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东非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变迁

19 世纪初至 70 年代，东非沿海和内陆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出现了较大变迁。

在沿海地区，阿曼素丹赛义德·萨伊德铲除了以马兹鲁依家族为代表的分裂势力并基本控制了东非沿海地区后，迁都桑给巴尔，东非沿海地区成为阿曼的统治重心。萨伊德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经济，使当地经济进入了繁荣时期。19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进入东非沿海地区，力图在政治、经济上实行控制。1856 年萨伊德去世后，西方的殖民活动进一步升级。1860—1870 年代，东非沿海地区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在东非内陆，长达 300 年的民族迁徙基本结束。内陆居民的大量增加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发展。19 世纪，内陆相继出现了一批组织甚好的部落联盟和国家。内陆生产也有较大发展。在此基础上，沿海地区和内陆的贸易不但开通，而且日益发展起来。

一、萨伊德加强对东非沿海地区的控制

1807 年，赛义德·萨伊德（1791—1856 年）在阿曼的权力角逐中获胜，

继任阿曼素丹。他上台之初，东非沿海地区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 18 世纪阿曼国内权力之争迭起，内乱不休，因而放松了对东非沿海地区的控制。当地的一些总督和素丹乘机扩充实力，建立山头，有的甚至公开拒纳贡税，宣布独立。至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除桑给巴尔、马菲亚和基尔瓦等地外，蒙巴萨、拉木群岛和奔巴岛等多处地区已脱离阿曼管辖。同时，英法等西方列强对东非沿海地区所表现出的日益浓厚的兴趣，使纷乱的形势更加复杂化。显然，任凭局势发展，萨伊德就有失去东非沿海地区的可能性。因此，他在稍事稳定了阿曼政局后，便把注意力转向东非沿海地区。

萨伊德在东非沿海地区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马兹鲁依家族。这个家族原居住在阿曼的拉斯太克和萨马依尔一带，17 世纪末，该家族成员参加了攻占蒙巴萨的战斗并被任命为首任驻蒙巴萨总督。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马兹鲁依家族一方面动员阿曼本土的族人迁居蒙巴萨，仅 18 世纪，就有 14 家马兹

鲁依人迁往东非；至 19 世纪初，蒙巴萨的马兹鲁依人已相当可观。另一方面， 马兹鲁依家族拉拢当地的克林迪尼部落联盟，迅速扩大统治势力。马兹鲁依家族势力的膨胀引起了阿曼方面的不安，历任素丹都力图遏制其势力的扩展。1729 年后，阿曼素丹连续两次任命非马兹鲁依家族成员为蒙巴萨总督； 1740 年代，又派人暗杀了马兹鲁依人总督，然而这些措施并不奏效。自 1731 年后的一个世纪，马兹鲁依家族不但垄断了蒙巴萨总督的职位，而且不断向外扩展。18 世纪末，马兹鲁家族的势力已北抵马林迪，南达潘加尼。1804 年，该家族公开拒绝向阿曼称臣纳贡，打出了独立的旗号。萨伊德继位后， 他们于 1814 年派人送去一份带有挑衅性的“礼物”：一件铠甲、一些火药和子弹。这份“礼物”表示：如阿曼发兵攻打蒙巴萨，将遭迎头痛击。马兹鲁依家族强化武装力量，储备军火，摆出与阿曼素丹分庭抗礼的姿态。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

萨伊德与马兹鲁依家族交手的第一回合在拉木群岛展开。拉木群岛主要由拉木、帕特和曼达三岛组成。早在 18 世纪中叶，马兹鲁依家族就开始向拉

木群岛渗透。帕特岛的编年史记载道：“马兹鲁依人企图占领帕特岛和拉木岛，⋯⋯但眼下他们尚无力如愿，因此他们佯作友善，私下却盘算着：‘一旦时机成熟，立即夺取之。’”①1807 年，帕特岛素丹福莫马迪去世，岛上为争夺继承权而爆发内战。马兹鲁依家族趁机插手，于 1810—1811 年派兵支持阿哈默德一派。反对派战败，其首领弗莫罗梯被俘后囚禁于蒙巴萨，其余残存势力逃往拉木岛。蒙巴萨军队尾随追击，力图全歼。拉木岛军队在谢拉一战阻止了蒙巴萨军队的进攻，然而拉木岛素丹担心马兹鲁依家族卷土重来，只得被迫向阿曼素丹求援。萨伊德抓住时机，立即派一名总督率军进驻拉木岛。不久，帕特岛居民不满马兹鲁依家族的统治，反对派势力再次抬头， 他们派代表赴阿曼请求援助。于是萨伊德发兵帕特，击败了蒙巴萨军队，并占领了该岛。在短短十余年里，萨伊德两度用兵，先占拉木，再夺帕特。1824 年，他正式向拉木群岛派出总督和驻军，这表明他已完全控制了这个群岛。

首战告捷后，萨伊德利用有利形势继续扩大战果。1822 年，他利用马兹鲁依人总督每年一度回蒙巴萨述职之机，命令阿曼驻桑给巴尔总督出其不意地率兵攻占了奔巴岛。马兹鲁依家族两次全力反击，但都无功而返。萨伊德抓住战机，直捣马兹鲁依家庭的大本营蒙巴萨。马兹鲁依家族见势不妙，竟不惜引狼入室，乞救英国提供保护，允诺向英国交纳蒙巴萨出产的一半产品， 包括象牙、龟壳、面粉、牛、羊、大米和谷物等①。 1824 年，英国殖民者欧文率军进驻蒙巴萨。英国殖民统治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两年后英军被迫撤出。1828 年，萨伊德派军围困蒙巴萨，并于次年占领该地。在以后的十余年中，马兹鲁依家族虽几次反扑得手，但最终于 1837 年被彻底击溃。从此，马兹鲁依家族的势力完全覆灭了。

