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城市的城址选择

城址是指城市的具体位置和活动的基本空间。在建城以前，都要进行精心的选择，然后才划定区域，规划设计，修筑高大的城墙，圈定为城市的具体位置。被城墙所圈定的范围，就是中国早期城市的城址。

城址选择的原则

平原广阔平原是中国城市的摇篮。平原地区自然环境优越，地形平坦，交通方便，水源丰富，物产丰盈，能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一切必要的条件。仅土地资源一条就使城市有足以回旋的余地。物产丰盈更使城市的发展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早期的城市无不在平原之上，《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货殖传》中以“都会”相称的城市，共有 13 处，即长安、洛阳、邯郸、燕（今北京）、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吴（今苏州）、寿春（今寿县）、番禺（今广州）、宛（今南阳）、江陵（今湖北江陵）、合肥、睢阳（今河南商丘）、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就是典型例证。不难看出，中国早期城市是平原孕育起来的灿烂明珠，犹如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大地上，闪闪发光。中国的大平原都在东经 110°线以东，只有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例外。实际上，关中平原在自然区划上属于华北区的范围。这样说来，上述 13 个城市没有一个不在中国著名的平原之上。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央，洛阳、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宛、寿春、合肥都在华北大平原上；江陵、吴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只有番禺位于华南沿海平原。东北平原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平原，由于经济开发较晚，中国早期的城市没有一个首先在这里兴起。正如范蠡对越王勾践所说：“今大王欲立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①证明平原自然环境优越，为中国城市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最早的三大农业地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黄河下游平原，也是中国城市最早兴起的地区，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水陆交通便利城市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址选择必须考虑水陆交通条件，即交通方便。城市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涉及到一个广大的面，交通方便就必然成为城市兴起、发展的支柱和杠杆。中国早期的城市无一例外，都选址于水陆交通方便的地区。正如桑弘羊所说：“燕之涿（今河北涿州）、蓟（今北京），赵之邯郸（今河北邯郸），魏之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东南），韩之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齐之临淄，楚之宛（今河南南阳）、陈（今河南淮阳），郑之阳翟（今河南禹县），三川之二周（今河南洛阳东），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都之中，跨街衢之路也。”②这段话极其精确、科学地解释了中国早期城市选址与交通道路的关系。

中国早期的城市大都是政治统治的中心，选择城址也必须以交通方便为原则。春秋战国各国的国都，以及秦汉王朝的首都，如咸阳、长安、临淄、郢、新田、大梁、邯郸、阳翟、蓟等城市，无一不在交通要道之上。这些城市，像咸阳、长安是全国统治的中心，那么，全国的交通网也就由此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秦代通往全国各地的十条干线，就是以咸阳为中心伸展开去。

① 《越绝书》卷 8。

② 《盐铁论·通有第三》。

实际上，秦选择咸阳作为都城时，就是因为咸阳是控制关中东西大道的咽喉。关中地区的东西大道必须从咸阳渡过渭河，“咸阳古渡几千年”就是明证。属于地方性的政治中心，在选择城址时也是以它的交通地位为出发点。譬如，齐国占有今山东广大地区，临淄虽然偏处淄河的西岸，但却是古代东西大道的必经之地。由临淄向东，可直达山东半岛的成山角；向西，可与邯郸、洛阳相通；向南，可与彭城相连；向北，可直达渤海湾，由此出海。临淄实际上是山东地区交通的中心。

城市是商业中心，只有把城址选择在交通方便的地区，才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形成经济都会。上述著名经济都会长安、洛阳、邯郸、蓟、临淄、宛等城市，都位于陆路交通干线之上；陶、睢阳、江陵、吴、寿春、合肥、番禺等城市，都位于水路交通干线之上。春秋战国、秦汉以后的城市，其城址选择也都与交通便利有密切关系。

城址选择在交通方便的地区，也有利于文化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西汉长安城就是全国文化的中心，不仅有全国最多的藏书，而且有全国最高的学府

——太学。太学规模宏大，其遗址就在今西安西郊高压开关厂附近，汉长安城南安门之外。①西汉末年，太学弟子增至三千人。这些人由地方考察，随上计吏进京，其进京路线，恰好就是以长安为中心，向全国各地辐射出去的水陆交通网。齐国临淄的稷下之学也有类似情况。

城市不仅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且必须有广阔的腹地，才能够提供充足的生活必须品。中国早期的城市均选址于水陆交通干线上，就是为了就近解决供养问题。也就是说，城市需要农村供养，而提供供养的基本条件就是要水陆交通方便。上述著名经济都会无一例外位于水陆交通干线之上，就是明显的例证。

