达国家可以通过税额大致计算全国的人口，并根据人口数目来征集兵员。布干达还有一套很发达的“鼓语”， 用以调动军队。各省负责维修道路，干线一般宽达四米左右，均与首都联接， 便于军队的调动。在 19 世纪，布干达又通过深入湖区的阿拉伯人获得枪械等

新式装备。穆特萨建立了一支 6000 人的常备军。有一次出征时，参加作战的

战士竟达 15000 人，维多利亚湖中还有一支拥有 300 艘船的水师，其大船可载数百人。这些战船均由王家工场建造。当时的维多利亚湖，在一定意义上

① Osogo，op.cit.，p.23 。

已成为“干达湖”。

由于布干达位于大湖沿岸，境内又有数条河流，因此农业、渔业和畜牧业的发展都有很好的条件。其南部盛产谷物和鱼类，布杜生产树皮纤维编织的布和服装；中部出产木料、芦苇和草制品。沿湖一带造船业与有关的手工业均达到相当水平。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市场上已使用贝币。

布干达的社会性质，尚待深入研究。苏联学者一般认为布干达已是封建社会，但在具体估计上有所不同。有的认为，19 世纪下半叶封建关系成了生产关系的基本形式；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早在 18 世纪布干达已开始形成封建土地所有制；但也有的学者主张，布干达尚处在奴隶制社会，如奥尔洛娃就明确指出：“布干达却与众不同，仍在盛行奴隶占有制”。

中国学者杨人楩认为，布干达所有制基本是不成熟的封建制。他指出， 从理论上讲，国家全部土地属于国王，“巴汤哥尔”和“巴孔古”的土地只是大臣们职位的酬劳①。虽然他们可以在这些土地上进行封建剥削，但是他们对于土地并无绝对所有权。这种非绝对的所有权一般也只限于终身而不能世传。而且，这类土地在全国只占极小一部分。布干达的主要土地占有形式是氏族公社所有制。家族领有的土地称“布塔卡”土地，居民称“巴塔卡”。布干达的农民主要是由巴塔卡组成的。布塔卡的土地已非纯粹的氏族公社公有制，而是由族长掌管，通过份地制而分给巴塔卡使用。在布塔卡土地上， 族长可以利用其控制土地的权力而对巴塔卡农民进行轻微的封建剥削，但是族长对土地也并无绝对所有权，他不能把土地出让，也不能擅自把份地分给本部落以外的成员。国王可以随时征用土地。巴塔卡农民是公社居民的主体， 他们是自由的，他们在耕种期享有使用份地之权。他们一旦迁出公社到别处去，就丧失原来享有的土地上的一切权利。与此同时，同其他湖区国家一样， 布干达也相当广泛地使用奴隶劳动，奴隶一般都是过去的战俘，大多属于王室和大小酋长所有。奴隶一般是在封建主和农民的农庄田地上干各种活，或在国王或酋长的宫廷、家内当仆役。奴隶具有宗法性质，可以同自由农结婚， 他们的子女取得普通居民的权利。介于自由农和奴隶之间的，是被称为“巴科皮”的佃农，实际上是指一小部分因债务关系而被奴役的农民，他们清偿了债务就可以脱离封建主①。

三、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对东非内陆的影响

19 世纪初，一个新的外来因素开始深刻影响东非内陆各族人民的历史发展进程。这就是阿曼素丹国在东非沿海的锐意经略。

原来，东非内陆广大地区虽然自古以来就与沿海地区存在着某种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与交流，但总的讲来，在 18 世纪以前，这种交流仍是很微弱的。东非沿海地区从纪元以来，就同古代印度洋贸易网各地，如阿拉伯半岛、红海、波斯湾、印度乃至远东，有着远较内陆为深的关系。东非沿海古代诸城邦的居民，大抵只同毗邻的内陆地区有所交往。向纵深的、更加遥远的内陆的联系，都是由内陆各族辗转相传的。而内陆居民也绝少长途跋涉、直接前往沿海地区。

① “巴汤哥尔”是连土地上的农民一起封赐给大臣的土地，“巴孔古”是分给有公职的显贵使用的土地。

① 杨人楩：《非洲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470—471 页。

沿海和内陆之间这种相对隔绝的状况，持续了一千多年，终于由沿海地区形势的重大转变而打破。

1498 年，达·伽马率葡萄牙船队在赴印度途中到达东非沿岸，开始了葡萄牙对东非沿海各城邦的殖民侵略。次年，在达·伽马从印度回航时，曾炮轰摩加迪沙。在此后十余年，葡萄牙殖民者对东非沿海城邦逐一武力征服， 依仗自己船坚炮利，控制了自摩加迪沙以南直到索法拉的东非沿岸的重要城市和港口。葡萄牙控制东非沿海的目的，在于劫掠黄金、象牙，并企图在东方建立一个垄断印度洋贸易的殖民帝国。这个殖民帝国以印度果阿为中心， 东非沿岸是其重要组成部分。1590 年以后，葡萄牙在俯瞰蒙巴萨海港的海岬上建立了耶稣堡，设军事指挥官统辖东非沿岸。

葡萄牙在东非沿岸的殖民统治，从根本上造成了东非沿海城邦的衰落。他们烧杀抢掠，无所不为。1505 年，阿尔梅达率 2500 名士兵和水手包围了基尔瓦，把那里的奴隶以及储存的黄金、白银和龙涎香当作战利品掳掠一空

①；随后又洗劫了蒙巴萨，狂肆暴虐，以致男女老少甚至无辜幼儿都不免一死，

抢去的战利品数量之巨简直无法言喻②。遭受同样厄运的还有布腊瓦、桑给巴尔、索法拉等城邦。葡萄牙人在垄断了印度洋贸易后，破坏了古老的印度洋贸易网和传统的经济体制。例如，他们武力征服索法拉后，独占了原先运往基尔瓦和海外的黄金，给基尔瓦以致命的打击，也切断了与非洲内陆各族的联系。

葡萄牙殖民者的野蛮入侵，遭到了东非沿岸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抵制。1589 年，马林迪城邦成功地击败了葡萄牙人的武装袭击，保持了独立。1631 年，蒙巴萨谢赫优素福·哈桑领导人民举行反葡起义，他们在庆祝圣母

升天节的集会上，刺死了耶稣堡的葡萄牙指挥官，宣布独立。进入 17 世纪中

期后，东非各城邦纷纷与阿曼阿拉伯人联合，共同反葡。到 1698 年，经过长期围攻，阿曼终于占领了耶稣堡。从此以后，葡萄牙在莫桑比克以北的东非殖民势力不复存在。

在驱逐了葡萄牙人之后，阿曼素丹乘机建立起自己在东非的统治，在蒙巴萨、桑吉巴尔均派有总督和驻防军。从这时起，东非旧的沿海城邦陆续恢复，新的港口和城镇在东非滨海地带出现，如坦噶、巴加莫约、潘加尼等。这些城镇开始发展与内地的贸易，它们同中世纪位于岛屿上的城邦相比，与内陆的联系更为密切。19 世纪初，阿曼素丹赛义德·萨伊德征服了蒙巴萨， 锐意经略东非沿海的领地，鼓励商业，大力发展同内陆的贸易。他派出许多支百人以上的商队深入内陆①，换取象牙等产品，贩卖奴隶。以此为始，大批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从印度金融家那里贷得资金，组织商队，运送布匹、珠子、铜钱和枪枝弹药等迁入内地去换取象牙与奴隶。

从大的走向看，这些从沿海伸向内陆的商路可以分为三条。南路以基尔瓦为起点，中经瑶族等聚居地区，深入马拉维湖区各地，甚至越过马拉维湖区，一直进入中非铜矿产区；北路由汤加至乞力马扎罗地区；中路则从巴加莫约等地分别通往坦噶尼喀湖区各地，以及更远的腹地。其中有一条重要支

① 罗伯特·罗特伯格：《热带非洲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181 页。

② G.S.P.Freeman-Grenville，The East African Coast，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to the Earlier Nineteenth Century（《东非沿岸史料选辑》），Oxford 1962，p.36.

①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5，p.276.

线，从塔波拉折向北方，经由卡拉圭等地，直插湖区布干达和布尼奥罗诸国。塔波拉由此成为颇具规模的商业中心和贸易中转站。

由于尚勇好武的马赛人占据了肯尼亚广大地区，恩戈尼人北上引起坦桑尼亚南部地区的动乱，上述环境均不利于商队贸易，因而南北两支商路的安定与发展都受到相当的限制。只有中路比较安定和兴旺，推动了湖区诸国社会的发展。这样，在东非内陆地区呈现出中央超出南北两翼的不平衡状况。中路一线沿途各族对过境贸易均采取了鼓励态度，特别是尼亚姆维济更是保护商队、提供民伕与向导。因而中央商路从沙姆巴、戈戈、尼亚姆维济、苏库马、吉吉直到布干达，沿途各族都受到斯瓦希里—阿拉伯人经营的商业网的影响。

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对内陆各个社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经济上。它使原来东非广大地区单纯内向的自然经济，逐步转变成一种雏型的、具有外向性的经济，至少是使它走上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轨道。以这张商业网的主要输出品之一象牙为例，以前，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从东非内陆也向古代印度洋贸易网输出象牙，但由于主要的供应对象是东方诸国的宫廷和社会上层，需求量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广大东非内陆各地人民来说，象牙的价值主要还不在于它的海外贸易作用，而是它在一般宗教仪式和装饰方面的用途，有的弃如敝屣，当作畜圈的围栏。那时向沿海输送的象牙，多半来自毗邻沿海的地区。即便有些来自遥远的内陆，也不是通过大规模长途贸易， 而是通过短途辗转相传而获得。因此，古代东非内陆猎象一般多是偶然的、零星的活动，或者是为了获取食物，或者是为了不让象群践踏庄稼和伤害人民。有时与其称之为猎象活动，倒不如说是驱象活动更为贴切。当时，内陆各族一般均组织猎象专业队。每队大约 20 人，由受过长期、专门训练的人员参加。所以，一个青年要想成为猎象者，不仅先要获准加入专业队，而且还要经过严格的培训。

