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埃及沦为殖民地及其民族运动的兴起

自从埃及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之后，它便一步一步地沦为殖民地，先是丧失关税自主权；接着实行双重监督制度，丧失了财政自主权；而后又成立“欧洲内阁”，欧洲人控制了政权； 1882 年奥拉比运动被镇压之后，英国人对埃及实行军事占领，埃及的独立已名存实亡，1914 年正式沦为英国殖民地。

随着殖民地化的逐步加深，埃及人民同帝国主义及与之勾结的土耳其— 契尔克斯族封建集团的矛盾，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1882 年奥拉比领导的抗英战争，1906 年丹沙微惨案引发的反英民族运动的高涨，就是这一矛盾的表现。在反帝斗争中，广大农民、市民、士兵、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伊斯兰启蒙运动和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日趋觉醒，他们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和建立共和国的主张；一部分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土著地主，也在一定时期参加了这场反帝斗争。

一、贾迈勒丁的伊斯兰启蒙学说和埃及知识分子的改良思想

封建专制统治，使埃及人民一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侵入，又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灾难。

实行“双重监督”后的第一年（1877 年），埃及财政收入仅 950 万英镑， 但还外债就需 750 万英镑①，再除去上交奥斯曼帝国的年贡等费用，用于国内

的钱只剩 100 万英镑左右。英法两监督对此还不满意，要求“欧洲内阁”榨取更多财富，结果许多地方随意增加新捐税，甚至开始征收一年后的税，使许多农民被迫抵押土地，用押金交纳租税。这种掠夺式的横征暴敛，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1878 年，上埃及发生大饥荒。当时在埃及的欧洲人报告道： “妇女儿童们长途跋涉、挨村乞讨，⋯⋯死于饥饿者难以计数。”②埃及工商业者处处受到外国资本的掣肘和打击，日子同样很不好过。他们手中数量不多的资本和财产，也成了“欧洲内阁”敲榨勒索的重要目标。许多商人不但要交纳日益提高的货物税，还经常被迫购买名目繁多的债券，已濒临破产的边缘。“欧洲内阁”还将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到地主们身上，1871 年，为捞得一笔巨款以应付财政危机，伊斯梅尔曾颁布“补偿法”，规定地主只要一次付出六倍于土地年税的钱，以后便可免交土地年税的一半。出于同样目的， “欧洲内阁”现在又打算废除“补偿法”，让地主们恢复交纳全部土地年税。这一措施遭到地主们的强烈反对，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部分议员在议会中要求政府延长“补偿法”的有效期。

总的来看，除了少数买办资产阶级以外，埃及各阶层人民都对英法“双重监督”和“欧洲内阁”的倒行逆施日益不满，埃及人民与封建统治集团和外国殖民势力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国难当头，出路何在？埃及知识分子首先起来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

在穆罕默德·阿里时代，埃及已出现了以留欧学生为主的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到 19 世纪 70 年代，这批知识分子的数量已相当可观，成了埃及知

① 弗·阿·波特金：《侵占和奴役埃及》（俄文版），莫斯科 1959 年，第 54 页。

② E.B.Cromer，Modern Egypt（《近代埃及》），London1909，p.35.

识阶层中较为活跃的力量。埃及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地主商人家庭，完成学业后或经营农业、或做生意、或在企业和政府机关中供职。“双重监督”制形成后，不但从农和经商的那些人前途暗淡，当职员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每况愈下。由于大批欧洲人涌入，许多埃及知识分子被企业和行政部门排挤出来。那些保住了饭碗的人，待遇也比欧籍同僚低得多。如在政府机关中，欧籍雇员年平均薪金为 300 埃镑，而埃及雇员仅 30 埃镑。因此，埃及知识分子中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日益强烈。他们积极宣传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如里法阿·塔赫塔维，曾去法国学习五年，1832 年回国后从事翻译、教育工作。他主持翻译了《拿破仑法典》等数百部西方著作，并研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思想，所著《巴黎游记》阐明了立宪机构应当监督行政机构的原则。当时新式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实现君主立宪， 排除列强干涉，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不过，当时埃及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文盲，又深受宗教思想的束缚，一时还难以理解这些主张。在唤起广大民众方面，新式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远不如以爱资哈尔大学为中心的宗教学者们的影响大，而后者的思想武器便是贾迈勒丁的伊斯兰启蒙思想。

贾迈勒丁·阿富汗尼（1839—1897）生于阿富汗，少年时代就学习语言、历史、哲学、法律、《古兰经》、圣训学、医学等，后又离家去印度学习数学和天文学，知识十分渊博。青年时代，他到西亚、北非和欧洲的许多地方游历讲学，亲眼看到西方与东方之间在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对欧洲殖民势力给东方伊斯兰国家带来的灾难深恶痛绝，因此决心以启蒙教育来唤起各国穆斯林反抗列强，振兴国家。此后，他到处宣传自由，主张改革伊斯兰教，号召东方伊斯兰世界团结起来击退西方的渗透和侵略。他还倡导学习自然科学和先进的文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东方各国强盛起来。他的思想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自然也招致了一些保守势力的反对。

1871 年，伊斯梅尔想借助贾迈勒丁的威望笼络埃及知识分子和穆斯林群众，便聘他为爱资哈尔大学教授。贾迈勒丁觉得这是实现启蒙教育计划的好机会，欣然应聘来到开罗，从此开始在埃及宣传自己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和社会改良思想。他打破爱资哈尔大学只讲授伊斯兰教神学和法学的惯例，在课堂上讲述古代伊斯兰学者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发明贡献，还带着地球仪走上讲台，向学生们解释地球的形状。他的做法被顽固派斥为“异端”，却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他教出的许多学生，如穆罕默德·阿卜杜和萨阿德·扎格卢勒，后来都成了埃及革命运动的领导人物。

埃及陷入“双重监督”的半殖民地状态后，以贾迈勒丁为代表的激进的宗教学者们逐渐从课堂和清真寺走向社会，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办起了《埃及报》、《商业报》等进步报纸。贾迈勒丁的得意门生和拥护者阿卜杜、艾迪布·伊司哈格、塞利姆、奈加什等人在报上接连发表文章， 宣传爱国主义，抨击英法对埃及的奴役。贾迈勒丁本人在一次集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埃及人正在奴役中生活！在暴政的压迫下生活！⋯⋯埃及的同胞们！如果你们有热血，就应当起来反抗！”①他们讲的道理朴实易懂，还带有伊斯兰色彩，在中下层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贾迈勒丁的伊斯兰启蒙思想中有不少内容是与欧美资产阶级“自由、平

① 穆罕默德·萨拉姆：《贾迈勒丁传》，开罗 1937 年阿拉伯文版，第 73 页。

等、博爱”的口号相一致的。而新式知识分子们也认识到，西方的民主思想若蒙上一层宗教色彩，就更易广泛传播。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革命理论与东方伊斯兰启蒙思想便在埃及逐步互相交融。为将要兴起的民族民主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广大埃及人民，特别是思想活跃的青年们，从贾迈勒丁等人的学说中看到了希望。许多青年学生深夜上街散发传单和小册子，还利用假期到农村宣传革命思想，以唤起人民。阿卜杜以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当时埃及民众思想上的深刻变化：“麻木的感情复苏了，压抑的理智觉醒了，全国到处都觉悟了， 其中尤以开罗觉悟得最快。”②

