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朴而庄严的潮汕石雕

潮汕石雕同潮汕木雕一样，有同样的悠久历史，同样有凸雕、沉雕、圆雕、平通雕和多层通雕等表现形式和手法，同样是从明代以前的古朴凝重向精细雕琢的技法和风格发展，同样是潮汕建筑最重要的建筑装饰和建筑构件。

从唐代开始，潮汕就有大量石雕艺术品出现，如唐代潮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周围的石栏杆和寺里的4座石经幢，虽历经地震风化等破坏，曾经修补，其原刻图纹风貌仍可辨见。唐代潮阳灵山寺大颠和尚墓塔底座浮雕飞龙走兽、花卉，古朴凝重。上述二处石雕显示唐代潮汕石雕已有颇高的艺术造诣。

宋代大型墓葬如潮安归湖王大宝尚书墓石雕群和大型石桥如湘子桥、和平桥等的建造，则说明宋代对石材的开发和石艺的发展已有很大的跨越。

王大宝墓文武翁仲、石狮、石羊、石马、石笋、石望等，造型生动，风格凝重。从这组石雕中，已见当年艺人注重凝重风格和神情的表达，而少有细致的纹饰。

元代石雕在潮汕祠墓中少见，元代石刻珍品是潮州开元寺的石香炉。香炉造型独特，高1.38米，由6块石灰岩雕刻件相叠组成。

香炉的浮雕刻工精细，与宋代本地石雕浑朴凝重的风格有较大差异。石雕基座刻有“桂阳路平阳县石匠刘贵亮造”12字。

明清两代，潮州经济人文向前发展，建造大量祠庙大屋，石雕木雕风格趋向精细雕刻，至清末达到高峰。

明初弘治年间已有既重神态也重细刻的石雕精品出现。如饶平旧县城、三饶镇城隍庙人物浮雕已采用高浮雕刻成。人物神情生动，衣着裙裾飘逸，褶纹流畅。整幅构图饱满，层次分明，艺术上已经成熟。

潮阳文光塔前的一对花岗岩石狮，原是文祠的明代石刻，一雌一雄，高2.44米，身长1.18米，雄狮口含圆球，雌狮脚抱幼狮，造型雄健，座石四面雕飞禽走兽，纹路明晰，形象生动，是石雕艺术的珍品。

1576年建成的南澳天后宫，有两根盘龙柱，皆用高浮雕手法镂刻，其工艺已接近清代以来的镂空高浮雕，是潮汕石雕多层镂通的早期作品。

镂通的通雕石刻，清代中后期逐渐出现。清嘉庆年间的南澳康厝祠的“倒吊花篮”，是潮汕石通雕的开创性作品。

代表镂通石雕最高水平的清末石刻，是潮安县彩塘镇金砂乡华侨富商陈旭年兴建的从熙公祠和潮阳谷饶镇深洋村的梅祖祠。从熙公祠耗资26万银元，用14年之功建成。

其中石刻艺术最突出的有凹肚门楼“仕农工商”、“渔樵耕读”两幅石刻，工艺精湛，令人惊叹。

“仕农工商”屏中牧童拉紧的牛绳，长10厘米，直径仅有4毫米，镂空雕刻，而绳纹清晰；“渔樵耕读”屏中渔夫撒开的渔网，网目张缩有致，褶纹疏密自然。其他花鸟屏的花枝荷梗、昆虫触角、石柱棱角都是高难度技艺。

梅祖祠的四面镂通的石花篮，线条笔直、棱角流利，多种造型的石柱，后世少有能超越者。

[旁注]

经幢　幢原我国古代仪仗中的旌幡，是在竿上加丝织物做成，又称幢幡。由于佛教的传入，将佛经或佛像起先书写在丝织的幢幡上，为保持经久不毁，后来改书写为石刻在石柱上，因此称为经幢。

翁仲　原是秦始皇时的一名大力士，名阮翁仲。相传他身长1丈3尺，端勇异于常人，秦始皇令翁仲将兵守临洮，威震匈奴。翁仲死后，秦始皇为其铸铜像，置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人来咸阳，远见该铜像，还以为是真的阮翁仲，不敢靠近。于是后人就把立于宫阙庙堂和陵墓前的铜人或石人称为“翁仲”。

渔樵耕读　即渔夫，樵夫，农夫与书生，是农耕社会4个比较重要的职业，很多也是官宦用来表示退隐之后生活的象征。因此我国的民俗画常以渔樵耕读为题材，而很多古典家具也常常以渔樵耕读为雕刻图案寓意着生意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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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丛熙公祠历时14年。其中有10年时间花在木石雕刻的精雕细刻上。

在公祠的门楼上，潮汕传统石雕工艺被发挥至极致。“牧童放牛”是一个戴着草笠的牧童伏在牛背上，手里系着两股绳索，细如牙签，绳子的纹理质感十分精细。

由于石材性脆，不易精雕，不像木材一样具有韧性，牧童手中的牵牛绳如果太细，最后在刻细致的牛绳纹路时，就会有可能不小心刻断，前功尽弃，又得从头开始。后经多位师傅研究，改用泡水细磨轻刮的方法，才把牛绳雕刻成功。

相传做这条牛绳换了不少打石师傅，为此，潮汕民间有“一条牛索激死3个师傅”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