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和埃及沦为半殖民地

1798 年拿破仑远征埃及，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打开了埃及的大门，沉重打击了统治埃及的马木路克军事封建集团。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马木路克集团可能死灰复燃的历史条件下，以穆罕默德·阿里为代表的新地主—商人集团，彻底消灭了马木路克军事封建主， 在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改革，意在强兵富国。这次改革同有限的对外开放结合，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先进的军事装备、机器设备和人材，发展农、工、商业，使 19 世纪初年的埃及成为中近东最有生气的国家，也是亚非最先开始实行近代化的国家。这次改革无论在埃及和非洲历史上都具有重要作用。

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阿里王朝的封建专制和对外扩张，始终对改革的积极潮流起着逆向作用。第二次埃土战争，在列强的武力干预下，埃及遭到失败，阿里被迫接受了列强提出的苛刻条件。从此，改革夭折，埃及开始沦为欧洲列强的半殖民地。英国商品潮水般涌入埃及，阿里建立的近代化工业被冲得七零八落。在阿里的继承者统治时期，埃及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一、拿破仑入侵埃及和埃及闭关锁国状态的终结

18 世纪末，埃及名义上仍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但实际上处在马木路克

军事封建集团的统治之下。掌握实权的是担任全国 24 个（后为 16 个）地区行政长官的马木路克贝伊，其中势力最大者一般担任谢赫——贝莱德（Shaikh al—Balad），即开罗行政长官。奥斯曼素丹派驻埃及的总督按理说是埃及的最高长官，但实际上已被架空，地位类似奥斯曼宫廷派来的使节。据记载， 当马木路克上层集团对总督不满意时，只需派一个穿黑袍的使者去见总督， 对他说一声“走开”，总督就得滚蛋①。

马木路克集团对外奉行闭关锁国政策，视一切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为异端；对内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将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搞得满目疮痍。当时亲身游历过埃及的法国学者沃尔尼指出：“政治混乱、社会衰败和知识停滞使 18 世纪最后 25 年成了埃及整个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②

马木路克贝伊们经常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攻伐。仅 18 世纪 60—80 年代的

短短 30 年里，规模较大的争斗就出现了三次，共达 10 年之久，致使埃及内

战连绵，动乱不休。他们还不断发动对外战争，仅 1769 年对叙利亚的战争就

消耗军费 2600 万英镑，死了无数青壮年。马木路克头目又是埃及的大封建主，一般拥有大片名义上仍属于奥斯曼国家所有的土地，承包这些土地的税收，仅将小部分税款作为国税上缴，而把大部分占为己有。马木路克封建主征收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有的地方竟达 70 多种。至 18 世纪末叶，土地包税制度盛行全埃及，包税权已演变为世袭权利，并可转让或出卖，使包税人实际上成了土地所有者。当时，拥有大部分包税权的马木路克封建主控制了全埃及 70%的土地。

在马木路克集团的腐败统治下，埃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埃及人口

① G.Young，Egypt（《埃及》），NewYork 1927，p.25.

曾超过 800 万，但到 18 世纪末已不足 300 万。劳动力缺乏和灌溉系统的残破使农业遭到破坏，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有 1/3 的耕地荒废①。外贸日趋衰落， 昔日地中海东部的大商港亚历山大成了仅有 8000 居民的小渔镇。埃及的文化事业也停滞不前，高等教育仅限于攻读伊斯兰教神学和法学，初等教育只是背诵《古兰经》；图书十分稀有，只有极少数宗教学者才能看书写字；全国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包括几乎所有的马木路克贝伊在内；许多闻名世界的历史文物年久失修，破损崩塌。

埃及人民对马木路克封建主的黑暗统治已忍无可忍，一些地方的农民联合起来抗捐抗税，城市手工业者、商人和中下层僧侣的不满情绪也日益高涨， 埃及社会正酝酿着新的变革。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法国远征军侵入了埃及。

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后，位于东西方交汇处的东地中海地区便成了欧洲殖民列强侵略扩张的重要目标，扼欧亚非三洲要冲的埃及对它们特别有吸引力。18 世纪下半叶，英国和法国在埃及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随着法国国内危机日益深重而无暇外顾，英国在这场争夺中逐渐占了上风。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英国不但成了欧洲反法联盟的支柱，而且大肆夺占法国的海外领地，还对法国本土实施严密的封锁，英法矛盾更趋尖锐。1798 年，为了打击英国这个最危险的对手，法国督政府决定采取转守为攻的大规模出击， 并将中东、印度一线作为主攻方向。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埃及成了这次行动的突破点。

1798 年 5 月 19 日，拿破仑率大小作战舰只 30 余艘、运输船舰 300 余艘、

士兵 35000 人、水手和其他非作战人员数千人，从法国南部的土伦港启程出航。6 月 10 日，法军攻占马耳他岛。7 月 1 日，法国舰队驶抵埃及亚历山大港。驻守亚历山大的埃及军队兵力单薄，武器落后，且毫无作战准备，对法国远征军略作抵抗便屈膝投降了。拿破仑在亚历山大稍事休整后，指挥大军分水陆两路向开罗推进。7 月 13 日，法军在拉赫马尼耶—舒卜拉希特地区击溃马木路克骑兵 3000 多人。接着，法国远征军溯尼罗河而上，进抵与开罗隔河相望的因巴巴，已可望见对岸开罗大清真寺的尖塔在闪闪发光。

亚历山大的失陷和拉赫马尼耶—舒卜拉希特一战的惨败，使马木路克统治集团惊慌失措。当时在马木路克集团中居统治地位的穆拉德贝伊和易卜拉欣贝伊，急忙召集军政头目和上层长老们商议对策。经过一番争吵，会议决定由穆拉德贝伊率数万人马过河迎战法军，易卜拉欣贝伊则坐镇河东。此时， 开罗城内已是群情激昂，各阶层人民纷纷捐钱赠物，要求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然而，大多数马木路克头目和显贵则忙于将家室和财产转移出开罗。以穆拉德和易卜拉欣为首的军事指挥官，既没有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备战，也没有仔细摸清敌情并制定周密的作战方案。

7 月 21 日，在尼罗河西大金字塔群附近的开阔地上，法军和马木路克军

展开了历史上著名的金字塔战役①。法军参战的是近 30000 名训练有素的精锐

步兵，指挥官大都久经沙场，经验丰富。马木路克方面参战的是 12000 名骑兵、20000 余名步兵、数千名民兵和 30000 余名其他勤杂人员，虽然士气很高，但武器低劣，缺乏训练，根本没有与近代欧洲军队作战的任何经验。战

① H.Dodwell，The Founder of Modern Egypt（《现代埃及的创立者》），Oxford 1931， p.193.

① 此役发生在因巴巴，实应称为因巴巴战役，但人们习惯称其为金字塔战役。

斗打响后，法军组成一个个方阵，缓缓向前移动。穆拉德贝伊立即指挥骑兵发起攻击，向法军方阵猛扑过去。法军各方阵利用精良的武器，以密集的交叉火力大量杀伤马木路克骑兵。穆拉德眼看骑兵损折过半，不得不下令撤退。这时，拿破仑发出总攻击令。法军兵分三路出击，一路攻敌左翼，一路攻敌右翼，拿破仑亲率一路从中间突破。马木路克军顶不住法军的凶猛攻势，终于全线败退，大批马木路克步骑兵走投无路，被驱入尼罗河溺死。在这次战役中，马木路克方面伤亡 10000 多人，数万人溃散，仅 3000 名残兵随穆拉德

逃往埃及南部，而法军仅损失 300 人。易卜拉欣见大势已去，也率部撤往叙利亚。7 月 24 日，法军乘胜占领开罗。

正当拿破仑打算继续向东进军之时，一个沉重的打击落到了法国远征军头上。8 月 1 日，滞留亚历山大的法国舰队在阿布基尔海战中被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歼灭。驻埃及的法军与本土的联系被完全切断。由于一切军需都得就地解决，拿破仑被迫推迟实行继续东进的计划，转而全力巩固埃及这一前进基地。

9 月 2 日，奥斯曼帝国正式对法宣战。奥斯曼帝国和英国的联军从海路和陆路向埃及进逼；同时，埃及人民在各地的反法斗争此起彼伏，马木路克残部也在伺机反攻。面临这样的处境，拿破仑在进行残酷镇压和疯狂掠夺的同时，也在埃及实施了一系列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措施。

为了加强对埃及的控制，拿破仑首先着手按资产阶级的方式组建听命于法国占领军的行政机构。在法军占领的地方，都建立了临时行政会议，协助法国人管理民政事务。1798 年 10 月初，拿破仑在开罗主持召开了全埃及国务会议，开罗和全国 16 个地区均派出了由九人组成的代表团与会。代表团包括三名宗教长老、三名商人、一名村长、一名农民和一名部落酋长。会议以埃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曾任爱资哈尔教长的谢尔戈维为全埃国务会议主席。拿破仑采取的这一措施在客观上有助于加强埃及的中央集权，结束长期存在的地方分权状态。然而，全埃国务会议本身实际上只是从属于法国当局的傀儡机构。据记载，这个国务会议的一切活动均受到法国人特别是拿破仑本人的操纵，国务会议代表只能“解答一些必要问题，以便总司令采取适当的行动”①。

马木路克集团的倾覆，意味着埃及农村的包税人阶层遭到了沉重打击。拿破仑按照法国革命中没收所有逃亡者土地财产的做法，宣布没收所有已死亡或逃亡在外的马木路克封建主的土地财产，废除原由他们征收的租税。此后，埃及农村中的包税制开始消亡。拿破仑还于 1798 年 9 月 16 日颁布法令， 对所有私人财产进行登记，登记后发生任何变化均须申报，由法国人、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组成的机构根据登记的财产调整应缴捐税的数额。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军费需求。以后法军的处境日益困难，税收措施也越来越带有强制性，遭到埃及人民的强烈抵制。

拿破仑在发展工业、农业、水利和恢复外贸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法国人在埃及建立了一批食品厂、弹药厂、军服厂、机械厂等，并培养了少量埃及技术工人。为了提高农业产量，拿破仑组织力量修复灌溉系统，扩大可耕地，引进新的农作物品种；还积极推广欧洲式的风磨和水磨以代替落后的手推磨，提高粮食加工效率，以致后来埃及人把风力磨坊称为“波拿巴磨坊”。

① 阿卜杜·拉赫曼·迦白鲁谛：《传记和编年史珍闻录》，开罗 1958 年阿拉伯文 版，第 270 页。

拿破仑亲率技术人员考察苏伊士地峡，打算恢复这条昔日的贸易路线，并组织勘测设计苏伊士运河。法国当局的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后勤供给问题并加强自身的战略地位，但也在埃及推广了欧洲的先进技术。

