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城市的类型

城市分类主要指城市的功能分类、结构分类和地位分类等，另外还会有历史分类、法律上的分类、对策上的分类等。功能是城市的基本特征，以什么功能为主，就应该属于什么样的城市。结构则主要指地域结构，即带状城市、多中心城市，还是中心城市，反映城市在一定地域所处的地位。地位分类主要指是首都，还是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即城市的地位高低。其他分类均因城市的不同特点而异，如法律地位不同，也可以确定不同的类型。我们这里所说的城市分类主要指城市的功能分类，即政治城市、经济城市和文化城市、军事城市等。

政治城市

以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在中国城市中占绝大多数。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形成后，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整套十分完备的统治机构，而且这些政治机构所在地也就是中央或地方的行政中心，即形成不同等级的城市。按照政治权力的大小，这些城市大致可以分为四级，即中央、省、府州、县四级城市。尽管城市的等级不同，但为了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城市，都有坚固的城墙作为凭借，以及其他统治机构。

中国的都城，从一开始就修筑城墙，现在已发现夏代初年的城墙，即禹都阳城的阳城遗址，位于河南登封告城镇。郑州商城据说就是汤都亳，比郑州老城大出将近一倍，面积达 3.02 平方千米。西周的都城丰镐，直到现在没有发现城墙遗址，但文献记载丰镐有城毫无问题。

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首都修筑有坚固的城墙，而且规模宏大，大都在10 平方千米以上，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秦统一全国以后，各个王朝的首都修筑城墙已成定例，而且都城的范围愈来愈大，城墙愈来愈坚固。明清北京城就完全是砖砌的高大城墙。

作为地方性的统治中心，从汉代起，普遍筑城也成为定制。《汉书·高帝纪》：“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张宴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筑其城也。”师古曰：“县之与邑，皆令筑城。”从此以后，县级以上的城市就无不筑城。自从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以后，县一直是最基层的统治中心，县的管辖范围也一直比较稳定。《汉书·百官公卿表》：“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也就是说，从秦代起，县的大小就方方百里左右，只是由于人口多少不同，略有差异而已。在方方百里之内，形成一个统治中心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就是便于行使统治权力，容易进行货物集散的县城。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一直比较尖锐，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安全，修筑坚固的城墙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城市中，政治城市不仅数量多，而且都有坚固的城墙就成为一大特色。城墙也成为这类城市的保护神，各级政治中心所在的城市，也无不修建城隍庙，以祁求神灵的保佑。

政治城市以政治功能为主，都设有森严的衙门，也都占据城市的中心位置或制高点，既雄伟庄严，又安全可靠。首都是全国的统治中心，皇宫和中央政府机构多占据要害部位，或雄踞全城的中心位置。秦咸阳皇宫位于咸阳原上，汉长安皇宫位于龙首原上，东汉洛阳皇宫位于全城中央，隋唐长安皇宫位于龙首原上，北宋开封皇宫位于全城中央，元明清北京皇宫位于全城中央偏南处，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除首都外，就是省、府州、县的衙门设置，也要考虑到地形有利和便于行使统治权力。明清的成都城，衙门居于全城的中央，太原城的衙门居于全城中央偏东处，西安城的衙门居于全城的东北隅，均占据有利地形。西安城的东北隅，是西安城内面积最广阔的一块，又接近东出大道，先后成为秦王府和满城的所在。

明代太原城区东部和东北部地势较高，城外一带村庄“半居冈阜”，城区西南多洼地积水，地势较低。城区东北俯视西南犹高屋建瓴。鼓楼东北即太原城区东北方向，明初在这里修筑了规模宏大的晋王府城，位于今太原市精营街一带。晋王府城最初选在太原城外北部古城一带，地势较高，符合宫城占据高地的原则，也顺应了中国古代自曹魏以后宫殿从城中央逐渐北移的趋势。但由于太原城一带西北风较大，城北风势强劲，宫城在这里无法营建。“宫殿木架已具，一夕大风尽颓，遂移于府城。”①

鼓楼北部，自元至明清都是政府衙门机构主要分布地区，元代的冀宁道署、行中书省署，明代的布政司、太原府，清代的巡抚部院，以及阳曲县衙都集中于此，其位置大约在今山西省人民政府和法院一带。明清时期这些政府机构以太原府治为中心，呈环状分布。明代的布政司署在太原府治之东，即元代行中书省治所；按察司署在太原府治西南，后移鼓楼东南；清代都察院署在太原府治东。鼓楼北部是明清太原城的政治中心。

明清太原城的宫殿区位于城的东北部，地势高爽，容易形成气势宏伟的建筑。官衙区主要集中在鼓楼之北，位于城的北部，不仅地形有利，而且便于控制全城。①

明清的淮安府城，为漕运咽喉，商业十分兴盛。城区位于运河岸上，水域广阔，老城的西部和城北都是多水地区，只有城的中部南北一线地势较高，故府衙就设置在中部偏北地区，漕衙设在全城的中部，府学设在中部偏南地区，都占据高地，而且居中指挥，形势有利。②

明清的大同城，位于山西北部内外长城之间，历来为北方军事重镇，明代又为九边镇（实际上有十三镇）之一。城为方形，十分坚固。明初封代王于大同，在城中部偏北处修建代王府，西临南北大街。在代王府之西修建总兵衙门，在总兵衙门西南修建府衙，整个城的北部大都为重要机关所在地，除地形有利外，就是为了便于军事防守。③

泉州为海港城市，由于城区位于晋江冲积平原上，整个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使城市平面布局就有了明显的差异。城市北部鼓楼附近高地一直是历代行政官署所在地，显然地形有利，能够高屋建瓴，控制全城的制高点。因此，尽管城区不断向东南方向扩展，而衙署的位置始终没有迁移，正好说明地理上的优势是无法取代的。④