在围剿马兹鲁依家族的同时，萨伊德派兵前往姆里马海岸地区、布腊瓦和马尔加等地，迫使当地素丹或酋长称臣纳贡。至 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萨伊德已基本控制了北起摩加迪沙、南至德尔加多角的东非沿海地区。

为了稳固东非沿海地区的政局，萨伊德采取了各种措施。

首先，他把统治重心转移到东非沿海地区。1828 年，萨伊德首次亲临东非视察；次年，他把大部分财产和家具运往桑给巴尔。1840 年，他正式把首都从马斯喀特迁往桑给巴尔。在萨伊德统治的后半期，他虽还不时回阿曼本土，但大部分时间留在东非沿海地区②。统治重心的转移，使萨伊德有更多机会了解东非沿海地区，及时处理各类问题，同时也加强了对当地总督和素丹的监督，从而强化了对东非沿海地区的控制。

其次，萨伊德加强了东非沿海地区的武装力量。他从阿曼本土招募兵员， 建立一支常规军。1840 年代，这支常规军为 400 人（而同一时期阿曼本土的常规军才 300 人）。为增强军队战斗力，萨伊德从西方进口大量武器，如滑

镗枪和加农炮等。仅首都桑给巴尔，就筑有炮台 21 座，加农炮 50 门。东非沿海地区濒临印度洋，海上武装力量显得格外重要。为此，萨伊德组建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海军。1830 年代，这支海军有大船 16 条、小船 90 条，每条船

① C.S.Nicholls，TheSwahiliCoast；Politics，DiplomacyandTradeontheEastAfricanLittoral，1798-1856（《斯瓦西利海岸；东非沿海地区的政治、外交和贸易》），London1971，p.68.

① C.S.Nicholls，op.cit.，p.132.

② 萨伊德在桑给巴尔的时间是 1831 年 12 月—1832 年 9 月、1833 年 11 月—1835 年、1837 年初—1839 年 9

月、1840 年 12 月—1851 年 4 月、1852 年 12 月—1854 年 4 月。

上配备 4—74 件不等的火器。除上述武装外，若遇战事，萨伊德可武装奴隶以应急需，同时，他可向阿曼本土征集雇佣军。关于征兵人数，说法不一， 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萨伊德当时的财政状况而定。大体上说，他一次可从阿曼征兵 15000—20000 名左右①。

再次，萨伊德鼓励阿曼阿拉伯人移居东非沿海地区。以桑给巴尔为例， 1804 年，当地仅有阿拉伯人 300 名；1819 年达 1000 名；1848 年上升到 3000 名；1856 年萨伊德去世时，已猛增到 5000 名②。萨伊德引入阿曼的传统管理制度，把居住在东非沿海地区的阿拉伯人编入各部落。每逢重大决策，他必定召集阿拉伯部落酋长和部落显贵，倾听他们的意见。阿拉伯人在东非沿海地区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占有大量土地，垄断了大部分重要的官职。因此，阿拉伯人数的增加，无疑拓宽了萨伊德统治的社会基础，加强了统治集团的力量。

二、萨伊德时期东非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

萨伊德控制了东非沿海地区后，并没有建立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他袭循旧例，仍然保留了各地的素丹、酋长及传统制度。对重要城镇，他派驻总督和少量驻军。

在萨伊德统治时期，东非沿海地区的社会阶级结构犹如一座金字塔，以阿拉伯人为主体的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高踞塔顶，以斯瓦希里人为主体的农民、渔民和传统手工业者位于中层，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奴则被压在最低层。

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由阿拉伯统治集团成员和阿拉伯、斯瓦希里商人演变而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公元前就在东非沿海地区活动，经营的主要项目是黄金、象牙、龟板和香料等。他们虽然也贩运些奴隶，但既未专营， 亦非大量。16 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占领东非沿海地区后，把罪恶的奴隶贸易引入当地，揭开了东非奴隶贸易的序幕。1698 年后，葡萄牙殖民者虽然退出了德尔加多角以北的东非沿海地区，但奴隶贸易并未因此消失。法国为解决其印度洋上殖民地马斯克林群岛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于 18 世纪 20 年代渗入东非沿海，寻求黑奴来源。1776 年，法国商人莫里斯与基尔瓦素丹订约，规定每年由基尔瓦素丹供应 1000 名奴隶；条约有效期为 100 年①。至 18 世纪后期，西方奴隶商人在东非沿海的活动已十分活跃。他们之间相互竞争，甚至出现了三四条船在同一地方为争购黑奴而你抢我夺的现象。奴隶供不应求， 价格急骤上升，仅 70—80 年代，奴隶价格就上涨一倍。奴隶贸易成了一本万利的买卖。这种形势不但诱使和推动许多阿拉伯商人专营奴隶贸易，而且直接刺激了当地阿拉伯统治集团的贪欲，其中不少人积极参与、组织奴隶贸易， 成为专业的阿拉伯奴隶商人。19 世纪初，西方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发起的禁止奴隶贸易也扩及东非，英国驻孟买和毛里求斯当局曾向萨伊德施加压力，迫其放弃奴隶贸易。萨伊德一度置之不理，并在给英国女王

① Nicholls，op.cit.，pp.256-257，259，262.