拿破仑在远征埃及期间，还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该团由四名法国科学院院士（蒙热、贝托莱、多洛米厄、德农）和上百名著名学者组成，其中有数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画家、音乐家、诗人、作家和建筑师等。他们在埃及进行了多方面的科研工作。考古学家们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活动，特别是深入到欧洲人以前很少去的上埃及地区，发现、辨析、解释了大量珍贵文物。那块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通俗文字和希腊文三种铭文的罗塞达刻石的发现，轰动了世界，被认为是埃及学诞生的标志。当然，法国人把搞到的珍贵文物统统掠为己有，而在他们被击退后，这些珍品大都又落到了英国人手中。法国专家首次对埃及的地理和地质情况作了勘察和测量，后来绘制出了第一部埃及地图集。法国学者还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为后人研究尼罗河流域的生物留下了宝贵资料。法国医生也对长期以来折磨埃及农民的眼病进行了研究，在防治方面取得了进展。文学艺术家们则在各地进行研究和创作。法国科学艺术工作团的考察和研究成果后来被逐步整理出来，形成了多卷本的巨著《埃及纪事》，向世界展示了当时埃及的全貌，至今仍是研究埃及不可缺少的百科全书。埃及历史学家在揭露法国侵略者进行文化掠夺的同时，也公允地指出：虽然拿破仑的军事征服失败了，“但随行的学术调查团是成功的”①。

1798 年 8 月 23 日，拿破仑在开罗建立了埃及研究院，由蒙热任院长， 拿破仑自任副院长。研究院下设数学、物理、政治经济和文学艺术四部，并附设图书馆、印刷厂、实验室。拿破仑为研究院规定的任务是：“(1)在埃及发展和普及科学；(2)探查、研究和发表关于埃及自然、工业和历史的资料； (3)对政府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提出建议。”①一句话，是要以法国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埃及，为巩固法国在埃及的殖民统治服务。

尽管拿破仑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但他毕竟是侵略者，与埃及各阶层人民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将欧洲资产阶级的一些做法硬搬到埃及，自然难以奏效。而法国占领军强制推行各项措施，必然遭到埃及人民的激烈反抗，开罗人民的两次大起义便是这一反抗运动的高潮。

1798 年 10 月 20 日，法国当局颁布对所有店铺和住房征收新税的法令， 立即激起了开罗人民的愤怒。次日清晨，成千上万市民和城郊农民走上开罗街头，强烈抗议法国当局的这一掠夺措施。法军开罗卫戍司令迪比闻讯，立刻带领骑兵前来镇压，悍然向人群开枪射击。愤怒的示威者操起长矛、刀剑、棍棒和石块回击，当场击毙迪比，并迅速攻占了开罗大部分街区，爱资哈尔清真寺成了起义的中心。起义群众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周密的组织，他们既没有乘胜直捣法军司令部，也没能及时发动支持起义的城外农民前来支援。这样，拿破仑得以调兵切断开罗与外界的联系，占领了城内外的制高点。22 日下午 2 时许，法军以重炮对爱资哈尔清真寺进行疯狂轰击，将这座举世闻名的清真寺炸成断垣残瓦。随后，法军分几路围攻爱资哈尔清真寺，经过一场血战，起义军因孤立无援、弹药耗尽而失败。在镇压这次起义后，拿破仑

① 穆·埃·埃米尔：《埃及学的诞生和成长》，《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 年第 1 期。

① G.C.Herold，Bonaparte in Egypt（《波拿巴特在埃及》），New York 1963，p.151.

在开罗实施血腥的大屠杀，并一度解散了全埃国务会议。

1798 年底，英国、俄国、奥国、奥斯曼帝国等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欧洲战端又起。拿破仑率领的法国驻埃远征军成了欧陆法军的侧翼。他决定出征叙利亚①，先打垮奥斯曼帝国，然后进军英属印度。1799 年 2 月，拿破仑率法军越过西奈攻入叙利亚。3 月 20 日，法军开始围攻地中海沿岸的战略重镇阿克。驻守该城的奥斯曼帝国军政长官吉札尔帕夏率军拼死抵抗，并得到英国陆海军和法国保王党人的大力支持。经过两个多月的拉锯战，拿破仑未能攻占阿克，伤亡惨重，损折 5000 余名官员，同时埃及的反法斗争又频频发生，拿破仑不得不下令法军撤回埃及。7 月，从欧洲传来消息，法军在欧洲战场连遭挫败，丢失了意大利。野心勃勃的拿破仑感到在埃及难以有所作为， 急欲回欧陆稳定局势，一显身手。临行，他命克莱贝尔继任驻埃法军总司令。陷于困境的克莱贝尔一面继续加强对埃及的控制，一面意欲与奥斯曼帝国媾和。但由于英国从中阻挠，法土之间的和解难以真正实现，时谈时打，互有胜负。就在这样动荡不定的形势下，开罗人民的第二次大起义又爆发了。

1800 年 3 月，克莱贝尔以英国从中作梗为由，撕毁法土之间签订的协议， 并以突然袭击打垮了土军。开罗人民闻讯义愤填膺，再次拿起武器走上街头， 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法武装斗争。起义者以爱资哈尔清真寺和布拉格区为基地，向全城推进，并一度攻占了法军司令部。克莱贝尔急忙调集重兵向起义军发动猛攻，并千方百计从内部分化瓦解起义队伍。4 月上旬，在克莱贝尔的威胁利诱下，一部分马木路克头目投靠法军，起义力量被削弱。4 月中旬， 法军援兵不断进驻开罗，克莱贝尔下令对爱资哈尔清真寺和布拉格区展开总攻击。这时，仍留在开罗的小股土耳其军和马木路克军先后向法军投降，起义队伍中的一些上层长老也主张妥协，只有以奥马尔·麦克莱姆和穆斯塔法·巴什提利为首的中下层群众仍坚持战斗。克莱贝尔见法军在巷战中难以占上风，竟下令纵火焚烧开罗，使这座古城化为一片火海。经过最后的浴血奋战，起义群众大都牺牲在法军屠刀之下和熊熊烈火之中，起义领袖巴什提利等人壮烈牺牲，布拉格区和爱资哈尔清真寺先后陷落。到 4 月 21 日，开罗人民的第二次反法大起义终于失败。但是，埃及人民的反法斗争并没有停息。起义失败后不到两个月，一个痛恨法国侵略者的热血青年便刺死了屠杀埃及人民的刽子手克莱贝尔。

继任法国远征军司令的梅努还想赖在埃及，但毕竟抵挡不住英国和奥斯曼帝国联军的东西夹攻，更无法扑灭埃及人民的反抗斗争，终于在 1801 年 8 月底被迫向英土联军投降。10 月 18 日，梅努率最后一批法国残兵撤出埃及， 法国殖民者对埃及的三年统治就此告终。

拿破仑远征军的入侵给埃及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猛烈冲击了埃及封建社会结构，结束了它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揭开了埃及社会大变革的序幕。此后几十年里，长期停滞不前的埃及社会在剧烈的动荡中开始向前迈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许多历史学家（包括埃及历史学家）将拿破仑的入侵作为埃及近代史的开端。

二、埃及社会的动荡和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建立

① 此处系指历史上的“大叙利亚”，包括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

法军虽然撤走，但埃及从此却卷入了欧洲列强争霸的漩涡之中。英国军队不但进占开罗、亚历山大等主要城市，而且竭力网罗马木路克残余势力， 试图长期占领埃及，以实现控制欧亚非三大洲要冲的战略目标。奥斯曼帝国与法国本来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只是由于法军入侵埃及才转而与英俄等国结盟。现在法军既已撤出埃及，奥斯曼帝国便很快与法国恢复了友好关系， 以强硬的姿态抵制英国对埃及的渗透。1801 年末，驻埃及的土军镇压亲英的马木路克，英军公然出兵干预，双方在埃及问题上的矛盾趋于激化。

1802 年 3 月，英法等国签订亚眠和约，实现了欧洲大陆的休战。次年 3 月，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强国不断施加压力之下，英军终于被迫撤出埃及。但是，英国仍继续支持马木路克中的亲英势力在埃及一些地区实行武装割据， 以便为日后再次干涉埃及作好准备。奥斯曼帝国政府一直把妄图卷土重来的马木路克视为眼中钉，竭力限制、打击其势力，冀图重新在埃及确立支配地位。法国深知英国对埃及的图谋，自然不甘示弱，也千方百计在马木路克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与英国在埃及展开激烈的争夺。这样，在英法对抗的背景下，土耳其军队与马木路克之间以及马木路克内部的冲突都日益激烈，致使整个埃及继续因战乱而动荡不宁。在民族危难之际，广大埃及人民迫切需要有见识，有胆略的人物来领导他们反抗侵略，结束内乱，振兴国家。正是在这样的乱世之中，穆罕默德·阿里登上了埃及的历史舞台。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是阿尔巴尼亚族人，出生于马其顿沿海城市卡瓦拉。他早年曾经营烟草生意，后应征入伍，成了奥期曼军队的下级军官。1799 年，阿里随奥斯曼军队开赴埃及，参加抗法战争。由于他能征善战，屡建功劳，很快崭露头角，步步晋升。1803 年 5 月，他已成为驻埃及的奥斯曼军队主力之一——阿尔巴尼亚军团的指挥官，拥有 6000 名精锐士兵， 是埃及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穆罕默德·阿里敏锐地察觉到，埃及人民与英法殖民者、奥斯曼宗主国以及马木路克封建军阀的矛盾已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赶走侵略者，结束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铲除马木路克势力，实现国家统一，已成为全体埃及人民的共同愿望。因此，他决心夺取埃及政权，在尼罗河畔建立一个能与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列强抗衡的强大帝国。为实现这一计划，他开始凭藉手中的军队， 联合各阶层人民，利用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和马木路克各派别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

穆罕默德·阿里需要扫除的一大障碍是那些地位比他高、影响比他大的驻埃土耳其将领。他摆出一副谦恭的姿态，一再拥立这些人为埃及总督，然后再利用马木路克的叛乱和人民的反抗，在宫廷政变中将他们推翻。接连几任总督的倒台及其心腹和部属的覆灭，几乎使所有能与阿里匹敌的土耳其将领都一一消失了，也使除阿尔巴尼亚军团以外的驻埃奥斯曼军队基本上都被打垮了。到 1803 年底，穆罕默德·阿里及其统帅的阿尔巴尼亚军团在埃及已处于一种十分有利的地位，既是能在名义上代表奥斯曼帝国宗主权的唯一实力派，又与埃及人民群众、特别是以奥马尔·麦克莱姆为代表的爱国者建立了良好关系，还和马木路克头目们维持着暂时的联盟。

当然，穆罕默德·阿里的心腹大患还是盘根错节的马木路克势力。他对马木路克也采取了先拉后打的策略。1804 年初，在他的支持下，马木路克亲法派头目巴尔底西夺取了埃及总督的宝座，并消灭了前来镇压的奥斯曼军队。此后，阿里便开始把打击矛头指向马木路克。首先，他利用马木路克内