扬州城位于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也曾经是重要的海港城市，一直为苏中地区政治统治的中心。最早的扬州城兴起于今扬州市西北的蜀冈之上，官府军衙也无不设置于此。蜀冈是苏北平原上隆起的一条黄土冈，伸延于六

① 光绪《山西通志》卷 163《祥异》。

① 《太原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②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40 页、114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40 页、114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年版。

④ 《泉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合、仪征与邗江境内，是扬州市西北和北面的一道天然屏障，相对高度 10 米左右，海拔高程也不过三四十米。愈向东去，冈身愈低，至运河附近消失。唐代时尽管在蜀冈下已建成扬州大城，即商业罗城，但官衙仍设在蜀冈之上，故称子城或衙城。从北宋起，蜀冈上的衙城才废弃不用，政治机构才转移到蜀冈下的罗城之中。但当南北分裂、军事吃紧时，在蜀冈上仍不断建立军事要塞，以抵抗企图渡江南下的强敌。宋代的扬州官衙转移到商业大城的西北隅，仍占据有利地形。明清的扬州新、旧城，分别占据宋大城的东南和西南，而官衙主要集中在旧城的西部，有扬州府、察院、扬州卫镇抚司等重要军政机关，证明地理上的优势依然存在。①

明清的南阳城，既为军事重镇，也为控制南阳通道的枢纽。明代的唐王府在南阳城内通淯街，永乐二年（1404 年），以南阳卫改建。明代的通淯街即今天的和平街，唐王府正好位于南阳城的中心，南有南阳府、县治所，东邻商业大街，尽占地利。王府城地势较高，面积广阔，几乎占有南阳府城面积的三分之一，以高临下，居中指挥，形势险要。②

以上虽然仅举出几个府州城为例，已足以证明衙门所在地地形有利，或位置适中，能够控制全城就成为政治城市的基本特色。

实际上，县城也不例外，虽然每个县城的衙署未必都占有地利，但多数县城还是要把衙署设置在有利的位置上。明清的临榆县城，也就是山海关城，城北部倚山，地势较高，故重要的军事机关把总署、都司署、守备署、副都总署，无不设置在城的北部。①清代的陕西佳县，位于黄河、葭芦河的交会处，三面临水，一山耸峙，县城踞于山颠，形势险要，有“铁葭州”之称②。县衙设在城内正街西，便于居中指挥。高陵县衙在城内正中，眉县县衙在城内正中，扶风县衙在城内十字街西，都是为了居中指挥方便。宝鸡县衙在城西街北半原上，为了占据城内高地。统观各县县衙的设置，不是居中，就是占据有利地形，几乎毫无例外。

仅从上述举例可知，作为政治统治中心的城市，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的统治中心，其统治机构无不占据有利地形或居于中心位置，以行使自己的统治权力。

政治城市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大都设防，驻扎军队。首都戒备森严自不待言。汉长安城有南军、北军，北军守卫京城，南军把守宫门。③唐长安城有禁军 12 万人④。北宋开封城有禁军 82 万人。⑤清代的北京城也就是八旗的驻防城，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为皇帝亲兵，其余下五旗，即镶白、正红、正蓝、镶红、镶蓝，由诸王、贝勒、贝子分统，驻守京师。到咸丰三年（1853 年）时，“京师各旗营兵十四万九千有奇”⑥，军队人数已十分可观。中国的首都，实际上就是一座大兵营，充分体现了它的政治功能。

① 《扬州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② 《南阳城市历史地理述论》（油印稿）。

①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25 页《图》。

②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33 页。

③ 《汉书》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

④ 《新唐书》卷 50《兵志》。

⑤ 《宋史》卷 187《兵志》。

⑥ 《清史稿》卷 136《兵志》。

省、府州城也无不驻兵，只是因形势不同而略有差异。元代的安西路城

（今西安城）为控制西北、西南的军事重镇，安西王所部士卒达 15 万人之众，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由于县城数量众多，每个县城并不一定驻扎军队，但属于军事要塞的县城则必然驻扎军队，像明代长城沿线的县城，也无一不是一座大兵营。

正因为以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各种政治功能都表现得十分充分，城门的开闭有时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如《唐律疏议·卫禁下》：“若擅开闭者，各加越罪二等，即城主无故开闭者，与越罪同。”疏议曰：“擅谓非时而开闭者⋯⋯加越罪二等，处徒二年⋯⋯城主无故开闭者，谓州县城戍等长官主执钥者，不依法式开闭，与越罪同。其坊正市令非时开闭坊市门者，亦同城主之法；州县镇戍城门各徒一年，自县城以下，悉与越罪同。”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以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对城门的管制十分严密，任何人不得违章开闭，以维护城市的安全。

以政治功能为主的城市，也有工商业，但不占主要地位，市场往往被禁锢在一定地区，集散的货物也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商品为主。像唐长安东、西市，北宋开封大相国寺万姓交易，明代北京东华门外的内市等，其交易的商品就多珠宝、皮货、名贵药材、名贵古玩、字画等，显然不是一般人所需要和能买得起的。当然，城门开闭有时，市场管制甚严，也影响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府州县衙门所在的城市，虽然不如首都的地位重要，但经济功能的发挥均受到限制，经济发展缓慢则是普遍现象。

经济城市

中国的经济城市往往也有政治功能，但终究是以经济功能为主的，经济发达，市场繁荣，显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都会无计其数，它们大都位于水陆交通道路之上，或处于海港、河港的地位，有发展成为著名经济都会的一切有利条件。

《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以前全国著名的经济都会，共计 13 个城市。有些虽然是首都，但由于经济发达，也被划为经济都会。下面仅以《史记》、《汉书》列举的经济都会为主，说明中国早期经济都会的基本特征。