自从象牙成为一宗有利于可图的大生意以后，东非内陆的猎象活动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此时，从东非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输出的象牙，其主要市场已是资本主义文明的近代欧洲。欧洲兴起一股“象牙热”，用象牙制造各种各样的奢侈品，从小装饰品和刷子柄、梳子柄、餐刀柄，直到钢琴琴键和台球，都盛行用象牙制作。一家餐具店，一年需购用 20 吨象牙。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家具流行以象牙精工镶嵌，刻意追求富丽堂皇。由于欧洲商人趋之若鹜，对象牙的需求陡然激增，越来越多的东非内陆人民被吸引到日益膨胀的猎象大军中来。原来的驱象—猎象活动，现在演变成一场场血腥的象群大屠杀，一种纯粹的、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商业活动。特别是从沿海地区输入了近代化枪支以后，少数几个人、甚至单个人都可以从事这项活动，无须长时间的专业培训，更不用组织颇具规模、组织严密的队伍。这样， 原先限于少数人的职业被众多人的卷入而突破，原先的猎象专业队伍纷纷趋于解体。为了贩卖象牙、牟取高利，猎象活动的范围也大大扩展开来。人们为了追踪象群，往往突破族与族、邦与邦之间的界限，深入到以前极少去过的、遥远的内陆地区。

象牙贸易甚至影响到湖区北部。例如，在布尼奥罗北部的帕尔沃人社会中，就曾专门建立过一种名叫阿里戈的类似行会或行邦的组织。这种组织的

主要任务，就是为外面来的阿拉伯和尼亚姆维济商人获取象牙①。阿里戈组织甚至可以规定价格、决定新成员的征募和组织大规模的狩猎远征。当火器大批传入后，人们改换方式，进行单人狩猎，阿里戈行会的垄断遂被打破，组织本身也终于衰落、瓦解。在布干达，国王不仅靠攻击弱小邻邦而夺取象牙， 还建立并维持了一支专门为国王提供象牙的狩猎队。可见。内陆社会在“象牙热”波及之处，从上层到下层被注入一种新的商品经济观念，并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根据其财富与能力，纷纷投入这项新兴的贸易中去。

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还大大刺激了东非内陆社会的商业活动。东非当地各族人民现在不仅被商品经济的观念支配着去从事猎象等活动，而且还直接投入商业活动。原来那种短途的、辗转传递式的贸易，逐步被长途贩运所取代。这种非洲人的长途贩运活动，已成为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的一部分。例如，在尼亚姆维济，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青年们都争先恐后地投身于这种长途贩运活动。下层群众充当脚伕、向导，而上层人士则担任商队民伕的招募人。长途贩运活动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致造成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前往沿海地区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凡到过沿海的人，都被看作是见过世面的人，受到大家的尊敬与羡慕，常常被邀请去介绍他们的一路见闻和经历。一个青年如果不运送一趟象牙到沿海，并带回那里的布匹、铜线等物品，就不能成婚。据估计，在 1890 年时，大约有 1/3 的尼亚姆维济的成年男子都到过沿海地区①。照此向前推算，在 1860 年代高潮时期，投入这项商业活动的人想必可能更多。在尼亚姆维济的统治者和大小酋长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象牙，其中有的是狩猎所获，也有的是征收的贡品和接受的馈赠。他们的经济身份，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伙大大小小的象牙贸易商。所以， 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从尼亚姆维济组织的前往沿海地区的商队数量，已反超从沿海前往内陆的商队，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建立的商业网，随着向内陆纵深的扩展，同时也迅速地染上了浓郁的非洲本地色彩。

象牙贸易对东非内陆整个经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所到之处，唤起了非洲内陆各族人民对来自欧、亚各地的商品的浓厚兴趣与需求。为了获得这些时髦的舶来品，非洲人不仅要深入原始密林猎取更多的象牙，还千方百计扩大自己能够提供交易的新物品品种。同时，沿海与内陆的交流，使内陆各地区之间彼此增进了认识与了解，他们彼此之间也有了互通有无的需求。例如，沿海和内陆许多地区对铁的需求不断增长。因此，阿拉伯商人和尼亚姆维济当地的商人就前往内陆铁器产地，如盛产铁锄的萨姆布瓦和津扎等地，大量收购，运往其他地方和沿海一带。这一商业活动促进了内陆许多族铁器应用的推广，从而推动了生产和社会的进步。盐的贸易也是如此，由于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的刺激，爱德华湖区的盐产地卡特韦和基辛尼一带的食盐贸易也发展起来。这里的盐质地优良，全年均可生产，并距离铁产地较近，因而四面八方均来此交易。

除了盐、铁之外，其他农、牧、副业的产品也受到刺激。随着商队活动的急剧增长，卷入商业网的人数越来越多，商路上的行商络绎不绝。在一些重要的枢纽地点，逐渐发展成定期的贸易集散地和永久性的市场。大批人聚居于此，在座商体系的发展中寻求新的生计。一般说来，内陆的商业活动首

① The cam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5,pp.282-283.

①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5，p.284.

先要得到商路所经过的各地的统治者的支持。因此，那些强大的国王和酋长的首府或驻节地也就最容易发展，从以往单纯的政治中心发展成为经济中心。那些强有力的国王们，如布干达的穆特萨等人，都企图垄断贸易。在他们的首都，商业中心——市场一般都紧邻着王宫。这样，一批商业意义上的市镇兴起了。例如，在尼亚姆维济广大地区，聚居千人以上的市镇如乌兰巴、伊纳拉等，渐渐如星罗棋布。塔波拉更从一个市场中心和商路枢纽一跃而成为东北内陆地区最著名的商业中心城市，到 19 世纪下半叶，人口已逾 20000

人。东非内陆强人米兰博的据点乌连库鲁，人口也达 10000 人，另有 5000

人聚居城外。米兰博所控制的另一个较小的据点，在 1870 年代时也有居民

4000 人①。内陆其他地区，如帕尔沃·查加、布干达等，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这种“城市化”的早期征兆。在这些小小的商业、市场中心，各种物品的吞吐如潮水涨落。在这些地方，聚着来自卢旺达的豆类、蜂蜜和高粱，来自安科累和托洛的小米，来自布干达的干香蕉和树皮布，来自布干达和卡拉圭的咖啡，来自卢旺达、姆普罗罗和安科累的皮毛，等等。

这样，越来越多的非洲内陆人民卷入上述活动。他们不仅贩运和买卖商品，而且还直接消费商品。在那些人口逾千上万的商业中心里，聚居着商人、民伕、匠师，不仅其个人与家庭生活完全有赖于从各地聚集来的消费品，而且那些商队更需要大量的粮食及其他消费品，除了日常所需之外，还要备足长途跋涉必需携带的各种物品。例如，从尼亚姆维济到东非海岸，要经过空无人烟的森林地带和贫瘠的戈戈地区。所有上述这些需求造成了粮食价格的迅速上涨。而粮食价格的上涨则吸引着农民扩大粮食作物的种植与生产。大商人们自己也经营农庄，使用自己的奴隶、仆从耕种。这样，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甚至将原来的沼泽地也开发为种植大米的良田。在湖区，香蕉、马铃薯、甘蔗等作物的生产也均有明显增长。

同猎取和输出象牙一起进行的，还有奴隶贸易。19 世纪，非洲黑人奴隶贸易的罪恶活动从西非转向东非。西方殖民主义者这一时期在非洲东海岸进行贩奴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利用正在活跃、发展的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至少，我们可以说，从奴隶贸易这一角度看，东非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在将东非内陆非洲人的商业活动变为自己网中的附庸的同时，它本身也落入了一张更大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世界贸易网之中。

19 世纪东非的黑人奴隶贸易，仍然保持着令人震惊的规模。不过，毕竟由于产业革命之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形势，它比起以前的西非黑奴贸易还是小巫见大巫。在英国海军封锁、检查的制约下，不少奴隶未能远运海外，而是就地吸收。就地吸收的奴隶分为两类：一类留作家内奴隶，另一类则沦为种植业生产奴隶。这是东非奴隶贸易兴旺的一个特色。

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中的奴隶贩卖活动对东非内陆地区的影响，客观地看，比西非更复杂。在总体认识——即这项贸易是一项罪恶的、破坏性的活动——的大前提下，似应区别情况，作出一个具体的分析。

在那些主要是猎奴对象的地区，奴隶贸易的作用同此前西非地区的情况一样，表现为破坏性的后果。这类地区，在东非内陆，主要是一些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如坦桑尼亚东南和西南地带，以及湖区诸国的北方与西南方。猎取和买卖奴隶的活动，使这些地区动乱不已，有的甚至到了无政府状

①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5，p.301.

态。从落后滑向更落后，就是这类地区恶性循坏的命运。

在另一类社会，如尼亚姆维济、戈戈等，由于在猎捕和贩卖奴隶的活动中充当掠夺者，因而可以获得奴隶或贩奴的利益。特别是发展成了奴隶种植园的地区，由于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商品经济反而有了增长，尤其是种植丁香等经济作物的地区。

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对东非广大内陆社会影响，还体现在政治和文化方面。

在政治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湖区国家布尼奥罗的衰落与布干达国家的崛起，同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着某种关系。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的正式形成是在 19 世纪。但早在 18 世纪，它已处在酝酿、形成阶段。18 世纪末在位的国王军朱与塞马科里克统治时期，布干达向南方和西方的扩张就很难讲与经济目的无涉。上述两个方向，恰好同控制基济巴和卡拉圭通往东非内陆中央商路以及控制盐湖区相吻合。布干达人对库基的扩张，也带有这种性质。它不仅仅满足于向那里征收贡赋，而是派人在库基的宫廷里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派教官培训和控制库基的军队，逐步将这个部族的经济从放牧型转变为如布干达那样的农业经济，到 18 世纪末终于

将其吞并。南方另一个国家基济巴也经历了大致相似的过程，在 19 世纪成为布干达的附庸。布干达利用基济巴为基地，进一步控制和瓦解卡拉圭等地。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布干达已成为维多利亚湖以西地区无争议的霸主。在促使它向这一方向扩张、争霸的诸多因素中，控制商路、获得火器、掌握象牙贸易大概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样，向西方湖区盐产地的推进，也带有这种动因。在这一方向上，姆普罗罗在 18 世纪时还相当强大，但到了 19 世纪已渐趋瓦解。相邻的安科累则颇为受益，乘机扩张，并向盐湖地带推进。究其动因，很可能也有控制通往基济巴商路的企图。这样，就构成了对布干达霸权的威胁。在国王松纳统治期间（1824—1860 年左右），布干达军队也入侵盐湖地区。