部亲英派和亲法派的矛盾来削弱马木路克势力。1804 年 2 月，马木路克亲英派头目埃勒弗在英国支持下向开罗进军，妄图夺取埃及的控制权。阿里便支持巴尔底西攻击埃勒弗，一举挫败了亲英派的图谋。接着，阿里便利用人民的不满来直接推翻巴尔底西。1804 年 3 月 7 日，开罗人民成群结队涌上街头， 反对马木路克当局的苛捐杂税。示威很快发展为暴动，一些群众手持兵器和棍棒，向总督府发起了攻击。在这紧要关头，阿里率阿尔巴尼亚军团介入冲突，宣布支持开罗人民，随即开始进攻马木路克军。巴尔底西的统治遭此致命一击，土崩瓦解。巴尔底西等马木路克头目率残部逃出开罗，窜到上埃及沙漠，以后再也没能重占开罗并控制埃及政权。

至此，埃及的控制权实际上已落入穆罕默德·阿里手中。但是，阿里觉得自己仍没有得到人民的充分理解和奥斯曼素丹的足够信任，便再次摆出谦让姿态，请亚历山大长官古尔希德帕夏出任埃及总督。一年后，古尔希德的横征暴敛又激起人民的反抗。阿里故伎重演，再次领兵站到人民一边反对古尔希德。1805 年 5 月 13 日，以奥马尔·麦克莱姆为首的长老召开会议，宣布废黜古尔希德，拥立穆罕默德·阿里为埃及总督。这时，阿里才表示同意担任这一职务。7 月 9 日，奥斯曼素丹承认阿里为埃及总督，并授予他帕夏封号。这样，穆罕默德·阿里终于夺取了埃及政权。

穆罕默德·阿里上台之初，埃及正面临着英国侵略的严重威胁。当时， 法国与反法联盟之间的战争再次爆发，拿破仑统帅的法军在欧洲大陆上连连获胜。但是，海上的优势仍在英国手中。1805 年 10 月，由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在特拉法加海战中一举歼灭了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舰队。此后，英国统治集团决心在海上对法国实行封锁，而要做到这一点，控制埃及十分重要。1806 年，英国对奥斯曼素丹施加压力，要他将穆罕默德·阿里调离埃及，以便由亲英的马木路克头目埃勒弗取而代之，但没有成功。1806 年底，看到法军在欧陆已处于绝对优势，为借助法国的力量对付自己的宿敌俄国，奥斯曼帝国转而与法结盟并对英俄宣战。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唯恐埃及落入法国手中，便决定出兵抢占这一战略要冲。

1807 年 3 月 20 日，英将弗雷泽率 6000 人攻占亚历山大。穆罕默德·阿里闻讯，一度惊慌失措。不但没有立即赴援，反而试图避免与英军遭遇。但是，广大埃及人民立即动员起来，并积极投入到抗英战争之中。3 月底，英军 1400 人进抵拉希德（即罗塞塔）城。守城军民先诱敌入城，然后发起突袭，

一举毙伤敌军 500 余人、俘敌 120 人，获得了重大胜利。捷报传来，开罗人民在奥马尔·麦克莱姆等人的领导下捐钱献粮，修筑工事，准备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4 月 7 日，英军再次向拉希德发起进攻。守城军民顽强抵抗，使英军伤亡惨重，难以取得进展。在全民抗英卫国的潮流推动下，穆 罕默德·阿里这时才下决心抗战。4 月 19 日，阿里亲率 6000 名步骑兵开赴拉希德。4

月 21 日，依靠武装群众组成的义勇军的支持，阿里在哈马德村击溃英军。英军不得不解除对拉希德的包围，退回亚历山大。两个多月后，欧洲形势又发生突变，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俄国退出反法联盟。奥期曼帝国对拿破仑的背信弃义十分恼怒，转而靠拢英国。这样，为了与奥斯曼帝国改善关系，也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更为咄咄逼人的法国的威胁，英国政府决定尽快结束对埃及的入侵。1807 年 9 月，英军撤离亚历山大。借助人民的力量挫败英国入侵，使穆罕默德·阿里在执政初期消除了来自外部的直接威胁，从而得以集中力量来清除国内隐患。

在反对法英殖民侵略、推翻马木路克统治、拥立穆罕默德·阿里的过程中，长老阶层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势力迅速扩大，并开始插手和干预国内重大事务。穆罕默德·阿里深感不安，千方百计抑制和削弱长老势力。同时， 由于大量原属马木路克的土地、房屋、财产转入长老们手中，他们逐渐成为骄奢淫逸的新封建主，甚至脱离了宗教事务和传统社会职责，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也为阿里打击长老阶层提供了有利条件。1809 年 6 月，他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宗教地产不再享有免税权，长老们必须在 40 天之内将其管理的宗教地产的证明文件交给政府查验，否则就取消其管理权。此举使许多长老因证件不合规定或没有证件而丧失了原来掌握的宗教地产，使整个长老阶层陷入一片惊恐之中。这时，奥马尔·麦克莱姆等长老阶层的领袖们仍以为自己十分强大，完全可以迫使阿里取消这一法令。然而，他们的估计完全错了，虽然有少数靠宗教地产为生的群众走上街头闹事，但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有因这一法令而起来反对阿里政权，反而对这一打击长老的措施暗暗感到高兴①。阿里抓住有利时机，分化瓦解长老集团，于 8 月 9 日断然下令革除奥马尔·麦克莱姆的贵族首领职务，将其流放杜姆亚特。许多有影响的长老纷纷倒戈投靠阿里，阿里则以金钱和神职将上层长者们一一收买。此后，长老势力一落千丈，对阿里政权已不构成什么威胁。

马木路克的残余势力也仍然困扰着阿里。他们不但依旧是埃及许多土地的包税人，而且时时发动反对阿里政权的叛乱。在对付长老势力的同时，阿里也继续狠狠打击马木路克。在 1809 年 6 月颂布的法令中，规定包税人拥有的乌西叶土地不再享有免税权，包税人应将包税余额的 50%上缴国库。这实际上剥夺了许多身兼包税人的马木路克封建主所享有的主要特权。1811 年 3

月 1 日，阿里以庆祝他的儿子图松受命统率大军出征阿拉伯半岛为名，邀请包括所有重要的马木路克头目在内的达官显贵到撒拉丁堡出席盛大的仪式和宴会。仪式进行过程中，阿里一声令下，事先埋伏好的武士们将马木路克大小头目及侍从 470 人杀戮殆尽，据说仅一人逃脱。这就是埃及历史上著名的撒拉丁城堡屠杀事件。此后，阿里又在全国各地搜捕并处死马木路克骨干分子数千人，彻底铲除了在埃及横行几个世纪的马木路克军事封建势力。

这样，穆罕默德·阿里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埃及实现了数百年未有的全国统一局面，使新王朝的统治基础趋于稳固，并为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扫清了道路。

三、穆罕默德·阿里的经济改革

为了实现自己建立一个独立、强盛的大埃及帝国的目标，穆罕默德·阿里推行规模宏大的改革计划，其核心便是采取一系列高度集权的强制性措施来促进埃及经济的振兴和发展。

在埃及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经济改革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农业生产。阿里首先大刀阔斧地改革旧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以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国家的财政收入。前面提及，1809 年 6 月颂布的法令已废除了包税人享有的大部分特权，取消了宗教地产享有的免税权并没收了一批宗教地产。1811 年撒拉丁城堡屠杀事件后，阿里下令没收马木路克封建主的包

① 穆·艾尼斯、赛·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第 58—59 页。

税土地，使其归国家所有。1813 年，政府顶住长老们的抗议，又将一大批宗教地产收归国有。1814 年，阿里宣布彻底废除包税制，没收了全部包税领地。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阿里已控制埃及绝大部分耕地。虽然他将大批土地封赐给阿尔巴尼亚族、契尔克斯族、土耳其族的达官显贵以及一些原包税人和土著官吏豪绅，但仍有约一半土地被迅速分配给无地农民，一般每个农户能分到 3—5 费丹的土地。与此同时，阿里将原来由包税人随意确定的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合并为一种土地税，由国家统一按土地优劣确定税额，简化纳税手续。在阿里统治初期，埃及农民的纳税额要比马木路克时期低得多。由于实行了度量衡的标准化并对全国的土地进行了彻底的丈量，向国家纳税的实际土地面积比包税时期大增，因而在农民负担有所减轻的同时，国家的税收上升了①。埃及学者认为，包税制的消亡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标志着埃及古老的封建土地制度开始解体②。

穆罕默德·阿里紧接着采取了一系列扶助农业发展的配套措施。他组织力量兴修水利，疏通旧沟渠，开挖新运河，还加固、修筑各类堤坝。其中建于 1820 年的著名的马哈茂德运河，将尼罗河水引至亚历山大及其周围河网地区，扩大耕地面积达数万费丹。据估计，由于兴修水利，埃及耕地的总面积扩大了约 200 万费丹。由于阿里注意深挖河床，并从欧洲引进水泵，尼罗河三角洲一带的农田由过去只能在汛期受到灌溉变为可常年灌溉，农作物由每年一熟变为三熟，从而改变了以前土地使用效率极低的状况。阿里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增加农作物种类，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特别是棉花的生产。他引进了许多新的农作物品种。他利用迅速扩大的欧洲纺织业急需原料的机会， 组织力量培植优质长纤维棉花。这种棉花于 1821 年进入英国纺织业后颇受欢

迎，此后三年埃及的棉花出口便猛增了 200 倍①。面临棉花供不应求的形势， 阿里下令全国大面积种植以供出口，结果获取了大笔外汇。在他统治时期， 埃及棉花的产量剧增了数百倍。阿里还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农业生产的机构， 集中控制各地农作物的种植品种和面积，对重要经济作物实行国家专卖政策，并向一些贫苦农民提供种子、牲畜、农具和贷款。

由于以上这些改革措施，饱受磨难的埃及农民在阿里统治的初期获得了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机，生活状况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生产热情有较大提高。埃及农村的生产力因此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埃及的人口也随之增加，1847 年达到 450 万左右②。

穆罕默德·阿里还采取限制私营手工业生产和大力发展官办工厂的方针，努力建立埃及自己的民族工业。他注重从西欧各国引进技术，购买设备， 聘请专家，吸收资金，使埃及民族工业在初创时期便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较快的发展速度。

阿里的工业政策首先着眼于增强埃及的军事实力。埃及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速度十分惊人。制硝厂、火药厂、枪炮制造厂、造船厂纷纷建立起来，在法国等国技术专家的指导下，生产出来的武器装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开罗兵工厂每月生产步枪近千枝，还能铸造 24 英寸的

① C.Issawi，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中东经济史》），Chicago 1966，p.404.

② 穆·艾尼斯、赛·哈拉兹：前引书，第 23 页。

① G.Kirk，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中东简史》），London 1959，p.81.

② J.Marlowe，Anglo-Egyptian Relations，1800—1953（《英埃关系》），London 1954， p.50.