二、祖国党的成立和民族运动的兴起

在爱国民主思想迅速传播的条件下，一些秘密的革新组织应运而生。此类组织最早出现在军队中，因为当时埃及社会中最有组织的力量正是军队。从穆罕默德·阿里时代起，埃及军队里的高中级职务就大都由土耳其族

和契尔克斯族军官担任，埃及籍官兵很少有人能升到中级以上职位，且薪饷大大低于土、契族军官，还经常被迫去干许多与军事无关的苦役，如挖运河或耕种赫迪夫的私人田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埃籍官兵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很容易接受贾迈勒丁等人的主张。直接促使军人们组织起来的是 1875—1876 年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失利。在那次战争中，土、契族高级军官玩忽职守， 外籍顾问出卖情报，致使埃及几个师被歼，许多埃及籍官兵遗尸异国，这激起了具有爱国思想的中下级军官的极大愤慨。同时，由于埃及财政状况急剧恶化，本已很低的军人薪饷经常被拖欠乃至克扣的情况，使军队中充满惶惶不安的情绪。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876 年战争结束后不久，一批参加过战争且受革命思想影响的中下级军官便秘密串联，建立了一个名叫“青年埃及协会”的组织，旨在进行反对伊斯梅尔和英法殖民侵略的斗争。该协会的创建人是阿里·鲁比，但核心人物却是艾哈迈德·奥拉比（1841—1911 年）。

奥拉比 1841 年出生于尼罗河三角洲札加齐格附近， 8 岁就被送到爱资哈尔接受宗教教育，14 岁应征入伍。由于他机敏能干，又正赶上当时的埃及总督塞德起用一批埃籍军人，因此，升迁很快，年仅 20 岁就获得了中校军衔， 成了最早升到这一级别的土著埃及人。但是，伊斯梅尔当政后在军队中变本加厉地排挤埃籍军官，使奥拉比此后 10 多年没升一级，而许多无能的土、契族军官却飞黄腾达，这使他十分痛恨专制统治下的不公正和腐败。在对埃塞俄比亚战争中，担任军需官的奥拉比直言不讳地批评上级指挥不当，招致一些高级军官的嫉恨。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和鲁比等人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后来，他虽被释放复职，但已对伊斯梅尔不抱什么希望，即决定建立秘密组织。青年埃及协会的骨干分子还有阿里·法赫米、阿卜杜·阿勒·希勒米、穆罕默德·奥贝德等青年军官和一些学生、记者等。他们基本上是接受了伊斯兰启蒙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在军队的中下层拥有许多支持者。

在军官们开始有组织活动后不久，一部分代表地主利益的议员和知识分子于 1878 年建立了“祖国协会”，因其活动中心在开罗附近的赫勒万，又被

② 穆·艾尼斯、赛·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第 81 页。

称为“赫勒万协会”。该协会的领导人穆罕默德·谢里夫是土族大地主，拥有几千费丹土地，与赫迪夫家族有联系，受过西方教育并娶法国女子为妻。另一个核心人物穆罕默德·苏尔坦是土著埃及人，拥有上万费丹土地，是当时埃及最大的地主之一。他们都深受西方君主立宪思想影响，在议会中十分活跃，想在埃及实行仿效西方的改良，但并不打算搞激烈的变革。祖国协会最初的主要目标只是反对“欧洲内阁”废除“补偿法”和解散议会，后来由于贾迈勒丁和阿卜杜等人参加并引导协会的活动，才使其政治目标扩大为推翻伊斯梅尔的统治。《埃及报》和《商业报》逐步变成了协会的喉舌。

青年埃及协会在军队中有坚实的基础，而祖国协会在文职人员中影响颇大，双方都想借助对方的力量，便逐渐挂上了钩。1879 年，两协会终于联合起来建立了埃及最早的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早期的祖国党并无严密的组织，仍是两协会松散的结合体。祖国党成立后即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 这一响亮口号，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埃及民族国家，将矛头指向“欧洲内阁” 和伊斯梅尔。这一口号的提出，标志着阿拉伯人民族意识的复苏和埃及民族主义的兴起。具有反封建反殖民主义双重目标的民族主义组织登上埃及政治舞台，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三、“欧洲内阁”的垮台和伊斯梅尔被废黜

长期以来，“欧洲内阁”一直以财政困难为由克扣军饷，引起军队官兵日益强烈的不满。1879 年初，首相努巴尔又以缩减开支为借口，宣布将二千余名军官转为预备役（实际上是遣散回家），并命令他们到开罗来交出武器和领取极少的欠薪。这一蛮横行径终于使广大官兵心中的怒火爆发出来，成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兴起的导火线。

2 月 18 日上午，以拉蒂夫·塞利姆少校为首的 2600 多名官兵聚集到内阁和财政部所在地尼罗河宫周围，高呼反对“欧洲内阁”裁减官兵、要求补发全部欠饷的口号。许多市民起初在附近看热闹，后来也加入到示威行列之中，甚至有几名议员也赶来支持军人们的举动。由于努巴尔和英籍财政大臣威尔逊拒绝考虑军人们的要求，还谩骂示威者，愤怒的军民们揪打了他们俩， 并把他们关在财政部里。伊斯梅尔闻讯喜忧参半。一方面，他对“欧洲内阁” 限制自己的权力日益不满，想借助军人的力量压一压努巴尔等人；另一方面， 他对“造反”行动又极其恐惧。抱着这种复杂的心情，他赶到财政部，顺水推舟地答应了示威者提出的要求，军人和群众们这才释放了努巴尔和威尔逊。

事件发生后，伊斯梅尔一方面向英国方面赔礼道歉，还逮捕了塞利姆、奥拉比、鲁比等爱国军官，另一方面则竭力向英法施加压力，要求努巴尔辞职，恢复自己的实权。他甚至扬言，如他没有实权，就不能对维持秩序负责①。在这种情况下，英法被迫换马，同意让努巴尔辞职，但要求伊斯梅尔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努巴尔辞职只具有个人的意义，决不能改变制度及此前英法与埃及达成的所有安排；应任命亲西方人士担任新首相；英法两大臣应继续留在内阁，并拥有对任何决议的否决权②。2 月下旬，万民痛恨的努巴尔终于狼

① Cromer，op.cit.，p.76.

② Cromer，op.cit.，pp.87-90.