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对东非内陆各族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首先，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观察，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的兴旺发

展，促成了东非内陆各族人民同沿海地区人民的交往与融汇，也促成了内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与融汇。大批沿海和内陆各地区的商队，沿着各条商路的干线、支线、直至山野小径，穿梭于沿途各社会的市镇和村落之间，造成了规模虽不及民族迁徙，但影响却不亚于这种迁徙的人口流动。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沿海地区商人同内陆各社会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为了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与事业的发展，这些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人们一般都要同内陆各族首领建立友好亲密的关系。他们大都选择居住在王宫附近，主动纳税，并不断对大小首领馈赠各种礼品，进而利用自己的财富、知识与经验帮助这些统治者与他们的内外敌人斗争。他们常常娶国王或酋长之女为妻，进入或半进入当地社会的统治集团圈。在上述这种长期的交往中，内陆各族的统治者和上层率先吸收沿海的斯瓦希里和阿拉伯文明。通过上层的榜样与提倡，外来的沿海文化获得了有利的生存与传播环境。例如，伊斯兰教也伴随着来自沿海的商队深入内陆，甚至在遥远的布干达宫廷也曾一度获得成功， 使国王穆特萨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倾向伊斯兰教。

人们的社会地位即社会层次序列，也有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在传统的东非内陆各社会中，谷物拥有者、猎人和巫医在社会上受人尊重，有着很大

影响。这种社会地位的层次序列，是由传统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同沿海地区较大规模的商业往来局面打开之后，人们有了通向富裕、见识与技能的许多新的机会。随着一批新的致富职业的兴起，新的社会地位序列渐渐取代了传统的序列。商人集团在内陆各族社会中崛起。他们拥有华美的房屋、大量的谷物、令人眼花缭乱的众多舶来品，特别是许多随从和近代化火器。这样， 新的商业暴发户不仅拥有了财富，而且拥有了势力，成为社会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人物。这个集团的兴起既然依赖于斯瓦希里——阿拉伯商业网的活动，他们的胸怀与目光也就自然向着沿海、向着先进的斯瓦希里和阿拉伯文明。他们那令人歆羡的经历、财富和地位，自然使他们成为沿海斯瓦希里—

—阿拉伯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的传播渠道。

随着沿海至内陆商业活动的扩大，内陆人民的生活方式、乃至消费心态和情调都在静悄悄中改变了。舶来品大受欢迎，成为内陆各族、社会各层次人民的抢手货。本地产的土布、皮毛，已让位给时髦的进口衣装、帽子、伞等等。探险家伯顿在 1860 年代到东非内陆探查时，就曾亲眼看到上述变化。在布尼奥罗北部地区，一个人的财富和地位已反映在其衣著上面。社会上层人士平时都喜欢穿舶来品服装。他们的妻子带着金手镯。每逢重要的场合， 人人都身穿进口服装；穿当地土布衣服者，竟不得进入活动的中心地区。在布干达，国王和显宦们也爱穿外来的服装。穆特萨本人从头到脚穿一袭白色长袍。他的宰相也穿着阿拉伯服装：上等棉布的白色长袍，外面罩一袭锈金黑袍。甚至连王家侍从们都穿阿拉伯服装①。东非内陆北部地区受外来影响最弱的马赛人，也用他们的皮毛交换外来的棉织品、铜圈、珠圈等等。

在建筑艺术方面，沿海的长方形房屋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圆形茅舍。这种斯瓦希里型的茅舍，逐渐在内陆地区推广开来。

①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5，p.302.

第七章 东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封建分裂时期

位于非洲大陆东北部的东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地区，是古代非洲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麦罗埃和阿克苏姆文明光彩绚丽，不仅在当时声名远杨，而且垂之后世，对这一地区后来的历史进程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中世纪时期，当伊斯兰文明乘阿拉伯帝国崛起而席卷整个西亚、北非并向南扩展之时，这里仍是基督教文明的一片绿洲。在东苏丹，马库拉、诺巴和阿勒瓦三个黑人基督教国家继续繁衍着自己的基督教文明，遏制伊斯兰教向南传播达数百年之久；而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王国，也在赓续它千年一贯的文明，成为基督教在非洲的骄傲。

然而，从 15 世纪以后，两大外来因素开始影响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一个因素是伊斯兰教势力大规模的渗透与入侵。崛起于阿拉伯半岛和北

非的伊斯兰文明，不可避免地要同它南面的东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文明发生接触和碰撞。最初，这种接触和碰撞的媒介可能多限于流动性较强的穆斯林商人和牧民。渐渐地，随着阿拉伯半岛和北非穆斯林世界政治、宗教斗争形势的变化，较大规模的移民集团也开始向这里转移或避匿。这种渗入与移民，自然会影响当地原有居民，使之伊斯兰化。东苏丹地区原有文化发展程度较低，同时从历史渊源上一直受到来自北方的埃及文明潮流的冲击与左右，因而更易于伊斯兰化。穆斯林王国逐步取代了基督教诸王国的统治，使这一地区居民构成、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发生了从基督教文明向穆斯林文明转轨性的深刻变化。这一变化，使伊斯兰教势力圈大大向南推移，逐渐将东、西苏丹地区伊斯兰教文明连成一片，呈带状横贯撒哈拉及其以南非洲大陆。在埃塞俄比亚，由于当地原来基督教文明发展程度较高，两种文明的撞击就必然地采取了异常激烈的形式——大规模的、以宗教为旗帜的战争。红海西岸较早建立的一些伊斯兰教邦国，如伊法特和阿达勒等，在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下，与千年基督教王国埃塞俄比亚展开了长期、殊死的厮杀。结果是两败俱伤，整个地区的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然而，无论是东苏丹还是埃塞俄比亚，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两大文明的冲突，同时给这片广大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居民的流动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机会。各族的流动、混杂、冲突与融合， 为日后近代民族国家或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初步的条件。

另一因素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渗透。葡萄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法国等国，以早期殖民主义的形式向这里渗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他们未能像在美洲印第安人和西非、南非一些黑人地区那样为所欲为。但通过这一段的接触与渗透，它们了解了这一地区的真实情况，为以后的进一步侵略和扩张打下了基础。在某些地区，如埃塞俄比亚，早期殖民主义者的到来，已经加深和扩大了那里各种内外矛盾与冲突。

一、伊斯兰化的东苏丹地区

13—16 世纪初，东苏丹地区处于急剧变化时期。这一变化的主要内容， 就是基督教文明的衰落和伊斯兰教势力的渗入、发展、直至占居统治地位。

1276 年，著名的马木路克君主拜尔巴斯派兵讨伐马库拉基督教王国。从此以后，业已衰颓的马库拉王国逐渐沦为马木路克王朝的附庸。1315 年，马

木路克王朝将一个改宗伊斯兰教的马库拉王子扶上王位。1317 年，著名的栋古拉大教堂又被改为清真寺①。这两桩事件，标志着基督教的马库拉终于蜕变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

发生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这一明显变化，并不仅仅是由于马木路克挟势干预所致，而是东苏丹地区居民构成和社会状况长期变化的结果。阿拉伯人游牧部落、穆斯林商人和在埃及政治斗争中的失利者，一股股涌向南方，寻找自己发展的新天地。进入东苏丹地区的穆斯林移民，多数来自上埃及地区， 也有一些直接来自阿拉伯半岛。他们大约在 14 世纪到达阿特巴拉河与青尼罗河之间；15 世纪到达青、白尼罗河交汇的杰济腊地区，直至定居在散纳尔及其以南地带。另一股移民潮从偏西南下栋古拉地区，然后继续向南推移，于14 世纪占领尼罗河以西至达尔富尔北部的游牧地带，饲养骆驼和羊。后来的移民集群，更越过这一地区继续南下科尔多凡与达尔富尔南部地区，在那里牧养牛群。这东西两股强大的移民潮，第一股使苏丹北部地区、特别是尼罗河第四瀑布至第六爆布之间广大地区的原有努比亚居民受到深刻影响。在彼此接触、融合过程中，努比亚原居民接受了伊斯兰教、阿拉伯语言和文字， 并且假称自己拥有著名的阿拉伯家族世系，成为阿拉伯化与伊斯兰化了的努比亚农民、工匠和商人。第二股则与苏丹南部地区原来居民融合，成为非洲化和苏丹化的阿拉伯人。除了上述两大股以外，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进入东苏丹地区还有一条渠道，这就是从西北非穿越撒哈拉、沿着古老的撒哈拉商路而来①。

从整个东苏丹地区观察，该地区的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大致是同步进行的。它大致由北向南，呈渐次减弱趋势。由于移民一般都是小股进行，所以很难标明清晰的编年史。这一广大地区伊斯兰化的完成，应以最后一个基督教王国阿勒瓦的灭亡为标志。但由于上述原因，很难探究这个国家式微的详情。只是其首都苏巴的陷落，大致可判断在 16 世纪初期②。

正当此时，一个新的居民成分——丰吉人，进入并占据了东苏丹地区历史舞台的中心，给这一地区的历史发展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关于丰吉人的溯源，目前各种假说扑朔迷离，难有定论③。根据一些传说中的蛛丝马迹推测，这支以饲牛为业的牧人来自南方，可能是由青尼罗河上游沿河放牧，逐渐迁徙到中下游散纳尔地区。1504 年，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伊斯兰教丰吉素丹国家。据犹太人探险家大卫·柳比尼的记载，当他于 1522—

1523 年穿越这一地区时，丰吉开国之君阿玛拉·丹卡斯尚健在。作为黑人君王的阿玛拉，拥有一个尚不太开化的宫廷，治理着丰吉素丹国家，统治着黑人与白人①。散约纳尔虽已是重要的地方，但该国首都拉穆尔（或拉乌尔）则大约位于更南的地方②。由此可以推测，在丰吉人到来之前，散纳尔地区已经

①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剑桥非洲史》），vol.3，p.76.

① Yusuf Fadal Hasan，The Penetration of Islam in the Eastern Sudan（《伊斯兰教在东苏丹的渗透》），Islam in Tropical Africa，edited by I.M.Lewis，1980，pp.113-114.