② Nicholls，op.cit.，p.265.

① G.S.P.Freeman-Grenvilleed.，TheEastAfricanCoast，SelectDocumentsfromtheFirst to the Earlier Nineteenth Century（《东非沿海历史文选》），Oxford 1962，p.191.

维多利亚的信中表示：“废除奴隶贸易是您的愿望，⋯⋯但我必须告诉您， 若按此办理，这个地区将完全、彻底遭到毁灭。”①然而，在英国的强大压力下，萨伊德终于在 1822 年被迫签署了第一份禁止奴隶贸易条约，禁止阿拉伯奴隶商人向西方奴隶商出售黑奴。1822 年条约使东非奴隶外销受阻，这就迫使阿拉伯奴隶商人寻找新的奴隶市场和出路。19 世纪 20 年代末，一些奴隶商人开始创办种植园，把大量从内陆猎取的黑奴投入种植园，从事丁香、谷物和果类等产品的生产。于是，种植园主阶层形成了。显然，无论是奴隶商人或是种植园主，都是奴隶贸易的产物。

萨伊德是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的总代表。他是东非最大的奴隶商人，他本人及其家族积极组织、参与奴隶贸易。奴隶贸易为素丹提供了士兵和奴仆，每年为素丹提供了大量金钱。据估计，萨伊德每年从奴隶贸易中所获收益占其全部收入的 1/4—1/2②。萨伊德又是东非沿海地区最大的种植园主，本人占有种植园 45 座、奴隶劳动力上万人③。1840 年，他的种植园所生产的丁香占当地总产量的 2/3；1845 年占 1/3④。

以萨伊德为代表的商人——种植园主阶级是官商一体，他们占据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官职。如仅次于萨伊德的大奴隶商人和种植园主苏莱曼任桑给巴尔总督；马林迪地区最大的种植园主萨里姆两度担任马林迪总督，后又改任蒙巴萨总督。这个阶级又占有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以马林迪为例，它们占田 22656 英亩，占当地土地总面积的 1/2 以上①。因此，商人—种植园主阶级控制了东非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

以斯瓦希里人为主体的农民、渔民和传统手工业者是世代生活在东非沿海地区的居民。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丝毫权力，社会地位低下。每年除向素丹交纳一定数量的税额外，还要无偿服劳役一个月（种植园兴起后，他们大多被送往种植园干活）。19 世纪 20 年代末以后，由于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大肆抢占当地农民土地；至 50 年代，桑给巴尔东部和西部由当地农民世代开垦耕作的沃田也被它们强行霸占。

处在社会最底层的黑奴大多是被奴隶商人捕猎的内陆居民，他们是奴隶贸易的牺牲品。黑奴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以桑给巴尔为例，1811 年黑奴占当地人口的 3/4，1844 年占 4/5②。由于非洲和阿拉伯社会传统的作用，东非沿海地区奴隶的处境比同时期的美洲奴隶要好些。他们可以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种植园奴隶可分得一小块土地，种菜收粮；家庭奴隶有的还外出经商， 有的当铁匠、木匠和船员；奴隶积攒了钱财，可购买自己的奴隶。然而，在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经济冲击下，奴隶生活状况也日趋恶化。种植园主在追求利润的驱使下，加强了对奴隶的盘剥，超强度的劳动使大批黑奴早夭，死亡率高达 22—30%③。此外，奴隶只是主人的私产，随时都可能被转卖。因此，

① Nicholls，op.cit.，p.218.

② 斯·尤·阿勃拉莫娃：《非洲，四百年的奴隶贸易》，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第 193 页。

③ F.Cooper，PlantationSlaveryontheEastCoastofAfrica（《东非沿海种植园奴隶制》），Yale 1977，pp.50-51.

④ Cooper，op.cit.，pp.50-51.

① UNESCO，TheAfricanSlaveTrade fromtheFifteenthtoNineteenthCentury（《15—19 世纪非洲奴隶贸易》），

Paris 1979，p.180.

② Nicholls，op，cit.，p.287.

③ Nicholls，op.cit.，p.203.

黑奴们为了争取自由，采用各种方式进行斗争。逃跑是东非沿海地区奴隶斗争的一种常用方式。尽管逃奴一旦被抓获，将重镣锁身、公开示众，但逃跑事件仍层出不穷。不少逃奴躲进山区，建立居留地，过着自由人的生活。除逃跑外，奴隶起义也时有发生。仅 1820 年代，桑给巴尔就爆发了两次奴隶起

义，其中 1825 年起义坚持了三年之久，萨伊德不得不从外部召募雇佣军，并使用了放火烧林的野蛮手段，才镇压了这次起义。

在萨伊德时期，东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

萨伊德利用相对稳定的政局，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内外贸易。为了活跃当地商业活动，他鼓励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来东非经商。对于印度商人， 他一改前任们排斥的态度，采取了许多优惠措施。比如，允许印度商人来去自由；允许他们享受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其商品可与当地商人的商品一样， 仅交纳 5%的关税，而豁免其他一切杂税，等等。这些措施吸引了大批印度商人。1819 年，桑给巴尔仅有印度人 200 名；1840 年代增加到 700 名；1850 年代末已达 5000—6000 名，超过阿拉伯人①。擅长经营的印度商人在商业和金融业活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开店设行，经商贸易，开展借贷业务， 甚至承包海关。仅桑给巴尔一地，印度人开设的商店就占当地商店总数的9/10②。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商人把大量资金带入东非沿海地区，解决了当地经济发展中资金不足的困难。阿拉伯商人或种植园主几乎毫无例外地依赖印度人的金融贷款，甚至连萨伊德也不例外，他最多的一次向印商借贷达 5 万元之多③。印度商人活跃了东非沿海地区的贸易活动。