狈下台。3 月中旬，著名的亲英派、伊斯梅尔的儿子穆罕默德·陶菲克出任新首相。英法两大臣不但在新内阁中留任，而且还获得了否决权。同时，被捕的军官们陆续被释放，奥拉比和鲁比均调出开罗。

虽然英法与伊斯梅尔达成了暂时的妥协，但埃及人民却不愿就此停步，更反对倒退，他们要继续前进。祖国党人公开指出陶菲克内阁是“第二届欧洲内阁”，号召人民继续斗争，在此前后，由英法操纵的以威尔逊为首的调查埃及财政状况的最高委员会抛出了一份报告，试图进一步控制埃及的经济命脉。这份报告遭到埃及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为民族民主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了契机。4 月 2 日，325 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上书伊斯梅尔，要求组织一个纯粹的埃及人内阁，确认内阁向议会负责的制度，并提出了一个毋需宣布国家“破产”就可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案。这份被称为“民族法案”的文件与威尔逊的最高调查委员会报告针锋相对，受到埃及各界的广泛支持。伊斯梅尔虽然并不同意实行宪政，但却把“民族法案”的出现看作扩大

自己势力的一个机会。4 月 7 日，他召见各国领事，以遵从民意为名宣布解散陶菲克内阁，责成祖国党人谢里夫组阁并起草宪法，还同意英法两大臣不再留任。谢里夫随即组成完全由埃及人任大臣的民族内阁，并很快向议会提出了宪法草案。这部被称为“1879 年宪法”的文件规定议会有立法权，各部大臣应对议会负责，体现了祖国党人实施宪政的主张。伊斯梅尔为了树立开明君主的形象，也表示赞成这部宪法。

伊斯梅尔的一系列越轨行动，使英法等欧洲列强越来越不能容忍。4 月25 日，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在给驻埃及总领事的信中指示：如赫迪夫继续一意孤行，英法两国政府在判断形势和采取行动方面将拥有完全的自由， 以保卫它们在埃及的权益①。随后，英法两总领事即把这一意思转达赫迪夫， 对埃及进行露骨的威胁。德国驻埃及总领事也向伊斯梅尔提出抗议，奥匈帝国、俄国和意大利接着相继采取了类似的步骤。6 月 19 日，英法两总领事会见伊斯梅尔，正式要求他退位并离开埃及；还盛气凌人地指出：如伊斯梅尔同意这么做，就可保住一部分财产并让陶菲克继位，否则这两条都可能失去。同时，列强联合起来采取外交行动，要求奥斯曼素丹废黜伊斯梅尔，德国首相俾斯麦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伊斯梅尔当然也在积极行动。他派特使携大笔金银财宝赶赴伊斯坦布尔，指望再施贿赂伎俩以保住自己的宝座。

不过，在奥斯曼素丹的外交天平上，列强共同施加压力的份量要比伊斯梅尔的这些财宝重得多。6 月 26 日，素丹正式颁布敕令废黜伊斯梅尔，命他的儿子陶菲克继任赫迪夫。当天下午，新赫迪夫继位仪式立即在开罗举行。6 月 30 日，统治埃及 17 年之久的伊斯梅尔带着一笔金钱和几个王妃，乘游艇离开亚历山大，流亡意大利。

四、一八八一年埃及民族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

陶菲克上台伊始，便拒绝批准伊斯梅尔曾表示愿意接受的宪法草案，使谢里夫不得不宣布辞职。9 月 21 日，陶菲克任命前“欧洲内阁”的内务大臣里亚德为首相。此人在“欧洲内阁”时期便是镇压人民的干将，颇得英法赏识；现在大权在握，便凶相毕露地对爱国力量下手了。他下令封闭祖国党人

① Cromer，op.cit.，pp.132-133.

办的报纸，解散议会，并逮捕、囚禁和流放了大批爱国人士。德高望重的贾迈勒丁也被驱逐出境。他临行前鼓励送行的人们坚持斗争，还风趣地对他们说：“我给你们留下阿卜杜，这对埃及来说就足够了！”①

陶菲克和里亚德对支持他们上台的英法等国百依百顺。陶菲克任命英国的贝林②和法国的布里尼埃为两总监，并赋予他们比以前大得多的权力：可以参加内阁会议；财政大臣每周应向两总监汇报一次，其余大臣每月汇报一次； 非经英法两国政府同意，埃及方面不得解除任何一位总监的职务。这样，“双重监督”已从财政方面扩大到了政治领域，“欧洲内阁”也已死灰复燃。此后，两总监逐渐凌驾于埃及政府之上，以致他们不在埃及时，埃及政府只得频频发电报向他们请示。据记载：一次贝林将一份报告送里亚德审批，里亚德连看都不看就签了字，还厚颜无耻地说：“只要你满意，我就同意。”①1880年初，陶菲克将埃及在苏伊士运河公司享有的最后一点盈利权低价出售给法国人，使埃及对运河不再拥有任何权利。这年 3 月，在英法两总监的策划下， 成立了统盘处理埃及国债问题的清算委员会，由前“欧洲内阁”财政大臣威尔逊任主席。7 月，陶菲克颁布了由清算委员会炮制的“清算法令”，该法令实际上是 1879 年最高调查委员会报告的翻版。它将埃及政府的收支，埃及铁路、电报、海关的收入，以及埃及四个省的土地租税收入全部置于清算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使埃及的财政金融和经济命脉完全依附于英法和其它欧洲列强。根据清算法令，最终取消了 1871 年的补偿法，使埃及地主们怨声载道。

祖国党人强烈谴责里亚德内阁及其后台殖民列强的倒行逆施。1879 年 11

月 4 日的声明，指出埃人民不需要代表这个或那个外国影响的大臣们，要求让埃及人自己管理国家，实行振兴国家的改革。同时，由于在镇压恶浪中没有遭到重大损失，军队中的进步力量更加成熟，已成为祖国党中坚持继续革命的主力，奥拉比则成了祖国党的主要领导人。这时，奥拉比已担任了开罗卫戍部队第四团的上校指挥官，处于能发挥积极作用的有利位置。另两名进步军官阿卜杜·阿勒·希勒米和阿里·法赫米分别担任了开罗第一团团长和王宫警卫团团长。如前所述，他俩都是青年埃及协会的早期成员。此外，奥拉比等进步军官还与内阁大臣马哈茂德·萨米·巴鲁迪建立了密切联系。此人虽出身契族，但同情祖国党的事业，主张在埃及实现宪政，曾积极参与谢里夫内阁的制宪工作，是有声望的军人政治家和学者。1880 年 5 月，奥拉比等人发起请愿活动，要求改变在薪金和提升问题上的不平等状况，取得了胜利。这对爱国力量是一个鼓舞。

1880 年夏，英国驻埃及的官员们向伦敦报告道：那里“一切令人满意”， 只是存在“一些污点”①。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埃及国内形势的特点：一方面，民族民主运动在高压下处于低潮；另一方面，祖国党人和各阶层人民决不会俯首帖耳，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正在酝酿。

里亚德内阁的陆军大臣欧斯曼·里夫基是个极端仇视民族民主运动的契尔克斯贵族，一直在寻找机会打击奥拉比等爱国军官。1880 年秋冬，在英法

① R.Flower，From Napoleon to Nasser，The Story of Modern Egypt（《从拿破仑到纳塞尔，现代埃及史话》）， London 1976，p.111.