巨炮。亚历山大造船厂规模最大，占地 60 费丹，工人最多时达 8000 人。当时参观过这个造船厂的欧洲官员记叙道，该厂生产的战舰配备上百门大炮， 其战斗力丝毫不比欧美各国生产的最新式战舰逊色。

纺织、造纸、玻璃、制糖、榨油、扎棉、印刷、粮食加工、靛青加工、皮革加工等行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纺织工业的发展最快，到 1829 年已建

立了近 30 家棉纺厂，拥有纺织机 1459 台、织布机 1215 台。据统计，到 1838

年，阿里用于发展工业的投资总额至少达 1200 万英镑①。当时，在工厂工作的埃及人已有 3—4 万，约占当时埃及全国人口的 1%，这一比例在当时东方国家中是相当高的②。经过阿里的大力扶植，到 19 世纪 30 年代，埃及近代民族工业已初见规模。

埃及工农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埃及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不但能满足国内的需要，而且开始大量出口。为发展商业和外贸，恢复埃及昔日所具有的欧亚非贸易中转站的地位，穆罕默德·阿里大兴土木，发展陆路和水路交通运输，并采取措施改革货币制度。结果， 开罗等城市又因日趋活跃的商业活动而繁荣起来，亚历山大再次成为东地中海的贸易中心，上千名外国商人和商务官员常驻该城。1800 年，埃及的外贸总额仅为 26.9 万埃镑；到 1823 年，上升到 211.14 万埃镑；到 1838 年，更

高达 350 万埃镑③。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使埃及经济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埃及国库的收入也直线上升：1798 年仅为 15.8 万埃镑，1818 年跃升至 150.2 万埃镑，1833 年超过了 242 万埃镑，到 1842 年

已接近 300 万埃镑①。

由于法英殖民者用枪炮打开了埃及的大门，穆罕默德·阿里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具有对外开放的特点。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开放又是非常有限的。首先，从埃及面临的外部环境看，由于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和相互争斗仍对埃及形成严重威胁，所以阿里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不得不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法国人早就提出了在地中海和红海之间开凿运河的设想，英国建议修筑一条从亚历山大到苏伊士的铁路，但均遭阿里拒绝，因为他担心这样做会有损埃及的主权。阿里在举借外债方面也始终非常谨慎， 以避免外国的经济渗透。其次，从阿里改革本身浓厚的封建色彩和高度的集权性来看，由于政府对工业、农业、商业和外贸实行严格的垄断式控制，外国商品和资本难以大规模进入埃及。阿里不顾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各国签订的一系列特惠条约②，采取提高关税、政府包办等手段来控制进口贸易，使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免遭外国倾销商品的冲击。阿里虽也允许少数外国人在埃及投资办企业，但对他们加以种种限制，使之难以发展。因此，在阿里时期， 到埃及投资的外国人实在是微乎其微。

① Issawi，op.cit.，p.362.

② Issawi，op.cit.，p.362.

③ Issaw，op.cit.，p.363.

① Issawi，op.cit.，p.405.

② 从 16 世纪上半叶开始，处于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商约，单方面给予欧洲商人许多优惠。这些条约称为“特惠条约”（Capitulation，也译为“治外法权条约”，“外侨权利”）。当欧洲列强向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地进行殖民扩张时，这些条约便逐渐演变为不平等条约了。

四、穆罕默德·阿里的政治、文化、军事改革

在经济改革的同时，穆罕默德·阿里在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统一全埃及虽已实现，但长期分裂和割据留给这个国家的后遗症却不是军事机器可以消除的。为此，阿里大力阔斧地改革行政制度，以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新体制。阿里仿效欧美国家，建立了内阁。埃及的内阁称为国务会议，下设贸易和外交、教育、建设、工程、陆军、海军六个部（1837 年后取消建设、工程两部，设立工业、财政、内务三部，改为七个部）。国务会议一般由副总督主持日常工作，但各部部长都由阿里亲自任免，重大决策也由阿里亲自定夺。阿里为标榜民主，建立了咨议会，由政府官员、宗教学者、贵族豪绅和一些其他知名人士组成，议长由阿里的长子易卜拉欣担任。这个机构每年开一次会，审议一些无关紧要的提案，实际上只有咨议权，没有包括立法权在内的其他任何权力。阿里下令把法国占领时期划分的 16 个行政区

合并为 7 个省，省长由中央政府任免，省下设县、乡、村三级行政机构。村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设有村长、土地丈量员、税务员和全权证人等专职官员。自上而下的一整套严密而完备的行政网络，保证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的贯彻实施，使阿里在各个领域里进行的改革能迅速显示出成效。

在文化教育方面，穆罕默德·阿里一上台就面临重要抉择：是严格限制西方思想文化的输入，还是引进、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不少达官显贵和宗教长老视西方的影响为洪水猛兽，力主在文化方面恢复闭关锁国政策。但阿里经过慎重考虑，认识到要推动改革和振兴埃及，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科技。

穆罕默德·阿里为了尽快为自己的改革振兴计划提供专业技术干部，聘请许多外国专家来埃及讲学和传授技术，并选派大批埃及青年去欧洲留学。当时，来自欧美各国的专家纷纷应聘到埃及的工厂、学校、军队担任顾问。1813 年，首批埃及青年赴法国和意大利学习军事。1826 年，44 名埃及学生被派往西欧学习军事、政治、医学、生物、化学、农学、艺术和考古。到 19

世纪 30 年代，在欧洲各国的埃及留学生已超过 300 人，其中不少人学成回国后在军政部门承担了重任。

此外，穆罕默德·阿里靠拿破仑带来的一台阿拉伯文印刷机起家，创办了埃及第一家印刷厂——布拉格印刷厂。在这之前，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的书稿多为手抄本，讹误甚多，流传不广。有了印刷厂后，很多名著纷纷问世、迅速推广，使专家学者的工作和研究得到极大促进。阿里在位时期，埃及出现了都苏基、谢尔戈维、德尔威什、希哈本丁等著名学者。阿里开办的语言学院还培养出许多有才能的翻译人员，把大批西文的军事、科技、政治、文化书籍译成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第一批被译成阿拉伯文出版的就有法国军事条例、拿破仑法典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最新杰作。阿里还在埃及首次创办了阿拉伯文报纸——《埃及记事》，报道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

以上这些措施，使 19 世纪上半叶埃及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活动出现了前几个世纪所没有的繁荣景象，为埃及培养了自己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教师、军官和行政管理人员，从而在思想、技术、人才等方面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阿里特别重视在军事方面实行改革。他指挥的阿尔巴尼亚军团原先是有

一定战斗力的，但后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许多军官接受封赐成了新地主， 只关心如何发财致富，根本无心再过问军事事务；老兵日趋减少，来自各民族的新兵没有实战经验，平时又缺乏正规训练。除阿尔巴尼亚军团外，其他一些奥斯曼军队和埃及土著军队素质更差，装备简陋，纪律松弛，经常劫掠百姓。阿里曾试图将这些旧军队改造成欧洲式的新军，结果反而引起旧军官们的强烈反对，触发了一场军事叛乱。在平定了这场叛乱后，阿里决心改变方针，另外组建一支全新的军队。

穆罕默德·阿里十分崇尚拿破仑治军的办法，因而决定按照拿破仑的法国资产阶级军队模式来建立自己的新军。他聘任曾随拿破仑入侵埃及的法国军官塞夫上校（皈依伊斯兰教后改名为苏莱曼帕夏）为自己的军事顾问，在组建新军方面对此人言听计从。他又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请来许多军事教官，在埃及办起军官学校、参谋学校、步兵学校、骑兵学校、炮兵学校等各类军事专门学校，培养出一批批新型军官。他废除了埃及传统的雇佣兵制度，开始实行征兵制，将埃及农民作为主要兵源，为新军招来了大批体格健壮、淳厚朴实的农家子弟。他按照西欧（特别是法国）的一套办法组建和训练新军，以最新式的火炮和步枪装备军队。在组建新军过程中，他特别致力于创造一支实力雄厚的海军。到 19 世纪 30 年代，埃及已建立了两支舰

队——地中海舰队和红海舰队，拥有大小战舰 32 艘、海军官兵 2 万人。同一

时期，埃及陆军也迅速扩大，总兵力已超过 20 万人。阿里除从西欧进口武器外，主要依靠自己制造武器，使埃及军事工业飞速发展，为阿里的军事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总的来看，穆罕默德·阿里在政治、文化、军事方面的改革措施与经济改革一样，都是有利于巩固埃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是为阿里王朝的对外扩张服务的，因而具有明显的封建性。但是也必须看到，阿里的各项改革措施客观上使拿破仑冲开的埃及大门开得更大了，有助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进入埃及，因而在客观上又促进了埃及资本主义的成长。

虽然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存在许多缺陷，最终因若干错综复杂的内外因素而遭致失败，但其历史功绩和深远意义却是不容抹煞的。它推动了埃及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几个世纪停滞不前的埃及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并为埃及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它增强了埃及的经济、军事实力，促进了埃及文化的繁荣，使 19 世纪上半叶的埃及出现了复兴局面，进而成为中东一强。它不但使埃及得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维护了自身的独立和主权， 实际上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且大大推迟了欧洲殖民列强侵占埃及的进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赞扬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①。

五、穆罕默德·阿里的对外扩张

穆罕默德·阿里进行改革的目的之一是建立一个称霸近东的大帝国，因而当改革使埃及的国力步步增强之时，他的对外扩张也逐步升级。正是这一

① 马克思：《缅甸战争。俄国问题。外交官的有趣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第 231 页。

狂热的对外扩张耗费了埃及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使阿里改革的成果逐步被葬送。从 1811 年开始，阿里发动的对外战争持续不断，历时约 30 年。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 20 年（1811—1831 年），阿里打着奥斯曼素丹的旗号实行扩张；第二阶段是后 10 年（1831—1841 年），阿里直接向奥斯曼帝国开战，妄图推倒宗主国并取而代之。

19 世纪上半叶的奥斯曼帝国已日趋衰弱，欧洲列强的瓜分阴谋从外部威胁着它，各属地风起云涌的民族运动则从内部动摇着它。从某种意义上说， 埃及的改革开放和独立倾向正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起并冀图摆脱土耳其统治的一种表现。奥斯曼素丹早已看出了阿里的野心，但又无力抑制其迅速增长的势力。同时，巴尔干、西亚和北非的民族运动也使伊斯坦布尔的决策人物穷于应付，招架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素丹便决定利用阿里的强大军事机器来镇压其他属地的民族运动，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扑灭一些地区的反抗烈火，又削弱阿里的力量。