萨伊德注意开发东非自然资源。在他统治期间，传统产品的出口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以象牙为例，萨伊德一方面组织专门队伍捕杀野象，摘取象牙；另一方面则让商队深入内陆，收购内陆居民收藏的象牙。因此，在这一时期，东非沿海地区的象牙出口急剧上升。19 世纪初叶，当地每年出口象牙在 4—20 万磅之间浮动；至 50 年代末，已猛增到 48.86 万磅①。除象牙外， 椰子、龟板、和犀牛角等项目的出口都有程度不同的增加。

在农业生产上，萨伊德根据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引进了甘蔗、丁香、桂皮和咖啡等经济作物。其中，丁香的经济作用尤为引人注目。1819 年，丁香在东非沿海地区引种成功后，萨伊德首先在自己的庄园大规模试种。19 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第一批收获的丁香立即被美国商人全部包购。萨伊德看到了丁香在世界市场上的前景可观，于是全力推广丁香生产。他甚至下令，每砍掉或种植一颗椰子树，必须补种三棵丁香树，违者将没收其土地。为推动丁香生产，萨伊德率先把自己的 45 座庄园改为丁香种植园，并把大批奴隶投入种植园，进行集约式生产。在这种形势下，丁香种植园发展迅速。至 19 世纪 60—70 年代，桑给巴尔岛已有丁香种植园 2296 座，奔巴岛也有

1000 座之多。丁香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迅速增加。1839—1840 年，丁香

产量为 31.5 万磅，1849 年为 420 万磅，1856 年已达 500 万磅②。十年时间产

① Nicholls，op.cit.，p.290.

② N.R.Bennett，AHistoryoftheArabStateofZanzibar（《桑给巴尔阿拉伯人国家史》），Cambridge 1978，p.37.

③ Nicholls，op.cit.，p.291.元，系当地流通货币，约等于美元。

① Z.A＆J.M.Konczacki，AnEconomicHistoryofTropicalAfrica（《热带非洲经济史》），London 1977，vol.1， p.224.

② F.Cooper，op.cit.，pp.69，52.

量翻了四番，丁香成为东非沿海地区的又一重要产品。种植园经济很快从桑给巴尔、奔巴两岛扩散到蒙巴萨和马林迪地区，出现了大批以生产谷物和果类的种植园。1874 年，马林迪每年谷物出口价达 15 万美元，被称为“东非的粮仓”③。种植园经济在东非沿海地区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显著，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促进经济更快发展，萨伊德力图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他本人对西方生产的机械产品颇感兴趣，专门收集了诸如钟表、音盒等产品，还派人赴法国学习制钟工艺。为了解西方工业生产情况，他派遣特使访问欧美。赴英特使返回后，萨伊德详细询问了有关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等工业中心的生产管理、设备和技术等事项。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他曾计划建立汽轮传动的制糖厂和造船厂。然而，萨伊德发展工业的计划样样都需西方提供技术和设备，西方各国无意帮助东非沿海地区发展工业，因此这类计划无一能如愿以偿。例如，为引进制糖技术，萨伊德曾求助法国人；法国方面提出了苛刻条件，要求他向法国租让土地，十年内对法国商品免税等。为引进英国制糖设备，萨伊德化了大量资金；然而英国人把设备运入桑给巴尔后，不愿提供技术，不久便扬长而去，设备缺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成了一堆废铁。建立制糖厂的计划几起几落，最终还是成为泡影。

萨伊德采取各种措施，使东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明显发展，对外贸易增长尤快。以对美贸易为例，1838 年双方贸易总额为 149590 美元，1854 年已达 998528 美元，短短 16 年内竟增长了 5 倍①。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非沿海港口日益繁荣。1850 年代，桑给巴尔港已有居民 6—8 万人，相当于邻近葡属东非首府莫桑比克人口的 10 倍，成为东非的经济中心和最大城市②。

在政局相对稳定和经济较快发展的形势下，萨伊德力图进一步扩张其势力，进而成为东非霸主。他利用阿拉伯商队的活动，向内陆渗透，其势力北抵维多利亚湖、南迄尼亚萨湖，并进入刚果盆地；他趁贝岛与马达加斯加之间发生冲突，把贝岛纳入他的势力范围。1842 年，他曾向英国外交部试探， 能否把领土向北扩展，越过摩加迪沙，延伸至哈丰角和伯贝拉一带。然而， 由于东非沿海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都隐藏着各种潜伏的危机，特别是欧洲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因此他充当东非霸主的计划是注定无法实现的：

首先，以萨伊德为代表的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的形成和发展都与西方殖民势力密切相关。奴隶商人在奴隶贸易的刺激下形成；种植园主则是适应西方殖民政策的变化，用奴隶劳动的产品代替奴隶出口的产物。因此，无论是奴隶商人或是种植园主，都程度不同地依赖于西方市场，并受西方殖民势力的制约。这种关系决定了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必然具有对内剥削黑奴、对外屈从西方殖民势力的特性。萨伊德在西方禁止奴隶贸易的压力下步步退让的事实，便是最好的证据。进入 19 世纪 40 年代后，西方殖民势力对东非沿海地区发起了强劲的渗透。以萨伊德为首的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无力抵挡，一味退让。因此，萨伊德对外扩张的势头将被完全遏制，而且东非沿海地区的独立也将遇到严重威胁。

其次，东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十分脆弱，缺乏持久的活力，这具

③ UNESCO，op.cit.，p.179.