② 贝林（E·Baring ），即后来统治埃及的克罗默勋爵。

① Cromer，op.cit., p.171.

① Cromer，op.cit.，p.171.

两总监和里亚德的支持下，他以实施奥斯曼素丹关于埃及军队在和平时期不得超过 18000 人的敕令为由，制定了一个削减军费、裁减军队的计划，矛头直指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埃籍军官，而奥拉比及其战友们更是首当其冲。

1881 年 1 月 14 日晚上，奥拉比获悉：里夫基已决定将他和希勒米解除职务，赶出军队。奥拉比、希勒米、法赫米三人经过研究，决定先发制人， 联名上书，要求政府撤换陆军大臣，改革晋升制度。第二天，他们即向首相提交了请愿书。

几天后，里亚德会见了这三位上校。他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的请愿可是一件罪该绞刑的事啊！”随后又发出一连串责问：“你们想干什么？要撤换大臣吗？打算让谁来继任？”奥拉比毫不示弱，反唇相讥道：“难道埃及母亲只生了八个孩子就不再生育了吗？”（意指埃及除里亚德及其七个大臣外就无别人了吗）”②。里亚德气得脸色发白，只得答应研究一下。

1. 月 30 日，里亚德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三上校请愿一事，陶菲克亲自与会。虽然少数大臣主张达成妥协，但会议最后决定逮捕并审判他们。陶菲克亲自签署命令，召三上校 2 月 1 日到陆军部“议事”。

三位上校自知此去凶多吉少，但在做了必要的部署后仍按时到达陆军部。他们一进门便被逮捕，随后被关押在一间办公室里。两小时过去了，三位上校仍没回来，爱国官兵们立即采取了行动。法赫米的部下穆罕默德·奥贝德少校率王宫警卫团部分官兵直扑陆军部，砸开大门冲入楼内。经过一场激烈搏斗，土契族军官四散逃窜，里夫基也跳窗溜走，爱国官兵们终于救出了三位上校。

当奥贝德和士兵簇拥着三位上校来到大街上时，军乐队高奏乐曲，闻讯赶来的军人和平民们聚集在一起，欢声雷动。接着，军民们又涌向王宫，坚决要求赫迪夫罢免里夫基。陶菲克深恐事态扩大，只得同意这一要求，并任命巴鲁迪为陆军大臣。

1. 月 1 日事件使爱国军人成了民族民主运动的主力，许多原来持观望态度的文职官员、商人和中小地主纷纷前来与奥拉比联系，对他表示支持。一些原来看不起土著军人的宗教长老和知识分子也热烈赞扬爱国官兵的革命举动。惶惶不安的陶菲克在爱国军人和里亚德之间耍弄两面手法，以便为自己在今后的较量中见风使舵留有余地。不甘心失败的里亚德处心积虑地寻找反扑机会，派出大批密探监视爱国军官和祖国党领导人。巴鲁迪利用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把里亚德策划的阴谋迅速告知爱国军官们。

里亚德逐渐察觉到巴鲁迪与奥拉比等人的密切联系，对他又恨又怕。8 月，里亚德要求将奥拉比等人的部队调离开罗，巴鲁迪坚决反对，两人发生激烈争吵。陶菲克乘机宣布撤掉巴鲁迪的职务，任命自己的亲戚达乌德·亚昆任陆军大臣。9 月 8 日，亚昆正式宣布将奥拉比所部调往亚历山大，将希勒米所部调往杜姆亚特。同时，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出现在奥拉比等人住宅附近，有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竟强行闯入奥拉比家。显然，情况十分紧急。奥拉比等人与苏尔坦等文职人员进行紧急磋商，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9 月 9 日午后，奥拉比及其战友们率领步兵、骑兵和炮兵约四千人，汇聚到阿比丁宫前广场举行武装请愿，要求里亚德政府辞职，在埃及实行立宪

② W.S.Blunt，Secre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Occupation of Egypt（《英国占领埃及秘史》），New york 1922， p. 104.

政体。成千上万的开罗市民和各地群众代表也前来声援，军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声势十分浩大。陶菲克起先还想调没有参加请愿的部队来镇压爱国军民，但没有一支部队听从他的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来到广场见奥拉比等人，在双方谈判过程中，英国总监科尔文和英国领事科克森频频向陶菲克示意，要他对奥拉比采取强硬措施，但陶菲克已被人民的强大力量吓得不知所措。于是，两个英国人又出来打圆场，让陶菲克回宫休息，由他们继续与奥拉比谈判。唇枪舌剑又持续了一段时间，最后，陶菲克不得不让步， 同意解散里亚德内阁，并将奥拉比等人的要求呈报伊斯坦布尔。9 月 14 日， 他任命谢里夫组阁，巴鲁迪再次出任陆军大臣。这一结局表明，在奥拉比和祖国党领导下，埃及人民又一次战胜了封建统治集团及其外国主子，将民族民主运动推向高潮。英国学者布伦特在评论 9 月 9 日事件时写道：10 日早上， “所有埃及人醒来时获悉：不仅仅是一次起义，而是一场革命已经实现”①。

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祖国党内部激进力量与保守力量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以谢里夫和苏尔坦为代表的大地主，并不想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和“双重监督”制度，只想搞一些改良以建立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君主立宪制度。而以奥拉比为首的激进派，却主张摆脱外国对埃及的政治、经济控制， 逐步扩大议会权力，进而废黜赫迪夫，建立民主国家。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明显，其集中表现便是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新宪法。

英法两总监一直坚持认为，埃及议会无权讨论国家预算。谢里夫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居然顺从英法，取消了新宪法草案中议会应享有的基本权利—— 讨论和通过国家预算。这样，新宪法草案就背离了“埃及是埃及人的”这一原则，不仅遭到激进派反对，也遭到保守派占上风的议会的反对。为争取时间来推销自己的主张。谢里夫竭力推迟召开议会。但在各方的要求下，议会全体会议仍于 1881 年 12 月 26 日召开。谢里夫又设法阻挠会议讨论预算问题，也没能得逞。大多数议员认为，偿还外债只涉及到埃及国家收入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在国家控制之下，因此议会完全有权过问。结果，谢里夫抛出的宪法草案和施政纲领都无法在议会内获得通过。这场争论显示，埃及政治舞台上的各种力量正在经历着新的分化和改组，民族民主运动内部激进派与保守派分道扬镳势所难免。

五、列强对埃及的争夺和干涉

埃及的局势使以英法为主的欧洲列强焦虑不安，各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磋商以研究对策，英法两国更进行了弹精竭虑的外交活动，试图将埃及事态的发展纳入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解决轨道。同时，欧洲大陆列强争霸的风云变幻，也时时对位处欧洲“侧翼”战略要冲的埃及产生影响。

1881 年 11 月，积极鼓吹法英联合反德的甘必大出任法国总理兼外长。他竭力拉英国一起干涉埃及，指望通过这一招促成事实上的法英军事同盟， 并使反法情绪强烈的突尼斯免受埃及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英国本不想让法国染指埃及，但两个新因素使其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逐渐向甘必大的立场靠拢。其一，奥斯曼帝国妄图借埃及动乱恢复其对埃及控制，这使英国不安。其二，使英国资本获利的英法商约即将到期，法国国内强烈反对续订，英国

① Blunt，op.cit.，p.116.