地形有利，水源丰富地形指城市周围的地形和城市内的微地形。就周围地形而言，城址必须选择在地形险要的地区之中，能够充分防御，以利于城市的安全。因为中国早期城市多因政治中心而兴起，城址选择对能否防御尤为重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主要建都关中平原，就是因为关中平原三面环山、东临黄河，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一座宏伟的城市从关中平原的中央拔地而起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其他城市的城址选择，不是傍山、倚原、临河，就是处于两山之间或河谷之中，或者面临大湖、大海，以广阔的水域为凭借，使城市处于安全地位。微地形往往是城市选址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说，把城址选择在一个较小的地理单元之中，使城市处于有利地位，即既使城市有足以回旋的余地，又能高低错落，宏伟壮观，同时引水也很方便。隋唐长安城选择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的“六坡”地形作为城址，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这六条东西向的高坡并不是什么优点，但经宇文恺精心规划设计以后，却使长安城大放异彩，增大了长安城的立体空间，居然使长安城的平面布局立体化，收到了奇异的效果，气势磅礴，绝无仅有。唐以前的扬州城也倚蜀冈（位于今扬州西北）而立，南临长江，既水路交通便利，又地形高亢，据险而守，雄峙于长江岸上，是重要的经济都会和军事重镇。苏州城址从选定之日起，再未变动过，就是同城址所在地的微地形有利密切相关。苏州位于太湖平原上，水网密集，城址依运河而立，三横四直的运河线就成为苏州城址的基本骨架，前临街、后临河就成为苏州城的基本特点，城址自然再无

①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第 116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法转移。

城址虽然受微地形的制约，但必须引水方便。扬州城高居蜀冈之上，前临大江，当长江南移后，商业罗城即转移到蜀冈之下，除平原广阔外，显然同引水方便有密切关系。隋唐长安城虽然有“六坡”地形作为骨架，但冈与冈之间的低地却是开渠引水的理想所在。尤其是低洼地带，更是开辟湖泊的良好湖址，像曲江池、大明宫太液池、兴庆宫龙池等都是例证。苏州城选址于水网中心，引水方便，自不待言。其实，每座城市在选址时，都要考虑到地形有利和引水方便这一基本原则。否则，就是选址不当，影响城市的发展，甚至于严重制约城市的发展，使城市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只好废弃，另选城址。

地形高低适中《管子·乘马》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也就是说，城址选择要注意地形高低得宜，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否则，不是引水不便，就是受到洪水威胁。地形高低得宜，既可省去修筑沟防，又能引水方便，解决城市供水问题。《管子》虽然只就选择都城而言，实际上适用于所有城址的选择。这样的城址，对城市布局也极为有利，台地可选作住宅，低地可作为市场、工厂、仓库区。大山之下的洪积扇，既有广阔的平原，又是水源最丰富的所在。北京的选址就是一个典型。北京城址就位于永定河的山前冲积扇上，平原开阔，水源丰富。因为山前洪积扇恰好是高低地形的结合部，为潜水溢出带，水源最为丰富。大川之上，也就是指河流的二级阶地，一般距河岸 20 米左右，既高而平坦，不易遭受洪水的袭击，又距河岸较近，引水方便，原始社会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址，都毫无例外地位于河流的二级阶地之上，证明在人类文明开始时，选择居住地就离不开河流的二级阶地。后来的城址选择，虽不尽然，但河流的二级阶地仍是选择城址的理想所在。西汉长安城就位于渭河的二级阶地之上，发展成为全国最著名的都城之一。

地形高低得宜，应该是自古以来选择城址的基本原则。因为它具有地形高而平坦，能最大限度地解决城市用地问题，使城市不断得到发展。同时，水源丰富，能充分解决城市供水问题，为城市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

气候温和，物产丰盈气候条件是人类生活、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人们都愿意生活在气候条件优越的地区，即气候温和，冷热得宜，雨量充足，干湿适中。城址选择更应该如此，因为城市是人口集中的所在，更需要优越的气候条件。根据对全世界 20 万人以上城市的统计，热带城市占总城市的7.6％；干燥带占 5％；温带占 72.6％；冷带占 14.8％；寒带 0％。①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城市分布在温带上，证明温带气候冷热得宜，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可见气候条件也是影响城址选择的重要原则。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只要具备选择城址的基本条件，当地又有人类生存，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必然会出现城市。

物产丰盈指农、林、牧、副、渔、矿、水等各种物质资源，它们既能为城市的兴起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又能因分布地区不同，影响城址的选择。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占有城市的绝大多数，它们都分布在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中，而且往往处于中心地位，成为农产品集散的所在。这类城市，

① 《城市问题百科全书》（日矶村英一主编，王君健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其城址必然选择在农业地区的中心，既能使城市最大限度地得到供养，又能使农产品迅速集散。矿业城市的选址必然距离矿产资源很近，因为它是指挥机关的所在地，又是矿工的居住地和满足矿工生产生活的供养地，不能距离矿区太远。海港城市的选址，必然离不开优良的港口，因为这是海港城市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优良的港湾为港口城市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但并不是所有的港湾都能形成港口城市。这主要取决于广阔的腹地、丰富的物产和海路交通路线。当然，优良的港湾是港口城市选址的基本条件这是毫无疑问的。就其他各类城市而言，城址的选择也必须具备物产丰盈这个基本条件，才能生存和发展。否则，就会昙花一现，或始终处于落后的地位。

城址的转移

城址选择得当与否，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也就是说，选址得当，有利于城市的发展，相反，就限制城市的发展。城市的性质不同，选址的要求也就有了差异。譬如，以防御为目的的城市，城址就必须选择在地理形势险要的地区；以航运为主的城市，城址必须选择在江河沿岸或港口码头地区；以采矿为主的城市，城址必须靠近矿区；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城址必须选择在交通要道之上；以旅游为主的城市，城址必须选择在风景区的近旁，或具有多种名胜风景功能的地区等等。当然，一个城市具有多种职能，城址选择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尽管城址的条件千差万别，但城址选择得当与否，都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发展，即规模大小、发展快慢、环境质量优劣等。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最初选择的城址未必都是恰当的，因此，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城址转移。在中国历史上像苏州、成都这样城址从未转移的城市，数量并不很多，而大多数城市都有过城址转移。其原因是最初选址不当，或为了争取更有利的地理条件，使城市得到更大的发展。