① Nicholls，op.cit.，pp.332，334.

② Nicholls，op.cit.，p.266.

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奴隶贸易在东非沿海地区经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它为萨伊德及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1822 年禁止奴隶贸易条约仅限制了奴隶向西方出口，并没有使东非奴隶贸易全面停止。相反， 1822 年后，奴隶贸易呈现急骤上升的趋势。19 世纪初，东非沿海地区每年贩卖黑奴 3000 名；1820 年代为 6000 名；1840 年代已达 15000 名；在 50 和 60 年代， 这个数字还在上升①。奴隶贸易禁而不止的原因，一是西方奴隶贩子采用走私、自由劳工移民等方式在当地继续从事奴隶贸易；二是东非沿海地区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参见本卷第十章）。在这种形势下，奴隶商人的活动更加活跃。他们组织商队定期深入内陆，并在沿途建立了一系列据点，如塔波拉、乌季季等。贩奴商队到达内陆后，“煽动、有时甚至是直接帮助当地的一个部落对另一个部落发动战争， 于是战俘便成了阿拉伯人的财产。在部落战争中，数千人被杀，或随后死于伤病和饥饿，村庄被焚毁，妇女和儿童被作为奴隶掠走”①。贩奴商队足迹所至，战火四起，生灵涂炭，给内陆地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极大摧残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由于东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贸易往来）与内陆有密切关系，因此，内陆的衰败必将直接导致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恶化，并最终制约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二，东非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包括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奴隶劳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奴隶人数不断增加。以桑给巴尔为例，1819 年该岛有奴隶 1.5 万人，1835 年为 10 万人，1859 年已达 20 万人②。奴隶劳动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因此，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东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脆弱的。随着西方禁止奴隶贸易的深入开展，东非经济必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其三，作为在东非沿海地区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其性质与同时期的美洲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有所不同，它是外部资本主义经济与当地传统经济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东非沿海地区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带有强烈的非洲传统经济的色彩。生产资料占有者仍然是传统的统治阶级（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由传统的统治集团成员组成，它仍属传统统治阶级的范畴），奴隶作为生产者，其处境虽日益恶化，但传统地位仍没遭到完全破坏。种植园奴隶依然保存着自己的家庭经济，他们在主人分给的一小块土地上种粮种菜，自给自足。他们每周为种植园主干三天活，其余时间在自己的地里生产，其产品除维持生活外，多余部分可在当地市场出售。除此之外，种植园生产的产品仍有相当部分是以满足本地消费为前提。因此，这种种植园经济具有明显的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的成份。另一方面，东非沿海地区种植园经济又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烙印。种植园生产的部分产品作为商品进入西方市场。以丁香为例，1859 年桑给巴尔和奔巴岛生产的丁香有53%输往英、美、法、德诸国；1867—1868 年虽有所下降，但还占 35%①。因

① E.A.Alpers，Ivory and Slaves（《象牙和奴隶》），California 1975，pp.191-192；J.LLiffe，AMordenHistory of Tanganyika（《坦噶尼喀近代史》），Cambridge 1979，p.42.

① Beachey，op.cit.，p.21.

② F.Cooper，op.cit.，p.56.

① F.Cooper，op.cit.，p.62.

此，种植园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生了直接的联系，西方经济的起伏和原料价格的波动对当地种植园经济必然产生重要影响。例如，1830 年代，每 35 磅丁香在西方市场的售价为 10 美元，1856 年下跌至 2—3 美元②。丁香售价急遽下降，使丁香种植园主的收入大幅度下降。为追求利润，他们拼命扩大种植面积以提高产量；结果供过于求，又导致了丁香生产对西方市场的进一步依赖。必须指出，东非沿海地区的种植园经济虽然同时融合了非洲传统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成份，即同时糅合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但从总体上分析，商品生产的规模有限，商品经济的色彩显得淡薄；相反，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显得更强劲有力。一些当时访问过东非沿海地区种植园的人这样描述：“他们的主要食品小米是自己生产的，油料是自己用芝麻和椰子榨制的，鱼很多，同时还养牛养鸡。⋯⋯他们几乎不用花钱买东西。”“即便在困难的形势下，这个岛上（指桑给巴尔）最穷的种植园也能生产足够的食品和住房，以供主人和奴隶之用。”③不发达的商品生产以非洲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为前提和基础，显然，它无法成为滋生资本主义的肥田沃土，而把东非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引入更高级的阶段。

总之，东非沿海地区的种植园经济是东非传统经济在奴隶贸易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渗透和冲击下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因此，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大举入侵，非洲传统经济必将受到进一步腐蚀，并逐步演变成资本主义的经济附庸，最终被完全纳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的轨道。

三、东非沿海地区的半殖民地化

早在 19 世纪初叶，英法等国就多次派人前往东非沿海活动。1820 年前后，英法舰船频频游弋东非海域，勘察地形，绘制地图，收集各种情报。东非沿海地区丰富的物产，宜人的气候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使西方列强垂涎三尺。英国殖民者欧文公开说：东非沿海地区“在葡萄酒上能与马德拉白葡萄酒媲美，在香料上能与马六甲香料匹敌，在棉花、咖啡、糖、油料和水果方面能同世界上任何同类产品相竞争。⋯⋯这些新的资源应该为我国的商业和工业开放。”①