希望在埃及问题上迎合甘必大以换取续订商约。不过，英国只同意先向埃及政府发一个联合照会。1882 年 1 月 8 日，英法两国向埃及政府递交联合照会， 声称：“保持赫迪夫的职位是目前和将来在埃及维护良好秩序和发展普遍繁荣的唯一保证”，“两国政府密切联系，决心以共同努力反对可能威胁埃及现存秩序之一切纷扰的根源，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①。

这个照会蛮横的语气激怒了埃及人民，也将陶菲克置于英法代理人的尴尬境地。议会内主张有权审议预算的力量迅速壮大，使谢里夫不得不辞职。2 月 4 日，巴鲁迪出任首相，奥拉比担任陆军大臣。新内阁迫使赫迪夫批准了“基本法”（也称“革命宪法”或“1882 年宪法”）。它规定内阁不向赫迪夫而向议会负责，议会有权讨论并通过全部国家预算，实际上废止了“双重监督”。新政府解雇了一批外国官吏和顾问，将 300 名无能的土、契族军官

清除出军队，提升 900 名埃籍军人为军官，并授予奥拉比等人将级军衔和帕夏称号。新内阁还在司法、税收、普及教育、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等方面开始实施一系列改革，受到普遍欢迎。当然，反动势力不会甘心失败。4 月下旬，一起得到外国支持的暗杀奥拉比等革命领导人的阴谋被揭露，包括前陆军大臣里夫基在内的参与此事的 40 名军官被开除军职，放逐到苏丹。英法总领事对这一处罚十分不满。在他们的怂恿下，赫迪夫公然改变了这一处罚。这种做法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一部分祖国党人公开提出了废黜陶菲克的主张。

利用上述事件，英法等欧洲国家的报纸掀起了一股谩骂埃及民族民主运动的恶浪，甚至宣称埃及已发生叛乱，赫迪夫被劫持，欧洲人受到威胁等等。在这之前，法国政府再次更迭，德·弗雷西内出任总理。此人认为法国在欧陆正面临德、意、奥结盟的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调兵去干涉埃及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法国在埃及问题上的调子逐渐降低。相反，英国的态度却日趋强硬，因为格拉斯顿政府看出，法国的退缩正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独占埃及的良机。5 月 20 日，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英国舰队驶抵亚历山大港外水域。英国舰队司令西摩接到命令，允许他在必要时可率军登陆，而法国舰队指挥官则奉命避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①5 月 25 日，英法再次向埃及政府递交联合照会，蛮横地要求巴鲁迪内阁辞职，把奥拉比逐出埃及。巴鲁迪断然拒绝这一无理要求，而陶菲克却背着内阁接受了英法的要求。5 月 26 日，巴鲁迪内阁宣布辞职以抗议赫迪夫的举动。这时，军队、议会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奥拉比留任陆军大臣，陶菲克不得不表示同意。此后几个月，奥拉比作为唯一的大臣成了政府的实际首脑。

赫迪夫的一系列卖国行为表明他已堕落为英法的走卒，以奥拉比为代表的大多数祖国党人认为废黜他的时机已经成熟，但以议长苏尔坦为首的保守派坚决反对奥拉比的主张，声称要维护赫迪夫的权威。这样，祖国党最终分裂了。陶菲克眼看自己在开罗已站不住脚，便以避暑为名，带着一伙王亲国戚逃往亚历山大。受到民族民主运动冲击的土、契族旧官僚、大地主、买办资本家，也一窝蜂拥到那里。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走上街头，高呼口号：“不

① J.C.Hurewitz，Diplomacy in theNear and Middle East，vol.I，A DocumentaryRecord，1535-1914（《中近东外交，第 1 卷，1535—1914 年文件集》），Princeton1956，p.195.

① John Marlowe，A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and Angol-Egyptian Relation，1800—1956（《现代埃及史和英埃关系》），Connecticut 1956，p.121.

要外国军队！”“舰队滚蛋！”奥拉比及其战友们着手组织军民们进行备战工作。埃及国内外的各种反奥拉比势力现在已结合在一起，试图挑起事端， 为外国武装干涉制造借口。在他们看来，亚历山大正是一个策动动乱的理想地点。那里有众多的欧籍居民，由于受欺骗性宣传的影响，他们中部分人对埃及人民反对英法干涉的情绪日益高涨感到不安，开始以刀枪武装自己，结果使当地穆斯林与大多信奉基督教的外侨之间日趋对立。亚历山大行政长官奥马尔·鲁特非是个仇视革命的契族军官，这在奥拉比的敌人看来也是一个有利条件。6 月 5 日，陶菲克给鲁特非写信说：“奥拉比在报纸上保证要维持公共秩序，并表示要对领事们负责。如果他成功，列强会依赖他，而看不起我们。⋯⋯所以你现在要选择：或是为实现奥拉比的保证出力，或是为我服务。”①几天后，恶性事端便爆发了。

1. 月 11 日下午 2 时，在亚历山大闹市区，一个马耳他人与一个土著阿拉伯人发生争吵，马耳他人盛怒之下开枪打死了阿拉伯人，随即触发了现场周围外侨与土著居民的一场械斗。鲁特非接到报告后，居然命令警察和地方部队不得介入，也没有及时向开罗报告，致使械斗很快升级为大规模的巷战。许多商店被砸，一些街区烈火熊熊。等到奥拉比派军队赶到现场控制住事态， 已有数百人丧生，伤者不计其数，死者中有 50 多名欧洲人，伤者中包括希腊总领事朗加贝和英国领事科克森等人②。平息骚乱后，奥拉比没有彻底查清事件真相，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策。

欧洲各国舆论立即大肆渲染亚历山大的“血腥暴行”，主张入侵埃及的言论更是连篇累牍。6 月 23 日，英、法、德、俄、奥、意六国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讨论埃及问题。英国在会上主张以武力推翻奥拉比，法、奥、意、俄出于各自利益对此持保留态度；德国表面上持相同立场，暗中却鼓励英国单独占领埃及，以此来离间英法关系。会议最后达成协议：任何一国“不在埃及为其国民谋求其他国家得不到的领土、特权和贸易优势”①。英国勉强允诺承担这一义务，但又声称保留在特殊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权利。实际上，格拉斯顿政府此时已决定：“如果促成联合行动的一切机会都已消失，英国就单独行动。”②

六、奥拉比领导的抗英武装斗争

为了对付英国入侵的威胁，奥拉比下令加固和改善亚历山大的防御工事。同时，亚历山大港外的英国舰队不断得到增强，到 7 月初已拥有战舰 14 艘。不过，在欧洲和突尼斯面临困难的法国政府此时已明确表示，难以与英国采取共同行动。

1. 月 3 日，西摩无理地要求埃及方面停止构筑工事，遭到断然拒绝。 7

月 10 日晨，他发出最后通牒，如 24 小时之内工程仍不停止，英舰队将开火。此时，法国舰队悄然驶离了亚历山大水域。7 月 11 日晨，英国舰队向亚历山

① Blunt，op.cit.，p.237.