由于选址不当而使城市终于废弃的也为数不少。这类城市有些因水源难于解决而废弃，有些因受沙漠威胁而废弃，有些则被河流圮毁或被湖泊所湮没，终于成为废墟。西汉的美阳县位于今陕西扶风法门镇，东临美阳河。由于河流下切，地下水位下降，用水困难而废弃。实际上美阳县城选址于今法门镇，当初选址就不大妥当，恰好位于山前水流溢出带的空白地带，地下水位深，打井本来就很困难。位于今陕西靖边县北的白城子，是十六国时期夏国的都域统万城的遗址，后来曾是唐宋夏州城的所在地。夏国当初建都于此，证明当地水草丰茂，具有建都的有利条件。然而，这里地下沙源丰富，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势必风沙漫延，成为风沙区。到了宋代，终因夏州深处沙漠之中，随时都有被沙漠埋没的危险，才不得不下令放弃。位于山西万荣县的宝鼎镇，也就是唐代的宝鼎县和北宋荣河县的所在地。1923 年，荣河县迁至宝鼎镇以东的荣河镇，就是因原来的县城不断遭到黄河的圮毁，才不得不迁移。今宝鼎镇已被黄河圮毁一半以上。荣河县在建国后与万泉县合并，称为万荣县，县治东移解店，而新的县城又受到沟头的威胁。唐代的泗州城位于今安徽盱眙县北，为漕运咽喉，汴河与淮河在此相汇，商业十分兴盛。明清两代不断加高高家堰，以抬高洪泽湖的水位，使洪泽湖迅速膨胀，淮、湖也合为一家，不分彼此了。位于淮河岸上的泗州城，于康熙十九年（1680 年），终于被汹涌的洪泽湖所吞没，沦入湖底。近年来，每当淮河流域天旱少雨时，洪泽湖水位下降，泗州城垛仍可露出水面。位于黄土高原上的许多州县城，都因水土流失严重被沟冲毁而废弃。位于今陕西洛川县东北的旧县，也就是原来的洛川县城，已被沟头所冲毁。十六国时期匈奴族刘渊所建都的左国城，

位于今山西方山县峪口乡北川河东，城址已被 12 条大沟所分割。位于甘肃庆阳西峰市东北的唐彭原县城，已三面临沟，并有一条大沟冲进城内，长达五六十米。陕西神木县北的杨家城，即唐宋麟州城，为一座军事重镇。该城址位于窟野河东岸，河岸陡峻，沟头已严重威胁它的存在。诸如此类的例证不胜枚举，比比皆是。上述被废弃的城市，不管何种原因，都和当初选址不当、受到地理因素的制约有密切关系。

当然，许多城址的转移，则是为了争取更为有利的地理条件，使城市继续向前发展，人为地放弃旧城，另选新址。西安城址曾有四次转移，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西周的丰镐城是西安地区最早的城址，位于沣河两岸。丰京位于沣河西岸，镐京位于沣河东岸，相距甚近。

丰京位于沣河西岸，由于年代久远，对于它的具体位置，历来都有争论。根据考古发掘，在今沣河西岸的客省庄、马王村、曹家寨、张海坡、大原村、冯村、东西石榴村等，东西长 5 千米，南北宽 2.5 千米的范围内，西周遗物特别丰富，除铜器、陶器以外，还在沣西乡所在地发现了多处西周车马坑。① 既然当地有丰富的西周遗物出土，又有许多车马坑，丰京应该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从丰京所在地区的地理形势来看，这里恰好位于沣河的二级阶地之上，符合古代选择城址“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原则。根据实际踏勘，沣河西岸的地势略高于东岸，而且水源丰富，东有沣河，西有灵沼河，还有灵沼等湖泊，使丰京可以得到充足的水源。

周文王迁都丰京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儿子武王继位，又把国都从丰迁到了镐。镐京位于沣河东岸，史称宗周。武王迁都的原因，是由当时政治发展的形势和地理上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就地理条件而论，丰京范围较小，又受到沣河、灵沼河的限制，无法进行扩建，只有向沣河东岸发展，才是它的唯一出路。因为沣河以东地势更为开阔，并有高阳原（今斗门镇东北）可以选作城址，既使都城有回旋的余地，又接近滈池和滈水，使城市供水更为方便。镐京就是因滈池、滈水而得名的，其城址选择当然与二者有密切关系。根据考古发掘，今沣河东岸的斗门镇、花园村、普渡村、洛水村、上泉北村、白家庄等，东西长 1.5 千米，南北宽 4 千米的范围内，分布着许多西周遗物和墓葬，镐京遗址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①。在斗门镇的西周遗址中发现了板瓦，完全证明与都城的建设有关②。由于汉武帝时开凿昆明池，破坏了镐京遗址，致使镐京遗址的大部分沦入池底，已难于找到它的踪迹了。在开凿昆明池时所发现的人类活动的遗物和灰烬，正是镐京遗址的铁证③。