18 世纪下半叶，沙特家族在阿拉伯半岛兴起，逐渐与伊斯兰教瓦哈比教派的宗教改革运动相结合。1793 年，沙特家族的酋长开始兼任瓦哈比教派的教长，从此确立了沙特政教合一的体制。到 19 世纪初叶，沙特家族的势力已北达巴格达近郊、南抵亚丁湾，控制了包括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在内的几乎整个阿拉伯半岛。沙特家族公开宣称要由阿拉伯人来统治阿拉伯世界，瓦哈比教派则以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立作为其政治主张。奥斯曼素丹马哈茂德二世对阿拉伯半岛上的造反潮流十分惊恐，多次派兵进剿，均遭失败，不得不要求穆罕默德·阿里出兵。当时，阿里还没全面推行改革，国内问题成堆，但因素丹的要求符合自己的扩张意图，便同意出兵。1811 年 9 月，阿里派儿子图松率一万大军侵入阿拉伯半岛。瓦哈比教徒在沙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1803—1814 年任酋长兼教长，号称“大沙特”）率领下，以游击战术杀伤埃军，仅在绍腊涸谷会战中就使埃军损折 5000 余人。但图松的大军毕竟武器精良，且能不断得到增援，经过一年多苦战，终于占领了包括麦加、麦地那在内的许多重要城镇。但是，大沙特仍然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坚持抵抗，使埃及军难以巩固胜利。在这种情况下，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率军亲征，双方又展开了艰苦的拉锯战。1814 年，大沙特去世。此后，沙特家族内部一度因争夺酋长职位而发生内讧，削弱了自身；同时，继承大沙特的阿卜杜拉·本·沙特（1814—1818 年在位）又放弃了游击战术，与埃军硬拼，致使沙特军队的有生力量被大量杀伤。1815 年，阿卜杜拉·本·沙特不得不屈膝求和。1816 年，阿卜杜拉·本·沙特率瓦哈比教徒再次发动起义，阿里派能征善战而又残酷无情的长子易卜拉欣率军讨伐，采取断水源、砍树木、焚粮草、杀百姓的野蛮手段对付起义军。1818 年 3 月，易卜拉欣在攻占了大部分起义军的据点后，开始围攻沙特家族的根据地德拉伊叶。经过半年多的残酷战斗，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阿卜杜拉·本·沙特被迫投降，后被奥斯曼素丹处死。埃军仅在攻克德拉伊什的战斗中就死亡 1 万人，而在整个历时十年

的战斗中估计至少死亡 10 万人。穆罕默德·阿里以如此昂贵的代价，换来了第一次对外扩张战争的胜利，易卜拉欣被素丹任命为汉志省督，阿拉伯半岛实际上处于埃及的统治之下。

接着，穆罕默德·阿里便将扩张的矛头指向埃及南面的苏丹。阿里的改革措施当时正在各个领域全面推开，人力、财力的不足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持续十年的阿拉伯半岛战事又使这一问题更为严重。阿里听说苏丹

遍地是金银宝石、那里的黑人又十分骁勇善战，便指望以侵占苏丹来弥补兵员、劳力的损耗和国库的亏空，一小撮马木路克盘据苏丹北部并时常侵扰埃及边境，为阿里对苏丹大动干戈提供了口实。1820 年，阿里以追击马木路克残部为由，派三子伊斯梅尔①率 4000 名士兵和 24 门大炮，溯尼罗河而上，侵入苏丹。由于在栋古拉的马木路克残兵闻风逃走，伊斯梅尔一枪未发便占领了该城。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当地的舍基亚部落却奋起抗击埃及入侵者。由于双方力量相差悬殊，伊斯梅尔轻易地击溃了舍基亚人。此后，伊斯梅尔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向散纳尔王国挺进，沿途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当伊斯梅尔率军兵临散纳尔城下时，散纳尔王国末代国王巴迪打开城门向埃军投降。1821 年春，阿里又派女婿穆罕默德贝伊率 4000 名士兵和 10 门大炮，穿过沙漠向达尔富尔王国挺进。1821 年 9 月，在其都城乌拜伊德北面的拉腊， 穆罕默德以先进的枪炮击溃了达尔富尔王国的军队，随即占领了乌拜伊德。两年之内，埃及军队便灭亡了苏丹两个最大的古老国家，控制了苏丹大部分地区。但是，许多苏丹中小部落的反抗并没停止。各地的反埃武装斗争仍此起彼伏，使埃及占领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中，伊斯梅尔本人也在苏丹部落酋长向埃军发动的一次夜袭中被烧死。为了对伊斯梅尔被杀一事进行报复，阿里一次就屠杀了约 5000 名无辜的老百姓①。直到1824 年，埃及占领军才将大规模的抵抗运动镇压下去，但撤入山区的苏丹部落武装进行的零星抵抗此后始终没有绝迹。阿里虽然将埃及的疆城向南推进了 6000 公里，却没有搞到多少金银财宝，也没有获得大量兵源和劳动力，只是使自己的改革又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1821 年，希腊人民揭竿而起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展开了争取独立的斗争。腐败的奥斯曼陆海军节节败退，已无力控制希腊的局势。素丹马哈茂德二世被迫再次求助于埃及，并答应在埃军平定希腊后将叙利亚和克里特岛的管辖权授于穆罕默德·阿里。此时，埃及经济、军事实力由于实施各项改革措施而大大增强，埃军对苏丹的征服又进行得较为顺利，这使阿里更加踌躇满志，便欣然同意了素丹的要求。1822 年，埃军首先攻占了克里特岛。1824 年 7 月，阿里派易卜拉欣率 2 万名陆军士兵和由 200 余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渡海赴希腊，易卜拉欣被素丹任命为希腊摩里亚半岛（即伯罗奔尼撒半岛） 的总督。1825 年 2 月，埃军在摩里亚南端的麦索尼登陆，随即向希腊起义军发动进攻。由于希腊起义军内部不团结，易卡拉欣连连取胜，到 1825 年底已占领了几乎整个摩里亚半岛。接着，他又率军帮助土耳其人攻克了希腊起义军长期固守的战略重镇梅索朗吉昂，破城后烧杀劫掠数日，使该城成为一片废墟。此后，希腊的古都雅典也落入土埃军手中，希腊独立运动已处于极其危难的境地。

这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在希腊问题上明争暗斗的英、法、俄三国，现在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形成了暂时的联盟，决定援希反土。1827 年10 月 20 日，英法俄联合舰队发动突袭，在纳瓦里诺海湾一举歼灭土埃联合舰队。阿里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埃及海军在这次海战中遭受沉重打击，其精华地中海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几个月后，俄土战争爆发，英法虽没有参加俄土之间的战争，但仍热衷于干预希腊事务。法军在摩里亚半岛登陆，英国舰

① 并非后来统治埃及的伊斯梅尔。

① Mekki Shibeika，The Independent Sudan（《独立的苏丹》），New York 1959，p.11.

队也在东地中海伺机采取行动。在这样的形势下，阿里只得下令从摩里亚撤回全部埃及军队。1828 年 10 月，易卜拉欣率残部回到埃及。1829 年，根据俄土之间签订的条约，希腊获得独立。入侵希腊的惨败是阿里对外扩张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折，为此他丧失了 200 艘船舰和 3 万名陆海军士兵，而这些正是他在改革中振兴经济、发展工业、组建新军的重要成果。

但在希腊遭受的挫折不但没有使穆罕默德·阿里放弃称霸东地中海的雄心，反而促使他更急于进行新的对外扩张，以弥补远征希腊带来的物质和威望两方面的损失。阿里曾打算与法国采取联合行动，进军马格里布，征服利比亚、突尼斯等国，但后来发现向西扩张到头来只是为法国火中取栗，而埃及可能一无所获，于是便放弃了这一计划。这样，便只剩下东北方向的叙利亚可作为阿里进一步对外扩张的目标了。叙利亚地区扼欧亚非三大洲要冲， 向北可直逼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且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历史上曾多次处于埃及统治者控制之下。因此，阿里早就想方设法试图控制叙利亚。阿里答应出兵希腊的一个主要条件，就是要获得叙利亚的管辖权。但后来素丹马哈茂德二世却违背诺言，只给了阿里一个克里特岛，这使阿里十分恼火。1831 年 10 月，阿里以此为借口，派易卜拉欣率 3 万大军侵入叙利亚。这标志着他的对外扩张进入了直接与奥斯曼素丹抗争的阶段。此后十年，阿里的对外扩张实际上就是土埃之间的战争。

第一次土埃战争之初，埃军所向披靡，连连获胜，在半年多时间里攻占了阿里什、加沙、雅法、阿克和大马士革等重镇。奥斯曼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向北节节败退。埃军之所以势如破竹，一个原因是改革中组建起来的埃及新军的战斗力远远强于奥斯曼军队，另一个原因则是早已对奥斯曼暴政深恶痛绝的叙利亚各族人民纷纷举行起义支援埃军。一些部族、教派的首领如黎巴嫩山区的统治者巴希尔·谢哈尔等人，纷纷宣布站到埃及一边，并率众配合埃及作战，以致埃军几乎没有遭到抵抗就轻取了耶路撒冷、纳布卢斯、特里波里等重要城市①。马哈茂德二世闻讯惊慌失措，立即宣布阿里为叛逆， 并拼凑援军赶赴叙利亚。1832 年 7 月，土埃两军在霍姆斯会战，土军再遭惨败。易卜拉欣乘胜夺取整个叙利亚北部，挥师翻越托罗斯山进入土耳其本土， 并绕过亚历山大勒塔海湾攻占了土耳其西南部重镇阿达纳。素丹眼看形势危急，一面搜罗 6 万余人马准备迎敌，一面向欧洲列强求援。1832 年底，在易卜拉欣的卓越指挥下，3 万锐不可挡的埃军居然在科尼亚一举击败 6 万土军， 随即继续向伊斯坦布尔挺进。在这种形势下，想要乘机南下控制黑海的俄国宣布出兵援助素丹，6000 名俄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登陆。英法两国深恐奥斯曼帝国落入俄国手中，便竭力向阿里施加压力，要他停止进攻。阿里尚处在犹豫不决之中，进展神速的埃军先头部队却已攻占了屈塔希亚， 距离奥斯曼帝国都城只剩三天路程。走投无路的马哈茂德二世只好向阿里屈膝求和。1833 年 4 月 8 日，土埃双方签订屈塔希亚协定，素丹同意恢复阿里对埃及、阿拉伯半岛、克里特岛等地的统治权，并将叙利亚和阿达纳地区归他管辖；阿里则同意从其他地方撤军，继续承认素丹的宗主权。至此，阿里不但使埃及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而且已基本实现了建立一个地跨西亚北非的大帝国的目标。

① A.L.Tibawi，A Modern History of Syria Including Lebanon and Palestine（《近 代叙利亚史，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 London 1969，pp. 66-67.