② 事件经过系根据目击者约翰·尼内先生所写回忆。参见 John Ninet，Lettre d＇Egypt，1879－1882（《埃及信函》），Paris 1979，pp.187－188.

① 波特金，前引书，第 176 页。

② J Morley，The life of Gladstone（《格拉斯顿传》），London 1903，vol. 3，p.82.

大开火，埃及守军当即还击，不一会就打得一艘英舰丧失了战斗力。恼羞成怒的西摩下令对亚历山大狂轰滥炸，城内烈焰腾空而起。但市民们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在一片火海中来回奔跑，运送弹药，抢救伤员。第二天，战斗更趋激烈，埃军海岸炮台大部分被炸塌，官兵伤亡惨重。城内火势迅速蔓延， 繁华街市已成一片瓦砾，许多缺衣少食的老百姓露宿街头，情况十分危急。为使军民免遭更大伤亡，奥拉比决定放弃亚历山大，并迅速组织全部守军和十多万平民撤离。7 月 13 日，英军占领亚历山大，陶菲克及一大批达官显贵包括谢里夫和苏尔坦等人，先后投入英国侵略军刺刀的“保护”之下。

亚历山大北面和西面濒临地中海，南面和东面紧靠三个大湖，只有一条狭窄通道穿越三湖之间可达埃及内地，这是从亚历山大前往开罗的必经之地，该通道易守难攻。奥拉比熟知这里的地形，便率军撤到该通道尽头的库夫尔—达瓦尔地带，建立了新的阵地。但是，陶菲克却于 7 月 13 日发出命令， 要奥拉比停止抵抗，立即去亚历山大听候处理。奥拉比当然拒绝执行这一命令。于是，陶菲克下令罢免奥拉比，要求全国军民停止抗战。奥拉比及其战友们针锋相对，随即在开罗召开国民大会，宣布废黜赫迪夫，授予奥拉比“埃及保卫者”的称号，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抗英卫国圣战。群众积极响应号召， 踊跃捐献物资，积极报名参军。仅在 30 天内，一支 10 万人的志愿军就组成了。8 月初，英军对库夫尔—达瓦尔一线的进攻均被击退，形势正向有利于埃及军民的方向转化。

眼看速战速决的计划已经破产，英军指挥部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 以部分兵力继续攻击库夫尔—达瓦尔地区，摆出要从西面进攻开罗的架势， 而以新到的精锐部队突然插入运河区，从东面直逼开罗。为实施这一方案， 英军采取种种办法迷惑奥拉比，英国政府还对各国政府表示：只要埃军不在运河区设防，英军就不进入该区。同时，英国情报部门在陶菲克、苏尔坦等人的帮助下，派出奸细潜入运河两岸、开罗城内和奥拉比军中，收买贝都印酋长和抗英力量内部的动摇分子。8 月中旬，被任命为英国侵埃军总司令的沃尔斯利率援军抵埃及。奥拉比开始考虑到要加强东线防御，但仍轻信英国的虚假诺言，没有果断地派兵进驻运河区。8 月 19 日，西线英军突然攻击亚历山大附近的阿布基尔，奥拉比急忙调兵前去支援。当天夜里，英军主力掉头东进，直逼苏伊士运河口。次日，奥拉比终于下达进军运河的命令，但英军已抢先一步夺占了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港，控制了整个运河区。沃尔斯利后来对英军早一天行动十分得意，声称：“24 小时救了我们！”

奥拉比听到运河区失守的消息，立即赶到泰尔——克比尔— 线部署防务。但他仍对敌人主攻方向把握不准，没有迅速将精兵强将调来东线，在泰尔——克比尔前线的埃及正规军仅一万人，其余均是未经实战训练的新兵。9 月 12 日夜里，在埃军内部叛徒的接应下，一支英军突击队通行无阻地穿越埃军阵地，绕到埃军后方。次日拂晓，英军发动全线进攻，正面英军主力与上述穿插突击队及埃军内部叛徒里应外合，前后夹攻，致使埃军阵脚大乱。从睡梦中惊醒的埃及官兵进行了殊死抵抗，终因失去了指挥而全线败退。在血战中，埃军阵亡 4000 多人，受伤和被俘者不计其数。

奥拉比星夜赶回开罗，准备组织力量再战。但陶菲克收买的人此时大肆散布谣言，反对继续抵抗。奥斯曼素丹于 9 月 6 日宣布奥拉比为“叛逆者”， 也使一部分人动摇。9 月 15 日，英军兵临开罗城下，一部分议员和文武官员打开城门向英军投降，奥拉比和巴鲁迪等抗英领袖均被逮捕，轰轰烈烈的抗

英卫国战争遂告失败。

1879—1882 年埃及抗英斗争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以外，主要有以下几点：祖国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自身软弱，内部分裂，而且对西方殖民列强抱有幻想；以奥拉比为首的抗英力量对陶菲克、谢里夫、苏尔坦等人的卖国行径及敌人从内部攻破堡垒的企图缺乏认识，估计不足，因而没能采取有力措施肃清内奸；在抗英战争过程中，以奥拉比为首的埃军司令部在指挥上失误甚多，致使埃军在几次关键性战斗中败北；在对外政策方面，奥拉比等人没能充分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去牵制英国，也没能与西亚北非的其他民族解放力量形成广泛的联盟，甚至还将数万军队留驻苏丹镇压马赫迪起义，不但丧失了联合马赫迪运动这一天然盟友的良机，也大大削弱了自身。

然而，这一规模宏大的斗争虽然受挫，却使横行霸道的英国殖民者在欧亚非三大洲的战略要冲遭到了迎头痛击。在资本主义列强瓜分非洲高潮的形势下，埃及人民的斗争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它客观上为苏丹马赫迪起义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极大地鼓舞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抗法斗争和亚非其他地区人民的反殖斗争。它还向世界宣告，资本主义列强在攫取殖民地、瓜分世界的道路上，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埃及本国而言， 1879—1882 年的民族民主运动和抗英战争唤醒了全民族，为后人树立了一面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的光辉旗帜，其历史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七、“东方暴君”克罗默统治下的埃及