②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l，vol. 4，p.40.

③ P.M.Holt，FunjOrigings：A Critique and New Evidence（《丰吉人的起源：评论和新证据》），in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no.1（1963），pp.39-55.他倾向于认为丰吉人起源于加得姆-博尔努。

① RobertCornevin， HistoiredesPeupledeL′AfriqueNoire《黑非洲人民史》， Paris1960，pp.518-519.

② 据柳比尼记载，此王城距散纳尔有八天路程。p.M.Holt ＆ M. W.Daly， AHistory of the Sudan（《苏丹

是阿拉伯移民与当地原有居民杂居的地方。来自青尼罗河上游某地深肤色的丰吉牧民，受到该地区较为先进的文化影响，渐渐伊斯兰化，并定居立国， 成为农业民族。但在立国初期，这一新来的征服者宫廷尚处在伊斯兰化的早期阶段。

丰吉人定居、立国于散纳尔地区，显然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同早先抵达这里的阿拉伯人或半阿拉伯人移民之间，乃至同当地原来居民集团之间，肯定要经过一番疆场厮杀和折冲樽俎。据丰吉编年史和著名的英国探险家布鲁斯的记载，1504 年，阿玛拉曾在杰济腊地区同阿拉伯人首领瓦德·阿吉布作战，迫使后者归降；阿玛拉曾联合一位阿拉伯人首领阿布杜拉对当地人作战

③，并任命阿布杜拉为以卡利（位于尼罗河主流上，距前阿勒瓦国家首都苏巴

不远）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统治者——谢赫。阿布杜拉的传说，则描述他是一位勇敢的穆斯林武士，并拥有阿拉伯高贵世系，是他击败了阿勒瓦基督教国家，并占领其首都苏巴④。上述记载都表明，在丰吉人与先定居于这一地区的阿拉伯人移民集团和当地原来居民之间，有过一个冲突与联合的过程。其大致的发展轮廓应该是：阿拉伯移民集团在羽毛丰满之际，于 15、16 世纪之交， 灭掉了阿勒瓦基督教王国，充当了完成东苏丹地区伊斯兰化这一历史任务的执行者。然而，看来他们不敌新来的丰吉牧民的悍勇，只得向后者屈服。但丰吉人一来难以彻底驱逐或消灭阿拉伯移民集团，二来歆羡其较高的文明， 三来也欲借重这支力量巩固自己新近在这一地区建立的统治，因而在该集团屈服之后，采取一打一拉政策，与之联合，征服当地土著，并给以北方半独立的控制之权。

在上述三大居民集团关系最终确立后，丰吉国家的统治者遂定都散纳尔。大约 1616—1644 年在位的君主鲁巴特，在散纳尔建立了清真寺。这表明， 丰吉人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已迅速接受穆斯林文明，丰吉国家也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非洲风格的伊斯兰教素丹国①。丰吉统治阶级已居于城市，治理国家。那野蛮、蒙昧的如烟往事，业已被这个虔信古兰经的统治集团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迷失了。

在丰吉国家的北部地区，阿拉伯移民集团的首领阿吉布或阿布杜拉家族统治着大片依附于丰吉素丹的、半独立的地区。它的首府从卡利迁至哈尔法亚。

丰吉素丹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建立在多层次的、分散的附庸小邦基础之上的中央王权国家，并实行政教合一，伊斯兰教在该国起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丰吉素丹的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的地区，以散纳尔为中心，向北延伸至杰济腊一带，向南则溯青尼罗河而上。素丹的官员们在那里直接征税，其中有些地方由素丹派遣王室成员管理。在杰济腊北部的尼罗河主流一带，阿布杜拉家族享有世袭谢赫的头衔，地位相当于丰吉素丹国的副王，实际上是这一大片地区的最高统治者。素丹也向这一地区派遣王室成员加以节制。在素丹和阿布杜拉家族麾下，各自又都有一些附庸小王，他们大多统辖着一些边远地区。有的直接从属于素丹，有的则是谢赫副王的附庸，通过副王间接臣属于素丹

史》），London ＆ New York 1988，p. 29.

③ Holt ＆ Daly，op.cit.，pp. 29-30.

④ TheCambridgeHistoryofAfrica，vol.， 4， p.41.

① 但是，非穆斯林因素仍一直保持着。如登基大典就颇不按穆斯林规矩。Holt＆Daly，op. cit.，p. 32.

①。这些附庸小王也是当地望族。1561—1576 年在位的素丹达金所颁布《丰吉法典》，是一部重要的文献，试图将丰吉国家的政治、法律与社会生活秩序固定下来。

丰吉素丹对各地附庸小王、特别是北方副王的宗主权，构成了素丹国家重要的政治和行政基础。这种宗属关系本身，就包含着中央和地方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在这方面，北方副王阿布杜拉谢赫家族的问题最为突出。在开国君主阿玛拉之后，人们只知道十位君主的名字和在位年代②，至于他们的事迹则鲜为人知。然而，北方副王阿布杜拉谢赫之子阿吉布·阿尔·卡法塔的业绩却喧宾夺主，广为流传。在第一代谢赫阿布杜拉去世以后，丰吉素丹阿玛拉二世（1557—1568 年在位）任命阿吉布·阿尔·卡法塔继其父为北方副王。谢赫阿吉布被描绘为一位杰出的穆斯林统治者。他任命法官，资助圣徒，发动圣战。17 世纪初，当丰吉素丹阿布杜拉·艾尔·卡迪尔二世倾心于基督教、并接受埃塞俄比亚“万王之王”苏森尼奥斯的宗主权时，阿吉布毅然起兵将其废黜，并迫使他流亡在外③。这以后，直至素丹国家衰亡，阿布杜拉家族曾多次卷入国家重大的内部事务之中。

王室内部同样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卡迪尔二世被阿吉布赶下台后，逃亡到距埃塞俄比亚边境不远的切格拉。王室另一成员，卡迪尔二世的兄弟阿德兰举兵反抗阿吉布，双方在 1611—1612 年激战于库吉拉。阿吉布兵败被杀，其子北逃栋古拉。然而，阿德兰获胜后，又被卡迪尔之子所废黜。

丰吉素丹国是一个穆斯林君主国。伊斯兰教在国家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当丰吉国家建立并逐步繁荣之后，吸引了许多高级宗教人士和圣徒聚集到这里。如伊德里斯教长、哈桑·瓦德·希苏纳教长，以及塔杰丁·巴哈里， 等等①。这些圣徒主要来自马格里布和其他穆斯林地区，一般拥有或宣称自己拥有显赫的世系。无论是素丹朝廷，还是北方副王阿布杜拉谢赫家族的宫廷， 都热心鼓励和欢迎他们的到来，并给予优渥的礼遇。其目的想通过这些圣徒的来临与活动，促进国家伊斯兰化，用强化的神权和伊斯兰精神、文化生活来巩固自己的政权。那些来到丰吉的圣徒们，不仅传播伊斯兰文化，而且因其地位、影响而拥有政治上相当的权力。他们的向背往往对政局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常常在调解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 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圣徒们也很活跃。由于这些圣徒在游牧部落中的威望， 他们能够成为商路的庇护者，使之免受游牧诸部的袭击，保障商路的畅通与安全②。借此机会，他们自己也直接插手商业活动，成为大商人。据记载，圣徒马贾希布就是尼罗河至苏瓦金商路的保护者。另一位圣徒、生活在 17 世纪中叶的哈苏纳教长，也是一名大牧主兼大商人，他以青尼罗河东岸为中心， 将大批马匹贩往丰吉各地，甚至远销达尔富尔以西。

丰吉素丹国同许多古代国家一样，国势长消不定，难有明确、固定的边界。大致讲来，从埃塞俄比亚边境沿青尼罗河而下，直至尼罗河第三瀑布，

① 丰吉素丹国的中心区在青、白尼罗河之间，而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常常仅限于征收贡赋。Richard Gray，A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Sudan，1839-1889（《南部苏丹史》），Oxford 1961，p.2.

② 素丹在丰吉称“马克”。

③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 4，pp. 42-43.

① 迈基·希贝卡：《独立的苏丹》，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第 17 页。

② 丰吉国家颇依赖于从红海通往达尔富尔、瓦达伊和博尔努商路的兴旺。Gray，op.cit..

可以看作这个国家的中轴线。其疆土自这条轴线向东西两个方向伸展，在早期国势较强时，丰吉国家的统治者们着重向西扩张。例如，1550—1558 年在位的卡迪尔一世就曾向西用兵，征服了散纳尔地区以西杰贝尔·摩亚和杰贝尔·萨卡迪两山区的土著统治者。巴迪二世（1644—1680 年在位）将自己的征服战争继续向西推至白尼罗河东岸的阿莱斯（今卡瓦），并将此地作为丰吉人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中心。在平定这一地区以后，巴迪二世继续向尼罗河以西扩张。丰吉远征军穿越科尔多凡地区，一路降服了许多穆斯林小邦。

由于丰吉国家内部有许多部落、民族和被征服的小邦，国势又长消不定， 因而难以对其社会性质进行简单的概括。大致说来，这是一个受了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封建文明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它的业已阿拉伯和伊斯兰化了的统治阶级，在这个国家历史发展的中后期显然已经封建化了。他们对于自己治下的农民、牧民实行的剥削，已经是一种封建的剥削关系。但是，这种封建关系带有某种外来性。它势必要与东苏丹地区原有的社会状况，即更为落后、原始的社会状况相结合，才能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因此，这一非洲的伊斯兰封建文明，含有相当复杂的、其他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的形式， 如原始社会的残余、奴隶制占有形态等等。在丰吉国家的南部与西部广阔地区生活着许多发展水平更为低下的非洲各族黑人，使丰吉人拥有丰富的奴隶来源，因而在丰吉国家可以看到相当普遍的奴隶占有制现象。