西方以禁止奴隶贸易为名，揭开了对东非沿海地区殖民渗透的序幕。1822 年，英国迫使萨伊德签署了第一份禁止奴隶贸易条约，其中规定英国可向当地派驻代表以监督条约执行情况。1824 年，欧文以禁止奴隶贸易为由，率英国武装占领蒙巴萨。他沾沾自喜地说：“显而易见，这是上帝为英国统治东非作好了准备。”②

1830 年代，西方殖民渗透步伐加快。1833 年，美国率先与萨伊德订立了

不平等的通商条约，英法于 1839 年和 1844 年如法炮制。上述条约内容大致相似。第一，美英法公民可在萨伊德管辖的所有港口自由出入，进行贸易， 而当地官员不得在价格或其它方面进行干涉；第二，对三国商品仅征收 5%的海关税，以此替代所有的进出口税、吨位税、贸易许可税、引水税等；第三，

② P.Curtin，AfricanHistory（《非洲史》），Boston-Toranton1978，p.403.

③ F.Cooper，op.cit.，pp.97，74.

① R.Coupland，EastAfricaanditsInvaders（《东非和它的侵略者》），Oxford1956，p.228.

② Coupland，op.cit.，pp.237-238.

三国政府获准在桑给巴尔开设使馆，派驻领事，领事享有领事裁判权。

依据条约，美、英、法领事分别于 1838 年、1841 年和 1844 年进驻桑给巴尔。在西方领事直接策划下，西方殖民渗透进入了大规模发展的阶段。

西方领事上任后，大搞炮艇外交，用武力威逼萨伊德就范。法国领事曾公然说，要让萨伊德办成一件事，没有炮艇的出场是不可能的。英国领事对此大为赞同，他甚至振振有词地举例说，当英国炮艇“莉莉”号停泊在桑给巴尔港时，他与萨伊德讨论问题就容易得多了。美国领事则表示，美舰的来访能使萨伊德对美国的实力有个正确的概念。根据这种强盗逻辑，西方领事们纷纷要求本国政府定期派遣炮艇“访问”东非沿海，以炫耀武力。

除武力恫吓外，西方领事竭力拉拢当地统治集团中的上层人物，利用他们为西方殖民利益服务。美国领事到任后，积极培植亲美势力，在萨伊德身边形成一个亲美小集团。这个亲美集团与美领事保持着密切联系，当美领事去孟买时，也能通过萨伊德身边的译员得到所需情报。美领事利用亲美势力， 勾结当地海关官员，一度几乎垄断了桑给巴尔的对外贸易。当地商人气愤地指出：“无论何时，只要他们认为合适，那末本地商人和印度商人的货物就会被海关扣留。商人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出售货物，而只能卖给他们指定的人。如果美国船需要，那末应该首先满足美国人的要求。”①英法领事不甘落后，各自培养亲本国的小集团和势力。亲法势力甚至把萨伊德的两个儿子卡立德和巴加什以及桑给巴尔总督苏莱曼等要人也网罗在内。

禁止奴隶贸易是西方（主要是英国）进行殖民渗透的又一手段。1822 年条约签订后，英国于 1839 年和 1845 年又两次强迫萨伊德签署进一步放弃奴隶贸易的条约。利用禁止奴隶贸易，英国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 英国从这些条约中捞到许多好处。比如，在查禁贩奴船的名义下，英国海军长期驻扎东非沿海水域，从而大大加强了英国在当地的殖民力量。另一方面， 禁止奴隶贸易又使萨伊德的奴隶制经济大伤元气。奴隶贸易过去一直是萨伊德的重要财政来源，因而禁止奴隶贸易的深入开展使他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据萨伊德本人估计，他每年将为此损失 3.5—4 万美元，而英国政府只同

意给予一次性补偿费 2000 英镑①，得失差额相距甚大，使萨伊德在财政上遇到困难。在政治上，萨伊德所依赖的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在禁止奴隶贸易的冲击下，日益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他们（甚至连萨伊德的子女及家族成员也不例外）不甘忍受衰亡，全力反对禁止奴隶贸易。一位英国官员评论道： “素丹的属下对禁止奴隶法令熟视无睹，因为这些法令与他们的自身利益相抵触。”②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离心力，无疑削弱了萨伊德的统治力量。为了维护其个人统治，萨伊德不得不进一步投靠英国及其它西方国家。

至 1840 年代后期，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加强，列强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它们甚至采用不正当手段，公开分裂东非沿海地区。以法国为例，1847 年 8 月，法国领事竟然派遣法国海军官员先后去布腊瓦和拉木等地，劝说当地素丹，让他们把这些港口卖给法国政府，但素丹们拒绝了这种要求③。

萨伊德慑于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对它们步步进逼的殖民

① J.Gray，History of Zanzibar（《桑给巴尔史》），Oxford1962，p.205.

① Nicholls，op.cit.，p.235.

② Nicholls，op.cit.，p.239.

③ J.Gray，op.cit.，p.187.