长安（今陕西西安城西北）汉长安城不仅地处关中平原的中央，是关中地区自然环境最优越的所在，而且“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是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而发达的水陆交通网就是支撑这座宏伟城市的杠杆。著名的函谷关道、蓝武道、临晋关道、大散关道、直道、回中道，以及横贯西域的丝绸之路，都是以长安为起点的。同时，渭河、黄河也曾经成为运道，而全国的运河网则以关中漕渠为归宿，西通长安。加之西汉政府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迁天下富豪于长安附近诸陵县，形成了以长安和陵县为主体的特殊的经济区，“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①，富商大贾无不麇集于此。正如司马迁所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②。长安诸市，就是富商大贾周流的中心，豪杰强族出没的场所。

① 《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

②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洛阳（今河南洛阳东）洛阳恰好位于洛阳小平原的西端，成为控制东西大道的咽喉。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被称为“天下之中”①。周平王东迁以后，洛阳就成为东周的首都。由于“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胜”②，迅速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大城市。正是凭借地处全国中心的优势，“东贾齐鲁，南贾梁楚”，“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商业最为发达。富商师史“转谷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③，以及市民“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都是对洛阳繁荣的生动写照。

邯郸（今河北邯郸）邯郸是战国时赵国的都城，位于华北大平原中部偏西地区，处在黄河下游最富庶的农业地区之中。“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④也就是说，邯郸恰好位于太行山东麓南来北往的大道之上，是渡过黄河、漳河北上的必经之地，是控制南北干道的枢纽。南北交通干道是邯郸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支柱。郑、卫两国是黄河下游商业兴盛的国家，两国的商人沿南北干道北上，必经邯郸；而燕国商人的南下，邯郸也是必经之地。加之“齐、赵设智巧，仰机利”⑤，南北商人云集邯郸自不待言。

蓟（今北京）蓟是燕国的都城，位于华北大平原的北端，或者说北京小平原的中心。苏秦在游说燕文侯时，就称燕“民虽不细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⑥。可见燕国虽地处华北大平原的北端，但物产丰盈，与关中平原一样，可以“天府”相称。北京小平原的西、北两面有大山环绕，只有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由于蓟城东南有一片广阔的沼泽地，因此，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的大道，在渡过永定河以后才歧分为三条大道，分别出南口、古北口和山海关，趋向蒙古高原和东北大平原。蓟城就是绾毂三点的咽喉①。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蓟城很早就成为王朝北方的军事重镇。蓟城“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是渤海、碣石（今河北昌黎）之间的重要都会②。它“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能得到少数民族丰富的畜产品和海产品。

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临淄是齐国的都城，位于渤海南侧、淄河的西岸，是关东繁荣时间最长的经济都会。由于临淄是齐国手工业的中心，“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③，成为海、岱之间的著名经济都会，“其中具五民云”。同时，临淄也是东西干道的枢纽，东达山东半岛成山角，西通洛阳、长安；又有连接济水、淄水的淄济运河④，水运交通也很发达。战国时代，临淄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

① 《史记》卷 4《周本纪》。

② 《读史方舆纪要》卷 48《河南府》。

③ 《史记》卷 129《贷殖列传》。

④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

⑤ 《史记》卷 129《贷殖列传》。

⑥ 《史记》卷 69《苏秦列传》。

① 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第 4、5 页，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2 年版。

②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③ 《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

④ 《史记》卷 29《河渠书》。

汗成雨，家殷人足”⑤，显然是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临淄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宛（今河南南阳）宛位于南阳盆地，是楚国北争中原的孔道和秦国南下

长江中游的必由之路。宛兴起于南阳盆地，与南阳盆地优越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不过更为重要的则是这种特殊的交通地位，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⑥。也就是说，它是通向关中蓝武道的必经之地，又可把蓝武道分歧于汉江、淮河和长江流域，联系更为广阔的地区。富商大贾正是利用宛交通上的优势，奔波于秦、楚和中原各国，宛“好商贾”、“业多贾”

①，就是指此而言。

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陶位于鲁西南，春秋时曹国国都。春秋末年，宋灭曹，陶又成为宋国国都。战国时，宋被齐、魏、楚三国瓜分，陶入齐。后来，陶即成为秦、齐争夺的焦点。战国末年，陶终于为秦国所占有。陶是春秋战国时代关东最繁荣的经济都会，被誉为“天下之中”。实际上陶偏处东方，并不是全国的中心，但“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范蠡“之陶为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人称“陶朱公”②。陶所以称为天下之中和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是由于春秋末年吴国开凿了邗沟和菏水运河，把江、淮、河、济四大渎连成一体，形成了全国的水运交通网。陶恰好处于这个水运网的枢纽地位，货物周流，经济繁荣就不能不成为自然之势。③菏水运河连接济水和泗水④，而济水是黄河的支流，泗水又是淮河的支流，沟通了黄河与淮河之间的交通。江淮之间又有邗沟。这样以来，南北水运畅通，位于菏、济分流处的陶，其政治、经济地位日益重要。秦国拼命争陶，不仅因为它是重要的经济都会，而且是为了攻打齐国，震慑六国，在东方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据点。

雎阳（今河南商丘）雎阳位于华北大平原最早的经济地区之中，宋国曾建都于此。在鸿沟以东，“陶、雎阳亦一都会也”⑤。司马迁把陶与雎阳并列，说明二者兴起和繁荣的地理基础是一致的。陶处在菏、济分流处，而雎阳更位于鸿沟系统运河的中心，南滨雎水运河，北近汳水运河（下游为获水），水路交通十分方便。尽管雎阳不在汳水运河岸上，但汳水运河向南有一条支渠，“余波南入雎阳城中”①，实际上沟通了雎水和汳水。雎水又与涣水、蕲水相沟通，使雎阳处于水运的中心。②雎阳城的水运码头也就是雎水所积的逢洪陂。

