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历史地理学的任务

城市历史地理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建设服务，促进城市规划、城市布局、城市职能和结构趋于合理，有利于城市的发展。这一任务是其他学科所无法完成的，而城市历史地理学则责无旁贷。

研究城市兴起的地理特点，为城市规划服务

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综合体，是一种特殊的地理空间。它与乡村相对立，是一个地区、甚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处于领导或支配的地位。各个国家城市出现的时代不同，职能和结构也不一样。

《史记·货殖列传》精彩地描述了中国早期的城市和它们兴起的地理基础。《货殖列传》记载的城市共有 25 处，除大梁在秦国统一战争中遭到河水灌废，未被提及外，其他都是秦汉时代十分繁荣的城市。这些城市位于水陆交通要道之上，都有自己繁荣的地理基础。咸阳（今市东）、临淄（今淄博市区）、蓟（今北京）、洛阳、温（今沁阳）、轵（今济源）、蜀（今成都）等，都是陆路交通的中心，而荥阳（今县东北）、彭城（今徐州）、睢阳（今商丘）、陈（今淮阳）、陶（今定陶西北）等，则是水路交通的枢纽，特别是陶，位于菏水运河岸上，交通发达，被誉为“天下之中”。范蠡曾弃越来陶经商，19 年三致千金，人称陶朱公。可见交通方便是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必备条件，故中国早期的城市多兴起于江河沿岸，或平原的中心。平原地区物产丰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交通四通八达，又使城市有了广阔的腹地。江河有舟楫之利，又可以为城市提供丰富的水源，故中国的城址就多选择在江河的沿岸。一般位于河流的二级阶地之上，既可以解决城市供水，又不至于被洪水所冲没，所谓“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即指此①。对于具体的城址，都要经过精心选择，“因天材，就地利。”西周初年，周公营建洛邑时，就对当地山川形势进行了勘察，并绘制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图呈献给成王②。对于城市的平面布局，也要事先进行量算，确定宫、市、坛、庙和居民区，一般为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这虽然是指国都，但对一般城市也有指导作用。随着社会经济、交通道路和自然条件的变迁，城址也经常转移，总体布局也不完全一样。西安地区最早兴起的大城市就是西周的丰镐，位于沣河两岸；再次兴起的大城市就是秦都咸阳，位于渭河两岸；第三座大城市就是汉都长安，位于渭河以南、龙首原以北；第四座大城市就是隋代大兴城，唐改名长安城，位于龙首原以南、少陵原以北。今天的西安城就是在唐长安城的行政中心——皇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秦、汉、隋唐有四次大规模的城址转移，除了人为的因素外，地理条件

① 《管子·乘马》。

② 《尚书·洛诰》。

的缺陷实在不容忽视。城址愈转移，地理条件愈优越，愈有利于城市的发展。隋唐长安城所选择的城址平原开阔，水源丰富，又有“六坡”地形作为总体布局的骨架，是周、秦、汉三代的都城所无法比拟的。正因为选择了最有利的地理条件，后来的城市就在这里继续向前发展，再未移动过。北京、芜湖、临淄等城址的转移，也都和当地自然条件的变迁、经济发展与交通道路的演变有密切关系。①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这些城市的兴起和变迁，对当前的城市规划、城市布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今天西安市的城市规划，就继承了唐长安城和明清西安城均衡、对称、棋盘式格局的基本特点，保持了古城的风貌。

研究城市职能及其转化的地理特点，为发挥城市的优势服务

城市虽然是一个综合体，具有多种职能，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它会以某种职能为主，影响城市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城市，许多都是国都和地方的政治中心，以政治职能为主，像国都、省、府、州、县首府等，只有海港、码头和运河沿线的城市，虽然也具有某些政治职能，但毕竟是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像泉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天津等。真正以文化职能为主的城市，几乎是找不到的。当然，在许多城市中都规划了专门的文化区，像西安南郊、北京中关村等，但只是整个城市的一部分。只有陕西省的杨陵区，虽然尚未设市，但却是真正以文化职能为主的县级区。这里是西北农业科学研究基地，有许多著名的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当然，城市的职能也有它形成、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城市职能的形成演变中，除人为因素外，地理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城市历史地理正是研究城市职能发展演变的地理特点，为发挥城市的优势服务。