西周末年，由于犬戎入侵，周平王迁都洛邑，丰镐终于被废弃。

秦国有九次迁都，最后定都咸阳①。秦孝公十二年（前 350 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②秦由栎阳（今临潼东北武屯一带）迁都咸阳，有利于秦国东出函谷关与六国争锋。咸阳位于渭河中下游分界处，是控制关中

① 中科院考古所沣西发掘队：《陕西长安户县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1962 年 6 期。

② 徐钖台：《论周都镐京的位置》，《陕西师大学报》1982 年 3 期。

③ 《汉书》卷 65《东方朔传》。

① 《观堂集林》第 529 页。

② 《史记》卷 5《秦本纪》。

地区东西大道的咽喉，自古以来，凡东来西往的人都必须从这里渡渭，“咸阳古渡”被誉为关中八景之一。东西大道是关中地区交通的主干道。由于咸阳以东的渭河北岸有泾河、石川河、洛河等大川，横渡上述河流并非易事，故东出的道路就必须从咸阳渡渭，沿渭河南侧出函谷关；与此相反，咸阳以西的渭河南岸有涝河、黑河等大川，而渭北的咸阳原东西二三百里却没有一条河流，地形平坦，从咸阳西行，当然以走咸阳原最为理想。同时，咸阳附近的渭河河势顺畅，两岸土质坚硬，有“十里长峡”之称，河道很少摆动，容易建立渡口或修建桥梁。秦国选择咸阳建都，主要是为了发挥水陆交通上的优势，使咸阳成为居中指挥的司令部。

秦咸阳位于今咸阳市以东的长陵车站、窑店镇和萧家村车站一带，遗址清晰可辨。它背原临河，地形十分有利。也就是说，既有雄伟宽广的咸阳原修建宫殿，又有一平如砥的渭河川道布设居民区，地理上的优势显然胜过丰镐。当然，秦咸阳横跨渭河南北，渭北部分属于今咸阳市，而渭南部分则属于西安市区。因为秦咸阳的建设经过了几个时期，规模不断扩大，终于把渭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也囊括在内。渭河以南有皇帝游猎的上林苑，又有著名的阿房宫、章台宫、信宫和兴乐宫（汉长乐宫），已成为秦咸阳另一处庞大的宫殿建筑群。由此可见，秦咸阳在发展过程中，向渭南扩展已成为必然趋势。因为咸阳倚原临河，使城市发展受到了限制，“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室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就是指此而言。渭河以南地势低平，水源丰富，与渭北的缺水状况形成鲜明对照。“二川溶溶，流入宫墙”，说明阿房宫的供水十分充沛，是咸阳诸宫无法比拟的。直到现在尚未发现秦咸阳的供水渠道，仅有排水管道。城市供水困难可能是秦咸阳逐步移向渭南的重要原因。秦咸阳的城市供水主要依靠井水，有已经发现许多密集的水井为证。当然，咸阳原上缺少河流，也无法引水入城。原下地势低平地区则可能引用兰池水。兰池遗址就是今杨家湾和肖家村车站之间的一大片洼地，秦代在兰地附近修建有兰池宫。《秦记》云，秦始皇“引渭水为池⋯⋯逢盗之处也”，足以证明兰池是为解决咸阳的城市供水而开辟的人工湖。①咸阳规模宏大，仅靠井水显然无法解决供水问题，更不用说开辟风景区了。

秦代末年，咸阳迅速毁灭，项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整个咸阳处于火海之中，堂堂一代帝都，顿时化为灰烬。今天的咸阳市仅沿用了咸阳的名称，位置向西移动了 15 千米。

刘邦迁都关中以后，并没有去清理咸阳的余灰，而是暂住栎阳，另择新都。新都城址被选择在秦咸阳渭河以南宫殿群中的长安。长安本来是秦咸阳郊区一个乡聚的名称②，自从西汉建都这里以后，才成为都城的称谓。西汉长安与秦咸阳的关系十分密切，“武昭治咸阳，因以汉都”③，即指此而言。但汉长安城所选择的城址比秦咸阳要优越得多，平原开阔，地形高低得宜，水源丰富就不能不成为它的特色。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西北郊的汉城乡一带，城墙断续存在，各种遗迹也随处可见。

由于秦岭山脉在西安城南折向东北去，造成西安地区的地形东南高而西北低。发源于秦岭山地的灞河、浐河和潏河等，均受到这种地形特点的制约，

① 《三辅黄图》卷 1 引《秦记》。

② 《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

③ 《三辅黄图·序》。

二、中国城市的城址选择 - 图1 纵贯西安东南地区，趋向西北入渭。这些河流，切割了西安市区的平原，使其成为东南、西北向的长条形。比较而言，只有灞、浐与潏河（下游即今河）之间的这块平原最为开阔，东西宽约 17 千米，南北长约 40 千米，以龙首原为分界线，形成南北两个不同的地形单元。龙首原位于西安城北，头起