寿春（今安徽寿县）寿春位于淮河南岸，战国时楚曾迁都于此。楚相孙叔敖在寿春以南修建了芍陂，灌田万顷。③陂周百二十里许，设有五门，吐纳

⑤ 《史记》卷 69《苏秦列传》。

⑥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①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

②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③ 《水经注》卷 8《济水注》。

④ 《水经注》卷 25《泗水注》。

⑤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① 《水经注》卷 24《雎水注》。

② 《水经注》卷 24《雎水注》。

③ 《后汉书》卷 106《王景传》。

川流，沟通肥水。④在肥水以北，又有鸿沟系统运河与淮水相会。寿春正好处于淮河南北水运的中心，“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⑤，就是指的这种形势。

合肥（今安徽合肥）合肥位于江淮之间，为南北货物集散的中心。“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⑥，正好说明南北货物会集于此。水运交通为南北货物会集合肥创造了条件。肥水和施水在合肥附近分流南北，会入淮河和巢湖，巢湖又有濡须水与长江相通。⑦合肥正好位于水运的中心，就不能不成为江淮之间的重要经济都会。

江陵（今湖北江陵北纪南城）江陵位于长江中游，古云梦泽的近旁，楚国长期建都于此，称为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 “亦一都会也”①。江陵凭借长江一线，西通巫、巴，东连吴、越，成为长江中游兴起最早的经济都会。江陵地处三峡之东，必然会成为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两个不同经济区物资交换的中心。楚国曾在江陵附近开凿沟通江、汉的扬水运河，成为楚国“漕运所由”的主要通道②。这对楚国北争中原和南北货物交流起了重要作用。江陵地处东、西、南、北物资交流的中心，必然会发展成为“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的著名经济都会③。

吴（今江苏苏州）吴位于太湖之滨的长江下游三角洲，河网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春秋时吴国建都于此。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④。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须品，铜又是制造武器和货币的重要原料，自然会成为吴兴起的经济支柱。三江五湖之利，不仅昭示物产丰饶，而且水路交通十分方便。吴枕江倚湖，“食海王之饶”⑤，尽管土壤的优势尚未发挥出来，但水运四通八达，物产丰饶，已足以使它兴盛起来，成为长江下游最早的经济都会。

番禺（今广东广州）番禺位于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最早的海港城市。它滨临南海，又有珠江流域作为广阔的腹地，自古以来海运发达。由此沿海北上，可到达中国大陆海岸诸港口；而南下，可通今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等国港口，海上航线十分遥远。由于“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①海路交通发达是番禺兴起和发展成为岭南最早经济都会的重要原因。从上述货物品种也可以看出，海上交通与番禺的兴起息息相关。中国最早的海港城市首先在南海岸上兴起，也同南海海域深广、终年温和多雨有密切关系。

④ 《水经注》卷 32《肥水注》。

⑤ 《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湖”应为“潮”之误。

⑥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⑦ 《水经注》卷 32《肥水注、施水注》。

①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

② 《水经注》卷 28《沔水注》。

③ 《新论》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一）。

④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⑤ 《读史方舆纪要》卷 24《苏州府》。

① 《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

秦汉以后，上述著名的经济都会，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有些衰落了，有些则继续向前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代，虽然政治上不统一，但南北各有自己富庶的经济地区，形成了一些著名的经济都会。江淮流域以南主要有建康、江陵、成都、京口

（今江苏镇江）、广陵（今江苏扬州）、寿春（今安徽寿县）、广州、山阴

（今浙江绍兴）等城市。建康是六朝的都城，梁时城中二十八万户②，“市廛列肆，埒于二京（长安、洛阳）”③。城内有四市④，秦淮河以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⑤，成都、江陵、京口、广陵等都在长江及其支流的沿岸，处在长江流域经济地区之中，交通便利，自然会成为重要的经济都会。山阴是两浙绢米交易的中心，街市繁荣，商旅会萃也是很自然的⑥。寿春是淮水与颍、肥交会的地方，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南北互市的场所⑦。广州是对外贸易的中心，海外珍奇异宝，无不由此而进，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之说⑧。

北方地区的经济都会主要是几个朝代的国都，如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阳、长安和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平城地高气寒，出产很少，仅靠政治力量维持一时的繁荣，当迁都洛阳以后，自然衰落。北魏的洛阳街市整齐，商业兴盛，“屠贩为生，资财巨万”，仍为重要的经济都会。①长安再次作为国都，自然也会逐渐繁荣起来。邺处在富庶经济地区之中，经过曹魏的经营，已“郭三市而开廛”，“百隧毂击，连轸万贯”②，后来又成为东魏、北齐的都城，交通便利，商贾自然云集。

唐宋时代是我国封建经济大发展的时期，经济都会遍及全国。唐代著名的经济都会有长安、洛阳、成都、扬州，另外还有太原、岐（今陕西凤翔）、凉（今甘肃武威）、汴、宋（今河南商丘）、魏（今河北大名）、贝（今河北清河）、润（今江苏镇江）、广、登（今山东蓬莱）、泉、楚（今江苏淮安）、洪（今江西南昌）、荆（今湖北江陵）、明（今浙江宁波）等州。长安为首都，洛阳是陪都，成都一贯繁荣，扬州为盐铁转运使的驻所，它们都具备着繁荣的条件。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整齐的城市，与世界上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联系，其繁荣昌盛，可想而知。③扬州的繁荣还超过了成都，有“扬一益二”之称④。“扬州雄富冠天下”⑤，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有似于今天的上海。“十里长街市井连”⑥，“夜市千灯照碧云”⑦，都是对扬