城市的不同职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但地理原因也不能低估。在中国历史上，被选作国都的城市，其政治职能应该发展到了极限。国都选择在什么地方，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可是，山川形势险要、交通方便、物产丰盈却是选择国都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著名的六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地理环境优越，只有开封为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但它是四大运渠的中心，交通上的优势却是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随着国都地位的消失，地理条件的变化，政治职能也就减弱。除北京外，六大古都中的其他城市已成为地方性的经济都会或政治中心。在六大古都中，开封的变迁尤为剧烈，最能显示出地理条件对城市政治职能的影响。由于开封位于汴河岸上，是隋唐漕运的咽喉，北宋统一全国后，就只能建都开封，使它由地区性的政治中心，一跃而转变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繁荣也达到空前的程度。北宋亡国后，开封失掉了国都地位（金迁都开封时间很短），运河也淤塞不通，它就迅速衰落下去，终于成为一个地方性的都会。开封政治职能的升格同运河有密切关系，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当然也同运河的淤塞有一定瓜葛。尤其是黄河养育了开封，但又经常威胁开封的安全，限制了它的发展。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到郑州，除郑州铁路交通方便外，显然也同开封经常受到黄河的威胁有一定关系。直到现在，开封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洛阳，黄河的威胁自不待言。

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城市，随着地理条件的变迁，盛衰也十分明显，扬州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唐代扬州的繁盛有似于今天的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商业

① 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59 年 4 期。

城市。“扬州雄富冠天下”①，“十里长街市井连”②，“夜市千灯照碧云”③，都是对扬州繁荣的生动写照。唐代扬州繁荣的基础是长江和运河，因此，它是盐铁转运使的驻所，又是港口城市，海舟河船云集于此，扬州就繁盛无比。唐代以后，除政治原因外，港口地位的消失，实在是扬州衰落的重要原因。扬州城南的一段长江，宋代以前江岸南移，宋代以后江岸北移，造成扬州港口不是淤涨，就是崩坍，终于失掉了对外贸易的地位。加之运河的淤塞与变迁，扬州就不能不衰落下去。今天，扬州仍然是长江岸上的重要城市，扬州经济的起飞依然要靠长江和运河。现在的京杭大运河从扬州市东边流过，如果能恢复扬州海舟河船的港口地位，扬州经济的迅速发展指日可待。将来东线调水成功，山东运河沿线的济宁、临清等城市又会重新兴盛起来，成为运河岸上的明珠。从城市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探讨城市经济兴衰的地理基础，能够为当前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城市文化区以文化职能为主，必须选择在地理形势最为优越的地方，以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西安南郊是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最集中的地区，文化职能最为典型。这里北对古城，南望秦岭，环境优雅，实在是读书、科研的理想所在。城市历史地理学可以从城市文化区形成的地理特点及其演变诸方面，为今天城市文化区的设置提供依据。

城市的职能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城市历史地理学可以为确定城市的主要职能，发挥其优势服务。

研究城市结构的地理特点，为促进城市的合理布局服务

城市结构是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指城市的地域结构、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也是城市发展中地理空间最突出的问题。一个城市在某个地区兴起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既有腹地，又与周围城镇相联系，从地域结构研究它的特点，才能确定城市的地位。同时，阐明布局是否合理，有无地理上的优势。城市规模结构主要指人口多少，因为城市人口数量是城市分级的主要标志。在我国，100 万人以上为特大城市，50 至 100 万人为大城市，20 至 50 万人为中等城市，20 万人以下为小城市，具有 10 万人的城镇才能升格为城市。就一个地区来说，城市的规模结构应该是大、中、小相结合，相互促进，有利于城市的发展。我国人口众多，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必然会带来许多困难。因此，国家对城市的规模结构，采取“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政策。一个地区的地理条件、物质资源不可能承受许多大城市，只能大、中、小相结合，而且以中小城市为主。历史上西安是长期建都的地方，是关中地区唯一的大城市，然而整个关中地区却供养不起这座城市，必须从关东（函谷关以东）或江南转运漕粮，才能维持它的生存和发展。今天的宝鸡市只能发展成一个中等城市，绝不允许发展成一个大城市。因为宝鸡地处山原之间，土地窄狭，严重缺水，地理上的缺陷显而易见。关中平原土地面积有限，城市规模结构只能以中小为主，不能再搞大城市。

城市本身的人口年龄结构、知识结构、职业结构也都有地区分布上的差异。根据人口分布和结构，探讨地理特点，促进合理布局，也是城市历史地

① 《新唐书》卷 244 下《高骈传》。

② 张祐：《纵游淮南》，《全唐诗》卷 511。

③ 王建：《夜看扬州市》，《全唐诗》卷 301。

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职能结构既有城市之间的分工问题，也有城市本身布局是否合理的问题。一般说来，一个城市的指挥机关和商业区都在市中心或交通方便的地区，而工业区则多集中在铁路沿线、江河两岸的码头地带，蔬菜、蛋、奶基地都在近郊区。土地结构是每个城市都会遇到的问题，合理安排会促进城市的发展，否则，就影响城市的建设。城市的工业、商业、交通、绿化、居住和蔬菜用地，必须要有适当比例，并严格控制。土地是城市赖以建立的基本条件，科学的土地结构是城市发展的基础。现在许多城市都感到土地紧张，正是失去控制、没有合理结构的结果。