从表面上看，阿里的对外战争胜多于负，使埃及的领土大大扩展，似乎是阿里通过改革富国强兵的结果。究其实质，为扩张王朝势力而进行的这场对外战争完全是非正义的，恰恰从侧面显现出阿里改革的封建属性。正是连绵不断的对外扩张，使埃及国家和人民元气大伤，动摇了阿里政权的根基。这是导致阿里改革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六、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后期的暴政和人民的反抗

虽然穆罕默德·阿里推行的改革措施最初给埃及人民带来了一些好处， 但阿里政权的封建专制特征决定了这一改革的最终受益者不可能是埃及下层群众，而只能是以阿里为首的新地主贵族集团。阿里发动的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又使埃及农民和城市贫民丧失了他们在阿里统治初期获得的微薄利益，而且境况更趋恶化。为了将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 阿里政府千方百计地增加捐税的税额和种类。埃及的土地税逐年提高，1814 年时每费丹土地最低税额仅 5 皮亚斯特左右，而到 1837 年则达到了 38 皮亚

斯特。从 1822 年开始征收人丁税，年满 12 岁的男子都须缴纳。税额大体上相当于个人年收入的 1/12，即一个月的收入，最高额为 500 皮亚斯特，最低额为 15 皮亚斯特，非穆斯林还得另外交 8 至 10 皮亚斯特。后来，苛损杂税越来越多，如椰枣树税、船税、关卡税、所得税、入市税、捕鱼税、牲口税、旅店税等等。以椰枣树税为例，规定农民家里每种植一棵椰枣树就要缴 1.5 皮亚斯特的税；1833 年，国家仅椰枣树税一项收入就高达近 10 万埃镑。

在进行对外战争的同时，阿里也一直热衷于在国内和其他占领地区大兴土木，从而导致埃及的劳动力资源严重匮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阿里政府和各地的大地主们频繁强征农民去开挖河渠、修筑道路、建造工厂、修建宫殿乃至构筑军事工程等，使农民们被日益加重的徭役压得喘不过气来。据记载，为了修筑马哈茂德运河，就先后征调了 40 万民工，其中 12000 人死于运

河工地。另有材料提到，仅 1825 年这一年，就有 35.5 万人被征集去开河挖渠。对于当时总人口不过 300 多万的埃及来说，这个数字实在是非常惊人的。

阿里将埃及传统的募兵制改为征兵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提高埃及军队素质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对外战争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埃及的兵源已告枯竭，这种征兵制便演变成了抓兵制。政府甚至时常出动军队包围城镇和乡村，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到处围捕壮丁，将他们用铁链锁在一起，强行押往军营。到了阿里统治的后期，政府已难以抓到青壮年，便将老人和少年也强征入伍。阿里还下令在学校里开展军事训练，强征学生去当兵。

日益残暴的封建专制使埃及人民和其他被占领地区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更使他们陷入绝境。大批农民被迫弃地逃生，一些人靠乞讨维持生计，一些人流入城镇充当苦力，还有些人逃亡到荒僻地区乃至国外去寻找生路。在赋税和徭役特别苛重的下埃及地区，不少农民逃到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去谋生。在上埃及，也有约 1/4 的农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在阿里苦心建立起来的一些工厂里，一方面是劳动力奇缺，只能使用女工、童工和伤残者；另一方面是在岗的工人纷纷逃跑，工厂不得不派人四处搜捕逃走的工人。到 19 世纪 30 年代，埃及的许多工厂企业已被迫停产。为了不去当兵，许多埃及男子将自己弄成残废，一些父母竟将自己亲生儿子的手足搞断或将其眼睛弄瞎。一位外国旅行家描述这种惨状时写道：“乡

村中身体健全的人已属罕见，人们不是少一两颗门牙（这样就不能咬住子弹） 或断一节手指，就是一目失明或双目失明，这样就可以逃避兵役。”①

人们的消极抵制也时常演变为公开的武装起义。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 埃及各地已不时爆发抗税抗丁的农民起义。其中在上埃及卢克索爆发的起义，就明确提出了推翻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口号，声势十分浩大，持续一年多。到 30 年代，广大劳苦大众忍无可忍，纷纷揭竿而起，反抗阿里政权的暴政。1832 年，驻汉志的埃及军队发生哗变，公开造反，阿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此次兵变平息下去。1834 年，上埃及人民举行大规模起义，反对阿里政权强迫征兵。当地驻军接连向开罗告急，致使阿里只得亲自出马督战。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阿拉伯半岛、苏丹、克里特等地，反对埃及占领的人民起义也接连不断。

人民的抵制和反抗并未使穆罕默德·阿里改弦易辙，反而使他变本加利地实施镇压。1830 年，埃及政府颂布了惩治抗税抗丁和暴动的法令。此后， 一系列此类法令接连颁布，惩罚日趋严厉。凡由于逃避服兵役而故意伤害自己躯体者，将被判终身服苦役，并由其亲属替他服兵役。凡聚众叛乱者，主犯流放苏丹五年，从犯服苦役五年，其他人鞭笞四百。不过，镇压愈烈，反抗也愈烈。到 19 世纪 30 年代后半期，在此起彼伏的人民反抗怒潮的冲击下， 阿里的改革计划即使采用暴力手段和强制措施也已难以继续推行下去。

七、第二次土埃战争和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失败

结束第一次土埃战争的屈塔希亚协定只是穆罕默德·阿里与素丹马哈茂德二世之间的暂时妥协，此后土埃双方都在积极地为新的较量作准备。马哈茂德二世竭力在国内推行改革，试图凭藉普鲁士教官的帮助组织一支新军； 对外则进一步投靠英俄等欧洲列强，希望借助它们的力量来遏制阿里的势力。阿里除了继续扩军备战外，一再要求素丹将被占领地区的世袭统治权正式授予他；同时进一步向东扩张，派兵进入伊拉克，鼓动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起来反对奥斯曼的统治。

随着欧洲列强更深地插手东方问题①，土埃冲突与欧洲列强之间的争夺互相纠缠在一起，更加趋于复杂化。对于俄国来说，埃及还只是个遥远的目标， 而控制黑海两海峡显然更为重要。沙皇利用俄国在第一次土埃战争末期曾出兵援土的有利条件，在战争结束后立即与土耳其签订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使俄国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保护人”。英国的战略是维护奥斯曼帝国， 遏制穆罕默德·阿里，牵制俄国和法国。法国一直是英国在中东的老对手， 且与穆罕默德·阿里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当英国在土埃冲突中倾向土耳其之时，法国便开始暗中支持埃及。在土埃对抗问题上，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国也倾向于援土反埃，比较接近英俄两国的立场。列强的明争暗斗必然促使土埃之间的矛盾更趋激化，最终导致第二次土埃战争。

1838 年中，穆罕默德·阿里停止向奥斯曼素丹纳贡，打算宣布埃及独立，

但立即遭到英俄等国的反对。这年 8 月，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新的英土商约。该条约规定只对进入奥斯曼帝国的外国商品征收 5%的低关税，废除帝国

① E.W.Lane，Manners and Customs of Modern Egypt（《现代埃及的风裕习惯》）， London 1954，p.201.

① 所谓“东方问题”，即指欧洲列强为争夺、瓜分奥斯曼帝国而进行的激烈角逐及因此导致的一系列难题。

境内的所有专卖制度，允许外国商人在帝国各地自由经商，为欧洲商品（特别是英国商品）进入奥斯曼帝国大开方便之门。阿里知道若埃及实施该条约， 本国的民族经济将遭受沉重打击乃至崩溃，因此拒不承认这个条约。在这种情况下，埃英关系和埃土关系均急剧恶化。在英国的怂恿下，奥斯曼素丹宣布讨伐阿里，第二次土埃战争遂于 1839 年春爆发。

战争初期，土耳其一度处于优势。1839 年 4 月，土耳其陆军渡过幼发拉底河攻入叙利亚，土耳其海军也对叙利亚海岸展开攻击。在整个 5 月里，土军接连攻占了叙利亚东北部的许多地区，进抵战略要地阿勒颇城下。不久， 军事形势发生逆转。6 月初，易卜拉欣率领的埃军开始反攻，土军锐气受挫。6 月 24 日，土埃两军在叙利亚边境的尼济勃进行决战，结果土军大败，伤亡

5000 人，被俘 10000 人。由于土军主力在此役中被打垮，埃军随即顺利地再

次跨越托罗斯山脉，攻入土耳其本土。尼济勃战役后五天，即 6 月 30 日，素

丹马哈茂德二世在内外交困中一命呜呼，年仅 16 岁的阿卜杜·麦吉德继任素丹，这使土耳其朝野上下人心惶惶。7 月初，土耳其海军司令艾哈迈德·法齐率 30 艘战舰和 2 万余水兵投向埃及。新素丹认为大势已去，准备遣使去埃及求和。英、俄、奥、普、法五国闻讯后立即照会土耳其政府，提出土埃问题应由欧洲列强参与解决。但是，列强之间在土埃问题上又存在着严重分歧。英国主张只给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的世袭权利。而法国认为应维护屈塔希亚协定，继续让埃及统治叙利亚。俄国则完全站在土耳其一边，准备出兵援土反埃，以乘机向南扩张。奥地利不愿看到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引起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因而支持英国。普鲁士为了对付法国，也在土埃问题上倾向英国。

经过一番紧张的幕后活动，英国终于在联合普、奥的基础上拉拢俄国， 决定撇开法国达成解决办法。1840 年 7 月 15 日，英、普、奥、俄、土五国签订伦敦条约。条约规定，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统治埃及的世袭权利， 阿克省划归阿里终身管辖，埃及军队则应从其他地区撤出，归还土耳其舰队； 奥斯曼素丹批准的所有协定和法令应在埃及和阿克省生效，埃及应每年向素丹纳贡；若阿里在十日内不接受条约，将剥夺他管辖阿克省的权利；若再过十天阿里仍不接受条约，将剥夺他统治埃及的权利及其他一切权利；在阿里拒绝接受条约的情况下，五国还将对他诉诸武力。该条约公布后，法国朝野哗然，对英国表示强烈不满，有人甚至主张以武力援埃反土。

自恃有法国作靠山的穆罕默德·阿里断然拒绝接受伦敦条约。1840 年 9 月，英俄奥联合舰队炮轰贝鲁特，接着英土联军在黎巴嫩登陆。同时，奥斯曼素丹宣布革除阿里的一切职务。本来，阿里仍可凭藉数十万锐气正盛的陆海军与列强和土军周旋一番，但两个重大事态的发展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一是叙利亚人民的反埃大起义。在埃及统治叙利亚的初期，由于易卜拉欣将阿里在埃及实行的一些改革措施搬到那里，曾使叙利亚的生产力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是，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埃及当局也开始对叙利亚人民横征暴敛，实施强行征兵制。埃及占领军还解除了各教派民兵的武装，剥夺了某些地主的包税权。这些做法不仅使被占领区的下层群众处境艰难，也严重损害了当地各教派封建主的利益，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愤怒。1834 年，巴勒斯坦农民举行反征兵起义。1838 年，叙利亚东部山区的德鲁兹派群众揭竿而起，坚持反埃斗争达一年之久。1840 年 6 月， 以马龙派和德鲁兹派为主的黎巴嫩各教派联合举行反埃武装暴动，直接配合

英土联军对黎巴嫩的进攻。利用叙利亚人民在各地纷纷起事的有利时机，英土联军于 11 月初攻占阿克要塞，使驻扎在叙利亚的埃及大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二是法国态度的转变。法国统治集团权衡再三，仍不敢为了埃及而与英、俄、普、奥四强兵戎相见。10 月 20 日，对英国持强硬立场的梯也尔内阁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宣布辞职，新任内阁总理基佐一上台便采取措施缓和列强之间的矛盾。这样，阿里对法国援助寄托的希望也化为泡影。穆罕默德·阿里别无选择，只好屈膝求和，答应列强和土耳其提出的一切条件。此后几个月，驻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的埃及军队狼狈撤回埃及。