英国军队虽然占领了埃及，但英国在埃及的地位却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法国当然不愿看到英国独占埃及，因此竭力要求恢复双重监督制度， 并在此后 22 年里采取种种手段阻挠英国达到独占埃及的目标①。俄、德、奥、意等国也反对英国独占埃及，要求英国尽快撤出埃及。同时，埃及人民强烈反对英国吞并埃及的企图，奥斯曼帝国则对英军长驻埃及的前景表示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不得不一再表示仍尊重确认埃及为奥斯曼帝国一个行省的 1840 年伦敦条约，允诺尽快结束暂时占领，将英军撤出埃及。1885 年，在各方压力下，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开始就埃及问题进行会谈。1887 年， 双方签订协议，英国答应在三年内撤军，但在此期间如出现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危险则可推迟撤军，而且在撤军完成后如有必要也可再派遣军队进入埃及。法、俄等国当然反对这一协议，奥斯曼素丹在列强压力下没敢批准协议， 英国即乘机拖延撤军。这样，英国长期占领埃及的既成事实便形成了。不过， 英国想单独控制苏伊士运河的野心在 1888 年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上因列强反对而没能实现。

1882 年 10 月，英国政府派驻奥斯曼帝国大使达弗林赴埃及，出任英国驻埃及高级代表。他在埃及一年，通过实地考察和研究，为英国统治埃及制订了基本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实施方案。1883 年 9 月，英国政府派曾任双重监督机构中英国总监的贝林出任驻埃及代表兼总领事，此后他执行并发展了达弗林的政策方案，因统治埃及有功而被授予勋爵称号，改称克罗默勋爵。克罗默统治埃及达 25 年之久，因热衷于铁腕手段而被称为“东方暴君”。

① 1904 年英法达成协议，英国承认摩洛哥为法国势力范围，法国则承认埃及为英国势力范围。

在政治方面，英国当局废除了巴鲁迪内阁颁布的 1882 年宪法，解散了议会，实施所谓的新组织法，建立了立法议会、总会议和省代表会议。立法议会由 30 名议员组成，只能对政府提交的法令和预算方案提出咨询意见，但这

些意见对政府并无约束力。总会议由 30 名立法议会议员、6 名内阁大臣和 46 名选举产生的各方代表组成，每两年开一次会，讨论国家大事，但没有任何实权。14 个省各有其省代表会议，一般由 3—8 名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每年开一次会讨论省内大事，但其决议须经政府批准方能生效。英国当局派大批英国人到埃及政府部门任职，在重要部门还有英国顾问和总监。到 1905 年，42%的高级职位被英国人占有，埃及人只占 28%，其余 30%为叙利亚和阿尔明尼亚人①。这些英国人经常对埃及官员提出“忠告”，而这些“忠告”实际上就是必须执行的命令，因此，达弗林、克罗默的这套统治方式被称为“忠告政策”。克罗默还采取种种方法加强对埃及军队的控制，在埃军中任职的英国军官人数直线上升，到后来，副陆军大臣、埃军总司令、许多营的营长职务均由英国军官担任。

在财政经济方面，英国当局授意赫迪夫宣布取消双重监督，任命科尔文为埃及财政顾问，开始独家控制埃及财政。1885 年，在伦敦召开商讨埃及财政问题的国际会议，经过讨价还价，修改了 1880 年的“清算法令”，使英国在支配埃及财政收支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由。1904 年 11 月，法国在埃及财政问题上对英国作出进一步让步，最终撤除了阻碍英国独揽埃及财政大权的障碍。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克罗默采取种种手法紧缩开支，增加收入。如他降低邮电、铁路的税率，刺激了这些部门的发展，使增收超过了减税带来的损失①。他还下令重新丈量土地，增加土地税，大幅度提高烟草进口税。到1890 年，埃及财政的收支已趋向平衡。英国当局在埃及大力推行农业经济专业化政策，以指令性措施强行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据统计，1879 年的棉花种植面积为 49 万多费丹，而到 1913 年激增至 182 万多费丹②。埃及生产的棉花几乎全部运往国外，使埃及逐步成了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棉织业的原料供应基地。同时，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迅速减少，特别是粮食产量暴跌，使埃及这个昔日的“粮仓”很快变成为粮食进口国。为了使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商品控制埃及市场，克罗默以必须停止一切妨碍或减少农业生产的措施为由，竭力摧残埃及民族工业，使伊斯梅尔时代发展起来的埃及民族工业、手工业和制糖业、纺织业、木器业、榨油业、磨面业等遭受沉重打击。到 20 世纪初，西欧列强不再满足于商品输入，英法等国对埃及的直接投资达到高潮，埃及的财政金融和经济体系已完全依附于西欧资本主义市场。

在文化方面，克罗默采取种种措施摧毁埃及的民族文化和阿拉伯语教育，规定从小学开始就教授英语，并吸收大批埃及上层人物的子弟到英国留学。法国、美国等国也在埃及办学校，出报纸，宣传西方文化。欧美各国的考古队继续在埃及各地大事发掘，盗走了许多珍贵文物。

到克罗默统治后期，埃及社会的贫富差距日趋扩大，除一小部分依附于殖民统治的王公贵族、大地主和买办外，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中小工商业

①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非洲通史》），vol.7，1985，p.70.

① C. Issawi，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中东经济史》），Chicago1975，p.443。

② 拉西德·阿里·巴拉维、默罕穆德·哈姆查·乌列士：《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三联书店 1957 年，第

170 页。

者和中小地主和状况均日益恶化，由此引起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情绪逐步高涨，一场新的反英民族主义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八、丹沙微惨案和埃及人民反英斗争的再起

在 1905—1907 年俄国革命和 1905—1906 年形成高潮的青年土耳其运动的影响下，1906 年的埃及犹如一堆干驳欲燃的柴禾，而丹沙微惨案正好成了点燃这堆柴禾的火种。

这年 6 月 13 日，一支英国小分队途经米努夫省丹沙微村，几个军官未经村长许可便闯入村里狩猎取乐。他们践踏庄稼，胡乱射击，结果打伤了一个村民，激起了村民们的怒火，双方因此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三名埃及农民被英军枪弹击伤，三名英国军官被村民扣押，一名英国军官因中暑倒地， 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英国当局闻讯后立即派出全副武装的正规军前去镇压， 将小小的丹沙微村团团围住，不分青红皂白地逮捕了 250 多人。

克罗默决定借丹沙微事件杀一儆百，以高压措施扼制埃及的民族运动。他宣布建立一个特别法庭，由三名英国审判官和两名亲英的埃及审判官组成，首席审判官是亲英的司法大臣布特鲁斯·加利。还在此案审理前，英国当局已将其内定为“谋杀案”，决定将“凶手”判处绞刑和其他重刑，绞刑将在丹沙微村公开执行。6 月 24 日，特别法庭正式开庭，挑起事端的英国军官在庭上诬告丹沙微村农民蓄意谋害英国军人，精心组织的“证人”们为英国军官编造的谎言提供伪证。受审的埃及农民只有 30 分钟辩护时间，而真正目睹事件经过的村民们根本无法前来作证。6 月 27 日，法庭宣读了经克罗默批准的判书，判处 4 个农民绞刑，其余 17 人被判处终身苦役、15 年苦役、