历史上的城市与今天的城市有一定差异，但城市结构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从城市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结构的地理特点，同样可以为促进城市的合理布局做出贡献。

研究城市风貌的地理特点，为建设城市新貌服务

城市风貌是逐步形成和发展的，除刚刚兴建的城市外，绝大多数都保留有历史风貌。长期建都的历史名城，保留有宫苑、庙坛、仓廪、市场、居住区等遗迹，甚至连城市的建筑风格、社会风尚、衣食住行都渊源流长，别具一格；运河沿岸的城市则与运河的开凿、变迁相依为命、盛衰与共，保留有漕运的许多遗迹，诸如航道、仓廪、码头、闸坝、船只、漕运机构驻地等，无不显示出水上运输的壮丽景象，扬州、淮安、济宁、临清等都是例证；海港城市总是围绕港口不断扩展，与港口有关的设施比比皆是，广州、泉州等正是如此；工商业城市的早期发展，都在水路码头、陆路枢纽地区首先打开局面，然后再不断扩展，上海、天津、武汉、郑州等城市都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上述城市各有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形成历史悠久，未来的城市风貌也难于与历史渊源割断关系。

城市既然有它的发展史，在不同时代，其风貌也不尽相同。别的不论，仅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城市风貌就有明显的差异。宋代以前的城市多为封闭式，交易市场被限制在固定地方，居住区就是里坊，街道犹如胡同，显得死气沉沉。宋以后的城市趋向开放式，商店沿街布设，大街上人流如潮，熙熙攘攘，一派热闹景象。凡是有居民的地方，也大都有交易市场，而交通要道一带则更是商贩云集、手工业兴盛，不仅人烟稠密，生意兴隆，就是街市风貌也与众不同。封建社会前后期这种明显的变化，除社会经济发展外，城市风貌的地理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唐长安城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全国最大的城市，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宋代开封城和明清北京城相比，就显得呆板、封闭、落后和先天不足。这主要是唐长安城的位置偏西，距海较远，水路交通不发达所造成的。而开封、北京距海较近，水路交通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城市风貌就不能不具有水乡的特征。就南北城市而言，北方缺水，城市水域狭小，显得干燥无味；而南方多水，城市傍河依湖，水域广阔，生机盎然。不难看出，城市风貌的形成，除表现出它的时代特征、经济特征外，地理特征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安是一座历史名城，又是当前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它的城市风貌既有历史特点，也有现代文明，如何把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建设西安新貌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西安市 1980——2000 年的总体规划已经国务院批准执行，未来的城市新貌是：“应在保持古都风貌的基础上，逐步把西安建设成为以轻工、机械工业为主，科研、文教、旅游事业发达，经济繁荣，环境优美，文明整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显然是古今有机的结合，作为未来

城市新貌的总体指导方针。西安城市规划处处体现了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基本特点，保护、利用文物古迹在西安城市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文物古迹都有它独特的地理基础，把它们连接成线，扩大为面，使城市风貌丰富多彩，可以为发展旅游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西安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古城风貌早已焕发了青春，旧貌换新颜，将长期得到保存。

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城市风貌形成的地理特点，使每个城市都具有完美的新风貌，这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研究都市化的地理特点，为合理的都市化服务

都市化主要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和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土地的过程。都市化的水平以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标志①。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市化的水平很高，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像美国的城市人口就占全国总人口的 76％（1985 年）。我国人口众多，都市化的水平比较低，城镇人口仅有 2.05 亿人（1983 年），占全国总人口的 20％。近年来，都市化已成为世界潮流，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不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适当掌握都市化的进程，已成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数量增多、面积扩大、人口增加也是很自然的。假若盲目加速都市化的进程，势必会给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困难。党中央提出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的国情是底子薄、人口多、平原少、多大山，中国都市化也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才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把握中国都市化的进程，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有裨益。研究中国城市的地理特点和地域结构，就会为都市化的进程提供明确的目标，指导都市化的发展。因为只有明确了这个城市的土地资源、供水条件、环境质量、物质供应、区域范围，才能确定它的等级，即人口多少和在一定地区的地位。根据多山、少平原的地理特点，可以预测未来中国都市化的水平，适当掌握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比例。

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少，数量也不多，还谈不到都市化的过程。不过从城市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中国城市的地理特点，可以为合理的都市化服务，避免失误和不走弯路。

综上所述，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城市兴起、变迁的地理条件，它可以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服务。大力开展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促进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势在必行。

① 丁锡祉：《城市地理学的任务》，《重庆师院学报》1986 年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