② 《太平寰宇记》卷 90 引《金陵记》。

③ 《隋书》卷 31《地理志》。

④ 《太平御览》卷 827《资产部·市》引《丹阳记》。

⑤ 《隋书》卷 24《食货志》。

⑥ 《南齐书》卷 46《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

⑦ 《魏书》卷 110《食货志》。

⑧ 《南齐书》卷 32《王琨传》。

① 《洛阳伽蓝记》。

② 左思：《魏都赋》。

③ 《中国六大古都》第 95—105 页。

④ 《资治通鉴》卷 259《景福元年》条；《容斋随笔》卷 9《唐扬州之盛》。

⑤ 《新唐书》卷 224 下《高骈传》。

⑥ 张祐：《纵游淮南》，《全唐诗》卷 511。

州繁荣的生动描写。上元元年（760 年），田神功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胡商波斯被杀者数千人”①，外国商人之多，由此可见一斑。汴、宋、魏、贝、润位于运河岸上，交通方便，自然有利于它们的发展。广、泉、登都是重要海港，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助长了它们的繁荣。广州外国商船很多， “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②凉、岐、太原等是陆路大道的必经之地，前二者位于丝绸之路上，后者是通往北方军事重镇蓟城的要冲。唐代时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凉州十分繁盛，“应驮白练到安西”③，“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④，正是这种情况的生动写照。宋代的城市规模更大，商业更为兴盛。开封和杭州先后成为国都，人口众多，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除此而外，宋代时全国著名的通都大邑总数不下四五十处⑤，仅征收商税在十万贯以上的就有 52 个城市⑥。这些城市主要分布在运河沿线，以及入川和通往河北的大道之上。这显然同宋与西夏、辽金的对峙和互市有密切关系。运河沿线的城市如大名、应天（今河南商丘）、楚州、扬州、苏州等；入川大道上的城市如京兆（今陕西西安）、兴元（今陕西汉中）、利州

（今四川广元）、梓州（今四川三台）、成都等；通往河北大道上的城市如太原、真定（今河北正定）等。另外就是一些重要海港，如广州、泉州和福州等。盱眙和襄阳，由于宋金贸易也成为重要的经济都会①。开封既是北宋的国都，又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城内城外市场之多，以及州桥夜市、相国寺前万姓交易等，其盛况都是空前未有的②。南宋的杭州更超过开封 20 倍③，其繁华程度可想而知。商业市场到处皆是，“客贩往来，旁午于道”，夜市更为热闹。④杭州市上有 414 行，围绕杭州的还有 15 个市镇。⑤南宋时的泉州也驾临于广州之上，成为全国第一大港。这是由于泉州一带物产丰盈，造船业发达，以及浙闽陆路贯通，距离临安较近，又是南宋一个安全的海上门户的缘故。⑥

元明清时代的经济都会已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这同我国东南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密切关系。北京为元明清的首都，其经济实力虽然不能与东南地区的城市相抗衡，但商业兴盛也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马可·波罗所见到的汗八里城（大都）商业发达，豪华壮丽无与伦比。⑦明清时代的北京，城内

⑦ 王建：《夜看扬州市》，《全唐诗》卷 301。

① 《旧唐书》卷 124《田神功传》。

② 《唐国史补》卷下。

③ 张籍：《凉州词》，《全唐诗》卷 386。

④ 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全唐诗》卷 199。

⑤ 《宋史》卷 85－90《地理志》。

⑥ 《文献通考》卷 17《征榷四》。

① 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第 29—30、84—90 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② 《东京梦华录》卷 2、3、4。

③ 《都城纪胜·序》。

④ 《梦梁录》卷 13《铺席》、《夜市》；《都城纪胜·市井》。

⑤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五册，第 380 页，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⑥ 本书编写组：《泉州港与古代海外交通》第 68—72 页，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⑦ 《马可·波罗行记》（冯译本）中册，第 379 页，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

外形成了许多著名大市，热闹异常。⑧仅崇文门一处，清代时每年额征正税银就达 94483 两⑨。元代的杭州、泉州、松江等就是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城市⑩。南北大运河的开凿，使镇江、扬州，淮安、济宁、临清、河西务（置漕运司于此）、通州等皆舟舫辐辏商业兴盛，成为著名的经济都会。①明代的经济都会遍及全国，仅征收市肆门摊税和船钞的城市就有南京、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今江苏）、杭州、嘉兴、湖州（今浙江）、福州、建宁（今福建）、武昌、荆州（今湖北）、南昌、吉安、临江（今江西）、广州（今广东）、开封（今河南）、济南、济宁、德州、临清（今山东）、桂林（今广西）、太原、平阳、蒲州（今山西）、成都、重庆、沪州（今四川）等，共计 30 余处。②而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又是江南最繁荣的城市。入清以后，不仅上述城市继续向前发展，而且各省省会和一些著名的府、州、县治，也都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都会。尤其是沿海城市发展更快，天津、上海后来居上，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

天津，元代称为直沽，是接转运粮船的重要枢纽。明初设天津卫，据说因明成祖由燕起兵，从此渡河南下，后来在置卫所时赐名天津。③由于它是漕运的枢纽，又是北京的门户，迅速发展成为北方最大的海港城市。当然，长芦盐场的经济实力也支持了天津的繁荣。1860 年被辟为商埠以后④，遂成为北方最大的贸易中心和工商重镇。直到建国前夕，天津一直与上海相伯仲，仅次于上海而成为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⑤上海得名始于南宋，因上海浦而定名为上海镇。元代始设上海县。明清两代，上海得到迅速发展，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已成为拥有 20 万人的大城市①。1842 年被辟为商埠以后②，欧美资本主义列强接踵而至，强行开辟“租界”，遂成为外国资本家的“乐园”和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最大的侵略据点。上海位于长江入海口，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具有一条“黄金水道”和最大的腹地。侵略者可以把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的广大地区。上海处于长江航运交会的枢纽地位，具有发展成为海港城市的一切有利条件，能够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述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城市，尽管形成的时间不同，但均设有市场，或