在丰吉国家，统治阶级蓄奴不仅十分普遍，而且数量惊人。丰吉素丹本人就拥有 8000 名奴隶，他们在杰济拉肥沃的土地上为他耕种土地，放牧牲畜。有的贵族之家蓄有数百女奴。前面讲到的圣徒哈苏纳，不仅拥有奴隶卫队，而且拥有自己的奴隶村庄①。不仅统治者拥有奴隶，商人、手工业者甚至丰吉的农民也有自己的奴隶。奴隶除了在家内供驱使外，还用来从事农田、牧场的生产劳动。奴隶买卖更是司空见惯。1699 年访问丰吉首都的法国医生夏尔·蓬塞，就在集市上看到身强力壮的奴隶售价 10 埃居（135 美元）。除了在国内市场上买卖奴隶外，丰吉人还将奴隶输往国外。丰吉素丹就是这种奴隶输出贸易的组织者与垄断者。每年由尼罗河上游河谷地区出发的奴隶商队，将千名以上的奴隶贩往埃及。贩奴贸易的收入，成为丰吉素丹的一项重要财源。

对外扩张战争是丰吉国家奴隶的主要来源。丰吉远征军向西征讨，就对沿途臣服的诸邦或部落征收奴隶作为贡赋。这些奴隶被安置在首都散纳尔周围专门建立的村庄，以拱卫首都①。英国探险家布鲁斯曾亲身探访过这些村庄。据他记载，这些奴隶村庄不断获得新补充的奴隶②。这种奴隶村庄，似乎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奴隶兵制。它的存在说明，丰吉社会的奴隶除了家内劳务与农牧业生产之外，也用于当兵。但这种奴隶村庄的奴隶“兵”，与单纯的奴隶兵（丰吉素丹国和达尔富尔国家都有这种单纯用于作战的奴隶兵，一些丰吉大商人甚至拥有自己的私家武装——奴隶卫队）有所不同。奴隶村庄的奴隶，身份上已经发生某些异化，很可能已经成为一种准军事组织体制下的隶农。由此可以看出，丰吉社会中不仅含有多种经济形态，而且还存在着奴隶村庄这种中间或过渡类型的次生经济形态。不过，由于阿拉伯、伊斯兰封

①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4，p.55.

① “这些村庄有些在散纳尔东边，有些在西边，恰似首都之屏障。”Holt ＆ Daly，op.cit.，p.38.

②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4，p.44.

建化是丰吉社会发展的主流，所有其他形态和次生形态都处于受封建化制约与支配的地位，并朝着封建化演进。

丰吉国家的统治者除了要防范北方副王阿布杜拉家族和其他附庸小邦与部落的反叛以外，还要注意防范自己的武士们的异动。丰吉的军事力量相当强大。布鲁斯访问该国时，就看到他们兵营整齐、马匹雄壮，战士们的武器有红皮鞘的阔背大刀、纯钢锁子甲和铜盔①。事实上，丰吉族武士既构成这个国家的支柱，又构成对素丹的威协。在丰吉的历史上，至少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武士叛乱。一次发生在素丹巴迪三世（1692—1716 年在位）时期，这次叛乱由丰吉武士的指挥官阿明·艾尔达布领导，并得到北方副王阿布杜拉与阿莱斯总督的支持。素丹巴迪三世仅仅是靠了一支效忠于自己的骑兵部队才将叛乱镇压下去。由此可以推测，此前巴迪二世的远征很可能含有这样一个目的，即通过扩张战争获得战俘奴隶或贡赋奴隶，建立村庄这种准军事组织， 并组织奴隶卫队，以此对日益膨胀的丰吉武士集团的势力加以制衡。另一次叛乱爆发在巴迪三世之子安莎三世统治期间。1720 年，安萨三世被他的武士和人民所废黜。新即位的素丹努尔的母亲与旧王室有亲属关系，因而这次叛乱实际上改变了丰吉素丹的世系。

在努尔的短期统治之后，其子巴迪四世继位（1724—1762 年在位）。这段时间，特别是巴迪四世亲政以后，丰吉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巴迪四世为了巩固自己和本家族的统治，拼命打击旧王室势力，大肆屠杀旧王室世系的亲贵，并将他们的家产没收，分配给自己的支持者们。这样，在旧的权贵势力遭到削弱的同时，外来奴隶士兵和来自科尔多凡的避难者组成了支持新王权势力，并成为新素丹的亲信，权势日炽。在新权贵集团的支持下，1743—1744 年巴迪四世一举击溃了埃塞俄比亚大军的进犯。在埃塞俄比亚远征大军长驱直入、即将兵临散纳尔城下之时，丰吉军队从其背后实行突袭，埃塞俄比亚人溃不成军，连“万王之王”的皇冠等物皆成为丰吉人的战利品。这场战争之后，丰吉素丹国威望大增。消息传遍穆斯林世界，各国使节相望于道，络绎不绝。埃及和摩洛哥的使节还常驻散纳尔。1747 年，丰吉人挟新胜之威，又派遣远征军向科尔多凡扩张。结果先败后胜，在素丹巴迪四世任命的统帅穆罕默德·阿布·里凯利克率领下，终于占领了科尔多凡中部地区，将该地变成由里凯利克管辖的丰吉素丹的附庸。里凯利克由于在新区治理有方，被誉为善良而正直的统治者①。

巴迪四世对科尔多凡的征伐，一方面固然是要扩展疆土，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这一军事行动，将自己信不过的武装力量发往远方，消除自己身边的威胁。然而，他对待异己的残暴手段毕竟在内部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特别是他的勒索，竟加诸驻防科尔多凡的远征军军官的家庭，终于激成兵变。1762 年，在里凯利克率领下，驻科尔多凡远征军擅自回师杰济腊地区。他们的反叛，得到素丹之子纳西尔的支持。里凯利克许诺事成之后，拥立纳西尔为丰吉素丹。在兵临城下的情势下，巴迪四世终于不战而降，被罢黜、放逐，最后遭到杀害。

新素丹纳西尔不过是里凯利克手中的傀儡。出身于当地尼洛特苏丹人世系的里凯利克，这时名义上是教长兼宰相，实则为丰吉国家的摄政，统治着

①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第 316 页。

① 迈基·贝希卡：前引书，第 19 页。

丰吉国家的老区与科尔多凡新区。1769 年，里凯利克索性废黜了纳西尔，并将其杀害，另立其兄弟伊斯梅尔为王。

此后，在摄政里凯利克家族和素丹家族的两大集团之间屡次发生冲突， 宫廷密谋、战场厮杀接连不断。斗争的结果，摄政家族虽获胜，但整个丰吉国家却遭到极大削弱，首都散纳尔和另一座大城市阿巴吉都毁于兵燹。随着频仍的内耗，丰吉国势日衰，对游牧诸族的控制也大大削弱。科尔多凡地区趁机重新摆脱了丰吉人的统治。

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不仅没有伴随国势衰颓而平息，反而更加加剧起来。在压倒素丹家族集团之后，摄政家族的内部又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摄政们接二连三地遭到杀害。不是死于自己的兄弟，就是死于自己的子侄。每个靠谋害别人而登台的摄政，很快又成为另一次仇杀和篡夺的对象与牺牲

①。

国势的衰微，为自然灾害的肆虐打开了方便之门。1809—1810 年，丰吉瘟疫流行，土地荒芜，人口锐减。1813 年，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使者到达散纳尔，对这个国家的衰败情况有了清楚的了解。丰吉素丹国的衰败， 更加刺激了穆罕默德·阿里扩张的野心。 1821 年，穆罕默德·阿里之子、埃及远征军统帅伊斯梅尔率军南下，丰吉国家仍内讧不已，根本无力组织抵抗。素丹巴迪六世率众投降。展现在伊斯梅尔·卡米尔帕夏面前的丰吉首都散纳尔，竟几乎已是一片废墟。

当丰吉国家因内争而日衰时，其周边的附庸却获得一定的发展机会。北方副王阿布杜拉的附庸贾尔（或称贾里雍）的情况就是一例。这个本是丰吉素丹的二等附庸的小邦，由于南方散纳尔等大城市的衰落，其首府申迪竟日趋重要。根据 19 世纪初欧洲旅行家的目睹，申迪成为四方商队汇聚之处。这里北通埃及，从那里运来欧洲货物、香料和药品等，同时运去奴隶与骆驼； 南面的散纳尔地区运来黄金和奴隶，西方的科尔多凡、达尔富尔地区运来大批奴隶和阿拉伯树胶，东面则从苏瓦金海港运来印度的纺织品②。丰吉国家晚期东苏丹地区经济重心北移这一现象，更加加重了这一地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北部先进而南部落后的发展不平衡状态，尽管丰吉国家的发展和繁荣一度为打破这种不平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除了丰吉国家以外，在 17—18 世纪，东苏丹地区还存在着两个穆斯林国家，即达尔富尔素丹国和科尔多凡素丹国。

建国于达尔富尔地区的达尔富尔素丹国，大约从 17 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

1874 年。创建这个穆斯林王国的是原来居住在杰贝·马拉地区富尔人孔贾拉部落的凯拉氏族。由于杰贝·马拉地区的战略位置优越，凯拉人王朝的素丹们控制了四周平原地区的游牧诸族。这个国家除了接受来自北非穆斯林世界的影响之外①，还接受了西苏丹地区穆斯林社会的影响。许多从西苏丹地区赴麦加朝圣的穆斯林途经达尔富尔，给当地的政治、文化发展以积极推动，同时也给这里漫长的伊斯兰化历程打下了这样的印记：达尔富尔的穆斯林社会具有更浓厚的非洲色彩，而且保留了相当多的非伊斯兰成分，即使其王室也不例外。

① Holt ＆ Daly，op.cit., p.40.

② The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 4，p. 49.