1841 年 2 月 13 日和 6 月 1 日，奥斯曼素丹颂布两道敕令，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统治埃及的世袭权利，并准许阿里管辖苏丹。但敕令对授予上述权力作了许多限制性规定，如和平时期埃及军队总兵员不得超过 18000 人，未经素丹同意埃及不得制造战舰，埃军上校以上军衔军官的任命必须得到素丹的批准，奥斯曼帝国与外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均应在埃及得到实施等等

①。

在第二次土埃战争中遭到的失败标志着穆罕默德·阿里建立的大帝国土崩瓦解，此后埃及再次降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属国，而且开始沦为欧洲列强的半殖民地。由于 1838 年的英土商约开始在埃及实施，阿里政权对工业、农业、商业、外贸等实行的严格垄断被逐步废除。结果，一方面是价廉物美的外国商品、特别是英国商品潮水般涌入埃及市场，另一方面是埃及的农副产品和其他原料被欧洲商人廉价收购而大量流出埃及。这样，阿里通过经济改革苦心经营起来的埃及民族工业很快被冲得七零八落，大批工厂倒闭。例如， 英国商号代理人直接深入内地大量廉价收购埃及棉花，收购量从 1840 年到

1852 年即增加了四倍以上②。同时，英商又利用极低的进口税向埃及倾销棉织品，致使一度蓬勃发展的埃及纺织业急剧萎缩。为阿里对外扩张服务的军事工业一落千丈，闻名遐迩的亚历山大造船厂后来竟变成了一个破烂不堪的装配修理车间。在埃及农村，连年战乱、苛捐杂税、加上各类灾荒，导致大片农田荒芜。阿里政权在 1840 年开始实行承包制，将大批土地承包给王公贵族和达官显贵。在阿里王朝蔽荫之下的新地主们乘机大肆兼并土地，使广大农民又失去了在阿里统治初期获得的小块份地，埃及农村的生产力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到 19 世纪 40 年代后期，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推行的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实际上已告失败。阿里本人因难以忍受一连串沉重打击，终于精神失常，于 1849 年 8 月 2 日逝世。综观穆罕默德·阿里的一生， 虽然他的对外扩张和暴虐统治给埃及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他毕竟以铁腕推动了埃及社会前进，缔造了统一的近代埃及民族国家。

列强插手埃及和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最终失败说明，虽然西欧资本主义对马木路克埃及的冲击为阿里的上台和他的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殖民列强并不希望在欧亚非三大洲的要冲出现一个政治独立、经济强大而又不受它们控制的埃及帝国，因为这样一个大帝国必将取代正在日趋衰落的奥斯曼帝国而成为列强对中东进行殖民扩张的新障碍。这正是阿里改革难以取得成功、埃及不可能真正振兴的外部根源所在。然而，外因毕竟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阿里封建王朝的专制性和扩张性，始终对阿里改革的积极潮流起着逆

① J.C. Hurewitz，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中近东的外交》），vol.l，Prinston 1956，pp.120-123.

② 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三联书店 1963 年，第 83 页。

向作用，对缓慢成长的埃及资本主义因素起着抑制作用，这正是阿里改革遭到失败的内因所在。

八、外国资本大规模渗入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开凿

1850 年以后，欧美殖民列强（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已不再满足于将埃及作为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而开始致力于向埃及直接输出资本。形形色色的冒险家争先恐后来到尼罗河畔，开办银行、建立公司，承包各类工程， 进行土地投机。外国资本大规模渗入埃及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殖民列强为控制这块扼亚非欧三大洲战略要冲的富庶之地而进行角逐的过程，英法两国之间的争夺表现尤为激烈。

继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在位仅几个月）后统治埃及的阿巴斯（1848

—1854 年在位），愚蠢地将埃及遭到的厄运归咎于阿里的改革开放，下令废除一切改革措施，并试图恢复闭关自守政策。然而，外国商品的涌入和埃及原料的流出已成为任何人都难以阻挡的潮流。到了后来，阿巴斯也不得不同意外国资本直接向埃及投资。1851 年 7 月，利用内外交困的阿巴斯急需获得支持的机会，英国与埃及签订协议，获得了在埃及修建贯彻尼罗河三角洲的铁路的特许权。1856 年，亚历山大至开罗铁路修成；两年后，这条铁路又延伸到苏伊士。英国人还在尼罗河三角洲架设了电报线。这条铁路不但促进了英国对埃及的经济渗透，而且加强了英国与印度的联系，标志着欧洲列强终于打破了自阿里时代以来一直存在的阻止外国人直接向埃及大规模投资的壁垒。

英国抢先一步控制了埃及的铁路和电信业，使法国等国既眼红又不安。野心勃勃的法皇拿破仑三世竭力兜售苏伊士运河计划，主要目的就是试图通过这条运河来排挤英国势力，进而控制埃及。在这样的背景下，费迪南·德·莱塞普斯因其所处的特殊地位而成了法国政府推行苏伊士运河计划的得力组织者。

莱塞普斯的父亲曾随拿破仑远征埃及，后任法国驻埃及领事，并积极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夺取政权。因为这一层关系，随父亲住在埃及的莱塞普斯从小就经常出入阿里宫廷，并与阿里的儿子赛德过往甚密。1832 年，莱塞普斯继承父业，出任法国驻埃及副领事，后来又晋升为领事。由于长期呆在埃及，莱塞普斯一直专心研究苏伊士运河问题，并煞费苦心地拟定了开凿运河的计划。1852 年，已退出外交界的莱塞普斯将自己的计划呈送阿巴斯和奥斯曼帝国政府，但均未获采纳。1854 年 7 月，阿巴斯被刺身亡，曾长期留学欧洲、亲法的赛德继位。他上台后，开始实施经济自由和门户开放政策。莱塞普斯闻讯即赶赴埃及，向老友赛德游说自己的苏伊士运河计划。缺乏深谋远虑而又急于有所建树的赛德被莱塞普斯描绘的美好图景所吸引，欣然表示接受。1854 年 11 月，赛德与莱塞普斯签订了关于修建和使用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及其附属建筑物的租让合同。1856 年 1 月，双方又签订了一项新的租让合同，对 1854 年合同作了补充和扩大。其主要内容为：授权莱塞普斯建立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运河租让期自运河通航之日算起为 99 年，在此期间公司可向通过运河之间的每位旅客和每吨货物征收不超过 10 法郎的税金，公司在开罗和运河区之间挖一条淡水渠，把尼罗河水引向塞得港和苏伊士，河渠和河水属公司所有，无须交纳地价和地税；公司可免税进口建筑

工程所需之机器设备，并在租让期内有权无偿地开采和使用工程所需之矿藏和石料；运河工程所需的 4/5 劳工由埃及方面提供，他们的报酬由公司确定并付给；埃及每年可获得公司净利的 15%。

在处理耗资如此巨大的苏伊士运河工程时，赛德的态度是极其轻率的。有的记载称，对莱塞普斯单方面搞的租让合同，赛德没看就签了字，连他的司法和财政顾问们都没有审查过①。因此，其中有许多条款对埃及非常不利是可想而知的。如合同规定埃及的部分土地和矿物资源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租让期内无偿地供外国承包者使用，又不作任何数量、质量和种类的限制，此后给埃及带来了巨大损失。苏伊士运河公司股票开始出售后，虽然莱塞普斯千方百计推销，仍有近 50%的股份无人认购。莱塞普斯竟利用赛德给他的已签名盖章的空白支票，硬把股票总数的 44%卖给埃及②。赛德居然也对此默认， 还借了一笔外债来付款。

1859 年 4 月，不顾英国和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反对，运河工程在塞得港正式破土动工。但由于英土阻挠租让合同中涉及劳工问题的条款实施，工程进展十分缓慢。1861 年 8 月，在英土对运河的态度因欧洲形势的发展而转变的情况下，赛德决定实施劳工法令，开始强征劳工。当年 12 月，政府就征调了

14697 人到运河工地。从 1862 年开始，采取劳工一月一轮换的办法，每月有

2 万多人被强征去运河工地服役。到了后来，由于劳工越来越难抽调，赛德竟根据莱塞普斯的建议大批裁军，让整团整营的士兵脱下军装去运河工地干活。

运河工地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极其恶劣，缺乏饮用水，伙食量少质差， 传染病盛行，气候多变，劳动繁重，工资低下。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劳工病倒、致残，甚至死亡。据许多史料记载，当时工地上到处可听到病人和伤残者的呻吟，到处可见丧命者的尸体。越来越多的劳工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而以怠工、逃跑的方式表示反抗。为此，运河公司制定了一系列严厉的惩治方法，还将埃及警察调来镇压反抗者。

在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同时，赛德又将在埃及经办银行、航运、水电及其他一些企事业的特许权授予欧洲人，使合资和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埃及兴起。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合资的埃及尼罗河航运公司和马吉德海运公司、英资埃及银行、英资莱姆勒电车公司、法资亚历山大自来水公司、法资埃及磨面公司等。赛德实行的引进外资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阿巴斯闭关政策的一些消极后果，有利于埃及经济的发展。但赛德不像其前任那样重视维护主权，而且处事轻率，不懂得如何引导、调节外资为埃及利益服务，而是一味迎合欧洲列强殖民扩张的需要。这样，欧洲列强便逐步加强对埃及的经济渗透，进而获得了部分法律上的特权。

赛德于 1858 年颂布了全面改革土地制度的法令（即著名的“赛德法令”），促进了埃及农村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的发展。然而，他却没有以此作为积累资金的契机，仍完全靠借外债来进行各项建设。

1863 年，赛德逝世，伊斯梅尔继任埃及总督。此人自幼留学法国，崇尚

① G.Kirk，op.cit.，p.82.

② R.Flower， Napoleon to Nasser，the Story of Modern Egypt（《从拿破仑到纳赛尔》），London 1976， p.89.