设有多处市场，作为交易的中心。

中国的都城设市始于西周的丰镐，所谓“前朝后市”就是证明。秦咸阳有市史有明文，吕不韦把《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市门，李斯被腰斩于咸阳市，秦公子 12 人被戮于咸阳市，都可以说明这一点。③西汉长安城有 9 市，

⑧ 《帝京景物略》卷 2、4。

⑨ 嘉庆《一统志》卷 3《京师三·课税》。

⑩ 《元史》卷 94《食货志·市舶》。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 11、22、23、25、33、34。

② 《明史》卷 81《食货志·商税》；《文献通考》卷 18《征榷一》；《明会典》卷 35《课程·钞关·商税》。

③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第 129 页，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④ 《中英北京条约》第四款。

⑤ 《近代天津经济概况》，《文稿与资料》1980 年 5 期。

① 尚思棣等编：《上海地理浅话》第 7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② 《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款。

③ 《史记》卷 85《吕不韦列传》、卷 87《李斯列传》。

一般认为即东市、西市、南市、北市、孝里市、交门市、交道亭市、柳市、直市。东汉洛阳有金市、马市、南市。六朝时的建业和建康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④隋唐长安有东市和西市。宋元明清的开封、杭州和北京，市场更多，沿街布设，各有特色。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已沿街设置，与今天各个城市的商业街十分相似。

西周以后，中国的都城不仅设市，而且管理甚严，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

《周礼》就有司市，专门管理市场。规定“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由于交易定时，交易者“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①西汉长安市场设有市长，京兆尹领长安市。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长安四市四长丞皆属焉”②。“当市楼有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③从汉代末年起，商贾定居市场，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元始四年（公元 4 年），“又为方市阓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都商亭在其外。”④陈直先生认为，“方”为“九” 字之误。由于商贾定居市场，管理的任务更大，制度更加严密。六朝的建康大市“备置官司”⑤。隋唐长安市场设置东市局、西市局、东平准局、西平准局，均隶属于太府寺⑥。两市还有市署令，“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伪、轻重”。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有果毅巡迣，平货物为三等之直，十日为薄”⑦。北宋开封设置都提举市易司，“掌提点贸易货物，其上下界及诸州市易务、杂买务、杂卖物皆隶焉。”⑧尽管从宋代起，市场已沿街布设，但由于税利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对市场的管理一直是很严格的。元明清的北京，对市场管理和征税的制度更加严密。元代设大都宣课提举司，“掌诸色课程，并领京城各市提举”，每个市场都设专官管理。⑨元代还在大都、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设警巡院，有 102 个城市设录事司，使中国城市有了自己的建制，即相当于今天的市政府一样。

①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更是一件大事，证明中国城市已向政治独立、经济完

善的方向发展。明代初年，在南京设置东西南北中五城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迁都北京后仍沿用这种办法，对物价管理极严，“每三日一次校勘”

②。清代北京市场管理和征税，先归户部，后归地方官兼领，即归顺天府所辖

之大兴、宛平二县分管。③中国的首都尽管以政治功能为主，但市场既关系到

④ 《隋书》卷 24《食货志》。

① 《史记》卷 75《孟尝君列传》。

② 《汉书》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

③ 《三辅黄图》卷 2。

④ 《太平御览》卷 827 引《三辅黄图》。

⑤ 《隋书》卷 24《食货志》。

⑥ 《长安志》卷 8、10。

⑦ 《新唐书》卷 48《百官志》。

⑧ 《宋史》卷 165《职官志》。

⑨ 《元史》卷 85《百官志》。

① 《元史》卷 58《地理志》、卷 91《百官志》。

② 《明史》卷 74《职官志》。

③ 《清史稿》卷 120、122《职官志》。

京城生活必须品的供应，又关系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向受到重视，《周礼》规定的管理机构及职能一直延续下来。像《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④即管理与平准物价，一直是市政机关的主要职能。过去所谓的“质剂”，也就是平准物价。

各地的经济都会，同样设有管理机构，司马迁的祖先就作过汉市长⑤，“成都市官本有长，建武十八年省”。《晋书》中也有“市长沛国赵元儒”这样的记载⑥。除明代“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一体兼领市司”外⑦，唐以后，市场管理一直由地方官兼任。唐代大都督府有市令，都督府、三都、诸州各有市丞一人。⑧宣宗大中七年（853 年），废州县市印①，由地方官兼任。地方官既是政治上的行政长官，也是一个城市经济管理的指挥者。

由于各个经济都会形成的地理基础不同，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城市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运河沿岸的商业城市、海港城市、陆路上的商业城市，以及近代的工商业城市。

由于中国的运河兴起很早，随着运河的发展，在运河沿线兴起了一批著名的经济都会。譬如春秋战国时代的陶，西汉的雎阳、荥阳、彭城等，唐代的扬州、京口、泗州、贝州等，明清的杭州、苏州、镇江、扬州、淮安、济宁、临清、河西务、通州等，都人口众多，商业繁荣，以运河为生命线。

中国的海路交通也兴起很早，形成了许多著名的海港城市。秦汉时代的番禺，唐代的广州、登州、明州，宋元的泉州，明清的广州，近代的上海、天津等，都是对外贸易的商港，港口的兴衰，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兴盛与衰落。