渗透不敢坚决抵制。他乞求西方政府，幻想用撤换领事的方法来遏制西方的威胁。早在英国首任领事哈默顿上任不久，他就派代表赴伦敦，两年后又专函英国政府，表示对英国领事的不满，并要求英政府召其回国。萨伊德也采取同样措施，写信给美国总统，希望撤换美国领事。但萨伊德的幻想被严酷的现实一一击破，西方政府对他的呼吁置之不理或干脆拒绝了他的要求。萨伊德感到无路可走，他沮丧地表示：西方殖民势力“犹如死神的命令，我除顺从外已别无它法”①。

萨伊德步步退让，西方列强得寸进尺。至 19 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 西方领事成了当地的太上皇。英国在当地的殖民势力最强，其领事态度也最为蛮横，他曾公开宣称：“萨伊德在东非沿海地区的权力仅仅是徒有其名而已。”②当时有人评论说，英国领事实际上把萨伊德当作傀儡对待，英国外交部官员嘲笑萨伊德倒像一名英国总督。

自 19 世纪 3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这短短十几年内，以英国为主的西方殖民势力已逐步控制了东非沿海地区。在经济生活中，西方主要通过不平等商约，大量倾销西方工业品，掠走当地原料产品。据统计，1832 年 9 月—1834 年 5 月，进入桑给巴尔港的西方船只 41 条，载重量为 8000 吨；而至 1857

年，上述数字分别上升到 90 条和 27653 吨③。在贸易中，西方商人采用各种卑劣手段，实行不等价交换，从而获取高额利润。大量西方商品充塞东非沿海地区市场，不但严重损害了当地民族经济的正常发展，而且为把它沦为殖民地经济准备了条件。在政治生活中，西方殖民者有恃无恐，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有的公然无视萨伊德的一再禁令，公开窜入萨伊德统治十分薄弱的姆里马海岸地区，从事殖民活动；有的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逍遥法外。凡此种种都严重损害了东非沿海地区的非洲人的主权和利益。

1851 年，一位西方人士调查后指出：“在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中间，普遍存在这样的看法：萨伊德去世后，继承人将由英国人来挑选，这个国家也将置于英国保护之下。”①历史的进程证实了这种看法。1856 年，萨伊德在自阿曼返回桑给巴尔的海路上病逝。其子马吉德在英国扶植下继任素丹。但马吉德的地位遭到了内外挑战。萨伊德第三子、阿曼素丹杜瓦因以东非沿海地区是阿曼属地为由，拒绝承认马吉德的素丹地位，并于 1859 年发兵征讨； 萨伊德的另一子、长期生活在桑给巴尔的巴加什在一部分阿拉伯人支持下， 与法国领事密谋后，企图举兵推翻马吉德，自立为素丹。英国见势不妙，动用武装力量，直接插手当地内政。英国军舰在海路上拦截杜瓦因军队，迫其返回阿曼；英国海军陆战队在桑给巴尔逮捕了巴加什，把他放逐到孟买。1861 年 4 月，英驻印度总督坎宁出面裁决，让东非沿海地区脱离阿曼，成为独立

的桑给巴尔素丹国；它每年向阿曼素丹交纳 4 万元，作为阿曼放弃东非沿海地区的经济补偿。1862 年 3 月，英法发表联合声明，接受坎宁裁决，分别承认阿曼和桑给巴尔素丹国。桑给巴尔素丹国的成立，标志着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势力对东非沿海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加深，同时也宣布了东非沿海地

① J.Gary，op.cit.，p.245.

② Nicholls，op.cit.，p.239.

③ C.T.Brady，CommerceandConquestinEastAfrica（《对东非的贸易和占领》），Salem 1950，pp.98-99； R.Couploud，op.cit.，p.316.

① Nicholls，op.cit.，p.196.

区的半殖民地化。

1870 年，马吉德去世，巴加什继任素丹。他上台才一年半，一场飓风横扫桑给巴尔岛，毁坏了岛上的丁香种植园和停泊在港口的素丹船队。英国政府趁其内外交困，派代表团赴桑给巴尔，提出订立全面禁止奴隶贸易条约的要求。巴加什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无力顶住英国压力，被迫订约。这个条约遭到了奴隶商人—种植园主阶级的顽强抵抗，各地不断出现叛乱，政局十分动荡。巴加什依靠英国军队，才平息了各地动乱。1877 年，英国领事建议巴加什组织一支新军，并推荐英国军官马修斯担任教官。英国借此控制了桑给巴尔素丹国的武装力量。东非沿海地区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四、东非沿海与内陆地区

在东非内陆，由于沿海地区与内陆贸易的发展，商道的逐步形成（详见本卷第六章），以及恩哥尼人迁徙的渐渐中止，东非各族的动乱开始停止（详见本卷第十八章）。十九世纪上半叶，除已有的湖区国家之外，陆续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部落联盟或早期国家组织。

在乌桑巴拉山区，早在 18 世纪就已出现了香巴拉人国家，至 19 世纪，

其领土北起乌姆巴河、南抵潘加尼、东至印度洋。在 19 世纪 40—60 年代的香巴拉国王金韦里统治时期，政府初具雏型，国王之下设有第一大臣、军队司令和国王私人卫队长等职。由于香巴拉国家的各种制度尚不完备，因此在金韦里去世后，很快分裂成若干部落联盟。

居住在桑巴拉以南的齐古阿人尚未出现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有些酋长已开始建立自己的权力，较著名的有伯瓦纳·赫里。

生活在乞力马扎罗山的西部和南部的查加族，在 19 世纪初开始形成一些早期国家组织。1800 年左右，奥龙博借助帕尔人的铁矛武装其军队，征服了四周的部落，在乞力马扎罗东部山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这是查加人建立国家组织的一次尝试。奥龙博建立的国家没有完整的政治制度，他死后很快解体了。