鞭笞等重刑。6 月 28 日下午，行刑队在丹沙微村公开绞死了 4 个农民，成千群众目睹这一惨案状而失声痛哭。

丹沙微惨案激起埃及人民对克罗默暴政的无比愤恨，全国各大城市都爆发了反英示威，农村中更出现了反英武装斗争。连在英国控制下的埃及总会议也接连通过决议和提案，要求释放丹沙微事件中被捕人员，扩大议会权力， 改变英国人控制埃及政府部门的状况，埃及学校改用阿拉伯语授课等。

同时，克罗默处理丹沙微惨案的做法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英国在野党乘机猛烈抨击自由党政府的埃及政策，自由党内部也因此发生了激烈争吵。英国政府起先还竭力为克罗默撑腰，但后来在埃及反英情绪日趋高涨， 英国和国际一片反对声中，不得不忍痛换马。1907 年 4 月，统治埃及 25 年的克罗默终于下台，这标志着由丹沙微惨案触发的埃及反英民族运动取得了胜利。在克罗默灰溜溜地离开埃及回国之时，艾尔登·哥斯特被任命为英国驻埃及代表兼总领事。

九、穆斯塔法·卡米勒和新祖国党的成立

1882 年反英斗争失败后，贾迈勒丁和穆罕默德·阿卜杜等人曾在巴黎成立了“团结会”，创办了《团结报》，继续进行反英斗争。英国当局对此十分不安，先是下令禁止《团结报》在英属地区发行，后又勾结法国政府查封了《团结报》社，并限制团结会的活动。同时，在埃及国内，一批代表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利益的知识分子又逐步集结起来，再次展开了反对英国统

治，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穆斯塔法·卡米勒（1874—1908）便是他们的代表。他 1874 年出生于开罗的知识分子家庭，1894 年以优异成绩获法国土伦学院法学士学位，此后便将全部身心投入了反英民族解放运动。卡米勒反对通过武装革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主张走和平道路。在 1894—1904 年间，他把主要精力用于争取赫迪夫阿巴斯二世（陶菲克之子）、奥斯曼素丹和法国的同情与支持上，但屡屡受挫。1904 年英法协约达成后，卡米勒终于放弃了上述努力，转而致力于在国内普及教育和宣传自己的主张。由他倡仪创办的《旗帜报》猛烈抨击克罗默的殖民政策和赫迪夫的个人专权，主张建立真正的代议制政府，由埃及人来管理国家，并号召人民努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农业。

丹沙微惨案使以卡米勒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震惊，他们立即以笔为武器揭露英国当局的罪行。正在法国养病的卡米勒奋笔疾书，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致英国人民和文明世界书》，向欧洲舆论界披露了丹沙微事件的真相，指出英国的残暴统治是导致惨案的根源。他还抱病去伦敦发表演说， 呼吁英国人民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回到埃及后，卡米勒又四出筹款， 增办了《旗帜报》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以利于更有效地向欧洲和全世界宣传埃及民族运动的主张。

哥斯特上任后，一些主张宪政的埃及人士对他寄予幻想，曾上书要求实行一些改良措施，但均遭拒绝。在克罗默统治的后期，英国当局与赫迪夫之间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赫迪夫装出同情卡米勒的姿态。哥斯特到埃及后， 即利用其与阿巴斯二世私交甚深的有利条件，竭力修补这一关系。赫迪夫对此感激涕零，再次表示甘当英国的驯服工具，并公开颂扬英国的殖民统治。1907 年 9 月和 12 月，哥斯特操纵的埃及民族党和赫迪夫支持的埃及立宪改革党先后成立，摆出了与卡米勒等人对抗的架势。在这样的形势下，卡米勒及其战友认识到必须与广大工农民众紧密结合，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将民族民主运动推动向前进；为此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组织， 提出旗帜鲜明的斗争纲领。1907 年 12 月 27 日，埃及祖国党宣告成立，卡米勒抱病参加成立大会，并被选为党的终身主席。为了区别于奥拉比的祖国党， 史家往往将该党称为新祖国党。

新祖国党一成立，便提出了要求英国撤军、建立代议制民主政府、普及教育、发展农工商业等十条纲领，受到埃及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在卡米勒倡议下，祖国党还发动各界代表上书要求无罪释放丹沙微事件的被捕者，英国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接受了这一要求，释放了全部被捕者。这是祖国党成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不幸的是，就在一个月后，积劳成疾的卡米勒与世长逝。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参加了为卡米勒举行的隆重葬礼。

新祖国党选举穆罕默德·法里德继任党的主席。法里德 1868 年生于开

罗，系土族贵族之子。他 1887 年毕业于法律学校，曾任上诉法庭副检察长等职。1893 年，法里德结识卡米勒，从此成为密友，并且决心共同为埃及的民族独立斗争。法里德担任新祖国党主席后，继续坚持卡米勒制定的政纲，同时更加注意联合工农群众。1909 年，在新祖国党的积极筹划下，埃及历史上第一个工会——开罗手工业工会成立。此后，在亚历山大等地相继建立类似的工会。在新祖国党和工会的组织下，埃及工人不断举行罢工，并积极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法里德也很重视农民问题，他多次指出，应帮助农民组织家民协会，争取减轻地租，改善农民的生活。法里德在普及教育，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吸收更多知识分子参加党的活动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

作。在法里德为首的新祖国党人的努力下，埃及民族运动再次掀起高潮。1908 年夏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埃及人民，要求颁布

宪法的请愿活动随即遍布全国各地。9 月 26 日，赫迪夫出访回国，数千名示威者以“宪法万岁”的口号“迎接”他。11 月，曾任丹沙微案件首席审判官的布特鲁斯·加利出任首相，宣布恢复限制新闻自由的出版法，在全国范围激起了又一个抗议浪潮。加利竟然出动军警镇压示威者，还下令逮捕《旗帜报》主编。1909 年 10 月，英国妄图延长苏伊士运河租借期 40 年的计划被揭露，使埃及各阶层人民十分愤怒，开罗人民上街游行，高呼：“取消运河计划，打倒独裁政权！”1910 年 2 月 21 日，为埃及人民深恶痛绝的刽子手加

利被刺身亡。此后，英埃当局加强专制统治，并于 1911 年初逮捕法里德，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他六个月徒刑。同时，许多新祖国党人被捕，党的机关报也被查封。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狱后的法里德与新祖国党的其他领导人不得不流亡国外，新祖国党在埃及国内的活动基本陷于停顿。

1911 年，哥斯特病死，前英籍埃军总司令基切纳出任驻埃及代表兼总领事。此时欧洲爆发战争的危险日益迫近，为了加强在欧洲“侧翼”中东的地位，进一步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埃及，基切纳重新采用克罗默的铁腕统治方式，独揽一切权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以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一方参战为由， 于 1914 年 12 月 18 日宣布土耳其对埃及的宗主权已被废除，埃及成为英国的保护国；次日，又宣布废黜正在伊斯坦布尔与奥斯曼素丹商谈联德反英计划的阿巴斯二世，立其叔父侯赛因·卡米勒为埃及素丹①。从此，埃及正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① 侯塞因·卡米勒于 1917 年病逝后，由艾哈迈德·福阿德继任埃及素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