广泰门，尾至三桥车站一带，呈西南、东北走向，犹如一条长龙横卧在那里，故有此名。原头高 20 丈，尾高五六丈，东西长约 60 里。西安北门外的龙首村，恰好位于龙首原顶上。汉、唐长安城就兴起于龙首原的两侧。龙首原以北，地势低平，向渭滨倾斜。汉长安城南倚龙首原，北濒渭河，西临潏河，东近灞、浐，选择了西安地区地势最为平坦的一块。这块平原坦荡无垠，东西宽 17 千米，南北长 10 千米，为兴建规模宏大的都城提供了优越的地理基础。它既有龙首原设置宫殿，又有广阔的平地布设居民区。同时又能从西南方向引洨河、潏河解决城市供水问题。汉长安城周长 25.7 千米，面积 36 平

方千米，几乎是西安城的 4 倍。汉长安城的规模之所以胜过丰镐、咸阳，显然同它所选择的有利地形有关。当你进入汉长安城，向四面瞭望，真是渭河如线、秦岭直上云端，而脚下的平原一眼看不到边，实在平坦而广阔，西汉选择城址当然舍此而无他。整个地形由南向北微微倾斜，直达渭河之滨，因此，从城西南引水，可以纵贯全城，自流而北，排入渭河。这不仅对城市自流供水十分有利，而且对防汛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汉长安城的宫殿规模宏大，占地广阔，正是土地资源丰富的必然结果。西汉时政治斗争的重心在西北，把都城城址选择在渭河以南，除平原广漠外，渭河为关中大川，横贯长安城北，也为长安城增加了一道重要防线，使它更加安全。城址紧濒渭河，也有利于发展渭河水运，解决长安城的粮食供应问题。当然，由于受到渭河和龙首原的制约，也为汉长安城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汉长安城的北墙缺其西北角，呈西南、东北走向，就是受到渭河流向制约的结果。城市供水也只能从西南方向导引，显然同龙首原的阻隔有一定关系。

灞、浐与潏、沣之间的这块平原，汉长安城占据了它的北部，而南部则地势起伏，愈向东南，地势愈高。可是原面开阔，使都城有足以回旋的余地。隋文帝既然要放弃龙首原以北的汉长安城，就只能在龙首原以南选择新都城址。隋代终于选择了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的一块平原，建设新的都城。这块平原也就是今西安城及其附近郊区所在地，大致在 400 米与 450 米等高线之间。因为除此而外，再很难找到与此相仿佛的一块平原。关于这个问题，只要翻开西安地区的地形图，就可一目了然。譬如，灞河以东也有一块平原，但逼近秦岭，面积狭小，不宜于选择城址，潏、沣以西平原开阔，但却有几条小河把平原切割成南北向的长条，使都城难于有回旋的余地；少陵原原面广阔，但地形高亢，选作城址，会使城市供水发生困难。那么，长安附近唯一能够选作城址的就只有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的这块平原。这里平原坦荡，六坡起伏，使宇文恺的设计理想能与现实地形达到奇妙的统一，又能从东西两面引水入城，其有利条件远远胜过了汉长安城。尽管在 400 与 450 米等高

线之间仍有不少高地和低地，但基本平坦，高低差很小，像 400 与 410 米等高线之间的距离就宽达 2～3 千米，这在西安地区是独一无二的。隋代新都的总设计师宇文恺，所以选择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的平原作为新都的城址，除平原开阔、引水方便外，也同龙首原与少陵原之间大致有六条东西向的高坡有密切关系。因为宇文恺以《周易》的乾坤理论作为新都设计的指导思想，就一定要在现实地理环境中找到对应物，这就是“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

阜，卜食相士，宜建都邑。”①龙首原所以在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上久负盛名，就是由于它的名称和形状被神化了的缘故。宇文恺把龙首原以南的六坡视为乾之六爻，并按“九一（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上九）” 的顺序排列下来，布设不同的建筑物，以体现《周易》的指导思想。经过他的精心选择，终于在长安地区找到了一个地形最为优越，引水最为方便，又能体现《周易》乾坤理论，使都城有足以回旋余地和高低错落布设建筑物的最佳地理位置，即隋唐长安城的城址。

今天西安城的城址也就是唐代的皇城，是在皇城的基础上延续和发展的。唐末，长安城废不为都，失掉了国都地位。然而，长安城仍是地方性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都会。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以皇城为基础，重建长安城，这就是唐末五代和宋元的长安城。皇城所以能成为重建长安城的基础，是因为它的面积小于外郭城，大于宫城，面积适中，又占据“九三”高地，形势险要，足以作为固守的阵地。同时，从东、西两面引水都很方便，使新的长安城有充足的水源。明初改长安为西安，扩大了它的范围，把北墙、东墙向外展出了三分之一左右，修建了坚固的城墙。现存的西安城就保持了明初的规模，城址再无任何变化。唐代以后的长安城和西安城，在隋唐长安城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证明隋唐长安城选择的城址最为优越。今天的西安城又占据了隋唐长安城中的精华地区，地理形势最为有利。西安城位于 400 米等高线以

上，而在 400 米与 410 米等高线之间，平原最为开阔，使整个城址位于最为平坦的地区。正因为如此，西安城雄峙于关中平原的中部，得天独厚，城址再未转移，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