① “四十天旅程”商队经常往来于埃及和达尔富尔之间。

起初，凯拉人王朝企图向西扩张。经过一系列不甚成功的战争，他们决定掉头东向。从素丹穆罕默德·泰拉布（1756—1787 年在位）开始，达尔富尔素丹国重点东向经略。由于不断的侵掠性战争，达尔富尔素丹拥有大批战俘奴隶，并成为奴隶输出国家。1800 年，它每年输出 5000 名奴隶②。

在达尔富尔的东方，是科尔多凡素丹国。该国的创立者，是同为杰贝·马拉地区富尔人孔贾拉部落的另一氏族穆萨巴阿特。这个氏族或者由于自然迁徙，或者由于同凯拉氏族的冲突失利，离开杰贝·马拉地区，辗转移居科尔多凡地区，并于 18 世纪在那里创建了自己的国家。

科尔多凡素丹国处于丰吉国家与达尔富尔之间，在三个穆斯林王国家中间势力最弱，而且左右强邻虎视眈眈，难以发展。1747 年，科尔多凡素丹国一度被丰吉人所灭。但在丰吉国家内讧势衰之际，科尔多凡又乘机复国，并与企图征服它的达尔富尔人进行了长期的抗争。战争结果，达尔富尔素丹泰拉布获胜，科尔多凡素丹哈希姆·穆萨巴维逃往散纳尔避难。科尔多凡素丹国又落入达尔富尔人手中。

泰拉布死后，宦官库拉拥立阿布德·拉赫曼继位为素丹。他是一位能干的君主，虔诚而又博学。正是在他统治时期（1787—1801 年），原来不断移动的达尔富尔王都终于固定在杰贝·马拉的东面，并成为永久性的都市①。素丹还大力加强对外联系，与埃及、奥斯曼帝国甚至法国的拿破仑·波拿巴建立联络②。1821 年，穆罕默德·阿里派其女婿穆罕默德·贝伊·库斯劳南征达尔富尔。由于尼罗河地区的起义和骚乱，这次远征无功而返③。这一历史机遇，使达尔富尔素丹国的凯拉人王朝得以延续至 19 世纪下半叶列强瓜分非洲时期。

二、十六至十八世纪的埃塞俄比亚

1497—1498 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远洋船队绕过好望角， 开辟了通向印度的新航路。此时，陌生的印度洋贸易网正被奥斯曼帝国以及穆斯林世界形形色色的商人集团所控制。为了打破自己在这片广袤的海域和陆地的孤立感，葡萄牙人努力在东方世界寻求盟友。于是，12 世纪以来流传在欧洲的关于“约翰教长国”的故事，就对他们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④。就在达·伽马远航印度前后，葡萄牙和埃塞俄比亚两国开始接触，使节互访。1520 年 4 月，当埃塞俄比亚的使节、亚美尼亚人马修从葡萄牙返回时，葡萄牙舰队也派出一支分遣舰队，由唐·罗德里格·德·利马率领，在马萨瓦港登陆。

在这支葡萄牙分遣舰队之中，有一位随军神父弗朗西斯科·阿尔瓦雷兹。他的游记，成了近代欧洲人对埃塞俄比亚最早的明确记载。阿尔瓦雷兹记述

② J.O.Sagay ＆ D.A.Wilson，Africa：A Modern History，1800-1975（《现代非洲史》），New York 1980， p.22.

① 王都称法舍尔。 Holt ＆ Daly，op.cit.，p.41.

② 拉赫曼与奥斯曼素丹互相馈赠珍贵礼品。拿破仑接到拉赫曼的信后，致书素丹，要求供应 2000 名 16 岁以上的奴隶。Holt ＆ Daly，op.cit.，p.42.

③ Robert O.Lollins，The Southern Sudan，1883-1898（《南部苏丹》），NewHeaven＆London 1962，pp.3-4.

库斯劳一路烧杀，破坏严重。

④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3，pp.177-180.

了埃塞俄比亚贵族爵位的等级与称号，以及宫廷斗争的失败者被囚于平顶山监狱的情况，还记述了埃塞俄比亚基督教会的情况，等等。这部于 1540 年问

世的《出使埃塞俄比亚记》，是人们了解 15—16 世纪埃塞俄比亚社会的重要资料来源①。

阿尔瓦雷兹笔下的埃塞俄比亚，当时正处在“所罗门王朝”（1270—1855年）的统治下。埃塞俄比亚皇帝，即“万王之王”，是这个非洲古老的基督教王国的最高统治者。其下则是控制着这个高原之国各个地区的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公、贵族。这些领主们平时向“万王之王”缴纳贡赋，战时则提供军队。“万王之王”还常常聘娶地方诸侯之女，通过这种政治婚姻来维系彼此的封建统属关系和权益、地位。“万王之王”还经常率领皇室与中央政府的大小官吏及护卫兵员巡行各省，总数有时达数万之众。其目的一可就食四方， 以减少贡赋转输之累；二可借此机会威慑诸侯，以加强中央政权对各地的控制。尽管如此，由于境内地形十分复杂，交通极为不便，各地封建领主又握有兵权、财政，因而分立主义、地方主义的倾向仍然相当强烈。除了“万王之王”雄才大略、中央政府兵盛财足的少数时期，一般地说，各地诸侯对于“万王之王”的臣服多半仅仅停留在表面和口头上，实际则处于一种割据或半割据状态。为了维系国家的大致统一，基督教会在埃塞俄比亚国家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葡萄牙人的到来与示好，也得到了埃塞俄比亚方面积极的响应。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埃塞俄比亚这个基督教国家处在被伊斯兰势力所包围和孤立的地位，境地维艰。自从红海为阿拉伯人所控制以后，伊斯兰教就随着阿拉伯商人由沿岸向内地传播开来。在达纳基尔地区和今索马里北部至绍阿地区边缘一带，出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穆斯林邦国。它们同基督教埃塞俄比亚之间不断发生着摩擦与冲突，战争连绵不绝。这种冲突以宗教为旗帜，自然包含着宗教冲突的内容。但在宗教冲突的喧嚣之下，也掩盖着利益的冲突，即沿海穆斯林商人集团向内地基督教封建主统治地区的进军。在这些穆斯林邦国当中，先后以伊法特和阿达勒两国最为狂热①。到了 16 世纪，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埃塞俄比亚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劣。占领了埃及的奥斯曼帝国，为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积极支持红海西岸这些穆斯林邦国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为了应付这一局势，德勒布纳·丹吉尔皇帝于 1535 年要求他的葡萄牙盟友提供火枪等先进武器。

然而，伊斯兰势力的进攻来得更快。这次进攻很快演变成一场关乎埃塞俄比亚国家和古老的基督教文明生死存亡的战争。这场对基督教埃塞俄比亚进行的伊斯兰圣战，是由阿达勒的一位绰号为“格兰”（意为“左撇子”） 的伊曼·艾赫迈德·伊本·伊布拉欣·加齐教长所领导的。从 1527 年开始， 格兰在奥斯曼土耳其人及其火器的援助下，率领大军入侵埃塞俄比亚。格兰大军一路所向披靡，深入绍阿、阿姆哈拉、拉斯塔等埃塞俄比亚腹地， 1535 年占领古都阿克苏姆。被劫掠欲望和宗教狂热煽动起来的穆斯林士兵，对他们占领的地方大肆烧杀抢掠，焚毁了无数村镇和城市，甚至将沃洛地区高达130 英尺的著名的“三位一体”大教堂也付之一炬，破坏了大批基督教建筑

① R.Greenfield，Ethiopia，A New Political History（《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Lon-don，pp.49-51.

①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3，pp.134-150.

和珍贵文物、工艺精品，还强迫被占领地区的广大居民改宗伊斯兰教①。 “万王之王”勒布纳·丹吉尔在颠沛流离的逃难环境中死去。继位的加

拉德沃斯皇帝（1540—1559 年在位）终于得到了葡萄牙人的支援。1541 年， 450 名葡军在马萨瓦登陆。在他们的帮助下，埃塞俄比亚终于在阿拉吉平顶山与阿散吉湖之间的荒野山区击伤格兰，打败入侵的穆斯林大军。格兰暂时退兵，进行整顿。在补充了 900 名土耳其、阿拉伯和阿尔巴尼亚火枪手和大炮之后，格兰卷土重来，并一举俘杀了葡军指挥官、著名航海家达·伽马之子唐·克里斯多夫·伽马。但加拉德沃斯皇帝亲率大军自南方兼程北上，双方决战于塔纳湖畔。穆斯林大军因格兰在激战中阵亡而溃散。埃塞俄比亚虽然闯过了民族危亡的险关，却元气大伤，大量财富被洗劫一空，人口锐减， 经济严重破坏，到处一片残破景象。

加拉德沃斯乘胜利之势头，力图强化中央政权对各地封建统治者的控制，同时加强教会的地位，希望以教会的力量，团结地域、民族、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民。此时，曾在对抗格兰的战争中支持过加拉德沃斯的葡萄牙人， 依仗自己有功，竟要求“万王之王”皈依罗马天主教。遭到拒绝后，耶稣会势力被迫离开皇帝的宫廷，退入北方提格雷地区，受到当地封建统治者的保护，继续成为埃塞俄比亚的隐忧。加拉德沃斯在力拒葡萄牙人无理要求的同时，发兵入侵阿达勒，并实施报复性的破坏与劫掠。这种极端的行动，反而迫使穆斯林加强团结。他们拥立格兰之侄努尔·穆贾希德（又称努尔伊玛目）， 对埃塞俄比亚人进行殊死战斗，结果加拉德沃斯命丧沙场。

就在埃塞俄比亚人与沿海穆斯林诸邦两败俱伤之际，一股新的力量乘虚而入，成为埃塞俄比亚近代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加拉人的入侵。

加拉人属库希特人一支，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渊源，至今难以确知。早期的加拉人可能居住在东非之角的东部和东南部一带。后来受到从北方南下的达纳基尔人和索马里人的压迫，加拉人逐渐向南和向西迁移。16 世纪前后，他们活动在埃塞俄比亚南部与肯尼亚北部的广大边陲地区。无论是埃塞俄比亚的“万王之王”加拉德沃斯，还是穆斯林阿达勒国家的统治者努尔伊玛目，都对日渐壮大并逐渐北上的加拉人深怀警惕，并力图限制他们的移动。但是，在这两位统治者先后于 1559 年和 1567 年死去之后，整个南方门户大开。加拉人遂大举北移，顺利向埃塞俄比亚高原各地渗透，所到之处，夺取土地、放牧牛羊。由于加拉人处在社会发展较低阶段，没有全部族统一的组织，因而这种迁徒只是以个别或几个部落为集群分散的北移。这些移民波力度欠强，因而难以给埃塞俄比亚帝国以集中的、致命的一击，使它发生根基性的动摇。

“万王之王”加拉德沃斯身后无嗣，王室内部自然爆发了夺位之争。争夺各方彼此兵戎相见，有的竟求助于奥斯曼帝国。国内政局的不稳和加拉人入侵的压力，迫使埃塞俄比亚人将国家重心转移至北方的塔纳湖一带。那里农业基础较好，同时又有象牙、黄金、香料乃至奴隶的来源。

17 世纪初，苏森尼奥斯（1607—1632 年在位）登上“万王之王”宝座。在他统治前期，苏森尼奥斯镇压地方封建主们的分立倾向，并努力遏制加拉人的继续北移；对于已移入的加拉人，则吸收他们加入军队，并令其驻扎各省。这说明，一部分加拉人已从外来入侵因素开始转化为埃塞俄比亚的内部

① R.Greenfield，op.cit.，pp.52-53.