西方文化，一心想使埃及全盘欧化。他上台后便开始推行一系列仿效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被史家们称为“欧化改革”。在政治上，他仿效西方建立了一个咨议会，但该机构毫无实权，对埃及的专制独裁统治并无制约作用。在经济上，他以更大的规模推行经济开放政策，当时输入埃及的外国商品和资本、流出埃及的农副产品和矿产品、以及埃及举借的外债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文化上，他大力创办高等院校、职业技术学校和世俗中小学， 还派遣许多学生出国学习。

伊斯梅尔也十分重视苏伊士运河，不过又觉得运河租让合同对埃及过于不利，因而在劳工数量和土地、淡水渠的占有权利等问题上与运河公司发生了争执。在这种情况下，伊斯梅尔居然请法皇拿破仑三世来调停。法皇经过一番调查，作出了埃及政府可废除劳工法令并收回淡水渠和部分土地的占有权，但须向运河公司赔偿 8400 万法郎巨款（约相当于公司最初资本的 40%以上）的仲裁①。这时英国看到运河即将变为既成事实，决定采取“先成之，再夺之”的策略。奥斯曼政府的态度也随英国的态度而变化，希望埃及与运河公司尽快达成协议。1866 年 1 月，伊斯梅尔接受拿破仑三世的裁决。2 月 22 日，埃及与运河公司正式签订了关于苏伊士运河的全面合同。此后，运河工程进展加快。

1869 年 11 月 27 日，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运河全长 162.5 公里，河面

宽 52 米，是埃及人民创造的又一奇迹，大大有利于促进东西方的经济、文化

交流。据不完全统计，埃及为开凿苏伊士运河耗费了 1680 万英镑的巨额资金

②，有 12 万埃及民工为这条运河献出了生命。然而，在当时，苏伊士运河的

主要受益者却不是埃及人民，而是欧洲列强。1870 年通过运河的船只为 50

万吨，1874 年增加到 200 万吨，公司的年收入高达 1200 万法郎，大部落入以法国为主的欧洲财团手中。埃及虽然在运河通航后的头几年也获得了一些利益，但与因开凿运河而欠的巨额债务相比，这些收入微不足道。后来，随着埃及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埃及对苏伊士运河享有的权利也逐步消失。苏伊士运河不但不再给埃及带来任何收入，反而使其进一步卷入列强争夺霸权的漩涡之中而不得安宁，加速了它沦为殖民地的进程。

九、埃及财政的破产和主权的消失

伊斯梅尔的欧化改革和经济开放政策，促进了埃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内外贸易的繁荣，使阿里时期初创的民族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推动了埃及近代化进程，同时埃及的财政状况却日趋恶化。1862 年，赛德首次向外国借款 300 多万英镑。伊斯梅尔上台后，埃及的外债总额以平均每年增加 650

万英镑的速度上升，到 1873 年已达 6800 多万英镑。由于政府为榨取民脂民膏而滥发各类债券，埃及的内债剧增。19 世纪 70 年代初，债台高筑的埃及政府已不得不用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去偿付债款利息。1875 年下半年，埃及财政已到破产边缘。为支付 11 月底到期的一笔巨额债务，伊斯梅尔竟决定出售埃及拥有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股票。英法两国闻讯都想夺得这批股票，经过一番明争暗斗，英国占了上风。1875 年 11 月 25 日，埃及将自己拥有的苏伊士

① 阿拉·拉费伊：《伊斯梅尔时代》，上册，开罗阿拉伯文版 1932 年，第 98—99 页。

② 拉费伊：前引书上册，第 107 页。

运河公司 44%的股票（价值 4 亿法郎）全部以低价（仅 1 亿法郎）卖给英国。在掌握了这批股票后，英国在运河公司和埃及的地位大大增强。但是，埃及出卖这些股票得来的钱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到 1876 年，埃及的公私外

债总额已高达 9000 多万英镑，相当于政府岁入的 10 多倍，年息为 8%，每年仅付利息一项就要耗费国家财政收入的 2/3。这年 4 月，埃及政府被迫宣布财政破产，停止偿付债务。

埃及财政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封建官僚腐败无能，本国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奇缺，这是埃及在经济开放道路上遇到的最大障碍。在埃及这样一个封建专制国家里，统治者个人的财产与国家的财产几乎难以分清。1854 年阿巴斯被刺身亡，他的儿子继承了一笔总数达 320 万英镑的财产，而那年埃及国库的总收入不过 220 万英镑①。伊斯梅尔同样将大量国家的资金用来买进股票，购置土地，为个人和亲属牟取暴利。埃及的王公贵族、文武官吏们也都像总督那样巧取豪夺，挥霍无度。据不完全统计，1866—1874 年，埃及平均每年都要花 500—600 万埃镑进口西方的鞋帽、服装，家具、玻璃器皿等消费品②。有的学者指出，除苏伊士运河外，伊斯梅尔时期埃及用于有效建设项目的钱可能还不到这个国家所借外债的 10%③。由于封建官僚腐败无能，当时埃及虽已拥有少量技术和管理人员，但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在对外经济交往的许多关键问题上，没有本国专家提供咨询和参与决策，而是由一些不学无术的官员随意拍板，导致效率低、失误多，收益少、损失重的情况屡屡出现。除处理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轻率和失误外，又如英资承担的亚历山大港改造工程，合同上的预算为 300 万英镑，但一位英国财政专家后来私下承认，实际上只需这个数目的一半就足够了④。

第二，对外经济交往的法律基础极不健全，是使埃及的经济开放政策难以顺利实施的主要原因。埃及政府消极承担奥斯曼帝国与列强签订的特惠条约遗产，给埃及带来了各种法律问题和巨大的麻烦。其表现之一是，埃及与外资所订经济合同的条款往往对埃及极为不利，缺乏现代经济契约的互惠精神。苏伊士运河租让合同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其表现之二是，外国投资者遭遇的困难和损失常常转嫁给埃及方面。如外资为主的尼罗河航运公司于1858 年倒闭，在一些欧洲股东的压力之下，埃及政府竟用高价买下公司的全

部股票，因此损失了 34 万英镑①。其表现之三是，当埃及与外国投资者发生经济纷争时，最后裁决权总不在埃及手中。如有个叫罗斯迪的外国人一直要求埃及政府赔偿他在阿里时期遭受的损失，又提不出什么证据。但由于外国领事支持此人，埃及政府不得不赔给他 400 万法郎②。其表现之四是，在农产品销售、关税、金融、土地买卖、劳动力流动等方面，埃及政府没有制定必要的法规对外资加以管理、引导、限制，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如当时埃

① R.Owen，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1800—1914（《世界经济中的中东》），London & New York 1981，p.123.

② R.Owen，op.cit.，p.150.

③ V.Milner，England in Egypt（《英国在埃及》），London 1920，p.179.

④ Flower，op.cit.，p.99.

① Owen，op.cit.，p.123.

② 拉·阿·巴拉维等：《近代埃及的经济发展》，三联书店 1957 年，第 127—128 页。

及的银行大都是外国人开的，金融交往文书均用外文，使埃及人难以涉足。住在埃及的外国人可以高利借钱给埃及政府和个人，而伊斯兰教的成文法却禁止穆斯林放高利贷。这样，正式或非正式的金融活动都被外国人控制。

第三，公共工程摊子太大，缺乏统筹规划，举借外债失控，这是导致埃及财政状况急剧恶化的直接因素。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外资，埃及的决策人物头脑发热。除苏伊士运河外，伊斯梅尔更是大兴土木，特别是搞了许多非生产性项目，如以欧洲的标准在开罗和亚历山大修建许多豪奢宫苑建筑、到沙漠里去修建温泉疗养地等，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由于在基本建设方面既无总体规划又缺乏具体的统筹安排，一些项目的作用互相抵销，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阿巴斯搞亚历山大——开罗——苏伊士铁路实际上是以不开凿苏伊士运河为前提的，但赛德上台后，却推行以运河为中心的交通运输发展计划。结果，苏伊士运河通航后，该铁路的营运量和收入一落千丈，开罗至苏伊士一段一度被迫停运③。在借钱方面，埃及政府既不考虑自身偿还能力，又不顾贷方的苛刻条件，表现得十分轻率。西方财团在本国发放贷款，利息一般只有 3—4%，而给予埃及的长期贷款的利息（包括偿债基金和佣金）超过了 10%， 短期贷款利息最高的甚至达到 20—24%。为了得到贷款，埃及政府有时还将国家税收等作为担保，并将借来的钱用于有利于欧洲财团的项目之中。

第四，没有合理调整本国产业结构，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体系，而是一味迎合外国资本的需求，日益依附于英法等国，这是埃及经济在对外开放后逐步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赛德、伊斯梅尔等人虽然在改革土地制度和兴修水利方面做了一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事，但一直将适应欧美市场对原料的需求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方针。结果，埃及农业走上了片面发展棉花、蔗糖等几种作物的畸形道路，而粮食生产一蹶不振，被迫大量进口粮食，且屡屡发生饥荒，造成局势动荡，民心不稳。这一时期获得发展的工业也主要是那些为欧美市场服务的行业，特别是制糖业和轧棉业，这标志着埃及民族工业已逐渐变为欧美资本的附庸。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埃及棉花出口遭受沉重打击，许多轧棉厂被迫关门，说明了这样的工业是多么脆弱。埃及统治者在发展交通运输业上花费的资金也许最多，但这一当时东方最先进的交通运输网却被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两国所控制，成了欧洲殖民势力向红海、印度洋、东南亚乃至中国进行扩张的中转站。埃及本身并未因跨越自己国土的交通线而受益，反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陷入了列强争霸的漩涡之中。

埃及财政的破产，给殖民列强提供了进一步控制该国的有利时机。英法等国立即采取种种手段向埃及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接受债权国对埃及财政的监督。1876 年 5 月，伊斯梅尔被迫颁布法令，成立由债权国代表组成的埃及国债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把埃及政府贷款，王室贷款和短期贷款合并为统一债务，总额为 9100 万英镑。英国不满足于仅在委员会中占一席之地，并认为合并债务对法国有利，因此竭力进行私下活动以扩大自己的发言权。英法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达成了共同控制埃及的妥协方案。1876 年11 月，伊斯梅尔再次颁布法令，任命英国人为国家财政收入和预算的总监督、法国人为国家财政支出的总监督；同意成立由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埃及代表组成的混合管理委员会，管理亚历山大海关和全国铁路，由英国人任委员会主席，将海关和铁路收入用来偿付债务。这样，由英法两国

③ Issawi，op.cit.，p.412.

对埃及实行双重监督的制度便形成了。

但是，列强并不就此满足，还要求从政治上直接控制埃及。1876 年，列强迫使埃及政府同意建立由英、法、德、俄、美等 14 国组成的混合法庭。该机构不但有权处理外侨之间及外侨与埃及人之间的纠纷，而且可以否定埃及的立法。1878 年，在英法等国压力下，伊斯梅尔同意成立由英法等国控制的最高调查委员会，全面调查埃及的财政状况。最高调查委员会经过一番调查后提出报告，要求实行一系列改革，而其前提便是改组政府，让欧洲人进入内阁。同年 8 月，伊斯梅尔宣布任命英法的代理人努巴尔帕夏为首相。努巴尔组阁时竟然让英国人利佛斯·威尔逊当财政大臣、法国人德·布里尼埃当公共工程大臣，还任命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担任了副大臣。此后，努巴尔对欧洲列强特别是英法唯命是从，伊斯梅尔的权力也大受限制。埃及各级行政机构中欧籍官员激增，到 1881 年底已达 1325 人，超过政府机关官员总数的10%①。埃及内阁的实权完全落入两位外国大臣手中，因此被埃及人民轻蔑地称为“欧洲人内阁”。

至此，埃及的经济命脉完全被以英法为主的外国资本所控制，国家主权也遭到列强践踏，政治上的独立已名存实亡。

① J.Marlowe，A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and Anglo-Egyptian Relation，1800—1956（《现代埃及史和英埃关系》），1965，p.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