1800 年左右，查加族的奥里奥人征服四邻，建立了基博肖酋长国。至 19 世纪中叶，这个酋长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70 年代初西纳即位时，国力强盛。西纳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他派遣官员去各地进行管理，任命酋长， 并选派特使去各处视察，监督各级酋长和官员。

在查加族居住地区，除奥龙博、基博肖酋长国外，较著名的还有莫希酋长国。

在今坦桑尼亚中南部，居住着赫赫族。19 世纪中叶后，穆尼古姆统一了该族居住的北部地区。70 年代末，姆克瓦瓦继承父业，他让家族成员和亲信担任各种职务，以维护其统治。他对外征战，不断扩大疆土。

还值得一提的是尼亚姆维齐人。进入 19 世纪后，尼亚姆维齐人建立了一些酋长国，其中最著名的是米兰博建立的国家。米兰博是一位酋长的儿子， 年轻时在恩哥尼人中生活过，熟知他们的军事组织方式。他模仿恩哥尼人组建同龄兵团，并征服了周围一些酋长国。他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控制了塔波拉通往乌季季的商道。

由于社会相对稳定，东非内陆的经济得到发展。在肯尼亚地区，吉库尤人的农业和手工业实现分离，出现了专事制造、出售铁器和陶器的手工业者。

在坦桑尼亚，生产的提高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铁、铜和盐成为当地贸易的主要项目；在桑巴拉地区，还出现了小羚羊皮、山羊皮和牛的定期集市。在布干达和大湖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都有明显提高，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生产项目：布干达南部出产谷物和鱼类；布尼奥罗生产盐和布；布干达中部生产木材、芦苇和草；还有些地区生产铁器、陶器和服装等。

东非内陆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广大内陆地区间贸易的广泛开展，促进了沿海和内陆的直接贸易。

19 世纪前，东非沿海和内陆没有直接的贸易关系，虽然内陆和沿海的产品时有交流，但这是通过一系列的内陆地区的转手贸易网而实现的。19 世纪初叶，尼亚姆维齐人首先打通了自内陆至沿海的商道。1830 年代，沿海的阿拉伯和斯瓦希里商人也组织商队深入内陆。于是，沿海和内陆的贸易日益发展起来。

在沿海与内陆的贸易中，内陆各族居民发挥了重要作用。尼亚姆维齐人在内陆地区间贸易中一直十分活跃，早在 18 世纪，他们已进入乌干达和卢旺达地区；19 世纪初，他们又出现在沿海地区。据口头传说，首批到达沿海地区的尼亚姆维齐人发现当地市场上象牙价格昂贵，且需求量大，于是他们返回内陆，收集象牙，并定期运往沿海市场。尼亚姆维齐人参加对沿海贸易的人数十分可观，除各地酋长、巫医、猎象者自行组织商队外，大量青年也外出充任各类商队的向导、脚伕和其它服务人员。1850 年代末，尼亚姆维齐人赴沿海的商队数超过了沿海进入内陆的商队数，贸易已成为该族人民生活中重要内容。

除尼亚姆维齐人外，坎巴人也积极投入这种贸易活动。坎巴人居住在现肯尼亚的马查科斯和基图伊地区，当地自然条件恶劣，他们饱尝干旱和饥荒之苦，只能经常外出谋生。这使他们熟悉四邻地区，并和当地居民建立了联系。1836 年的大饥荒后，许多坎巴人流入靠近沿海的拉拜。在那里，他们接触了阿拉伯商人，并得知阿拉伯商人十分需要象牙，但又担心受马萨伊人的袭击，因而不敢进入肯尼亚内陆。坎巴人抓住良机，利用他们与内陆的广泛联系，从 1840 年代起，充当了肯尼亚内陆与沿海地区贸易的中介商，他们在

肯尼亚内陆各地收购象牙及其他产品，然后贩运到沿海市场出售。至 1860

年代，坎巴人几乎垄断了这类贸易活动。克拉普夫于 1848 年指出：坎巴人商

队每周抵达沿海市场，带来 10500—14000 磅象牙。据他统计，坎巴人商队大

约由 300—400 人组成。

随着内陆与沿海贸易的发展，内陆各族人民程度不同地参与了这种活动。当然，大部分内陆居民与尼亚姆维齐人或坎巴人不同，他们并不直接把产品运往沿海市场，而是与来当地的内陆商人或沿海商人进行物物交易。

自 1830 年代起，沿海地区的阿拉伯商人或斯瓦希里商人开始日益频繁地进入内陆。 1830 年代末，他们进入坦噶尼喀湖区。1844 年，阿拉伯商人第一次出现在布干达；此后，他们的足迹一直延伸到大湖地区，并不断向纵深发展，在商路沿途建立了贸易据点。以乌尼亚尼耶姆贝为例，这座由阿拉伯商人在 1850 年代建立的商业据点内居住着商人、木匠、泥水匠及其他手工业者，他们为过路商人提供仓库、食品和其它服务。阿曼素丹对进入内陆的商人和商队发放通行证，也得到内地各族统治者的保护。

在内陆与沿海的贸易中，沿海向内陆提供布匹、棉织品、念珠、铜线和火器等，而内陆则向沿海输出象牙、犀牛角、树脂和畜产品，提供发展种植

园经济的奴隶劳动力。

内陆与沿海的贸易沟通了彼此的交往和联系，促进了相互了解，对东非的历史发展起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