因素。苏森尼奥斯的这些举措，显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617—1619 年，“万王之王”已有余力派遣远征军入侵丰吉素丹国。但是，苏森尼奥斯在宗教政策上日益倾心于天主教，并于 1622 年正式皈依天主教，希望用这一新的宗教为手段进一步强化其统治。这一政策，显然违反了国情。当年入援加拉德沃斯皇帝抗击格兰的葡萄牙士兵一直留居埃塞俄比亚，他们的后裔信奉天主教，享有优待，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由此渊源，葡萄牙人迁来埃塞俄比亚者日多，其中不少是耶稣会士（内有若干西班牙或其他国家的人）。一些耶稣会士，如教长奥维多和门德斯等，实际上充当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触角。例如，门德斯就居心叵测地提出一些埃塞俄比亚人难以接受的措施：全体教徒要重新受洗；所有教堂须重新命名；在祈祷时用拉丁语取代格尔茨语；不承认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的圣徒，挖掘他们的坟墓，等等①。他们的目的，是要通过天主教的传播来征服埃塞俄比亚。他们的活动早已造成了长达数十年的动乱，造成了埃塞俄比亚内部各社会集团间的不和。因而苏森尼奥斯大力推行天主教的活动，在旧有宗教界人士、贵族和埃塞俄比亚广大百姓当中引起普遍的不满和怨恨。它引起的冲突，使 8000 人丧失了生命。苏森尼奥斯的儿子法西利达斯决心结束这种动乱。他指出：“你们看到的这些躺倒在地上的死人，既不是异教徒，也不是穆斯林。⋯⋯他们是你们自己的臣民，你们的同胞，有些还是你们的亲人⋯⋯我们赢得的并不是一次胜利。”②

在这种形势下，苏森尼奥斯于 1632 年被迫退位，发布公告：鉴于天主教带来的屠杀，“万王之王”决定恢复祖先的信仰，让原来的教士回到教堂， 让他们建立自己的祭坛，诵读自己的祷告书，并将帝位让给法西利达斯（1632

—1667 年在位）。

埃塞俄比亚人广泛欢迎上述决定，当时的一首歌曲反映了这种欢庆情绪：

“埃塞俄比亚的绵羊终于自由了， 摆脱了西方的大胆的狮子，

平安地在自己的牧场上进食。圣马可和西里尔的教义，

战胜了罗马教会的愚蠢，

欢庆吧！欢庆吧，让我们共唱阿利路亚！ 西方的豺狼再也不能

奴役我们的埃塞俄比亚！”

①

“万王之王”法西利达斯即位后，驱逐耶稣会士，并采取严厉手段禁止天主教，清洗天主教势力，还下令禁止欧洲人入境。为了打击天主教势力， 增强国家统一，法西利达斯对内决定定都冈达尔，并在那里修建了几十所修道院和教堂，对外则致力于同红海沿岸的穆斯林势力，包括奥斯曼帝国驻苏瓦金与马萨瓦的帕夏建立和平的贸易关系。

埃塞俄比亚同红海沿岸穆斯林势力的长期斗争，使历史悠久的红海与非洲内陆贸易大受影响。但到 17 世纪上半叶，由于奥斯曼帝国在红海地区势力

① Jean Doress，Ethiopia（《埃塞俄比亚》），translated from French，by Elsa Coult，London 1959，p.158.

② Doress，op.cit.，p.159.

① Greenfield，op.clt.，p.61.

的滑坡和埃塞俄比亚内部政局的变化，这一贸易又有了明显的回升。在法西利达斯及其继承者约翰尼斯一世（1667—1682 年在位）统治的半个世纪中， 埃塞俄比亚同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像某些资料所讲的那样关闭；相反，印度和欧洲的商人继续经过马萨瓦港前往这个基督教王国。阿拉伯和红海沿岸的当地商人，还有来自希腊与意大利的商人，也推动着沿海对内陆高原贸易的复苏。“万王之王”甚至让这些商人充当自己的商业代理人。这些商人携带着埃塞俄比亚皇帝致印度莫卧儿大帝、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英印殖民当局，以及其他穆斯林国家首脑的友好的信件。法西利达斯等改善了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他们甚至要求奥斯曼帝国驻红海沿岸的总督阻止欧洲传教士从沿海进入内陆，并击退敢于从海上来犯的葡萄牙武装力量。由于也门在 17 世纪一度强盛并扼红海南端门户，法西利达斯曾先后派遣两个使团前往，希望同也门订立反葡军事同盟。也门统治者也派高级教长回访，并企图使“万王之王”改宗伊斯兰教。结果，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酿成一场暴乱。此外，法西利达斯还鼓励同丰吉素丹国进行贸易。

总之，法西利达斯和约翰尼斯一世的对外政策是颇有眼光的。一方面， 他们根据奥斯曼帝国与阿拉伯和东北非穆斯林诸国时势消长的客观实际，大幅度地调整了以武力对付穆斯林世界的方针，在保留宗教上的歧异的同时， 努力修好国家关系，以便集中力量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作出反应。另一方面，他们在对付西方殖民主义的时候，又集中目标反对当时的主要敌人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耶稣会势力，对它们实行严格封锁，但同时却不断对荷兰人、英国人修书示好，并准许其他欧洲商人前来贸易。这一政策同 17 世纪中国康

熙大帝的禁教和此后的闭关，以及 1635 年后日本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属于同一历史时期东方封建主义对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反应。相比之下，埃塞俄比亚的态度似乎比中国和日本还要松弛一些。

法西利达斯和约翰尼斯一世两代的睦邻政策，在周围穆斯林世界得到了程度不同的积极反响，这就为埃塞俄比亚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但他们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采取了强化教会势力的办法，结果使基督教会势力更加膨胀，教权逐渐成为王权的威胁。教会方面发动首都暴乱以反对法西利达斯的也门政策，还因约翰尼斯一世的婚姻问题而将其革出教门。

法西利达斯和约翰尼斯一世还锐意经营塔卡泽河以西地区。随着国家重心北移塔纳湖，冈达尔成为永久性首都，锡缅和瓦格拉等地区迅速阿姆哈拉化。

当法西利达斯等着意防范红海葡萄牙人的入侵、并努力与沿海穆斯林世界修好时，当“万王之王”同膨胀的教会势力渐渐发生摩擦与冲突时，加拉人继续自南方波浪式地涌入埃塞俄比亚高原腹地。他们大股进入戈贾姆，或经由绍阿抵达阿姆哈拉，前锋已渗入提格雷地区。

在法西利达斯与约翰尼斯一世统治的这半个世纪中，埃塞俄比亚一方面驱逐了欧洲早期殖民主义的势力，改善了同四周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使本国有了一个长期以来没有过的、安定的外部环境；但在另一方面，内部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仍在聚积，加拉人大规模的渗透性迁入与这种迁徙所带来的矛盾，都在表层现象之下耗蚀着埃塞俄比亚的国力。

加拉人进入埃塞俄比亚高原之后，同高原各地原有的居民发生了自然而密切的接触。他们受到当地发展程度较高的基督教封建文明的影响，开始缓

慢地接受埃塞俄比亚文化①。特别是那些较早进入绍阿和阿姆哈拉地区的加拉人，就更是如此。在越来越多的加拉人集群当中，世袭制渐渐取代了原来的选举制。不过，这一民族融合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矛盾，甚至激烈冲突的过程。这种冲突中的融合过程，鲜明地体现在“万王之王”埃雅苏的活动中。

约翰尼斯之子埃雅苏（1682—1702 年在位），是冈达尔王朝（仍属所罗门世系，因定都冈达尔而称之）最后一位杰出的君主，史称埃雅苏大帝。他面对前两代人创造的和平国际环境以及聚积下来的繁杂的内部问题，在即位伊始就将注意力集中在强化中央政权对各地的控制上面。

“万王之王”在各地的驻防军——“查瓦”诸营，本是埃塞俄比亚国家与王权的重要支柱。但此时，这支武装力量已趋腐败和变质。由于长期与驻在地贵族通婚，驻防军长官们往往与地方权贵们沆瀣一气，对抗中央政权。因此，埃雅苏首先加强皇家卫队的建设。这支军队拥有专门金库，装备有较为先进的步枪和火枪，共计兵员 12000 人，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皇家禁卫军①。对于在自己麾下服务的加拉士兵，皇帝鼓励他们阿姆哈拉化和皈依基督教，并任命他们的首领为军政高级官员。这一情况说明，加拉人已经开始作为内部因素，逐渐进入埃塞俄比亚社会政治生活。

尽管对自己手下的加拉武士颇多笼络，但对那样深入各地、雄踞一方的加拉人集团，“万王之王”仍将其视为心腹大患，不断予以打击。17 世纪 80 年代，埃雅苏首先对居住在阿姆哈拉本部与戈贾姆边缘地区的加拉人用兵； 90 年代，他又数次兵伐绍阿，以便重建“万王之王”对这片基本上已被加拉人控制的地区。绍阿地区虽然仍有一些承认皇帝权威的小王国，但大都对埃雅苏的征讨抱冷漠态度。这是因为经过较长时期的接触与沟通，绍阿地区的加拉人已逐步阿姆哈拉化了。它们同毗邻的这些阿姆哈拉小王国早已化干戈为玉帛，建立了友善关系。埃雅苏终于认识了这一不可逆转的现实，放弃了将加拉人逐出绍阿的原定计划，任其自然发展。不过，对绍阿的用兵却也带来一个“万王之王”本人所未曾预料到的后果：来自门兹地方的贵族尼古斯追随皇帝征讨绍阿，在埃雅苏大军班师回朝后依然留在当地继续活动，并建立了自己的小邦王朝。到了下一世纪。他的后裔竟已占有绍阿大部分地区。在阿斯法·沃森当政时期（1770—1808 年），该邦王朝已初步建立了中央集权型的行政体制。

1704 年，埃雅苏又发动了他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远征——进兵西南的锡达莫地区。这次远征带有政治和经济双重目的，锡达莫地区的伊纳里亚王国， 由于早先被埃塞俄比亚“万王之王”多次征服，已承认了中央王权的最高权威。它向中央政府缴纳为数可观的黄金作为贡赋，成为“万王之王”政权的一项重要财源。此外，伊纳里亚王国由核心地区与外围附庸组成，在锡达莫地区领袖群邦，因此它的臣服对“万王之王”更有重要意义。17 世纪，加拉人开始向这一地区渗透，不仅切断了伊纳里亚王国同中央政权的通道，还侵占了该邦北部边远地带。埃雅苏的远征，不仅旨在重建中央政权在这一地区的权威，还要恢复这个重要财源。这次远征虽未能奏效，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加拉人的力量，遏制了他们北上戈贾姆等地区的势头。这次远征失利后，

① 西克·安德烈书：前引书，第 327 页。

①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4，p.559.