随着陆路交通线的变化，各个时代的主要陆路交通线上都有著名的经济都会。譬如唐代丝绸之路上的凉州（今甘肃武威），通往河北大道上的定州

（今河北定县）等，都显得十分繁荣，就是典型例证。

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形成，使城市分类出现了新的变化，可以把经济都会分为工业城市、商业城市、海外贸易城市。工业城市又可分为纺织工业城市、钢铁工业城市、陶瓷工业城市、化学工业城市、煤矿工业城市、石油工业城市等等，或者称为轻工业城市、重工业城市。商业城市、又可分为综合性商业城市、单种商品为主的商业城市。海外贸易城市也可按交易对象或商品种类，分成不同类型的贸易中心城市。当然，不管如何分类，各类城市都有自己的地理优势，可以发展成为著名的经济都会。

军事城市

军事城市指以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市，或主要的设防城市，城市的政治、经济功能都比较薄弱。在中国历史上，这类城市的数量也不少，尤其是边防线上的军事重镇更是如此。中国的长城兴起很早，长城线上的军事堡垒大都为军事重镇，也就是以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市。

既然是设防的城市，就必然有坚固的城墙和一整套军事防御工程，并驻扎重兵。秦汉的虎牢关城位于今河南荥阳西北的大伾山上，萦带伾阜，绝岸

④ 《周礼·地官·司市》。

⑤ 《史记》卷 130《太史公自序》。

⑥ 《太平御览》卷 813 引《晋书》。

⑦ 《明会典·户部》。

⑧ 《新唐书》卷 49 下《百官志》。

① 《唐会要》卷 86《市》。

峻周，高四十许丈，面积仅 0.14 平方千米①。秦汉长城沿线的边城遗址有 100

处左右，主要古城有 46 座，最著名的有准格尔旗纳林古城、清水河的上城湾古城、托克托的古城村古城、宁城县的黑城子城址等。城的形状为方形或长方形、回字形、城中有子城和形状不规则等四种形态。城用夯土筑成，除个别外，城门都设在南垣的正中②。唐代的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龟兹城（今新疆库车东北）、庭州城（今新疆吉木萨尔东北）等，都修筑得非常坚固，驻扎重兵。尤其是碎叶城，为庭州刺史王方翼修筑，城“面三门，纡还多趣，以诡出入，五旬毕。西城胡纵观，莫测其方略，悉献珍货”③。碎叶城位于中亚托克玛克，为唐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之一，均驻扎重兵，为唐代典型的军事城市。明代的边防城市更多，九边镇就是代表。一般所谓的九边镇就是指辽东镇（先驻今辽宁辽阳，后迁今辽宁北镇）、蓟州镇（驻蓟州，今河北遵化东）、宣府镇（驻今河北宣化）、大同镇（驻今山西大同）、山西镇（驻今山西太原）、延绥镇（驻今陕西绥德，后迁今陕西榆林）、宁夏镇（驻今宁夏银川）、固原镇（驻今宁夏固原）、甘肃镇（驻今甘肃张掖）。宣化在明初即设左、右、前三卫，并为谷王封地，城内筑有王府。永乐时置总兵官，军籍户口达 23 万户。城为方形，开有 7 门，东西各一门，北二门，南三门。谷王府位于全城北部中央。正统五年（1440 年），城墙用砖包砌。大同城历史悠久，明初为代王封地。城内有代王府，位于全城北部偏东处。城为方形，四面各开一门，洪武五年（1372 年）徐达即把土城包砌为砖城。榆林原为一个小村庄，永乐时置榆林寨，正统时建榆林堡，成化九年（1473 年）才移延绥镇于此，把城向北扩展，旧城称“南城”，新城叫“北城”。成化、弘治时分别修“北城”和“南城”，万历年间砌砖。该城呈西北、东南向的长方形，东倚驼山，西滨榆溪河，北有红石峡，南临泥沟河，形势险要。①除九边镇城外，长城沿线的县城也修筑得非常坚固，像右玉城、左云城等，均为砖城，并筑有瓮城、翼城（瓮城门外）和月城（右玉城城门外）。著名的山海关城、嘉峪关城，更固若金汤。山海关城依山傍海，形势险要，为扼控东北的咽喉，有“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洪武年间筑城，由七个堡城、十大关隘、数座敌台和一线长城共同组成的防御建筑群。以关城为中心，城外有护城河，设四门，门外有瓮城。在东西门外还筑有东罗城、西罗城，罗城与关城只有一孔之道。在关城南北各建翼城一座，其主要作用为屯贮粮草、军械和驻兵。在这个防卫圈之外，还有外圈防御设施。譬如，在喜峰岭上筑有威运城，高屋建瓴，在海滨筑有宁海城，重炮虎踞等①。嘉峪关城建于洪武五年（1372 年），嘉靖时重修。城南倚祁连山，包有清泉。关城呈梯形，西宽东窄。城楼、敌台、垛口包砖，余为夯土筑成，西、北、南筑有罗城，西边的罗城为凸字形，建有三层雄伟的高大城楼。城的四角建有砖砌的角楼和角台，东西城门外有瓮城。嘉峪关城防御体系严密，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②。清代设伊犁将军，伊犁筑有九城，即绥定、广仁、瞻德、

① 《水经注》卷 4《河水注》。

②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 403－405 页，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③ 《新唐书》卷 111《王方翼传》。

① 董鉴泓主编：《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13、115、121 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年版。

①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25 页。

②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23 页。

拱宸、塔勒奇、惠远（将军驻地）、惠宁、宁远（今新疆伊宁）、熙春，均驻扎军队，互相支援。

仅从以上数例不难看出，以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市，都有完整的军事防御工程，驻扎重兵，设置军事机构，其主要人口也以军事人员和与军事人员有关的人口为主，其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实在微不足道。当然，中国的政治城市也往往设防，但军事功能并非居于主要地位。

文化城市

文化城市指以文化功能为主的城市。但文化机构不能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必须依附于政治和经济，在地域分布上，不是位于政治城市之中，就是建于经济中心之内。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单一的文化城市，但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区，形成特殊的文化区域。齐国临淄的稷下之学，久负盛名，就是以稷门（南门）学宫为中心，形成重要的文化区，有“数百千人”