西安地区的城址选择经历了由西南到东北，又折向东南的转移过程。周丰镐占有沣河两岸的低平之地，秦咸阳横跨渭河南北，以渭北为主体，地形有高有低，汉长安城又转移到渭河以南，以龙首原为依托，处在西安地区高低地形的过渡地段，只有隋唐长安城转向东南，地势愈来愈高。这种转移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规律的。西安地区的地形特点是东南高而西北低，与关中平原西高东低的地形特点略有差异。城址由低地向高地逐步转移，是同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能力不断提高有密切关系。早期的城址地势较低，是因为容易开发利用和解决城市供水问题，晚期城市向高地转移，使城市范围不断扩大，立体空间更为突出。特别是能够开凿渠道，从较远的地方引水入城，使城市供水更为充沛。汉长安城的供水状况胜过周丰镐和秦咸阳，而隋唐长安城的供水状况又胜过汉长安城，都是明显的例证。就四处城址比较而言，以隋唐长安城选择的城址最为优越，既有平原开阔，使都城有足以回旋的余地，又可从东、西两个方向引水入城，左右逢源。同时，距沣、渭较远，可以不受洪水的威胁，使城市处于安全地带。另外，城址移向东南，靠近灞浐，接近东出大道，对水陆交通都极为有利。隋唐长安城选择的城址，地形有一定起伏，既有高地布设重要建筑物，又有凹陷地带凿成湖泊，开辟风景区。而冈原之间的低地，更是布设渠道的理想所在。隋唐长安城水域广阔，湖泊星罗棋布，渠道密如蛛网显然是城址优越的必然结果。不难看出，尽管历史上的西安城址不断变迁，但越变越有利，终于选择了西安的最佳城址。

① 《隋书》卷 1《高祖纪上》。

北京、洛阳、临淄、芜湖、兰州等城市的城址转移，也有类似情况，即城址愈转移，地理条件愈优越。由于人为的破坏，太原城址的转移则恰好相反。

北京最早的城址即春秋战国时代燕国的首都蓟，位于北京小平原上。这里三面环山，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并有许多湖泊沼泽，分布在北京小平原的东南一带，永定河则从它的西南穿行而过。古代沿太行山东麓北上的大道，只有渡过永定河以后，大道才形成分歧点，即通过南口、古北口和山海关三条大道的分歧点，这就是最早的北京城的城址，位于今北京西南广安门一带。永定河的渡口所以未被选为城址，就是由于永定河经常泛滥，城址只能选择在距离渡口不远处的大道分歧点上①。秦广阳郡、汉广阳国、隋涿郡、唐幽州，以及辽的南京城、金中都城，都是蓟城的延续和发展。元代的大都城则以金代中都东北的离宫——大宁宫为基础，另选新址，为今天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元代所以放弃中都，除中都城早在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 年）已被蒙古骑兵焚之一炬、残破不堪到了极点外，也同中都东北水源丰富、宜建新都有密切关系。尽管中都与大都之间的距离并不很远，但从城市供水的角度看，变化却是很大的。北京最早的城址之所以选择在广安门一带，因为这一带是由莲花池等大小湖泊和由莲花池发源的一条小河（即洗马沟）组成的莲花池水系，水源丰富，能够满足一座城市的需要。元代大都城选址于中都东北的高梁河水系，意义重大。莲花池水系在北京城市发展的初期，确实满足了城市供水的需要。但随着城市的发展，特别是规模的扩大，莲花池水源有限，已不能满足一个新的城市的需要了，选择新址，势在必行。鉴于金代解决漕运的失败，必须选择更丰富的水源，建设新的城市，而高梁河水系正是这一选择的理想所在。一座新的、规模更大的城市终于拔地而起，这就是元代的大都城。水利专家郭守敬是解决大都城供水和漕运的主要奠基人。① 元代重开金代运河时，郭守敬改由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会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东南流入大都，汇为积水潭（今什刹海），然后循金代运河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既解决了大都城的水源，又开通了运河，使大都城成为一座水源极其丰富的大城市。明清北京城就是元代大都城的延续和发展，城址再未转移，证明元代所选择的新城址，地理条件是最为优越的。

洛阳最早的城址就是周公营建的成周城，因为后来成为王都所在，故又称王城。它位于洛河北岸、涧水与瀍水之间，或者横跨瀍水。在今洛阳市中州路王城公园一带已发现了东周王城遗址，也可能与西周成周城有继承关系。

汉魏洛阳城是成周城的郊区，被称为下都，位于今洛阳市东 15 千米处，

即白马寺东 1 千米。这座城是秦相吕不韦修建的，吕不韦被封为洛阳 10 万户侯，即为此邑。西汉时宫殿仍在，刘邦曾“置酒洛阳南宫”。东汉光武帝即位后，正式定都洛阳，后来曹魏、西晋、北魏、后唐等均建都于此。东汉所以选择洛阳建都，一方面是西汉的都城早已破坏无余，另一方面也同洛阳的地理条件优越有密切关系。这里背靠邙山，面对伊阙，“形胜甲于天下”，是邙山、洛河之间地形比较开阔的所在，能够南临河，北倚山而建城，故汉