伊纳里亚王国和整个锡达莫地区完全落入加拉人之手，这里的原有居民逐渐被吸收进人数众多的加拉社会；与此同时，加拉人也接受了原当地王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建立了一批加拉人王国。不过，由于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势力的增长和扩展，这些加拉王国的统治者一般都接受伊斯兰教，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万王之王”埃雅苏还十分重视扩大对外贸易，特别是致力于保持通过苏瓦金港和散纳尔地区商路的畅通。此时，丰吉素丹国已由于国内不休的动乱、统治集团内讧与游牧民族的无法无天而日益衰落。因此，埃雅苏十分重视经略帝国北部的边鄙地区。1692—1693 年，他会同总督们一道发起北征。这次军事活动，使“万王之王”得以重建他对贝格姆迪尔与提格雷地区的权威。不过，埃雅苏虽然重兵在握，对提格雷当地的封建主却仍很谨慎，不去触动他们传统的既得利益与权威。实行这种政策说明，封建的埃塞俄比亚即使是在它中央王权强大的情况下，各地封建主仍处于半独立的状态。“万王之王”对北方提格雷等地区的这一政策，应该说是成功的。在埃雅苏的号令下，实行了对海岸地区的封锁，终于迫使苏瓦金的帕夏屈服，同意促进埃塞俄比亚在那里的贸易，并同“万王之王”分享苏瓦金港的收入（关税）。埃雅苏积极的外贸政策，引来了欧亚各地的商人。1692—1693 年北征之后，埃塞俄比亚的外贸剧增。“万王之王”的商务代表出现在波斯，来自孟买的英国商人代表团也企图进入这个古老的王国。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与使节也趁势渗入埃塞俄比亚。

欧洲传教士的重来，再次激起埃塞俄比亚人民的不安与教会上层的敌视。王权与教权的矛盾再次尖锐起来。1706 年，埃雅苏病重，教会上层与王后联手，将他杀害，并拥立其子特克拉—海马诺特（1706—1708 年在位）为新的“万王之王”。

此后十数年间，埃塞俄比亚国家急剧衰落下来。“万王之王”的权威局限于首都冈达尔和邻近地区。大部分省区实际脱离了中央政权的约束，各行其是。加拉人则从四面八方进入这个国家的腹地。虚弱的王权更加依赖皇家卫队的支撑，而皇家卫队也因养尊处优和对宫廷事物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日趋腐败。宫廷大权操纵在少数权臣与皇家卫队手中。为皇帝服务的加拉人贵族更被擢升高位，掌握军政要津。他们同埃塞俄比亚教会之间矛盾日深，直至兵戎相见。斗争的结果，教会势力遭到削弱。这段时间的“万王之王”，命运也相当悲惨。特克拉—海马诺特在位仅两年即遭杀害。其叔父特沃夫洛夫继位，三载而亡。1711 年，贵族们甚至一度废去所罗门王系，拥立自己的领袖约斯托斯为“万王之王”。1716 年，这位篡夺者被埃雅苏的另一个儿子达维特三世所废黜。1721 年，达维特三世又被毒死，他的一位兄弟、以巴卡法之名著称的瓦尔德·吉奥吉斯加冕称帝。

巴卡法在位的十年（1721—1730 年），短期内结束了权臣弄权的混乱局面。他雷厉风行地将一批又一批涉嫌谋反的宫廷权贵们逮捕、处决，手段虽嫌狠辣，效果却立竿见影。在巴卡法的铁腕之下，无论职位多高的廷臣、显宦都不过是“万王之王”颐指气使的工具。为了免受腐败跋扈的皇家卫队的左右，巴卡法转而依靠当年埃雅苏部署在达莫特地区的加拉人部队，用他们作为自己的贴身卫队和军队骨干；同时，积极加强火枪手部队，以改进军队的技术与装备。在整顿宫廷、强化军队的基础上，巴卡法开始着手重建中央王权对各省区的控制。这一次，“万王之王”的军队重点经略塔卡泽河以东

地区。1724 年以后，先后征服了瓦格和拉斯塔等地区。

1730 年巴卡法死后，其幼子埃雅苏二世继位。由于受到加拉人部队首领的支持，这次王位的嬗替比较平静。但加拉人的势力也进一步膨胀。埃雅苏二世冲龄即位，实权掌握在其母、皇太后曼图阿布手中。曼图阿布重用自己的亲戚。这个亲贵集团掌权以后，从 1741 年起不断侵犯丰吉国家，企图将后者变为埃塞俄比亚的藩属。1744 年，埃塞俄比亚大军在一次大举进犯散纳尔的战争中惨败，损失约 20000 人①。为了进行报复，埃雅苏二世在 1744—1751 年对丰吉国家反复进犯，结果不仅军事上劳而无功，反而造成双方贸易的停顿。

1755 年埃雅苏二世死后，皇太后曼图阿布及其亲贵们扶埃雅苏二世的加拉族妻子所生之子埃约阿斯（1755—1769 年在位）为“万王之王”。为了争取各地封建领主对埃约阿斯的承认，曼图阿布宁肯坐视各省总督拥兵自重。例如，提格雷地区的总督米哈伊尔·萨胡尔本是一个靠造反而爬上高位的人， 由于承认埃约阿斯为“万王之王”，曼图阿布便认可他成为整个塔卡泽河以东地区的统治者。

为了强化埃约阿斯的统治，曼图阿布集团鼓励埃约阿斯母系亲属率领数以千计的瓦洛（加拉人一支）武士来到首都，并委以宫廷和政府中的高级职务。曼图阿布的本意，是利用瓦洛武士集团这一新进势力，造成对原来朝廷中大封建主集团势力的某种制衡，使自己可以凌驾在这种均势之上。殊料后果适得其反。地方势力更加坐大，中央政权日趋异化，带有渐渐浓厚的加拉人色彩。宫廷中的均势并未出现，反而使以阿姆哈拉总督瓦达卓为首的阿姆哈拉贵族集团因不满引进大批瓦洛人而与曼图阿布集团分裂。瓦洛人集团飞扬跋扈，教会上层内部派别冲突也尖锐起来。

1766 年，“万王之王”埃约阿斯同曼图阿布集团发生冲突。埃约阿斯求助于提格雷总督米哈伊尔·萨胡尔。久怀异志的总督正中下怀，立即亲率30000 人的大军（内有 8000 名火枪手），于 1767 年 12 月抵达首都冈达尔。曼图阿布集团不愿坐以待毙，遂于次年由曼图阿布之婿马里亚姆—巴里亚为首，企图联络阿姆哈拉人和阿高人的力量，一举废黜埃约阿斯。1768 年 10 月，埃约阿斯率领由米哈伊尔指挥的提格雷大军和由法西尔指挥的达莫特驻军同马里亚姆—巴里亚的军队展开决战。后者兵败被俘，并被处死。但在此次战后，“万王之王”埃约阿斯与米哈伊尔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由于畏惧米哈伊尔的势力与野心，埃约阿斯亲近法西尔，并命令米哈伊尔率部返回提格雷。但米哈伊尔抗命不遵，反而向法西尔展开攻击。法西尔的骑兵尽管骁勇，却不敌米哈伊尔的火枪手。战争结果，法西尔败逃达莫特，埃约阿斯也被米哈伊尔杀害。

1769 年以后，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进入了王子纷争的时代。各地封建主完全无视“万王之王”的存在。“万王之王”则沦为控制冈达尔的军阀封建主的傀儡。

埃塞俄比亚陷入无休止的军阀封建主混战之中。先是提格雷总督米哈伊尔·萨胡尔将“万王之王”玩于股掌之上，任意废立；接着是米哈伊尔被达莫特驻军首脑法西尔与阿姆哈拉人首领哥舒联手击败；然后是哥舒与法西尔先后成为冈达尔政权的实际控制者。所有这些军阀封建主与他们任意废立的

①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vol.4，p.567.

“万王之王”，如走马灯一般在冈达尔的旋转政治舞台上出现与消失，其速度令人目眩。

在地方上，诸侯割据，各霸一方。提格雷以及塔卡泽以东广大地区仍然控制在米哈伊尔·萨胡尔家族手中。他们拥有最强的军队和行政系统。绍阿的统治者沃森—塞吉德甚至拥立了一个“万王之王”，而他绝非是唯一这样做的人。其他各地封建小邦的统治者，也都全权支配着自己的领地和人民， 为所欲为。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加拉人首领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所到之处， 焚毁教堂，屠杀教士，并将基督徒卖为奴隶。

由于冈达尔军阀封建主与各地封建统治者之间、各地军阀封建主之间战争不断，军队的地位遂变得极端重要。所有军阀封建主的部队都脱离土地， 不事生产，因而也就完全不关心生产。他们不仅蹂躏敌方的地区，而且无法无天、横行于自己领主的土地。在动乱、战祸、劫掠、杀戮的这样一种环境下，农民无法维持生产，甚至无法存活，只得弃农从军，或铤而走险，啸聚山林。

兵匪合一，盗贼遍野，经济凋蔽，人口锐减。古老的基督教文明国家埃塞俄比亚，经历了它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