①。西汉长安城安门外，设有太学，“太学，贤士之关，教化之本原也”。王

莽执政时，“建弟子舍万区，起市郭上林苑中”②，可见到西汉末年时，太学的规模很大，已形成专门的文化区。东汉洛阳的太学也位于城南开阳门外，其遗址在今洛阳城东洛河南岸的太学村附近。东汉太学的规模比西汉更大， “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太学学生最多时达 3 万人。灵帝熹平四年（175 年），曾于太学门前立石经 46 块，为著名书法家蔡邕用八分体所书写，称为“熹平石经”或“一体石经”，成为经书的规范化教本。每日观碑摹写者车马填塞，盛况空前。③曹魏正始年间又立石经 28 块，称为“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即用大篆、小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的。直到西晋时，洛阳太学仍十分兴盛，学生仍“万有余人”。也就是说，洛阳城南这个特殊的文化区历经东汉、曹魏、西晋三个朝代，不仅时间长，而且规模宏大，成为洛阳城市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唐长安太学设在务本坊，隶属于国子监。务本坊位于皇城南安上门外东南，即今西安大南门外东南，恰好也位于西安城南。太学有博士 6 人，助教 6 人，五分其经，每经百人。④另外，还设有国子监学、四门馆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均位于务本坊。不难看出，务本坊就是唐长安城内的专门文化区。就连唐代的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和思想文化的最高象征孔子庙，也都设在务本坊。⑤国子监领国子监、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北宋开封城的国子监、太学，设在朱雀门（内城正南门）外，过龙津桥向南东侧。尤津桥即朱雀门外蔡河桥①。宋代的国子监所辖除太学外，还有武学、律学、小学、宗学、书库官等②，均位于朱雀门门外，同样是北宋开封的文化区。除此而外，北宋开封还有许多文化市场，热闹非凡。像每月五次开放的相国寺万姓交易，“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 等③，以及遍及全城热闹去处的“京瓦伎艺”，都是特殊的文化区。

① 《史记》卷 46《田敬仲完世家》。

② 《三辅黄图》卷 5《太学》。

③ 《后汉书》卷 90 下《蔡邕传》。

④ 《新唐书》卷 48《百官志》。

⑤ 《长安志》卷 7《务本坊》。

① 《东京梦华录》卷 2《朱雀门外街巷》。

② 《宋史》卷 165《职官志》。

③ 《东京梦华录》卷 3、5。

元明清的北京，国子监仍是最高教育机关，位于城的东北部，即今天北京安定门内仍命名为国子监街的附近。明永乐元年置国子监于北京，利用元代旧址，设有博士、学正、学录、掌馔、助教等，以国子学为最高学府④。清代的国子监仍依明代，设有博士、学正、学录、助教等⑤，使安定门内成为北京城主要的文化区。明清时代，北京外城有一条著名的文化街，即琉璃厂。位于西河沿南杨梅竹斜街的西面。这里以经营珍贵古旧书籍、文物字画、古碑拓本，石砚笔墨而闻名海内外。像最著名的荣宝斋就设在这里⑥，同时还有裱画店、帖套作、刻碑、刻图章等店铺。

地方城市中，凡省、府州、县衙门所在的城市，都有省、府州、县学，也形成各自的文化区。像明清时代的西安城，书院门就是文化区。这里有关中书院（今西安师范）、西安府学、长安、咸宁县学、义学、文庙、碑林等，形成西安城内的文化区。这个文化区还向东伸延到今东厅门街一带。这一带有长安、咸宁考院、西安府考院、崇化书院、社学等，都位于今端履门街以东。清代末年的关中大学堂，后改为陕西高等学堂，就是利用西安府考院建成的，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高级中学所在地①。省会城市如此，府州、县城也不例外，都有自己的文化区。明清时的凤翔府，府学位于府治东南，凤翔县学位于府学之西，岐阳书院位于府治东，另外还有凤翔书院、凤起书院等，即凤翔城的东南部，形成凤翔府的文化区。明清时的扶风县学位于县治东，即文庙，也就是今天东街的初级中学，形成县城内的文化区②。由此可见，只要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各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文化区。

现代城市都辟有专门的文教区，成为科研、高等学校集中的所在，北京北郊、西安南郊都可以作为代表。北京北郊有中国科学院等全国最高的科研机构，西安南郊有数十所高等学校，形成各自的文化区。尽管全国还没有单一的文化城市，但陕西省的杨陵区则是一个县级文化科研城市，尽管还没有建市，但按照历史上县级以上城市对待，它是真正的文化城市。这里有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学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北植物研究所、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陕西省农林科学院等许多大型研究机构，并有陕西省最大的农业科学会堂。

当然，城市分类除按职能划分外，还可以按政治权力的大小划分，即首都、地区统治中心城市、府州县城市等。还可以按地形特征或城市形态划分，即山区、河岸、湖畔、海滨等，或方形、长方形、圆形、不规则形等，即按城市形成的地形特点或城市形状区分为不同类型的城市①。目前比较流行的就是按城市的规模结构把全国城市区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因为城市是一个综合体，单一职能的城市是不存在的。只有按人口指标划分大小比较合适。在我国，100 万人口以上为特大城市，50 万至 100 万人为大城市，20 万至 50 万人为中等城市，20 万人以下为小城市，具有 10 万人的城镇才能升格为城市。就一个地区来说，城市的规模结构应该是大、中、

④ 《明史》卷 73《职官志》。

⑤ 《清史稿》卷 121《职官志》。

⑥ 刘德岑：《古都篇》第 262 页，西南师大出版社 1986 年版。

① 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 9《学校》。

②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 235《凤翔府》。

①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 158－162 页。

小相结合，即“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