① 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2 年版。

① 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魏洛阳城就选址于此，而不在西周的成周（王城）建都。

隋大业元年（605 年），改营东京城，放弃汉魏洛阳城，把城址西移 18 里，即今洛阳市及附近郊区所在地。隋代洛阳城址所以西移，主要是为控制伊、洛、瀍、涧四水，使城市供水更为丰沛，交通更为便利。隋代的洛阳城规模宏大，背靠邙山，面对伊阙，东过瀍水，西踰涧水，洛河横贯其中，为四河纵横交错的中心。隋代的南北大运河就是以洛阳为起点，向东南、东北辐射出去，使洛阳成为全国水运的中心。洛阳城址西移后，控制了伊、洛、瀍、涧四河的谷口，也成为洛阳平原陆路交通的枢纽。由于隋代选择的洛阳城址最为优越，使河南、洛阳“合二为一”①，唐亦称为东都，武则天更名神都，长期居住于此。今天的洛阳市就是隋代东京城的延续和发展。今天的洛阳老城，是金代利用隋唐洛阳城内的东城向东扩展而建成的。

今天的芜湖市起源于汉武帝所设置的芜湖县。其城址就是位于芜湖市以东 40 里的鸠兹城，当地群众称为“楚王城”。城址位于一片侵蚀残丘向北延伸的尽头，地势高峻，周围原来是一片沼泽地带。它北临古代的中江，中江东连太湖，西通长江。鸠兹正是能够控制东西水路交通而兴起的一座城市。

三国时，孙吴设置的芜湖县，城址已转移到今芜湖市区东南隅的鸡毛山。鸡毛山紧傍青弋江北岸，西去青弋江入长江口不到 10 里。由于东汉以后中江地位的降低，青弋江为长江支流，反而后来居上，水路交通地位日益重要，芜湖城址就不能不向青弋江转移。尽管 5 世纪以后，由于战乱，芜湖县曾被撤销，但作为一座城市的芜湖却继续向前发展。10 世纪再设芜湖县，仍以鸡毛山为城址。

芜湖城址定于鸡毛山以后，虽然再未转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长江航运的发达，城区则不断沿青弋江向长江口岸发展，形成了所谓十里长街的带状城市。1840 年鸦片战争后，芜湖城外沿长江一带被划为租界区，使芜湖城区由青弋江岸上迅速转移到长江岸上，形成新的市区①。

临淄城址的转移则属于另一种类型。临淄位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从兴起到发展，城址并未转移，但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一座新的城市兴起，取临淄而代之，临淄则衰落下去。从这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城址转移的另一种类型。

临淄位于鲁中山地北麓的淄河西岸。早在殷商时期，从中原通往山东半岛的东西大道，就是沿鲁中山地北麓东西一线展开。临淄不仅位于这条大道之上，而且控制淄河的渡口，因此就发展成为山东地区最早的城市。

西晋末年，随着山东半岛南部沿海地区的开发，通过鲁中山地北麓的大道南移，临淄远离交通大道，位于这条交通大道之上的益都（今青州）反而兴盛起来，后来成为唐代青州的治所。

清代初年，通过鲁中山地的东西大道，原来经过白云山（或称长白山）北麓，后来穿过白云山南麓的谷道则成为捷径，位于这条谷道口的周村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新兴的工商业城市。

清代末年，胶济铁路（胶州湾到济南）利用山南谷道，周村的地位就更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 48《河南府》。

① 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79 年 4 期。

加重要。位于胶济线上的张店，又是通博山铁路支线的起点，建国后又把这条支线向北伸延，张店遂成为十字形铁路线的中心，地位甚至超过了周村，一跃而成为今天淄博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与张店、周村相类似的就是辛店。辛店位于临淄城南 20 里，正好是东西大道南移后的必经之地，胶济铁路建成后地位更加重要。近年来又修建了从辛店向南的铁路支线，辛店遂取临淄而代之，成为淄博市临淄区的行政中心

①，临淄就显得十分偏僻。

今天的兰州市兴起于西汉的金城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 31 年）置金城郡②。据说金城郡治金城县，县城为李息所筑，大约位于今兰州市的西固区③。这就是今兰州最早的城址。金城县恰好处于羌戎之间，西控河湟，北扼朔方， “陇右安厄，常系此地”。由于这里群山环峙、“控河为险”，易守难攻，又是控制河湟和河西走廊的咽喉，地理位置优越，山川形势险要，终于成为中原王朝控制西北的重镇。尽管后来金城郡治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不断迁移，但金城县却一直存在，只是西魏时曾改金城县为子城县。

隋文帝开皇元年（581 年）改郡为州，置兰州总管府④，并把子城县（大业时改名金城）迁至今兰州市城关区。兰州之名始见于此。这次城址迁移，除适应政治斗争的形势和交通道路的变迁外，主要是为了把兰州城址迁移到兰州盆地的中心，使兰州成为控制大西北的前哨阵地。这里群山环抱，平原开阔，土地资源丰富，黄河横贯其间，有建成大城的一切有利条件。隋代以后兰州城市迅速发展，政治、军事地位不断提高，而城址再未转移，正好证明隋代所选择的兰州城址，地理条件是最为优越的。①

太原城兴起很早，位于今太原市西南的汾河以西、晋祠以东地区。公元前 497 年，赵鞅命董安于修建晋阳城，后来尹锋又继续修筑，称为晋阳城。晋阳城建在汾河以西、晋水之北，郦道元说：“城在晋水之阳故曰晋阳

矣”②，城址在今天太原晋源一带。这里西有悬瓮山，西北有蒙山，山环水绕，易守难攻。赵鞅所以选择太原盆地修建晋阳城，从春秋时晋国的形势看，晋阳城远离当时晋国国都新田（今侯马西北牛村），偏居晋中，在这里选址建城，首先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其次，赵鞅以晋阳为基地，向北拓展疆土，扩大赵氏的势力范围。赵襄子时赵国逐渐强大，于是兴兵西北部，赵国的势力达到雁门、平城一带，解除了“戎狄”的威胁。“于是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三家分晋后，晋阳是赵国国都，是赵国早期政治、军事中心。苏秦说赵王，“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③实践证明，赵鞅选择太原盆地建城，以及把晋阳作为基地向北开拓，对山西中部、北部的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这座城市选址得当，地形有利，水源丰富，是开发太原盆地的适中

① 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79 年 4 期。

② 《汉书》卷 7《昭帝纪》、卷 28 下《地理志》。

③ 王宗维：《汉朝对金城的开发与建设》，《兰州学刊》1988 年 1 期。

④ 《隋书》卷 29《地理志》。

① 《论兰州城市兴起的地理基础》（油印稿）。

② 《水经注》卷 6《晋水注》。

③ 《战国策·赵策》。

地点，一直维持到北宋初年，历时达 1470 余年之久。尤其是在隋唐时代，晋阳城发展到鼎盛时期，成为北方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军事重镇，以及著名的经济都会。正如《隋书·地理志》所说：“太原山川重复，实一都之会，本虽后齐别都，人物殷阜。”①由于李世民父子从太原起兵，建立了唐王朝，太原的地位更加重要，武则天时代曾在晋阳设北都，后称北京。太原一名是战国以来太原郡名称的延续，唐置太原府，并置晋阳县和太原县。

唐代晋阳城市建设发展很快。贞观十一年（637 年）并州长史李绩主持修建汾河以东的东城。武则天时，崔神庆“跨水连牒”，修建中城，将西、东二城“合而一之”②，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晋阳三城。晋阳城规模空前，周回 40 多里，跨河而建，是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观。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以兵攻与水淹相结合，历时五个多月，才攻下晋阳城。宋太宗以晋阳“本维藩镇，曾以山川险固，城垒高深，致奸臣贼子违天拒命，因其悖逆，连误军民”③，下令彻底破坏晋阳城，改为平晋县，将并州治所迁至榆次。“遣使分部徙民居于新并州，尽焚其庐舍，民老幼趋城门不及，焚死者甚众”④。为了彻底杜绝晋阳城的复兴，第二年又引汾、晋水灌冲城垒。晋阳城遭火烧、水淹，成为一片废墟，唐代的晋阳三城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北宋不得不重建晋阳城，但城址已向北移动 45 里，位于汾河东岸，为今天的太原城奠定了基址。

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潘美在晋阳城北 45 里处的阳曲县唐明镇修筑了一座土城，并将并州治所从榆次移于此，成为宋以后太原城发展的基础。潘美所筑的城，规模很小，周围仅有 10 里。到宋仁宋嘉祐四年（1059 年），才重新设立太原府，为河东路治所。

唐明镇位于太原盆地的北端，夹处两山之间，汾河纵贯其中，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宋史·地理志》说：“其地东际常山，西控党项，南尽晋绛，北控云朔，当太行之险地，有盐铁之饶⋯⋯太宗平太原，虑其恃险，徙州治焉，然犹为重镇，屯精兵以控边部云”。这里地理形势险要，当交通之咽喉，在宋、辽、西夏三国鼎立的格局中，处在三国边界的联结点上，“其地控扼二虏”，对维护长安和都城汴梁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潘美在阳曲唐明镇筑城，一开始便给这座城市带上了军事色彩，唐明镇处在太原盆地的北端，东山西河，着眼防备辽兵的南下。①

由于新的太原城军事地位重要，又无法被其他城址所取代，宋、元、明、清的太原城就一直延续发展，终于成为山西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成为北方地区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尽管北宋的太原城址不如原来的晋阳城址优越，平原狭小，地面水源也不甚丰富，而且容易受到汾河洪水的威胁，但毕竟还有延续发展成为大城市的有利地理条件。这就是地下水源丰富，交通方便，可以充分利用山区提供的矿产资源。然而，两相比较，晋阳城平原舒展，汾晋交汇，西倚悬瓮山，有“山环水绕，原◻宽平”之称①。而北宋选择

① 《隋书》卷 30《地理志中》。

② 《新唐书》卷 109《崔神庆传》。

③ 《宋会要辑稿》方域六。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0。

① 《太原城市历史地理初探》（油印稿）。

① 嘉靖《太原县志》卷 1。

的太原城址，位于太原盆地的北端，处于“多山多水，东、西、北三面皆山，中间汾流为阖邑”②，显得平原狭小，缺少开阔的地理形势，为后来太原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最明显的就是山洪的袭击和城市用地的不足。今天的太原市区早已扩展到汾河以西地区，而且使城市明显的分割为两大块，呈南北向长条状发展。

中国城市的城址转移十分频繁，受到多种地理条件的制约，以上仅举数例，以窥豹之一斑。

② 道光《阳曲县志》卷 2。